时政

戴旭：未来十年惨不忍睹 中国尚未意识到危机的逼近 进入专题 ： 中国危机    ● 戴旭       很多人都是死到临头才看清事实真相。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他1867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的情况，当然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结果44年清朝就瓦解了。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直到1911年，清朝也不相信王朝会完垮掉，但仅仅因为一个士兵走火，革命就爆发了。秦始皇当年何等英雄？几个新兵一挥手就把秦朝推翻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料到这么强大的帝国，会突然完蛋。苏联解体前，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所以，现在我在这里杞人忧天，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     中国之所以没有特别强的危机感，一是我们到处喊和谐、和平，这本来是说给世界听的，却把自己的人们麻醉了。大家谁也不愿意想战争了。前不久在《环球时报》的那个关于未来十年发展的研讨会上，除了我跟王小东，谁都不提战争。复旦大学的沈丁力先生还从很高深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为了不会有战争。环球时报和稀泥，把我关于中国已被包围的文章跟他放一起发，交给中国人民自己去判断。     第二，就是因为还有个同病相怜的俄罗斯。美国在搞中国的同时，也在肢解着俄罗斯。美国要想控制世界，必须搞掉中、俄，控制欧亚大陆。中俄无论谁先倒，另一个都会唇亡齿寒。美国经常搞计算机推演，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制定了一千多份战争计划。现在，我们也来推演一下美国的大战略目标实现的情况：     如果中国先被肢解，分裂成7到8个小国，将会和日本印度韩国一样，成为美国的盟国。俄罗斯也会趁机夺取，像它在近代史上一样。这样，为了争夺中国，美俄双方将大战。美国将会组织一支亚洲联军，配合北约，东西夹击俄罗斯。俄罗斯会孤注一掷，中国也可能成为俄罗斯核武器袭击的地方，人口大量消灭，但俄罗斯也会同归于尽。美国又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享受中国的廉价商品，骗取中国的巨额外汇，美国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其最大利益是肢解中国，然后让分裂了的中国，彻底倒向美国，占有中国的人力资源，平时成为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打工的奴隶，战时作为盟军士兵，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炮灰。这个命运比清朝晚期还悲惨……     如果俄罗斯先被解体，分裂的俄罗斯小国，也会和独联体那些国家一样，一个个加入北约，然后，从东西两边掐断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由于之前中国的海路已全面失守，海上贸易和能源通道控制在美国及其印度和日本盟国手上，此时中国只能束手就擒，接受为西方打工的地位。这很类似忽必烈征服中原之后，不杀汉人，而让汉人为他们交赋税养活它们的做法一样，也就是门蒂斯先生的G2安排。     美国已经从肢解苏联中得到巨大的好处，那些分裂了的小苏联，几乎都倒像美国，为美国提供政治支持和资源，以及安全纵深和盟军。苏联不解体，是一块压向美国的大石头，苏联解体，是美国砸像俄罗斯和未来中国的一堆石块。     同样的道理，中国不解体，对美国构成战略压力；中国解体了，就是威胁日本、印度、俄罗斯的一堆石块。可以这么说，中国、俄罗斯解体了，美国的全球帝国地位就奠定了。因为欧洲已成破碎地带，印度本来就破碎，日本被骑在身下，美国还有什么敌人呢？至于伊斯兰世界的恐怖袭击，只是全球帝国的治安事件。     只有从美国最深的战略动机出发，才能看透美国对华战略。看透美国对华全面战略包围，同时又组织针对中国的第五纵队的目的。     可以看到，台独力量，香港民主派，你说什么；民运分子，达赖集团、热比娅集团，总后台无一不是美国，无一不是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舆论和经济支持。而美国支持这些中国分裂力量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台湾和香港，不要融入大陆的统一发展进程，让大陆继续分裂，由外向内，最后解体。     中华民族真的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人？仰望星空的人，寥若晨星！中国太多的人，都在梦中。各有各的梦。     当年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他这么大的官，都觉得无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     我们可以看中国的地图。我们一直认为是雄鸡形的。那就按雄鸡形理解。在中苏对峙的时候，我们是把东北部看做中国头部的，把西部看着中国的尾部。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西藏是我们的头部，新疆是我们的咽喉，东南沿海是我们的心腹，南海是我们的爪子。本来琉球还有一只爪子，清朝的时候，被日本砍掉了，现在也没有收回来。西藏为什么是我们的头部？因为我们的太空基地和很多战略设施都在这里。未来军事竞争、技术竞争，就是玩太空。没有太空工业，就没有国家的未来；新疆呢，是中国从中亚到内地的石油和天然气通道。美国为什么支持达赖和热比娅？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有朝一日，用这两把刀，斩首中国，当然，握这两把刀的手，还是美国的手。美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让我格外忧心的，除了上述国家经济构成、外部危机因素之外，还有就是军队改革进程太慢了。新型军队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提。用“鹰击战略”取代“刺猬战略”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喊。转型要从陆军形态向海空复合型转型也我一个人在提。我这么小的一个芝麻官，有什么用呢？     外部的情况，危如累卵。其实最大的危险还不仅仅在于外部。     马克斯·韦伯批评当年针对德国统一后盛行于德国的“政治市侩主义”和弥漫在国民中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我们今天中国有没有这两种主义？我总是觉得今天的中国和拿破仑死后的法国一样，当时的法国，民族没有了灵魂，国家没有了方向，军队不会打仗，也不敢打仗了。     