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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始于1971年，堪称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 今年的演习是第23次，从6月29日开始，到8月3日结束，为期5周。参加者包括22个国家，42艘水面战舰、6艘潜艇、200余架飞机和2.5万名军人。首次参与的有俄罗斯、印度、墨西哥、菲律宾、新西兰、挪威、英国和汤加等八个国家。 令人注目的是，美国没有邀请中国。在这一地区，没有获邀的三个国家是中国、北韩和巴西。 多年前，这一军演开始时，每年一次，主要针对当时的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以及中国与台湾可能出现的台海危机。苏联解体后，台海关系也出现缓和，军演改为每两年一次。 早在2010年，美国就明确指出，近年来，这一系列演习的目的就是针对亚太地区新崛起的军事力量，包括中国。今年的这次演习所针对的目标就更加明确，其遏制中国的意图也更加明显。特别是，不断升温的南海冲突，可能出现的北韩问题，都在军演的视线以内。 面对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中国军方公开地说，“不值得大惊小怪”。实际上，这一次，对于极好面子的中国人来说，颜面尽失，心里窝着一把火，只是故作镇静而已。 即将接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习近平，近日也一再表示，中国会和平崛起，不会对这个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构成威胁。 可是，美国有个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最近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80%以上的商业和舆论菁英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不断强大，对美国构成一种潜在的严重的威胁。同时，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不能相信”或“根本不能相信”的。 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演习为什么要针对中国呢？西方国家为何惧怕中国呢？  中国可怕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列出几个原因。 黑箱作业的集权体制 中国是个集权国家，或者说，是个“没有独裁者的独裁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既无民主程序，又不透明。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情况下，都是黑箱作业，让外界猜不透。这种捉摸不定的神秘感，更增加了外界的担忧。 和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还是有进步的。从“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大事小事，基本上就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去世后，经过一个短暂的华国锋时期，然后，邓小平接班，大事小事，基本上就是邓小平一人说了算。 现在的中国，有所变化。不再是一人独裁，一人说了算，而是几个人独裁，几个人说了算。所谓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仍是橡皮图章，不起任何作用。 举例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政府及早出手，投入4万亿元，刺激经济，从而避免了可能的经济震荡。 面对同样的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了一揽子计划，试图刺激经济。可是，在费了很多周折，大刀阔斧调整以后，才勉强获得通过，还只是一个很温和的方案。 集权有集权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集权政府的办事效率高，面对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譬如，在地震、水灾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集权政府常常表现出高效的组织和办事能力。 这些年，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各种危机不断之际，中国的经济实力令世人瞩目。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领导人所拥有的权力，特别是他们在制定政策时的自主性，让西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羡慕不已。 民主制度下的决策程序，保证了权力的相互监督和制约，避免了滥用权力，可是，往往议而不决，拖延时日，降低效率。 印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早几年，经济发展渐上轨道，以致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说：“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经崛起”。可是，低效的政治领导，漫长的决策过程，很多良机错失，以致经济发展迟缓，贫富悬殊加剧。 整个二十世纪，人类都在试验的是，独裁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以“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试验，到1991年，以苏联的解体告终，冷战也告结束。目前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寥若晨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同时进行的，还有独裁与民主的试验。从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毛泽东，从西方，到东方，从“十月革命”到“茉莉花革命”，人们逐渐发现，民主，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民主，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就连官方的学者、胡锦涛总书记的“文胆”俞可平也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 一个简单的，为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是：一个人（独裁者）发昏或者发疯的情况是常见的（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几个人发昏的情况也时常会有（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几百个人（国会议员），甚至一个社会同时发昏的情况，就不多见了。这就是民主的长处。 在民主国家，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而是一帮人说了算。因为新闻是自由的，所以，政治是透明的，政治决策的过程也是透明的，公开的，时时受到监督的。