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知识分子”是我最厌恶的两个词之一，另一个是“精英”。我不单讨厌，且从心底鄙视动辄拿这两个词往自己身上摁的大小“人物”。你丫是“精英”，别人都是“粗劣”？！你丫是知识分子，别人都是“无知分子”？！ 　　首先申明，我所厌恶的是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下社会进行阶层划定的方式和用这个词进行自我标榜或相互吹捧的行为。我无意针对被划归在这个词下面的众多生人和死人。 　　“知识分子”早该进入故纸堆了，享受“举人老爷”享受过的待遇，去箱子里静静地躺着，等待历史学家的发掘。可偏偏总有异装癖爱好者披着它装神弄鬼吓唬人，异装癖多了，大家甚至习以为常，以为每天都是万圣节。 　　我对“知识分子”的仇恨由来已久，但这次有兴致来吹一吹它身上的骨灰却是受了一篇文章的刺激。这篇文章叫《新闻记者是知识分子吗？》，作者是西部一所大学的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作者显然是把“知识分子”当成了有无上荣光的冠冕，并默认自己已经戴上了这顶好帽子，不然怎么能如此心安理得地评判别人是否有戴这顶帽子的资格？ 　　该文结论是：记者不能列入知识分子行列。理由有三：一，新闻记者不可能具有超然的独立性；二，记者写作不是私人写作；三，记者缺乏知识分子独有的“精英化的思考与表达方式”。文章最后，作者十分“善意”而欠扁地建议记者学习知识分子的品格。我不由联想起历史上发生的“向贫下中农学习”运动。难道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各行各业向知识分子学习已经成为潮流？ 　　看完这篇文章我第一个疑问是，在这个作者的定义里，杨继绳、卢跃刚、吴思这样的记者算不算知识分子？我接下来的疑问简直无穷无尽：如果记者不算知识分子，那编辑算不算知识分子？编剧算不算知识分子？科幻作家算不算知识分子？中学老师算不算知识分子？……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我为什么不反过来想呢？这些人为什么要算知识分子？记者应该揭露真相，编剧应该娱乐观众，科幻作家应该启发读者，中学老师应该教育学生，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守规则的游戏赢家都值得尊敬，他们何必去和“知识分子”攀亲戚？相反，我们为什么不问问知识分子算什么？ 　　知识分子算什么呢？顾名思义，知识分子应该是指有知识的分子。但会种地、会养鱼的人也有种地、养鱼的知识，他们却不被称作知识分子。会编程的人有计算机知识，会画画的人有画画的知识，他们也不被称作知识分子。看来知识分子与知识无关，只与某些知识有关。 　　哪些人最容易被称作或自称知识分子呢？毫无疑问，是那些张口“国家民族”，闭口“道德价值”，白天“警醒”“防范”，晚上“沉思”“探索”，一会“略论”“浅议”，一会“研究”“探源”的人。简言之，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包括有学院身份的官方研究者和已经在江湖上混出名号的民间研究者。 　　我不是毛泽东，也不主张知识无用论，各个学科都有其意义所在，用不着我废话。我反对的是某些学科的从业人员把自己单独拎出来，供起来，自封为对国家和民族有更重要意义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归类之所以可恶，是因为这个叫“知识分子”的群体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超然地位。他们可以随便指责社会道德滑坡，好像自己不是社会成员。他们可以动辄拿“国民劣根性”说事，好像自己不是本国国民。即使他们自己享受着体制的好处，仍然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批判体制。即使他们自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会大骂既得利益集团，瞬间化身劳苦大众的代言人。 　　现代社会是平民的社会，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网络早已将资料无差别地推送给每一个人，耍笔杆子不再是高深莫测的行当，民众也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代替自己发言。奉劝所谓的“知识分子”们，醒醒吧，散了吧，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别再聚在一起妄图充当帝师或民众导师了。 　　未来的中国，不会按某些“知识分子”与上层官僚合谋设计的路线图行进。现代社会必然是行业细分、利益殊途的，每个行业与利益集团都有自我表达的权利和能力。只有明确的利益相关者彼此进行真刀实枪、短兵相接的博弈和较量，才能产生合理而长远的新规则。在各个利益集团之上，不需要一个貌似超然实则暗藏鬼胎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调解”。 　　专家和学者的作用当然必不可少，但他们的职责是建议，而不是教导。专家学者从来也不是无偿向社会提供服务，从本质上讲，大学里每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成果都是整个社会用税款向他们购买的。学者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关心与被关心的关系，而是你买我卖的市场交易关系，即使交易的是观点和知识。古代“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是糊涂的逻辑，现在“食民之禄，忠民之事”应该是公平买卖了吧。 　　靠写字吃饭的人，真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太高尚、太悲情、太酸不溜秋。