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     学界掩耳盗铃，官场追名逐利，各界道德沦丧。南宋时有人问岳飞，天下怎么才能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看看今天的够级别、有实权的文官不爱钱有多少？武官呢，不惜死的有多少？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大肆贪污，情妇一大群。窥斑见豹。有个很漂亮的穿军装的女演员，到处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海洋都快丢完了，还享太平！商女不知亡国恨！     20世纪初，美国刚刚崛起。他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看他的总统的一个演讲就知道，他说：“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懦夫，懒汉，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人，丧失了斗争精神和支配能力的文质彬彬的人，愚昧无知的人，还有那些无法感受到坚定不移的人们所受到的巨大鼓舞的麻木不仁的人──所有这些人当然害怕看到他们的国家承担了新的职责，害怕看到我们建立能满足我国需要的海军和陆军，害怕看到我们承担国际义务，害怕看到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们把西班牙的军队赶出去，让伟大美丽的热带岛屿从大乱中达到大治……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临生活的挑战，决心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去完成我们的职责，用我们的誓言和行动来维护正义……只有通过艰苦危险的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我们民族进步的目的。”     在这段话之前，他拿同时代的中国做对比：“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沈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罗斯福说这个话的时候，中国刚割了台湾，赔了巨款。上面慈禧过着六十大寿，底下人民也自得其乐，居然不思卧薪尝胆。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看看一个叫副岛种臣日本人对中国清朝政府的评价：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日本早已看透清政府办海军“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所以，下决心向中国开战。     1931年张学良因为丢了东北，被中国人唾骂，于是到欧洲游历，暂避风头。1934年他回来，比较欧洲和中国的社会，他说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三点：”一是公民拥戴领袖，领袖忠诚无私；二是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铁棒磨成针的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呐喊；三是人民在和平的口号中麻木。欧洲虽然也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中国居然没有一点备战意识。“说和平对内是可以的，对外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的、能奋斗才能生存。这一年，蒋介石对中国的评价是这样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此时，中国已丢了东三省，日本军正站在山海关上，眺望中原，中国人居然还是这个样子。     今天，2009年的中国人，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好到什么地方了？有一种车，2500万美元，全世界只有5辆，3辆在中国！可是，这么富有的国家，面对周边所有的挑衅，没有一次有雄性反应的，美其名曰”韬光养晦“，鲁迅时期，阿Q只一个，现在到处都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仅不敢迎接战争，连谈论都不干谈。一些国家屠杀华侨，不敢动用军队。当年祖国遭入侵，多少华侨救祖国，现在华侨遭难，我们却不能去救，作为军人我真是仰天长啸！连去年某太平洋岛国动乱，外国媒体猜测中国可能会派军舰接侨民，我们的学者一连几声反对，认为不可行，不可能，吓得尿裤子。军队就是为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怕什么呢？军队是让别人怕的，可是我们自己的那些号称足智多谋的学者，自己先害怕了，贻笑大方！     前两次中国被洗劫，从国策上看都是中国步步退让导致的：1840年从虎门退到北京的圆明园；第二次是从琉球退到北平的卢沟桥。总想息事宁人，结果引火烧身。它进一步，你拿点肉，它当然得寸进尺了。日本当年占了东三省以后，也曾经试探苏联，结果苏联派出朱可夫杀鸡用牛刀，用机械化军杀日本的步兵军，一下子熄灭了日本北上的念头，又沿着华北蹂躏中国了。这世界永远是欺软怕硬。今天，世界又在东海、南海、西南亚、中亚和东北亚对中国步步进逼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退？还有什么多余的肉可以喂狼？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们一边烧圆明园，一边想：万一有一天中国起来了，他们的青年，拿着跟欧洲一样的武器，到欧洲复仇怎么办？所以，当一个中国古董商给他们出主意挖清朝皇帝陵墓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幕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了。中国人有那个志向吗？所以，有时候我一听到有些中国学者说，中国不能去救自己的华侨，不能去收回自己的领土、领海，怕人家说中国威胁论，就非常恶心：威胁世界？你配吗？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雄心吗？你以为你是汉武大帝的后裔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自作多情！     9月15号，一个叫马克斯。麦克亚当的英国人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人是世界睡觉冠军“。说的是他在中国各个场合的见闻。这真是个敏感的人。一个一个爱睡觉的中国人，构成了爱睡觉的中华民族。一个爱睡觉的民族，又演绎了一部爱睡觉的历史。1840年悲剧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头上？