民主制度下，整个社会，通过自由的新闻媒体，通过自己的议会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说，均参与了政策的制定过程。 在中国，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不是一帮人说了算。再加上没有新闻自由，政治决策是黑箱作业，没有任何的透明度，没有任何的监督，那么，这一个人，或几个人，会不会发昏，就让人觉得可怕了。 打着爱国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的可怕之处还在于，那些经常发作的、打着爱国旗号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人很重感情，情感丰富，有时，又非常地情绪化。在中国这个地方，有史以来，产生的诗人和诗歌作品，比任何地方都多。“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从那以后，无论是朋友离别，官场失意，还是塞外戍边，都要有诗词唱和。即使是白话文学作品，故事发展到高潮，也要“有诗为证”。 因一时冲动，做出可笑的事情，或改变历史进程的事情，都不鲜见。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得褒姒一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只为爱妾陈圆圆。毛泽东的诗人气质，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更使得几亿中国人神鬼颠倒，几近癫狂，像是中了邪教的魔咒一般。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义和团”。这个属于‘白莲教’的民间秘密组织，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活跃在山东、河北一带，初时，反对满族统治，打出的口号是“反清复明”。鸦片战争后，国势衰落，打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为清政府招安，利用，口号改为‘扶清灭洋’。他们设立神坛，请神画符，认为自己‘刀枪不入’。 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也是几经改变。开始时，认为他们是乱民，以‘剿’为主，后来，发现可以用来对抗横行霸道的西方列强，改为“抚”，再后来，引来“八国联军”入京，发现这些乱民实在是不可利用，政策也就变为“弃”。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义和团 ”使整个中国北方大乱，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也成了压垮大清江山的最后一根稻草。 “义和团”运动很好地说明，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是，这种情绪，有时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有时又会出现失控状态，出现极端的疯狂的民族主义行为，反而会成为政府的负担，甚至对政府构成威胁。 历史上，这种情绪失控，导致社会动乱的情况屡见不鲜。“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些疯狂的“红小鬼”们，为了一种虚幻的理想，为了一种飘渺的梦境，在领导人的唆使下，表现出的那种狂热情绪，那种颠覆行为，外人看来，不可思议。如果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就不难明白。 这些疯狂的‘红卫兵’，不仅打翻了毛所谓的“北京阎罗殿”，也闹的全中国乌烟瘴气。在眼看就要失控的情况下，毛泽东采取及时行动，把这些‘小将们’哄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因为第一，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毛不再需要这一工具了；第二；若让他们留在城市，继续闹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 现在的中国政府，对于民族主义，也是既爱又恨，既想利用，又心存疑虑。在许多的问题上，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新疆西藏问题，中美关系，等等，中国政府有时也很想利用一下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总是慎之又慎。因为，他们又担心，一旦这种情绪爆发起来，会形成冲天大火，不仅难以扑灭，甚至可能将自己吞没。 “百人会”的研究还发现，在当下中国，将近60%的普通民众认为，中国将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可是，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同一问题，却不这么乐观，认为中国会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不到30%。由此可见，在中国，对这同一个问题，普通大众与精英阶层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宣传。这些年，因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改善，政府的宣传一方面拔高取得的成就，同时，又掩盖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多数的普通大众，信息不灵，真相不明，慢慢有一种身处“天朝”的感觉。个别的人，似乎又找回了从前的那种“中央帝国”的“尊严”。 他们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很快地，中国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老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地被西方列强欺负，受尽了凌辱，现在，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来了。 政府的宣传，在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中产生不同的反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中国没有不同的声音，没有西方社会里的中产阶级，更没有思想独立的学术界。 没有不同的声音，如前所述，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的政府。中产阶级则是一个社会的脊梁。他们收入稳定，观念保守，思想理性，操守稳健，在各个方面，都对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没有独立的学术界，导致许多的问题， 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还是国际的，没有理性的思想独立的分析。 这些年，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自《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以来，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打着爱国的旗号，打着历史传承的旗号，暗潮涌动，随时可能爆发。 