最近在国内微博上的一次遭遇，让我深感北京当局仍然保持着“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这一特点。更要命的是，不少自觉充当“思想警察”的人不需要得到命令，就会主动出击。 《纽约时报》11月4日发表了一篇“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The Privileges of China’s Elite Include Purified Air）。“译者”团队很快将其译成中文，我于11月7日做成图文（即“长围脖”）发表于国内微博上。我这样写：“世界上最昂贵的‘公仆’。这样的公仆世上只有和谐中国有。对中国的污染，普通中国人即使羡慕嫉妒恨到极点，也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在污染特别严重的时候， 他们呼吸到肺里的空气和那些高干们、权贵们呼吸的并无不同。错了。请看《纽约时报》（中译）：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 结果一天之内被转发2300多次（W友谓之“狂转”）， 这条W博被迅速传播，是因为发表之时正逢新浪微博与各大网站就北京空气污染讨论白热化之际。10月底北京连续几天出现阴霾天气，10月30日这一天，按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公布的数据，北京的空气污染已达到“危害”水平，但北京官方的数据却只是说“轻度”污染。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将使用美使馆数据的APP应用截图发到了微博上。细究之下，人们发现北京环保局使用的监测标准与美国大使馆不同，北京环保部门监测的污染物是PM10，并依此发布报告；而美使馆是按照国际发达国家通用标准，监测的是PM2.5。人们搜寻资料与访问专家的结果，发现就连亚洲邻国日本、泰国、印度等国也都将PM2.5列为检测空气质量的标准。但中国仍然使用PM10标准监测，以此“保证”空气质量。 明白了这个缘由之后，中国各大网站及一些媒体都以各种方式讨论空气污染，潘石屹等几位名人发起了一场网上签名活动。二者目标一致，都是要求有关当局改善检测大气污染的方法。 北京方面仍然不反求诸己，而是诿过于人。北京市环保当局指责美驻华使馆“炒作北京污染指数。”并让一些专家出面论证说明中国使用的标准如何“合理”，美国使馆的数据并不科学，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简直就成了一个中国版“罗生门”。 我在微博上发布《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正好趟了这潭浑水。W友们深感绝望，认为空气特供这是中国历朝皇帝都没有的先例，并对政府部门规避环境污染危害的食品蔬菜特供制度大加抨击，甚至有人“求辟谣”，希望这不是真的。 微博上潜伏的五毛很多，加之去年从南方报系各报直到人民网，都以各种方式披露了中国各地政府、大型国企、银行等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各城郊开辟蔬菜自种基地之事（据说全国共有300多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又提供了许多细节，普通五毛除了骂《纽约时报》居心不良，一时无从置评。这时就有好几位自称公务员或者“与省部级干部有交往”的人出面了，一位叫张毅的新华社记者出面发言，其重点有二：一是称龙永图根本不可能出面为企业代言，二是称99.9%的公务员未能享有任何特供，他认识的许多省部级官员就从未看见过特供品。 对这些人的论点，我写了几个回帖，其中两个比较关键的帖子。一是：“关于特供的问题我向所有反驳者提供一建议：最优方案是彻底否定，不承认其存在。将《南方周末》等报以前的相关报道一律视为造谣；次优方案是声称99.99%的公务员没有享受特供，但这就有了我的关于特供的经济学分析。” 另一个是：“关于特供的经济学分析：经过各位自称公务员及省级干部的座上客论证，公认只有0.01即万分之一的公务员享有特供，即7000人至8000人，除以300个蔬菜食品特供基地，即每个特供基地只供应27人——这是怎样的特供？以天下奉一人？我情愿承认供应8万至80万人。”——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及准公务员到底有多少？比较一致的看法是7000万至8000万人，我在此前的帖子里引述过杨继绳的估算，即超过7000万。 但空气特供这篇文章确实触动了中国政府那根“敏感”的神经。11月8日，CCTV评论员刘戈在环球网发文“是谁制造了空气特供？”先批美驻华大使馆的空气关注加入了政治色彩，又批《纽约时报》记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将很普通的空气净化设备硬给“说成了仅为特定人群定制的特殊商品。”作者与北京环保当局一样，不考虑中国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数高达40多万（世界银行报告估算达75万），也无视大气污染近几年来一直是公众投诉的第一重点，一味将空气问题政治化，未脱阴谋论的冷战思维。 如果说刘戈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打算辟谣，但结果适得其反。环球网后孤零零地一条评论，是“端谁的碗，看谁的脸。哎！！！”，估计更难听的全部删掉了。腾讯网在该文后面的跟贴几乎全是奚落与嘲笑，如“明明是自己身上长了特权肿瘤，美国人指出来，却硬说那是阶级敌人在造谣！在祸乱扰乱人心！辩解说自己身上长的不过是赘肉而已！”在1900多个表情选择中，1657人对此文表示愤怒，120人表示搞笑，以“高兴”、“感动”与“同情”表示接受的总共才23人。 中国政府是个“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全能政府，最后竟然将本国治理得领导层需要通过空气净化器才能保障空气纯净，需要“特供”才能保障自身的食品安全，且不讨论其置人民生命健康于不顾这一政治道德问题，仅就社会管理能力而言，也实在太成问题。这种情况下，与其疲于奔命地四处“辟谣”，还不如反躬自省，自身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执政能力。

    《炎黄春秋》杂志社位于北京月坛南街一家饭店后边，隐没在几幢老房子之中。杂志社新租下来的这几间屋子在一楼，光线不是很好，编辑部的走道两旁，层层叠叠堆着杂志。星期三早上是编辑部会议时间，大家挤在最里头的房间里，讨论新一期杂志。     当杜导正出现在编辑部时，大家都很高兴。这位88岁的社长自从去年生病住院之后，就很少参加例会。他戴着凉帽、茶色眼镜，穿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像在家里的客厅一样，脱了皮鞋，露出蓝灰色的袜子，盘腿坐到沙发上。     讨论的话题并不轻松。那几天的新闻热点是“7•23”甬温线动车事故。总编辑吴思在会议上掏出手机，念了一位前中央高层领导发来的短信，大概意思是：高铁计划要认真反思。     《炎黄春秋》是一本历史杂志，很难介入新闻事件，他们努力地展开讨论，以求通过历史来探讨现实。或者说，现实本身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一个瞬间。作家李承鹏评论此次动车事故时，略带戏谑地写道：“中国的铁路，从一百年辛亥的那一根，到成昆线到动车直到京沪高铁，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是以前事关龙体，现在事关国体。”     之后，一部好莱坞电影《源代码》在中国上映：一位临危受命的士兵，通过时间机器一次次回到过去，试图拯救一辆毁灭的火车——当整个社会如同一辆充满隐患的火车高速行驶时，无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来过，“他们只是希望用自己全部的经验、教训，还有智慧，高喊一声。”