那是因为之前中国已经在睡梦中失去了资本主义革命时代；为什么后来又是长达一百年的悲剧？是因为中国人始终睡眼朦胧，直到卢沟桥拂晓的枪声响起。     拿破仑当初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我要说，拿破仑错了！他离中国太远了，没有看清楚。那不是一只睡狮，而是一头睡牛。     西方富裕了500年，美国也富裕了一百多年，依然精神抖擞。中国才改革开放30年，刚有一点小钱，就又贪图安逸地眯起了眼睛。     前面说GDP”狗的屁“的时候，说了中国的工业结构，这是中国另一个致命的身体上的死穴。二战前，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一直就像一个富裕、漂亮、柔弱的寡妇一样，谁都可以掠夺她，欺辱她。今天，中国还是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没有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航天工业最突出，也不过相当于美俄50年前的水平。航空工业不说了。几种主战飞机的发动机都是外国的。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航空母舰就更不用说了，到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也不过是追上西方1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航天母舰现在已经在试飞了。     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核心产业“都是”空心“产业。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这些构成GDP的财富，都没有保卫自己本身的功能，到最后都是人家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得到了中国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整个日本内阁无不弹冠相庆。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一发不可收。仅仅10年之后，又在对马海峡赢得对俄罗斯的海战胜利。     美国就不一样，它的所有构成GDP的东西，不仅本身就是财富，还能保卫自己的财富，还可以掠夺更多的财富，比如他的太空产业，它的信息产业，它的航空产业，它的造船、它的化工等等。它们的GDP，就像一辆坦克，可以开到世界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中国的GDP呢，就像一台拖拉机，只能在自己的田野上收割自己的庄稼。国家的战争，就是GDP的对撞。我们的拖拉机，能撞得过人家的坦克吗？来上海的路上，我一直在看抗日战争史。就在上海这个地方，淞沪抗战，上海人打得很英勇，一点也没有娘娘腔。但是，蒋介石的70万部队，其中还有三个德式准备的师，最后被日本20多万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装备是很大的原因。整个抗日战争，日本投入的军队也就六十多万，中国人死伤了多少？3500万！因为没有钢铁构筑长城，只能以血肉筑成我们的长城。就是这样的伤亡，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的合力，我们什么时候把日本赶出都不知道。日本说要准备和中国打百年战争，我看不是没有可能。当年法国和英国就打了百年战争，因为双方实力相当。中国有人有地盘，日本有工业，有精神。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吸取教训呢？我都不敢想象，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和国土条件换一换，会是什么结果？为什么我们就不如日本？     别的大国都有历史感，都知道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在十年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今天拼命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和军事装备，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历史感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摸到了一大堆砖头。全世界把房地产列为支柱产业的就中国一家。我们的顶层设计者也不看看世界历史，哪个大国是靠盖房子发展起来的呢？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就靠卖地，要是不让它卖地，马上黔驴技穷，不知道怎么活了。像上海和北京这样，具有雄厚技术和工业实力的城市，也去发展房地产业，真是莫名其妙。我们没有造成一种让高科技产业充满暴利的体制，房地产是支撑不了大国崛起的。大家去圆明园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世界最好的房地产。靠掠夺自己的弱势群体，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复兴。从古至今，大国崛起，都是依靠外部资源，或者靠武力掠夺，或者靠技术合法赚取，以富裕自己的人民，然后富国强兵。美国全世界打来打去，为什么？就是夺资源，供它的人们享用；俄罗斯宣布北极主权，为什么？它已经有那么多资源，还拼命夺。就是为子孙夺。我们没有力量去世界夺，但我们要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不能让和平的诚意和主张，变成别人束缚我们的绳索。我们要像正常国家一样行事。我一直主张，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远征型改造，要能够保卫我们的资源和远洋利益。     我们要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改善安全态势，刺激经济，振奋国民精神。新中国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良好的时期，都是几场自卫反击作战的结果。狼是打走的，不是劝走的。     中国需要战略家，更需要坚定、勇敢和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民。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中国的面前也没有迈不过去的难关。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只看到鲜花美酒，GDP，眼睛盯着权位和女人，像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     别睡了，朋友们！我们不能低级到只贪图安逸和肉体享受。我们不能为了钱失去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能穷得只剩下钱！