这就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天朝”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了不得了，快要像“义和团”一样刀枪不入了。不仅过高地评价取得的成就，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会出现偏激行为，会认为，在被欺压了一百多年后，我们报仇雪恨的一天终于来了。 同样是落后挨打，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是不同的。日本从1853年江户湾的“黑船事件”开始，面对西方列强，选择的是对外开放，学习西方，使自己变得强大。今日，神奈川县还有纪念黑船事件的“黑船祭”，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书写的“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 中国则不同。一百多年来，中国政府从不把落后挨打归咎于自己的无能，归咎于政府的领导不力。而是一味地引导普通大众去恨那些比我们强大的西方列强。实际上，我们老百姓能有何作为呢？一切都是政府干的：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强大是政府有为，落后挨打是政府无能。 适者生存，是自然规律。面对西方列强，中国政府所应做的，是检讨自己的无能，带领中国人们，学习他们，发愤图强，超过他们，一味地要老百姓去恨那些比我们强大的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可是，政府的这种作为，可以将老百姓的不满引向外界，对于自己的统治，还是有作用的。问题是，会不会再出现类似于“义和团”那样的事件呢？ 这也是中国可怕的地方之一。历史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极端疯狂的民族主义，最后所伤害的，不一定就是原来的目标。 一阔脸就变的民族特性 中国人是一阔脸就变的。 刘邦建立汉朝，当了皇帝后。一次，在朝上，对自己的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你说我不如老二，今天看看我的产业，跟老二比谁的多？） 毛泽东住在延安窑洞时，是他事业的转折点，也是最低潮。常和文人雅士谈古论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和黄炎培探讨中国社会的‘周期律’问题，和梁漱溟探讨整合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共合作问题。毛的谦虚好学，不耻下问，为许多人称赞。建国后，很快地，就变了。到了1953年，甚至公开地羞辱梁漱溟了，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梁所要的那么一点点“雅量”了。 皇帝如此，政客如此，普通人也一样，一阔脸就变。 我的朋友的朋友，做房地产的，听说很有钱。一次，来墨尔本，我受朋友之托，接待这位富人，在唐人街请吃饭。刚一坐定，这位富人就掏出烟来，要抽，我马上制止，说，‘不行的。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建筑物里，都不可以抽烟’。富人不解，问，‘抽了又怎样？’ 我只知不能抽，却不清楚，抽了会怎样，于是，随意说道，‘罚款两百’。 谁知，对方信以为真，‘两百就两百’。掏出打火机，还是要抽。 我很肯定地说，‘你如果坚持要抽，我就走了，不请客了’。于是，对方才怏怏作罢。 这顿饭，吃的气氛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说，这位富人，十多年前，穷的连条裤子都买不起的。 这几年，中国人富了，开始旅游世界。在很多地方，中国游客的形象，实在不敢恭维。参观时大声喧哗，吃自助餐贪得无厌，走在街上目中无人，花起钱来更是很招摇，很挥霍。从他们挥金如土的行为，你绝对看不出，十几年前，他可能是‘连裤子都买不起的’穷小子呢？ 北韩是我们的邻居，盟友。从前，我们说两国是“血肉凝成的”“唇齿相依”的友谊。现在不这么说了，可是，每年中国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无偿援助 – 从石油到粮食 — 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北韩人心目中，中国人是个什么形象呢？ 前英国驻北韩大使,John Everard, 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Only Beautiful, Please. 作者在美国的Brookings Institution演讲，推销这本书时，特别提到, 北韩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如俄国人，德国人，甚至他们的头号敌人美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傲慢，自大，目中无人。 留意一下中国的媒体，就会发现，这种“一阔脸就变”的事例，比比皆是。官场里，更是如此，一阔脸就变，人走茶就凉，更加普遍，相信很多的人身有体会。 自己也不知要去哪里 经济发展了，军事强大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中国要去哪里呢？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去年以来，澳大利亚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允许美国军队驻扎达尔文，引起中国方面强烈不满。中国的官方和学界，正式或非正式地，数次警告澳大利亚，必须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不可以“脚踩两只船”。 实际上，这些年，澳洲的政界、学界、甚至整个社会，都在思考并争论这个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澳大利亚该怎样选择，如何踩好这个跷跷板？ 就这个问题，澳洲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说，跟着美国，你知道要去哪里。美国人不进行殖民地拓展，却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比如民主，比如人权。为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以战争作手段。可是，跟着中国，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几十年，我们走过的路，确实如此。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时，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79年，搞改革开放，我们发现，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一片混乱，苏联面临解体，我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我们又高兴地发现，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自1949年以来，我们走过的路，曲曲折折；实行的政策，朝令夕改；中国这个巨人的身影，总是摇摇晃晃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总是虚晃一枪。