吴思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围绕在《炎黄春秋》周围那批思想观念相似的人。杜导正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这批人定义为“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面的改革”。     在编辑部会议上，杜导正建议，把老同志给杂志创刊20周年的题词刊登到杂志封三上。比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题词是：“以史为鉴”；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的题词是：“产生宪法百余年，宪政施行蜀道难。几大自由言论首，炎黄努力换新天”。在杂志创刊10周年时，题词的还有习仲勋、张爱萍、萧克这样级别的领导人，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7月18日，在《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嘉宾云集。杜导正第一个上台发言，发言之前，他提议为萧克这些去世的老人们默哀一分钟。他说：“在萧克将军让我筹建杂志的时候，我们有过多次谈话。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样治罪了，但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第二，对于改革开放，从1989年至1991年，有一种否定的声音，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很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左派人士。《炎黄春秋》被认为是自由派的言论阵地、“右”的代表。对于“右”的帽子，副主编徐庆全的观点是：“看问题的时候，别先划定左右。利害之心高于是非之心是一种做法，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是另一种做法。我们应该多些是非之心，只要看到他做出的东西是什么就行了。我脑子里从来没有一个左右的弦，我更关注谁说的是不是真话，讲的每一件史实能不能站住脚。如果别人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右’的话，那么好，那就‘右’呗，那就说明‘左’的就不是实事求是嘛。”     在筹备20周年大会时，杜导正跟吴思建议，可以把左派的代表，比如“乌有之乡”的活跃分子也请来发言。“我们的一个口号是‘大团结’，左中右都来嘛，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应该学习鲁迅和胡适，人家是两派主张，但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主张不同就变成敌人，这不好。”     这个建议被拿到编辑部会议上讨论，最终没有通过，因为担心极左人士的一些人身攻击式的激烈言论很难被接受。“毕竟这是一个庆典，而不是讨论会。”     这一年，国家有很多庆典。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岁生日；辛亥革命100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清华的宣传海报上，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清华校友被放到最显著的位置。校庆之前，清华新闻学院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给学校的信，这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轻作家对自己的校园生活感到失望：“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杜导正的一个90后外孙女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她为人低调，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成长于高干家庭。在大学里，思想政治课是必修课，一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清华老师在课堂上推荐学生们看一些网站。“列的第一个网站就是乌有之乡。”此前，小姑娘并不知道这个网站，等她打开网页时，发现“一堆人在骂我爷爷”。被骂的，还有他姥爷的一些朋友。     “我们学校有的学生还挺‘左’的，老师说什么他们就觉得是什么，他们从思想上就认为中国现在挺好。”学理工科的外孙女并不认同同学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所身处的当代中国和他的姥爷年轻时面对的革命中国，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娃娃党     吴思第一次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5年，他作为《农民日报》的记者，在雁北地区采访了四十多天，看了许多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上有写到抗战期间杜导正在此地的活动，大抵是一些英勇奋斗的故事。“我就想象他跟双枪李向阳似的，带着人马纵横驰骋。后来认识他之后，他也老跟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但讲的不是英雄业绩，而是讲他犯的错误。”     杜导正是中共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才14岁。他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初一时就参加了“脱离生产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条枪、一把刺刀、4个手榴弹是他的装备。     他的父亲杜希贤也是其中一员。杜希贤所在的村庄叫蒋村，他是该村第一文明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的第一班有60个学生，其中一个叫薄书存，后来改名为薄一波，再后来，他成了中国的副总理。“这是薄一波告诉我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杜导正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刚从监狱出来的薄一波叫杜导正去谈话，对他说：我那几个方块字是你父亲教的。     