固然，今天的时代我们可以有黄光裕，但绝对不能没有黄继光！我们必须知道，旧中国，在世界目前低了一百多年的头，新中国之所以昂着头，那是因为黄继光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应该拥有高尚的目标和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敢于打破围堵，迎接胜利，为万世开太平，为子孙创造一个强汉盛唐式的新中国！希望在你们和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属于我们的责任，交给下一代人！          来源：海疆在线         进入专题： 中国危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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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来，中国教育一直为中国人诟病。这下好了，杨振宁博士出来说话了： 　　“中国的教育不比美国的差，而是比美国的好，我坚持认为是这样的。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国中学、大学去念书，都会变成佼佼者，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不错，确实压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这些孩子去到美国的任何一所中学、任何一所大学，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平均起来都比美国学生好，这就证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见附文） 　　于是，那些一直受人诟病的中国人手舞足蹈地奔走相告了： 　　杨振宁博士都说中国教育比美国好，你们那些批评中国教育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中国的应试教育应该“坚持100年不动摇”！ 　　但是，我还有话要说—— 　　请杨振宁博士来普高体验生活一天，他还会坚持说“中国教育比美国好”么？ 　　如果杨振宁博士来普高生活一天，他还是坚持说中国教育比美国好，人们也许就有权力怀疑杨博士说这话是别有用心了： 　　一天10多个小时关在教室里听课做作业，睡眠严重不足；理科基本不进实验室，文科完全不进图书馆和阅览室；双周或四周才休息一天，还要带作业回家去做；先前每周一节的班团活动课没了，每天午后20分钟的“读、写、唱”没了，仅有的两节体育也常常改作自修，学生连上体育课的兴趣都没有了，到了体育课，都说只想歇歇，不相活动。教育变态到如此程度，真的比美国好么！ 　　杨博士说中国教育比美国好，无非两个论据：一个是说“清华本科生比哈佛本科生好”，一个是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有更扎实的知识”，“有更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光有这两个论据，怎么就以偏概全，一叶遮目，不见泰山，说“中国的教育并不比美国的差”呢？ 　　第一，清华本科生与哈佛本科生没有可比性：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才3亿；中国在哈弗有多少学生，美国在哈弗有多少学生？13亿人口中的数十百位顶尖人才，怎么能与3亿人口中的成千上万的“尖子生”相比？更何况美国教育一向尊重学生的自由，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创新能力；而中国，却一直鼓励读死书，死读书，把读书期间的所有时间一古脑儿投入到做题应试上。 　　两者，如果杨博士的论点成立，我就可以说“外省的本科生比北京的本科生好”。外省的本科生进清华差不多万里挑一，北京的本科生进清华差不多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与百里挑一，有可比性么？如果杨博士的论点成立，我还可以说“说外省的教育比北京的好”： 　　请问北京人能接受这个结论么？ 　　第二，“扎实的知识”有多大用处？“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是怎么来的？搞清这两个问题很重要。“扎实”说白了就是记得“牢”，换句话说就是记得“死”。这些记得“牢”、记得“死”的知识，除了考试，到底有多大的用处？在中国，知识最“扎实”的大概非“两脚书橱”或者“活字典”莫属，他们的知识再“扎实”，也还比不上一部在线辞典。就拿语文来说，能背字典、词典，能按“答题公式”答阅读题，能写应试的“八股文”，但却不能写心中所想，这样“扎实的知识”，有什么用？至于“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美国学生是在教师指导下自己主动地养成的，而中国学生，则是教师通过“一、二、三、四”反复地进行整齐划一的训练固化得来的。前者善于变通，后者呆板僵化。美国学生富有创造力，而中国学生却缺乏创造力。为什么？激发创造力要靠兴趣，美国教育重视兴趣培养，而中国教育却把学生的兴趣扼杀殆尽。兴趣要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培养，中国的学生，哪有培养兴趣的时间与空间？ 　　为什么美国能出比尔?盖茨，而中国不能？为什么外国有那么多的人获得诺贝尔奖，而中国（除了华裔）却不能？最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是扼杀兴趣的教育，扼杀兴趣的教育就是完全失败的教育。 　　其实评价学校教育的好坏，最有发言权的是学生及其家长。美国的学校如天堂，令人心向往之；中国的学校如监狱，让学子恐惧不已。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要么“在家上学”，要么“出国留学”，都是被迫无奈的逃避，因为中国教育不把孩子当人看。那些支持孩子逃避中国学校教育的家长，难道不都是为了满足孩子过正常学习生活的愿望么？！ 　　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曾经感慨：“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败是教育。”20多年之后，教育有从根本上改观么？以我从教40年的经历看，当下的教育远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 　　说中国教育好，意谓中国教育应该照现在这样搞下去；说中国教育糟，是说中国教育必须从根本上着手改革，不能继续像现在这样被应试教育绑架下去了。“好”与“糟”的争论持续时间越长，中国教育的局面越不可收拾： 　　“九州生气恃风雷。”——暴风雨，你快来吧！ 　 　附： 　　杨振宁：中国教育并不比美国差 　　杨振宁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王冰冰摄。