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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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

“今天我来是来找共同点的。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认识和在座的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都能够接受的东西。今天我之所以能这样想,是因为情况有了变化,就是出了王立军这个事情。在王立军出这个事之前,我想的就不是寻找共同点,而是想一旦他们上台我该如何逃命的问题。”   三月初,乌有之乡搞了一个到湖北红安的红色旅游,这个红色旅游的真正重头戏是在武汉两天的活动,第一天由韩德强,老田(田立为),阳和平(阳早、春寒之子)分别做报告。第二天(3月5号)是座谈。座谈时有老田,阳和平等二十来人。笔者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上面的话就是笔者发言的开场白。   关于逃命的说法我是有根据的。   在2010年的一次饭局上,一个和我私交很好且非常活跃的左派朋友拍着胸说:左派上了台,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是戏言吗?我宁愿这话是一个戏言,如果不幸不是戏言,我则完全相信这朋友的真诚和担当。不论是不是戏言,从这天起我就多了一个思考:左派上台真会杀人吗?   尽管乌有之乡网站里大都是些暴力思维的渲泻,但我最初并不认为这些渲泻就表明他们真的要杀人,觉得这只是有人还沉浸于暴力革命思维里,说说而已,并且不会是乌有之乡的主流。我开始相信左派真的要杀人,并且是要大规模地杀人,是从乌有之乡不遗余力地鼓噪,要在宪法中恢复惩治汉奸的内容时开始的。如果说他们先前搞的公诉茅于轼,还是遮遮掩掩,让人对他们的真实意图看不太清的话,那么,他们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征集恢复惩治汉奸条例的签名并上书全国人大,则就明明白白地告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认同普世价值、赞成民主政治的人,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都要以“汉奸”的罪名加以惩治,如何惩治?用乌有之乡里常用语言来说,就是杀气腾腾的“汉奸的末日到了”。   想杀人、要杀人是一回事,有没有那个能量、有没有那个可能杀人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刀,就凭乌有之乡的鼓噪有那个可能么?那么,乌有之乡有没有依仗的刀?如果有,那么这刀在哪里呢?   在搞这个签名活动之前,乌有之乡早就对重庆的“唱红打黑”赞口不绝,吹捧薄熙来到了肉麻的地步。问题的关键是,这只是乌有之乡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还是乌有之乡本来就是薄熙来的喇叭?或者说乌有之乡就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阵地?重庆市当局高规格接待乌有之乡组织的红色旅游团,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不能不让人怀疑重庆当局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把重庆的打黑和乌有之乡鼓噪联系起来,不能不怀疑重庆的打黑就是在全国上演惩治汉奸的预演。   那么重庆是如何打黑的呢?   对重庆打黑的认识,不少人都有一个过程。出于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本能厌恶和痛恨,在李庄案发生之前,网上的舆论是一边倒地为重庆打黑叫好。当时我也是重庆打黑的支持者,甚至认为民间能发出薄熙来做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呼声,是对死水一潭状态的一个有益的冲击。   但这种认识维持的时间很短,李庄案的出现让我和很多人彻底改变了对重庆打黑的认识,网上也出现了几乎一边倒的质疑声。尽管李庄案只暴露了重庆打黑的冰山一角,但已足够说明重庆打黑的黑打性质,是在践踏法律,假公济私,愚弄公众,欺世盗名。在如此打黑面前,所有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对重庆打黑的总导演薄熙来睁大眼睛,重新审视。如果让一个予取予夺,无法无天的人掌握了最高权力,谁的脑袋都不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重庆打黑行动在先,乌有之乡惩治汉奸的鼓噪在后,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惩治汉奸是重庆打黑的发展,这个设计太高明了。“黑社会”的罪名多多少少还要点内容,枉法时还需要花点气力拼凑罪证,“汉奸”这个罪名使用起来则可以随心所欲,看着谁不顺眼或者谁敢对他有一点异议,“汉奸”帽子一戴,想怎么整就算怎能么整,可以轻飘地把天下的非我族类用“汉奸”的罪名一网打尽。“汉奸“这个筐的巨大容量无疑是“黑社会”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险恶的高招让人不能不关注另一个人——乌有之乡的理论家——张宏良。   2011年9月22号,有朋友告知,张宏良要去如梦轩演讲,希望我也去听一下,但要注意必要的礼貌。   如梦轩是武汉的一个超然于左右之上的文化沙龙,作家教授、专家学者、十年文革老者,辛亥元勋后裔,开国将军二代,引车卖浆传人,新左派闻达,自由派草根,都可以在这里各抒己见。清华四一四的理论家周泉樱、文革研究专家徐海亮,河南二七公社的袁庾华,辛亥元勋后裔李承弘、蔡礼鸿,著名作家胡发云等都在这里做过讲座,就像笔者这样的无名小卒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这里做过一个美国宪法的专题,竟也可在两个多小时候的时间里吸引住听众。新左派代表人物田立为是这里的常客,我与他不仅熟识而且时有思想切磋。张宏良能来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去如梦轩的路上我都想好了对策:新左派的特点就是不讲逻辑,结论武断,张宏良的讲话在逻辑上的混乱早有领教,这次也一定会让我找到破绽,然后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张宏良的讲演一点都没出我的意料,出于礼貌我只是点到为止。   没想到这次会证实我的一个怀疑。   张宏良前呼后拥地一来到如梦轩,随行人员中就有人不可抑制地炫耀:张教授是通了天的人物,中国面临巨变,张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还介绍说坐在张宏良旁边的一个穿浅红色体恤的某大学的教授,就是未来湖北省委的书记。