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载《广州日报》） 2001 年的冬天，我还在法制日报供职，去采访刚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话题从法大刚聘任江平、张晋藩、陈光中三位先生为终身教授说起。他说像江平这样的学者是大师级的人物。何谓“大师”？徐显明以法学专业做了个解释，他认为优秀学者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二级学科里有相当的造诣和影响，比如民商法、刑法领域；第二个层次是在一级学科如整个法学界有影响；第三个层次则是超越了法学界而在整个人文社科界乃至整个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江平先生达到了第三个层次。 在刚刚出版的江平回忆录《浮 …… ……

江西宜黄县强拆自焚事件了犹未了。10月12日，有宜黄官员投书财新网，为强拆声辩，一言管总，“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同日，有媒体报道称，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长苏建国在9月17日被上级立案查处的当晚，分别组织堵截事件当事人家属外出，并对事件因伤致亡者抢尸。 堵截家属外出和对死者抢尸，无疑为刺激公众当时的情绪增添了新的佐证材料，但究竟也只是再次证明社会的普遍反应有所依凭。宜黄一官员投往财新网的强拆声辩意见，却因其对“强拆有理”的坦然自白，浮显了部分基层官员的“强拆发展学”。这套理路有力而孔武，沿着“发展至上”而行，一路踏倒的不只是公民权利，还包括法治国家的方向，同时在“发展至上”与人治、“以德治国”之间凿凿不二地建立起了直接联系。 所有的述说，建基于对自焚事件的描述。然而，这份投书没有呈现客观的描述，而是为证明强拆合理而预设情景，从而提供出一套背离事实的修辞。而媒体的追踪报道与网民的持续关注，则被指为“推波助澜”，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严厉问责。尽管采用了许多迷离的语句来中和其偏向性见解，人们仍然可以捉摸到这份投书在暗示媒体“别有用心”：“他们（‘包括记者在内的围绕在钟家周围的一些人’）除了‘扶弱抑强’的目的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点目的？” 除了闪烁其词地暗示媒体“别有目的”、“笔杆子杀人”，这份强拆声辩书又将政府受到社会质疑的主要原因解释为“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对政府存在一些不满”，以及人们在网络上声张正义时的无风险，而地方政府“合情合理”的说法被无视。这样，地方政府就变成了有理未得伸张的冤主。 可惜，这种对地方政府形象弱势化的塑造，很快又消失在“强拆发展学”的孔武表达中。投书认为，魄力盖世的权力行为“客观上促进大踏步发展”，寓意就是公权损害私权“客观效果良好”。何况为了发展，“强拆在所难免”，那么公权损害私权岂止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就可以称为知其不义而为之。 奇怪的是，投书一面表示了对政府“知其不义而为之”的赞赏，宣布“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一面却又叹“以德治国”之不能施行，是因为民多刁顽，“人心不足蛇吞象”，竟敢向政府提出拆迁补偿，妄图“一夜暴富”。什么意思呢，政府在抓发展，民众便要以服从之德去配合，说拆就拆，说征就征，少啰嗦，不废话，默然而行。这就德治大化了。 这种“强拆发展学”坚决反对依法行政的“本本主义”，反对“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好像依法行政无须法律本本，而要在本本之外灵活机动。由这样的官员去组成政府，中国当然就如其所言，“从根本上，我国依然是人治的国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 这种“强拆发展学”当然不会承认世代相传的房产或者土地的经济与情感价值，而只承认政府是价值的创造者：“如果政府不开发，你地皮、房子有那么值钱么？”土地和房产没有价值，空手套白狼的开发才创造价值，这就是其“发展经济学”。 这种“强拆发展学”为求自立，甚至厚诬现代政府治理。它不改变政府角色，而坚决以发展为己任，降低市场功能、挤压社会空间、损害私权也在所不惜。而且认为政府绝不能像西方那样充当“守夜人”，当太平官。在这里，“强拆发展学”根本抹杀了现代政府在保障公民权利、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努力，也无视现代政府在制度和舆论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且看其一往无前的宣告：“如果迁就被拆迁户的利益诉求，……政府肯定吃不消”，所以“只要地方要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 这种逻辑怎么能够产生？政府本质上应当完全来自民众，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却在宣称民众不答应的事情也铁了心照做不误，据称，这是因为它们自信代表了民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然而，究其实也不过是权柄的自我扩张和权力的心态膨胀而已。它们要搞“发展”，一往无前；但说到底，它们要搞哪一样，又不是一往无前呢？历史地看，这样的权力从来都是野牛冲进瓷器店，要做什么都乱撞乱闯。 http://view.news.qq.com/a/20101013/000006.htm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