(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90岁的老人在做什么？ 　　来看看杨振宁先生的日程。即将迎来90岁生日，又赶上他一手创办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15周年庆，这几天，他的身影活跃在清华园中—— 　　6月28日、29日，连续两个上午的清华高研院院友学术交流会，杨先生从9点坐到12点半，精神矍铄，目光炯炯；6月30日，清华为他举行庆祝90华诞学术纪念会，又是从9点到12点半，他依然神采奕奕，不时插话；晚上6点至8点半，庆祝晚宴宾朋满堂，杨先生兴致盎然，满怀对清华、对高研院、对后辈学人的期许和热望。 　　而去年，也曾在这个时段，89岁的杨振宁在南开大学，以向同行讲述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迎接自己的生日。 　　他是华人世界无人不知的一代学术大师，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贡献最大的物理学家。今天，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学术活动依然旺盛，他的爱国情怀愈加深邃。 　　7月1日，清华园青藤掩映的静谧一角，杨振宁先生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谈教育、谈科学、谈创新。 　　 “中国的教育并不比美国差” 　　记者：您时常说自己很幸运，“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学习知识”。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对您的教育中，您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慢慢来”，所以作为中国第一代数学博士，他没有急于向您灌输更多的数学知识。但我想告诉您，今天中国的家长很着急，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现在很辛苦，很累，要提前学习很多知识，您怎么看这样的现实？ 　　杨振宁：我知道有你讲的这个现象。从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讲，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把经济搞上去。从个人，也就是家长和孩子们的立场讲，我能讲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要求太多不一定是有效的办法。 　　(杨先生曾说，他的父亲当年发现他有数学方面的天分，不但没有极力地把他向那个方向上推，反而找人来教他念《孟子》，扩展他历史古籍方面知识的层面，是使他终生都大为受用的一件事情。——记者注) 　　记者：您对中美教育也发表过一些评论，认为“东方的小孩从小就学会要安静，要学习才有进步，但他们会因为守规则而比较胆小，不善于做出有想象力的跳跃。相反，美国小孩不太愿意坐下来学习，但他们会更大胆”。现在很多人对中国教育有抱怨，甚至急于“逃离”，于是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出国潮”，而其中的显著特征是低龄化倾向。您受益于两种体制，对保持中国教育哲学的优点同时引进美国教育哲学的可取之处有什么想法？ 　　杨振宁：你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分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讨论。一个方向是你讲的这个“出国潮”，确实是有，而且恐怕还会扩大，我是认为，第一，“出国潮”很难阻挡，第二，这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出去了减少了国内竞争的压力，这个其实是有一定好处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样非常好的人才可能就流失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现在国内的发展也很快，所需要的是一些高端的、有能力的人才，这些出去的人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他们会看清楚国内有很好的机会，所以会愿意回来的。 　　这两天我们在庆祝清华高研院成立15周年，在清华就看得很清楚，清华的这个基础科学班最近这十几年出去的学生，在美国做得非常好的人都来参加了院庆，他们中愿意回来的很多，我相信，我们会在以后5年、10年之内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招回来。 　　你如果要我讲穿了的话，“出国潮”中还有很多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我认为放他出去可以减少国内的竞争，而且他出去站住脚了，如果做得特别好的话呢，会有心回来；做得不特别好的，他就在那儿毕业就业。所以我认为“出国潮”不是一个大坏事。 　　记者：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是不是代表了对中国教育的逃离与失望？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教育呢？ 　　杨振宁：这个我跟大家一般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些小孩出去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教育不好，外国的教育好，这个看法完全错误。 　　中国的教育不比美国的差，而是比美国的好，我坚持认为是这样的。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国中学、大学去念书，都会变成佼佼者，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不错，确实压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这些孩子去到美国的任何一所中学、任何一所大学，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平均起来都比美国学生好，这就证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解答‘钱学森之问’不能急” 　　记者：您的观点确实引发了争议，就是您曾经说清华本科生比哈佛本科生好，后来您解释说是着眼点不同，是平均学生和特殊学生之分。但现在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以及其他众多中国的一流大学，都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苦恼而努力，我想您知道“钱学森之问”，破解“钱学森之问”您有没有好办法？ 　　杨振宁：确实不错，美国创新的本领特别大。可是这并不代表哈佛的教育体制比清华的教育体制来得好。