杜导正盘着腿，坐在沙发上回忆这段往事时，中国各地正掀起唱红歌热潮，其中最热的是重庆市。这座城市电视台的卫星频道已经决定不再播放商业广告，把更多时间用来播放“红色节目”，包括各个单位组织的红歌比赛录像。     重庆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唱红”的倡导者。对于“唱红”，杜导正的意见是“一分为二”——这个方法论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这些歌有些是好歌，抒情的歌也不少。有些老同志，他就熟悉这玩意儿，在公园里唱一唱，我看可以。但是呢，绝不可把唱红歌引向搞政治运动上去。”     自有“红歌”以来，其与政治运动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杜导正认识自己的妻子，也是因为一首“红歌”。那时他刚入党，在一个村庄边上，看到回乡的太原女子中学三年级学生续志先当众唱了一曲《放下你的鞭子》。14岁的杜导正被这个聪明、漂亮又会唱歌的女孩子吸引住了。两个月后的一次旅程，他发现自己与这个女孩竟然坐在同一辆骡子大车上，“心像触电一样狂跳不止，觉得那女孩美得像天仙一样，以至于不敢正视。”     杜导正原本叫杜毓芷，在1938年的党员培训班行将结束时，所有毕业学员都需要给自己改一个足够“革命”的名字。几位学员在讨论姓名时，一位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导正”：指导政治的意思；另一位学员则认为此名字不好，太硬，于是弃之不用。一旁的他听到这个名字，觉着不错，便偷了过去，从此成了“杜导正”。     毕业之后，杜导正被分配为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当时他的年龄实在太小，大家晚间聊天时，“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就说，小杜，你别走了，和我一块睡吧。他们就是把我当小孩。”杜导正没把自己看成小孩。抗日战争一周年开大会，他在五千多人面前发表演说，头头是道。“我觉得自己不是15岁，而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     杜导正认为中共领导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反帝、民族独立；另一条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时代的动力，也是杜导正生活的动力。往上数三代，杜导正的曾祖父是富裕农民，靠囤积买卖粮食成了地主，有超过100亩地的家业。他父亲能够接受不错的教育，也因为这殷实的家底。父亲抽鸦片，做生意失败，到他这一代，已经破落。然而，破落的贫农身份为他的将来赢得了机会。     “根正苗红”的他在政治上受到信任，获得了快速提拔。“那时候不是越穷越好嘛，搞运动不整你。”杜导正的妻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她被认定为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续志先的三姐，是阎锡山的堂弟媳妇。一个后来的例子可以说明夫妻俩遭遇的反差。1956年，续志先刚到广东时，就已经是科长了，直到1978年，仍然是科长。因为出身，她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获得提拔。     在抗日战争中，杜导正的父亲杜希贤给八路军送情报，遭人告发。被日本人逮捕后，他无法忍受残酷的审讯，用一根黑色的裤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整个中国就要灭亡了。国难当头，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在我们根据地的印象里，我们功劳最大。国民党也有功劳，但是很小很小。”     在杜导正的记忆里，一直到他1977年调回北京，才在《人民日报》看到一条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报道：九江到南昌路上，国民党军队将日本4个联队全部消灭了。 记者生涯     抗战期间，《晋察冀日报》一位记者到山西繁峙县采访，认识了杜导正，让他给报纸写稿。这是杜导正记者生涯的开端。     不久后，他被调到《晋察冀日报》，成了一名编辑。在这里，他知道了“5个W”、陆定一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但这些在他眼里只是最基本的理论，他当时所认同的新闻记者的思想境界是：服从党的政治目标，做党的驯服工具。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他结识了《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邓关于典型性人物事件报道的经验，甚至影响了多年以后杜在“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等报道上的思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邓拓带着杜导正等几个记者到前线采访。这像是杜导正人生的缩影。他的出身，他对某种信念的追随，他所遇到的“贵人”，不断地在为他以后的事业推波助澜。他热情地投入这“伟大的战争”中，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杜导正一路顺风顺水。1949年底，他成为新华社华北军区分社副社长。1952年，他成为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1954年，他到马列学院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 学习后，随即被派往广州，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当时陶铸是广东的第一书记，赵紫阳是第二书记。杜导正和这两位领导人成为了朋友。     2001年，新华社广东分社为本社撰写历史，杜导正作为曾经的社长，被邀请撰稿。但他所写的书信最终没有被收录。他写的是反思，而不是“辉煌的记忆”。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写道：“我主政广东分社近20年，悲哀多于欢乐。事实如此，遗憾无用，老老实实总结才是正途。”     