明明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甚至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还残酷，却硬要说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变化无常的政策，连我们自己的老百姓都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如果你做了世界的霸主，让别人如何跟从呢？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让他们觉得中国可怕。 首先，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让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像对待一件明清时期的旧瓷器一样”。 中国的十几亿人口，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那四处逃命的难民，比蝗虫要可怕的多。到那时候，全世界就会出现小说《黄祸》中描述的景象。 其次，美国人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让出霸主的地位。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怀特教授，极力主张，随着中国的崛起，堪培拉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应该越来越靠近北京。可是，这位教授在美国做研究时发现，无论是学界精英，还是街头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大多是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考虑。。 还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对方是自己潜在的敌手，而且，冲突不可避免。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就会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方的一些言语和行动，即使没有任何的敌意，也可能会被解读为敌对行为；第二，既然认为对方是自己潜在的对手，就会为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各种准备，包括军事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另外一方会认为，对方的准备是针对自己的。军备竞赛就是这样产生的。进一步，双方会发生剑拔弩张的情况，，甚至可能出现差枪走火的情况。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在欧洲的实力不断增长，随之，便在一切场合积极主动地寻求取代英国的利益。很快地，欧洲分为两大阵营，并开始激烈的军备竞赛。这种情况下，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演变为大规模的冲突。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遭暗杀，只是引起燎原大火的那根火柴而已。 类似的情景正在东亚地区出现。这些年，因为“反恐”，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美国陷入中东，难以自拔。无形之中，其对亚太地区的注意，有所转移，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也有所削弱。可以说，“9.11事件”引发的“反恐”，给中国提供了十几年宝贵的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军备开支不断增加，军事实力不断提高。对于许多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性问题，中国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态度也比以前强硬。台海两岸关系的缓和，更让中国增加了底气。许多以前在视野之内却无力解决的问题，现在开始成为热点，例如，南海问题，东海特别是钓鱼岛问题。这些热点问题，随时可能导致局部性的地区冲突。 恰在此时，美国开始高调重返西太平洋地区，加强与其亚太盟友的关系，重新部署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就会日趋复杂和微妙。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中国通”，也是西方国家第一位会讲中文的领导人。作为总理，陆克文访问中国时，说要做“中国的诤友”，说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访问回去不久，在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面时，又郑重地告诫美国，要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因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你考虑到中国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人的为富不仁，为富不义；中国人的“一阔脸就变”；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了西方列强的凌辱；中国的崛起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若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就会明白，在西方国家，有些人害怕中国的崛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可是，话说回来，历史也多次证明，中国对别国是没有领土野心的。中国人傲慢，自大，目中无人，实际上，都是一种“要面子”的表现。自古以来，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去扩张，去占领别人的领土，可是，中国没有。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只是要“秀”一下，炫耀一下，要别人尊重自己。中国是吃软不吃硬的民族。几句好话，恭维话，她就可能忘乎所以了。 问题是，中国和西方，如何才能有效地沟通呢？