假如我现在有一个孩子要念本科，你问我他是在清华念好，还是在哈佛念好，我的回答非常清楚：在清华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话，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华好。为什么呢？因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华领先。 　　我认为是这样：一个八九十分以下的孩子，在中国受教育要比在哈佛受教育来得好，他可以有更扎实的知识，他可以有更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一个九十几分以上的学生，到哈佛去念研究院要比在中国来得好，因为哈佛的前沿研究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者：这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那些九十多分的精英人才培养好？ 　　杨振宁：要把我国最高的研究水准提上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国内太着急了点。我想再举个例子。高研院这两天来了很多人，有十几个是现在在某个领域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美国都是佼佼者。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多招回来几个，我们前沿研究就进一步了。这样进一两步之后，我们就达到世界的前沿了。换一句话说，为什么还没有达到研究的前沿？因为中国拥有的达到世界前沿水准的学者还不够多。 　　学问是要有传统的，这个传统是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所以你刚才讲“钱学森之问”，我觉得他问得好，我的回答就是不能着急，学术的前沿、第一流学术的发展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功的，在外国是200年，至少是100年累积起来的。中国要想在一二十年内就赶上去，你着急也没用，所以就是要慢慢来。 　　 “科学研究不像奥运会” 　　记者：最近十几天，中国在科技领域又创造了两个纪录，“神九”升天，“蛟龙”入海。记得您在1999年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应该是20年之内的事”，现在已经过了13年，您还坚持这样的信念吗？ 　　杨振宁：我还坚持。不过你现在只给我7年来兑现，我不敢讲一定能成功，你要说17年之内，那我相信一定会成功。当然，十几年前我讲20年，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大概的时间。 　　讲起这个事情，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立场来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就已经派人出去了，当然数目没有现在多，可是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议，说我们这些最精英的人都派出去了，这不是人才外流吗？现在看，这些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多数都是那个时期派出去的，他们对中国今天的教育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他们学到的知识不能和一个年轻人比。因为你想接触到近代的科技前沿，得二十几岁出去，就好像一个40岁的人要和一个20岁的人跑百米，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从现在看，当年派出去的人是发生了作用，可是他们没能在科技前沿走上很高的位置。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十几年出去的年轻人都是跟美国的学生同一个年纪的，跟美国的同龄人在科技前沿竞争，他们就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急，可以说头15年是为了下个15年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底下的15年是收割的时候了。 　　记者：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创新，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但不得不说，急功近利、浮躁之风仍然盛行，您说过“做科学研究要成功，有三个必要条件：眼光、坚持、动力”，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哪些有助于成功，哪些会阻碍创新，阻碍成功？ 　　杨振宁：科研体制是有很多问题。这个我想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可是我要讲的是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的前沿科技的研究能力是在稳步成长的。像我刚才说的，我认为17年之内肯定是能有最好的成绩的，比如说现在的“千人计划”，这些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在环境和制度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善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 　　杨振宁：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质跟量的把关不够。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拿了很多科研经费，招了很多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对量比较重视，对质不重视。这样会后患无穷。因为人太多了，变得很臃肿。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看见他们的教育部长，他问我，杨教授，你在中国好几年了，你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重要的机构人太多。