20年最好的时光，用“悲哀多于欢乐”来概括，杜导正感到“语多无奈”：“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在这些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毛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1957年夏天，作为共产党党外人士，广东的老同盟会员罗翼群去粤东考察时，看到农民的境况，对政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到了1959年初，夸饰的新闻报道已经敌不过形势的紧迫。在“人民公社就是好”的欢呼声中，一百多万人的广州市只剩下7天的口粮。陶铸下了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然而此时，有人却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后来才知道，那些搜出来的粮食是事先放在那里的。”     如今担任《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其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多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墓碑》，“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在当时，年少的杨继绳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以为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     共产主义并没到来，来的是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1959年的3月底，杜导正陪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去海南岛采访时发现，商店里的货架空空荡荡，村子里的农民多有浮肿病。从海南回来后，杜导正给新华社副社长缪海稜写信，报告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着急地向上级发出警告：“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     国外媒体开始零星有了关于中国闹饥荒的报道，中国政府义正辞严地将这些报道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陷”。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精心安排了采访地点和对象。英国记者格林在那本描述中国的《无知的帷幕》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人群。“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在《参考消息》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不同看法的工具。”杨继绳对这样的宣传套路并不陌生。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彭德怀因为批评毛泽东的路线遭到批判。两个月后，因为那封上书直言的信，杜导正被批判，被称作“广东的小彭德怀”。他被批判的主要是3条：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1960年，杜导正被定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让他感到有些难过的是，这个决定是经过陶铸批准的。陶铸通过身边的人给杜导正带了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     杜导正的新岗位是暨南大学，负责筹办新闻专业——这个专业后来成为暨大的招牌专业。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杜导正才得到平反，重新成为广东分社社长。经过这次“挫折”，杜导正认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多了，盲从性少了”。他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的主张，同意采用灵活的方式，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或单干。这样的路线在当时不是主流，“大寨之路”才是各地模仿的对象。     在学大寨运动中，年轻的极左知青吴思在北京郊区插队，作为大队副书记，他的热情极高。“我就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并且还像个悲剧演员似的，不怕苦不怕累，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最终我失败了，我怎么也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失败？”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大寨领头人陈永贵的书。对于当年的遭遇，他现在看得很明白：“当你和强大的人性对抗的时候，失败就很好解释。”     “人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受中国人重视的词汇，毛主席和“党性”才是最高标准。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不过，“文革”的形势难以预料，在批判别人的同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他把希望寄托在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已经被调到中央工作，成为“第四把手”，“又是上天安门，又是接见红卫兵，似乎可以作为一把保护伞。”——但瞬息之间，不愿紧跟“文革”路线的陶铸也被打倒，不久便悲惨死去。     杜导正开始被批斗、挂黑牌、关牛棚，遭受辱骂和殴打。他算了算，他经受过的正式批斗会有54次。经过这些批斗，他对“继续革命”这些新玩意儿开始接受：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杜导正被调到《南方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72年，李先念在工业领域中纠正极左的倾向，杜导正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支持他，再次遭到批判。有人说，为什么老杜你总是对反左感兴趣？