狂飙三步曲的作者王仁昌在发言中说汉正街将有十万人上街维权,散会后这位未来的省委书记把王仁昌拉到一边说:老同志,不要牺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国就要大变的。   右四是张宏良 右二就是那位未来的湖北省委书记。   我意外的收获就是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掌控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就是重庆的人,他们将在半年内动手。   张宏良等人如此地卖力地四处煽风点火,煽动仇恨,分裂群众,为薄熙来上位摇旗呐喊,原来是为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权力集团里分得一杯羹,为了非分地夺得权力,他们要杀人一点都不意外。现在网上传言王立军揭露说,薄熙来准备牺牲50万人,我是不怀疑其真实性的。   人们一直期待中共高层有人来冲击其僵化的体制,但我绝不认同用密谋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更不能接受的是用血腥的暴力来恢复中共的主流都一再宣称的不能再走的弯路,并将其推向极端。薄熙来的图谋如果得逞,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而且中国人民在几十年间积蓄的改革能量将被引导到一个极其错误的方向,用血腥的方式消耗殆尽。   然而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作为一介草民,除了逃命还能干什么呢?这就是我的逃命之说的由来。   现在中共果断挫败了薄熙来的图谋,让不少人悬着心暂时放了下来。一段时间内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也打不开了,一直在鼓噪要取自由派项上人头的新左派,此时举起了要言论自由的旗帜,言论自由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把这次乌有之乡等网站被封也归于此范畴,那是在混淆视听。谁都清楚乌有之乡等网站的核心人物介入了密谋,关闭这些网站我相信只是一个临时的组织措施,与言论自由不自由无关,网上明里暗里挺薄的极左派言论还少吗?   民主和法制是惩治和防范社会倒退的最有效手段,每一个期待着中国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人来说,希望能看到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在王立军事件的处理上“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在民主和法制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每一个善良的中国公民,都不能不高度警惕极左和暴力的幽灵。   2012-03-21完稿 李乾,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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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今日亚洲: 两会大争辩反既得利益集团也反极左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两会大争辩反既得利益集团也反极左。今年是胡温体制下最后一次召开两会,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博弈。中国面临发展瓶颈,然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与资本勾结,反对改革,更有极左人士指责改革者是「卖国势力」。不少代表寄望於半年后上台的习近平和李克强领导的新政府,可以从体制创新著手,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垄断的弊端,但又要避免运动式「唱红打黑」、罔顾法律「程序正义」,关键还是进入法治的市场化轨道。 这次两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提案吗? 一千四百八十多名中共老干部和老新闻出版人联署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出台新闻法与出版法,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这份联署原拟在去年两会前上网公布,不料因「茉莉花事件」而拖延一年。 左派方面,又有哪些举动? 中国毛左派力量向全国人大呼吁恢復宪法「惩办卖国贼」条款,并在全国宣传和征集签名,十万多人具真名联署后提交全国人大。 专家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改革?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曹思源表示,共产党内不允许竞争的体制,结果窒息了党的活力,导致慢性自杀。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专访: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九十六岁的许家屯回忆,他八十年代赴港的重要工作就是「统战资本家」,以利香港回归。当年李先念支持争取人心回归,财政部拨巨款。唐英年父亲唐翔千是统战对象,许家屯曾出席唐英年婚礼。他赴港第一个见的富豪是邵逸夫;曾替富商利铭泽扶灵。不过,他不想被误会在选战中为任何人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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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 共工的日志- 网易博客

来源:《中国 改革 》-财新网作者:吴敬琏. [提要]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在当下的中国,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他们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 …. 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 寻租 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新中等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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