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因一起“打人”事件，女律师王宇被铁路公安拘捕、铁路检察院起诉、铁路法院审判并一审获刑，鲜明体现了铁路司法“一体化”之弊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罗洁琪 单页阅读 　　两年前一次寻常的车站送友，引发一场“打人”事件，女律师王宇因此被铁路公安拘捕、铁路检察院起诉、铁路法院审判。直至2010年8月10日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她身陷囹圄的生涯还在继续。 * 王宇案中发生“打人”事件的天津西站检票口。 　　时光倒流至2008年5月4日，天津西站。送友心切的37岁女律师王宇，手持站台票，欲前往月台，被几个检票口的工作人员拦截，双方发生了短时间的肢体冲突。 　　当日事后，天津西站派出所把王宇叫去问话，并做了笔录。 　　王宇自认为是受害人，要求把其他当事人叫来对质，遭到警察拒绝。于是，愤懑的王宇去医院疗伤前，先去了天津铁路公安处督察队，投诉“民警执法不公”。 　　七个月后的2008年12月9日，王宇突然被天津西站派出所警察从北京家中带走。 　　离家前，王宇致电丈夫称，“天津的警官说要帮我们解决问题了。我去说明情况，顺便回爸妈家看看孩子”。 　　让王宇始料不及的是，次日，她被刑事拘留，关押在天津铁路公安处看守所，涉嫌故意伤害罪。事由是：在5月4日的争执中，王宇一记耳光将天津西站的男职员打聋致重伤，另外还推倒一女职员，使其臀部受伤。 　　被羁押了15个月之后，2010年3月，王宇等到了一审结果。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判决：故意伤害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向两名受害人赔偿共计逾13万元。 　　5个月后，8月10日，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在原审判决中，部分事实不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在本案中，派出所是非法立案、非法侦查；检察院作为公诉人，却提供互相矛盾的证据；法院在法庭上严重剥夺律师的辩护权，多次阻止律师发言。这个案件显示出铁路司法的缺陷实在是太多了。”王宇的辩护律师李平贵告诉本刊记者，“铁路局向铁路的警察、检察院和法院提供财政支持。都是一个爹的孩子，自家的事，能独立审判吗？”

过去一个月，中国大部分地区飘着雨，也飘着“冤雪”和暴力。各地挤占湖泊和河道加剧洪水肆虐、7000多只化工桶畅游美丽的松花江、湖南长沙某国税局办公室被遥控炸弹袭击、100多名在西安打工的湖北籍农民工因讨薪被殴打、湖北某政法部门副厅级官员的太太因上访“被错打”、湖北孝感法官上访被免职、新闻记者被通缉或殴打、足球场上球员和球迷袭击裁判…… 这一连串的事件既不偶然也不陌生。近几年，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再加上缺乏解决利益冲突的合理渠道，中国社会的暴力倾向有加剧的趋势，这其中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暴力。不得不说，在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决策，中国的确需要构建和谐社会，而且要加快步伐。 按照中国官方的表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如果将上述的一连串事件对号入座的话，我们不由得感叹从“暴力”到“和谐”确实任重道远。但这并不是懈怠的理由，至少不能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就可以化解暴力实现和谐；也不能一味追求短期的、表面的和形式上的和谐，因为“被和谐”将激发暴力而不是相反，依靠恫吓、谎言和畸形的经济繁荣维持的社会均衡是不稳固的。 其实，“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主要内容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已经是上下四方的共识（中国官方表述也将其列在第一条）。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其核心都是让公众有机会限制政府，减少利益冲突引发的暴力现象。对于民主来说，尽管民主制度也会带来诸如示威游行等无序现象，但这并不属于暴力，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依靠暴力就能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民主制度的核心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民主博弈的失败一方选择服从暂时的失败，并期待在下一次博弈中获得胜利，而不是失败了就诉诸暴力。 对于法治来说，它和民主是相得益彰的，而且许多经济学家更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法治可以是独立于公民社会和民主的约束政府的方式。正如清华大学钱颍一教授所说，在法治框架下，法律通过政府保护产权，实施合同，维持市场秩序，但同时法律也约束政府；法治并不等于“以法治国”，“以法治国”是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但是政府自己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而法治下的政府是在法律之下，受法律约束。换句话说，法治可以约束来自政府的“暴力倾向”。 当然，民主和法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人都相信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力。但是，只有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政府为了巩固执政地位主导的经济增长），才会助推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形成。在市场经济下，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交易对象的扩展，形成了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等不同利益群体，他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需要共同遴选的第三方──政府来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进行，这时候民主制度便浮出水面。同时，为了限制政府滥用权力，也为了避免民主成为多数人的暴政、通过劫富济贫的再分配破坏产权和经济增长，还需要引入法治。 暂且抛开先要民主还是先要法治的争论，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的建设，都不能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的变革，还是需要自下而上的变革。在遇到利益冲突时，如果不同利益群体坚持“反求诸宪法”和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在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为了追求双赢的结果，也许政府就会做出妥协，从而避免将冲突引向暴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媒体和公共舆论的支持。另外，经济危机也可以是一个助推剂，它迫使政府不得不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以维持经济增长，并最终维持社会稳定。当然，建立在经济危机基础上的民主和法治也是不稳固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讨论只是基于各国发展历程的不完全经验总结，不能和中国的现状一一对应。要承认，无论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存在暴力冲突，而且暴力冲突也不能单纯地通过民主和法治来解决（比如宗教和种族冲突）。但至少目前，中国政府要想办法解决暴力蔓延的不和谐局面，向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和谐社会靠拢。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律师定位倒退的背后，是整个司法改革方向的变化。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地位是西方的传统信念，但法律与正义不可分离同样是西方传统信念，而且更为渊源长久。这一传统坚信“只有合乎正义的法才是真正的法”，反过来说就是坚信“恶法非法”。

用政府不受限制的权力去打压社会，去清除“黑社会”，不但无法清除“黑社会”，而且会让整个社会变得更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