“说实话，我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是自觉地反左，不过是看不惯太离谱的东西。” 摇摆的改革     杜导正从书房找出一本书画影集，上面有一幅他写的字：“我的问题是陈伯达、江青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这几句话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66年被逐出中南海后，自杀前跟朱德秘书说的。     杜导正相信田家英的话，1980年，他看着它成为现实。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杜导正和好友李庄坐在观众席的第四排。在他的记忆中，江青在现场很疯狂，跳了起来。“两边是两个女警察，摁不住他，最后过来两个男警察，没有摁她，只是往身上一点，她立马瘫倒。”     现在回过头看，杜导正觉得“四人帮”的瘫倒，是用“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文革’还要发动群众整人，粉碎‘四人帮’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就把人干掉，不必经过代表大会什么的同意，这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     “文革”结束后，杜导正被调回北京，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1978年，在解放军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紧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杜导正看到这篇文章，很兴奋，在征求新华社领导穆青、李普的同意之后，决定全文转发。总社给各个分社发电报，让他们请各省委书记逐一表态。     1979年6月，杜导正路过湖北省，到赤壁公社采访“包产到户”的情况，写了七百余字的短新闻——《农民都夸三中全会政策好》，在1979年全国好新闻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杜导正认为，“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才摸索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才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之路。”     1982年，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被任命为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这是他地方官生涯的起点。此后，他陆续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直到2007年回到北京，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之一。习近平在正定县任职时，曾经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杜导正是其中之一。2001年，《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的时候，习仲勋曾给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     同样是在1982年，杜导正从新华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他的老朋友鲁谆是副总编辑——鲁谆如今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成员，《炎黄春秋》每期杂志的编前讨论，他都会参加——鲁谆说，“他那个时候抓新闻，抓典型报道，张华、蒋筑英、华山抢险这些在当时有影响力的报道，都是他组织做的。再一个，他在报社的管理方面是走在前头的。比如说‘文革’期间的报纸新闻，记者是不署名的，也没有内部稿费，拿固定工资。他到了以后大力提倡这些，在机制改革上，调动了记者、编辑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多写稿、拼好稿。”     中央当时有两大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有些稿子《人民日报》不太方便刊登，就通过《光明日报》发表。鲁谆觉得80年代前期的中国思想界是活跃的，社会强调的是解放思想。     我给杜导正带去过几期《南方人物周刊》，其中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李泽厚。杜导正看到后说：“他跟我们是同一拨人”——当初我采访李泽厚时，李也说自己很认同《炎黄春秋》这拨人对于中国的改革思路。     李泽厚是中国80年代最著名的学者，他的美学、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他的文字如同邓丽君的歌曲一般，对80年代的中国人产生了启蒙作用。到了90年代，李泽厚指出，发展中的中国在不同的阶段应侧重的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这与杜导正所说的“碎步前进”相似。民主宪政无法一蹴而就，“告别革命，走改良道路”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共识。     然而，在1983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邓丽君的歌曲被认为是荼毒人心的靡靡之音。打击范围更大的“反自由化”运动中，李泽厚成为了重要的批判对象 。     杜导正在80年代也还不能接受一些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新事物。“那时候，我爸很讨厌我穿高跟鞋，每次穿高跟鞋回家时，都得先把鞋脱了，偷偷装到包里，然后才进屋。我放邓丽君的歌听，他也不喜欢。”杜导正的小女儿杜明明说。     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杜导正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在外人看来，这是杜导正担任过的最重要的职位、是他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他却不为之感到自豪。“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的大政治背景是‘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政治目的是保守的、左的。”