中国的新闻腐败，比起中共高官的腐败并不逊色，只不过新闻腐败更具隐秘性，不太容易察觉。从通常情况看，新闻媒体越强势，腐败的程度就越高。比如正部级的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其腐败往往会比副部级的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更甚，比如2011年上半年笔者通过一次会议获悉的一个信息称新华社上海分社——原本是一个正厅级单位，但是去年上半年居然创下超过1.5亿元的“收入”，令人惊讶。其因何获得巨额创收所得，令人不解。新华社上海分社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服务性机构，是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政府专门机构，即所谓“事业单位”，其人数不过百人，甚至记者不到五十人，但却有如此巨额收入，其中难道没有鲜为人知的腐败？或者更多是权力资源的幕后交易。新闻腐败，不仅仅有记者从业人员的个人腐败，还有机构的腐败，比如权力寻租，比如阻止舆论监督或垄断发稿权、新闻发布统一口径等。新华社各级负责人本职是为中共歌功颂德，行使其特别的话语权，又兼顾为新华社创收，当然守土有责，所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手抓，结果新华社官员的提拔速度也是惊人的，目前已知有多名新华社副社长改任地方省委常委、副省长或宣传部长，比如原副社长庹震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原副社长鲁炜出任北京市常委、常务副市长，地方大员的职位远比新华社副社长更有提拔的空间，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就是从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提拔到新华社出任正部级的社长，而且在地方政府的权力更大，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加扩大。 新闻腐败必然与权力腐败挂钩，才能促进利益最大化。《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位部门负责人亲口告诉笔者，某些年前湖北某市市长为了尽快提拔为省级官员，就找到这位负责人，要求在《人民日报》（不是海外版）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至于价钱则没有说明，只是请记者提出来个数目（由记者开价或定价）。为什么呢？因为市长不知道《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不知该如何张口，数目说少了，则容易办不成事情。但这名部门负责人因为其个人原因不肯做这个事，就推脱了。但不久，他发现该市长的署名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发地方领导文章的显著版面见报了，没多久，该市长也确实得到了提拔，但至于花费多少钱，经谁的手，摆平或搞定了哪几位《人民日报》社长或副社长、副总编，恐怕只有掏钱的和拿钱的等少数人知道，他们心照不宣。新闻腐败，有的进入个人腰包，有的则进入所在媒体机构的账户然后再以奖金的方式分成，不光《人民日报》这样，新华社这样，《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也是如此，大家都有一个半公开的“潜规则”：跑步“钱”进，无“钱”不进。 据知情者披露，中共中央主办的还有一个正部级的新闻宣传机构叫《求是》杂志，原名《红旗》杂志，1988年6月即赵紫阳出任中共负责人之际因对其僵化风格不满意决定停刊，但邓小平又换汤不换药地办了一个《求是》杂志取代，“六四”后即1989年7月由原中央党校主办恢复为中共中央主办，该刊以发表中共中央及地方正部级领导人的文章为主，一些想提拔的官员趋之若鹜地想通过关系努力在该刊发表文章，然后尽快走上提拔之路。但是，《求是》半月刊容量有限，需要排队，或者希望渺茫，所以该刊又创办了另一个刊物《红旗文稿》，专门“钓鱼”吸引一些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但得不得满足的地方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前来，他们的文章可以在《红旗文稿》上发表，每年获得惊人利润。甚至该杂志还在地方办有“特刊”、“专版”，成立所谓“组稿站”、“记者站”、“办事处”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山寨版”，只要花钱，几乎没有不能刊登的文章——当然前提不能出现任何政治敏感问题。诸如歌功颂德或者吹捧自己政绩的文章，只要有钱开路，则是处处绿灯。一个杂志，仅仅靠刊登一些带赞助性质的领导讲话，几个经济发达省份的记者站就可以每年获利轻松达到1000万元以上。不光《红旗文稿》这样，就连云南省以刊登长篇小说见长的文学刊物《大家》旬刊也利用版面刊登收费论文，新华社的报道称每年获利至少一百多万，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道称：“据推算，该‘野鸡刊’每年为杂志社敛财，不会少于2000万元。”但比起正部级的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来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新闻腐败，说白了就是出卖自己掌握的公共舆论平台，即所在媒体的发稿资源，所谓守土有责，其实就是守“利”有责，一般编辑也能从中腐败。比如《人民日报》或《地方日报》、《青年报》等等，每天大约有十六或三十二个版面，除了国际新闻版面很难利用自己的版面拿到“红包”外，其他版面比如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农村新闻、教育新闻、文化新闻、科技新闻、理论版等等，编辑或部门负责人都可以拿手中的“版面”换取自己惊人的利益，有人对于国土有“寸土寸金”的说法，但编辑控制的版面也是“寸土寸金”，几个厘米宽的豆腐块版面就可以有数百乃至数千元的个人收入。没有关系，没有钱，无名作者几乎不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所以，如今的新闻记者、编辑，几乎都富得流油，他们也都是“靠水吃水，靠山吃山”，比如《法制日报》的记者利用其与各级政法委、公检法和司法部门、监狱部门的特殊关系，为当事人“跑案子”，当“敲门砖”，甚至联系律师串通法官，收取不菲的“特殊办案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强奸民意，而且最后还不用写稿，更不用辛苦发稿，只要把官司搞定，不见报比见报拿的“红包”更多；再比如最高检察院办的《检察日报》、《人民检察》杂志，就是靠吃各级检察院而活得滋润，最高法院则是有《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等机关报刊靠着各级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养活，这些报纸又是其主管单位的“小金库”，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普通编辑、记者无不有自己获利的“责任田”，“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一年下来，灰色隐形收入远远超过工资奖金等合法收入。当然，报纸并不都像《人民日报》、《法制日报》那样好过，比如一些实力不太雄厚的报纸如《中国律师报》（中国律师协会主办）、《中国合作新报》、《北京新报》等等，因为后台不硬，或者报道审查不严出轨了，早些年就被停刊了，所以有后台的媒体就“赢家通吃”，没有后台的不是等死，就是找死，记者、编辑也先后被遣散走人。 