杜导正说，“我上来后，一个任务就是赶快搞新闻法。这么个泱泱大国，没有新闻法行吗？”     在鲁谆的印象里，杜导正“直爽，重情义”。“他胆子一贯很大，退下来之后更大。”他觉得，杜导正在位的时候有所顾虑，“也不完全是为了保住职位，也是保全大局。他讲得比较多的是：换位思考。他做过新闻出版署署长嘛，谁在那个位子上也会是很难的。”     1989年6月，杜导正被免去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与此同时，他决定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炎黄春秋》的春秋     9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年头，许多人开始转向“文化”。     1990年，一些中共高层老同志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打算办一本历史杂志。萧克亲自点名，让杜导正担任社长。这本杂志在1991年7月创刊，取名《炎黄春秋》。     在1990年认识杜导正时，徐庆全是首都师范大学教吐鲁番学的老师，但他最感兴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1991年，杜导正主持创办《炎黄春秋》，“恰好他一个老战友是我们学校的，叫宋文茂，他就让宋来找我，说让这孩子给咱们写稿”，因此成为《炎黄春秋》的作者。     1991年的圣诞节，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了下来。几个月之后，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仍然是一列火车，成为这个国家的隐喻。每个人都像不知所措的乘客：中国往何处去？这次秘密旅行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沉寂的冰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对此提法表示认可。     邓小平的南巡令杜导正感到振奋。他对徐庆全说：“咱们《炎黄春秋》要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苦点就苦点吧，过来先干吧。”彼时《炎黄春秋》初创不久，没钱，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是80块，“我在学校一个月还拿115块呢。”但徐庆全考虑之后，还是离开了学校，正式成为《炎黄春秋》的一员。     吴思是在1997年加入的《炎黄春秋》。“我大学一毕业就分到《农民日报》，上司是徐孔。他退休以后，跟杜老一起办《炎黄春秋》。那时候我在家写书，写得正带劲，哪也不想去。他说过来帮帮忙，我就瞎答应了，答应了也没去。一个月之后，徐孔又来电话了，说你架子不小啊，叫你来你还不来。他训了我一通，我第二天就去报到了。”报到时，吴思第一次见到了杜导正——完全不是“双枪李向阳”的形象啊。不久后，吴思的那本书也写出来了，起名《潜规则》——这个他生造的词汇如今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他希望“重新解释历史”，这也是《炎黄春秋》想要做的。     到《炎黄春秋》工作之后，徐庆全发现，杜导正对于邓小平的支持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甚至于他给自己的小女儿选女婿的标准，就是看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看法。“《炎黄春秋》到现在为止，事实上一直是坚定站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这一边，坚决支持改革开放，从创刊到现在没有动摇过。这跟他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杜导正的思路在2000年前后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他开始冷静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认为中国实际上是跛足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没有同步。     他提出一个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形象化比喻：扭秧歌，“退三步进两步，退两步进一步。”     同时，《炎黄春秋》创刊20年，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     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炎黄春秋》在封二刊登了一首纪念胡耀邦的白话诗和一幅照片。从此之后，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媒体上不再是一个绝对不能提及的敏感词。     2005年11月，《炎黄春秋》发表了以《我们心中的耀邦》为题的一组文章，作者是14位老同志：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在随后的12月号上，继续刊载了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这是老同志们发表文章最集中的一次。     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这篇文章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世界的主流观念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整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     这些年中，杜导正个人发表的一些署名文章也很受瞩目。比如《民主也不能不急》和《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20年来，大大小小的风波不断。杜导正现在仍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殊为不易。在《炎黄春秋》20周年大会上，他说到所经历的历次风波时，情绪仍然有些激动。 回归新民主主义？     2008年春节后不久，薄一波的儿女和朋友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了薄一波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作为山西定襄县蒋村的老乡，杜导正受到了邀请。杜导正在会上发表讲话，将中国共产党的成败概括成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杜导正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他的基本思路是，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应该回到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他还记得，当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那时候根据地搞得不错。我们的政权大体上是三三制，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进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经济上是个体经济，承认个人私有。根据地虽然穷，但很活跃。”     在星期三的编辑部会议上，《炎黄春秋》的成员讨论了最近由张木生的新书而引发的新民主主义话题。     张木生的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分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刘少奇之子刘源给张木生的书作了序，他写道：“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吴思被邀请参加新书发布会，他对张木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吴思觉得，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明确人民至上的原则，并把这项原则落实到各种政治制度之中。他引用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不是党的工具，党是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如毛泽东所说，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走出历代兴亡循环 。”     在与张木生进行辩论之后，吴思跟杜导正说了这件事情。杜导正的答复是：“政策是好的，这是共识。这个理论是发展的，可以有新的解释，你认为怎么才能说好，就拿出你的解释来。”这话让吴思受到启发。“我再跟张木生他们讨论起这个问题时，就提出建议，我说新民主主义适应新的时代也应该有个升级版，以前是1.0版，可以在2.0版中拿出一个更让人信服的对未来的主张。”     《炎黄春秋》杂志社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杨继绳、徐庆全等人就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     批评者认为，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这是吴思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话题只是杜导正这些退下来的老人们思考的话题之一，他们在用余热不断地思考和发言。这批被称为“两头真”的老人，参加革命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指引，追求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国；建国之后，越走越左，绕了一个大弯路；改革开放后，又转过来接着走向“新民主主义”口号所要求的中国。     “他们是在发光，我们年轻人要借他们的热，他们发光我们才有温暖。没有他们，我们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会有断层。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拨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他们的痛切反思给后人的警示作用会很大。”徐庆全说。     今年的《炎黄春秋》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批“两头真”老人的故事。“他们这批人，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一个事业，多少人把命投了进去。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把天下弄成这个样子，‘大跃进’大饥荒死了3000万人，‘文革’中每个人都受到侵犯，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当把这一切都看明白后，人也老了，想认真地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也来不及了，只能尽量张大嗓门，大声地说几句话，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吴思说。     看这篇文章的打印稿时，吴思正在地铁里，车厢穿过幽暗的隧道，与风擦出呼呼的声响，想起这些老人的一生，他的泪水止不住往外涌。他将稿子举高，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两头真”的老人，都已经垂垂老矣，陆续去世。谈及此处，吴思非常感慨：“我们原来觉得自己挺有力量的，根深叶茂，现在一个个老先生走了，感觉秋天到了，树叶飘零。”     “现在我们不是秋天的叶子，而是冬天的叶子了。”杜导正说，“我的日记里写到了这些离去的老人：任仲夷、周惠、朱厚泽、李普、欧远方、谢韬、杜星垣 ……，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不少钢笔画，画我被死神包围了。”     杜导正也担心，老人都走了之后，中年人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心怀乐观之想。他相信中华民族是有自我成长能力的民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什么东西会永恒不变。        （本刊记者王大骐、实习记者乔芊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096.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2731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