中共治下的媒体特色就是“宁愿当党狗，不能乱张口”，所谓党的喉舌其实是“利益最大化”，“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比“舆论监督”、“异地监督”更为重要，“报喜不报忧”更是党报党刊的日常特色，以至于中央部门的党报党刊和各地的日报几乎都是有偿新闻，几乎都党八股文章，或者都是领导讲话或会议新闻，通过一张报纸上的通讯和消息的写法，就可以计算出这张报纸的编辑、记者有多少“个人收入”或部门“小金库”收入。一般中国大陆各部门（包括政府机关）主办的新闻发布会几乎都有“红包”，即车马费，是记者、编辑个人的写稿、发稿辛苦费，常常在百元以上至万元以内。这些新闻版面，就等于编辑、记者的自留地，如果编辑本人同时兼任记者，即采编合一，则出卖版面的收入都可以全部归自己。如果记者本人没有版面可以发稿，则要拿出其个人“红包”的一半分给编辑，这样稿子就那个畅通无阻地得以在报纸上发表，让出钱者心安理得。一些记者除了发稿赚取个人好处之外，他们还可以利用批评报道要挟地方政府的人员，要求地方领导人行贿报社，或送钱给报社，这就是有名的“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一站长李某就因为发现河北某地发生一起矿难并隐瞒死亡人数，要求当地县委宣传部出钱订阅报纸，比如订阅1000份或2000份报纸，报纸数额高达四五十万元，而地方政府用公费订阅了报纸之后，记者站长本人可以从中获得30%或者更多的个人回报。此外，《农民日报》陕西记者站、云南记者站的站长们也都是如此“示范”，被抓的只是冰山一角。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也会采取通过为某些领导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由要求地方宣传部订阅其旗下媒体，比如中国银行、大型油田、电厂、联通、电信、移动等国企，有些单位订阅报纸常常高达数千份（订阅单位常常转送给客户或当废纸卖掉），最后公费买单，记者个人也随之“致富”。 对于一些媒体来说，靠舆论歌功颂德创收远比舆论监督更有吸引力，舆论监督往往有风险，甚至被监督单位“后台硬”可以导致该监督稿件“胎死腹中”，记者、编辑和报社常常无利可图，而有偿新闻、版面交易、吹捧领导等等常常使报社赚个钵满盆满。新闻腐败的结果常常导致报纸无人看，但没关系，本来报纸就是党的喉舌，本来就不讲真话，满纸是垃圾言论，一旦党垮了，这些喉舌也会随之而垮，谁愿意为它的生死负责呢？ 而对于一张报纸来说，某些版面的编辑记者和某些栏目的负责人，都可以因版面交易、出卖版面而致富，但对于一些没有新闻腐败机会的版面或其他弱势媒体的编辑、记者来说，则是尽量胡编乱造，发表虚假的洗脑言论，忽悠受众，比如报纸上的软文广告太多，无聊搞笑的信息太多，报纸之间相互重复的信息太多，还有虚假低俗的东西太多，这些内容多是变相广告，或者从网络上无偿下载使用，导致一张报纸看起来不是有偿新闻，就是垃圾信息。这些垃圾报纸，最后只能成为废纸。当然，如果中国立即政治转型进入自由办报时代，这些垃圾党报就会完全倒闭，一张也不会剩下。或许，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办的《真理报》在关门前被人唾弃那样。 巩义献，民主中国

2012年7月10日，路青向朝阳法院寄交《说明》，声明6.20发课税案庭审中第二稽查局出示的路青签署的、内容为“发课公司主要活动是由艾未未先生和刘正刚先生负责”的证据是无效证据，全文如下：   说      明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2年6月20日，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北京市地税局第二稽查局行政案（朝行初字第81、82号）在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我作为发课公司法定代表人参加了庭审。庭审中，被告方北京地税局第二稽查局出示一份由我写的《说明》的复印件作为该案证据（见附件）。       本人现申明：该《说明》在2011年6月22日晚上，艾未未未被释放之前，在3个北京市公安人员胁迫下做出的，是违背我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无效行为，具体如下：      2011年4月3日到6月22日的81天里，艾未未先生都被关押在秘密地点。2011年6月22日晚上，在艾未未先生被“取保候审”的前几个小时，3名北京市公安人员到我家里，要求我写“公司的主要活动是由艾未未先生和刘正刚先生来负责”的书面声明。开始我拒绝书写，因为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后来公安人员让我接艾未未的电话，艾未未在电话里说写吧。在此紧急情形下，出于对家人生命安危的担忧，我被迫写下该《说明》交给公安机关。         因此，该《说明》是在公安机关的胁迫下、在家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下写的说明，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         后附艾未未先生对当天经过的陈述，以证明当天受胁迫之情形。请法庭予以调查。        特此说明。                                                                                                                发课公司法定代表人：路青                                                                                                                                                              2012年7月7日      

近日專家發現，雖然大家通常認爲互聯網打破了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包括種族在內的種種界限，使陌生人相互交流、互通有無，但事實上，屬於同一種族群的網友正開始群聚於一些特定的社交網站進行交流。 例如，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網友的在 Twitter 的訪問量就在迅速增加。根據第三方統計網站 Quantcast 的數據，西裔和非裔用戶現在占到 Twitter 用戶總數的3 0%，而這類用戶在全美互聯網用戶總數中只占到18%。此外，Pinterest.com（美國著名圖片分享網站）的訪問量中就有 79% 來自白人用戶，其用戶中 70% 是女性。而 Tumblr.com（被中國網友親切稱之為「湯不熱」的著名社交網站）上則遍佈亞裔美國用戶。 微軟研究院Danah Boyd說，儘管專家們曾以爲互聯網將摧毀種族藩籬，但實際上「所有在日常生活中已存在的類別，包括種族、階層，也在網上再現了。」 （編輯：月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