核心提示：以总收入来衡量的话，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排名中已稳步上升。但这些中国企业仍主要在中国境内经营，他们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 原文： Are China’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eally Multinational? 发表：2012年7月10日 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布鲁金斯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编辑注：本文原发表于《东亚季刊》2012年4-6月期第四卷第二部分。 在中国政府号召中国企业应该”走出去”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许多观察家都期待着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消费市场上为自己锁定越来越大的份额。也许，这最终是会发生，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跨国公司离在国际商业界这个超级联赛中成为合格的一支参赛队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你能说出多少中国品牌呢？绝大多数人很可能只说得出十个不到或者甚至只有五个。我们都知道青岛啤酒，中国航空，中国银行和联想电脑，也许有些人还知道华为科技，海尔家电或者中国移动。但是，以上品牌没有一个进入了《商业周刊》和Interbrand（ 译注：国际领先的综合性品牌战略顾问和设计公司 ）汇编的2011年年度全球百大品牌之列。而那些所谓的中国最著名跨国公司离诸如可口可乐、通用电气、英特尔、麦当劳、谷歌、迪斯尼、本田、索尼、大众及类似的全球品牌巨人尚有遥不可及的距离。 然而，当你以总收入来衡量的话，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排名中已稳步上升。在2001年的财富500强中，只有12家中国企业在列。仅仅是十年之后，2011年这个数字蹿升至61家（包含总部设立在香港的4家） 译注：2012年这个数字跃升至73家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上榜，中国目前在这份全球榜单上位列第二，已经超越了日本，但仍远远落后美国。  在2010年，这61家中国企业总年收入折合2.89万亿美元，总利润估计达到了1761亿美元。当年上榜的57家大陆企业中，有49家为国有企业。 必须承认，《财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占有及排名显示了中国企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就一定是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或者甚至我们得怀疑它们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当以境外资产及销售来衡量这些企业时，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除了极个别情况，这些中国企业仍主要在中国境内经营。换句话说，尽管近些年政府的”走出去”政策引导和金融刺激不可谓不出力，但那些领先的中国公司仍然在这方面不给力。 那么这些中国”跨国公司”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到底碰到了什么困难呢？我们觉得以下十个因素可能是其原因。 第一，很少真正有中国企业能够全球化运营。海尔，华为以及国家石油公司诸如中石化、中海油和中石油等可谓仅有的在全球范围内运作资本、经营及销售的公司。中国许多其他的跨国公司（银行、汽车制造公司、自然资源公司及IT公司）仅仅是在其他某些大洲有投资及业务，绝大多数离全球生产、营销、配送、物流、供应、研发及人力资源网络有很大的距离。 第二，这些中国跨国公司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于人力资源，尤其是管理者能力。熟练使用多种语言及多元文化融合的管理人极其稀缺。所有针对中国公司的评估报告都把此项列为重要缺陷。由全球跨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主导的2005年研究报告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管理人才需求将达到75000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学生如潮水般涌向中国和外国的各大MBA课程。迎合中国市场的远程MBA教育也繁荣起来。但，仅课堂内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训练不足以代替广泛的国际实际运作经验。有些中国企业利用全球经济危机的时机雇佣（大多是年轻的）被原公司解雇的在纽约、伦敦、香港及其他地方的员工。例如，在2010年，《中国日报》报道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已经雇佣了总数大约为80万的外国雇员。 第三，与之相关的，中国企业及其领导层展示出来的是他们无力摆脱本国企业文化及商业运作模式。中国企业文化通常将人际关系置于组织机构关系之上，而且商业决策通常着眼于短期利润。其中往往也缺乏透明性及监管，这导致腐败问题高发。此外，中国企业高度的政治化：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内部有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及其成员。绝大多数的著名中国国有企业的CEO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部任命，对于中国跨国公司来说，亦是如此。然而，与这些中国竞争者不同，大多数西方跨国公司的自身运作不涉及任何政治性话题。当然，不同点还不仅止于此。西方企业文化侧重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团队及合作、详细可行的长期计划、运作透明度及监管、多元文化融合、对腐败问题的严肃惩戒以及企业内互相关系的系统制度化。 第四，正如上面所说， 中国企业的全球品牌影响力非常弱。而建立这种品牌需要的是对于广告及客户培养的巨大投资以及持之以恒的资源配给。拥有一个有特色的、非中文的名字会有所助益。 第五，中国企业喜欢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模式来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因为这是达成获取先进技术、销售网络、已建立起来的卓著品牌和其他战略资产的速效药。更精确的说，鉴于中国企业中缺乏具有跨文化环境工作经历、掌握多种语言的员工，并且很多人对于当地工作环境亦不熟悉，对于中国跨国企业来说，更容易方便的是仅购买外国公司的部分股份，这样他们亦能获取这些要素并一举抵消自己的不足。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兼并和收购在数量和金额上有所飙升，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并不是非常成功。一份报告估计，在2008年至2010年的300个中国海外兼并收购项目中，90%都是失败的，而中国的企业在收购后丧失了他们公司价值的40-50%。这种情况对于在科技、通讯以及自然资源部门的企业尤其如此。 第六，尽管有些中国企业制定了全球化的商业计划及战略，但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这么干。说白了，走向世界的努力其实是由下列因素所驱使：被压抑的现金要寻求在中国这个已饱和市场以外进行投资；政府的”走出去”的强硬政令（对于这么做的企业予以奖励，对于不这么做的企业予以惩罚）；对于外国复杂性所抱有的天真烂漫的幻想；一种渴望尽快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非建立一种稳定的收益流的冲动；以及频繁的变更决策和方向的管理倾向。 第七，尽管中国企业确实是倾向于有明晰的业绩指标、激励计划以及提供职业保障，然而他们并不在其他管理领域取得高分。大型中国企业，包括中国政府在内，都有极度严格的等级体系。中国的组织文化强调纪律和服从，这种文化必然营造出风险厌恶和不鼓励首创精神的大气候。成为企业家（中国公司当然是企业）不同于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此外，中国观念中的团队合作导向的是紧跟领导的指示，而非在西方组织中普遍的平等主义及合议模式。对于明确界定职场角色和等级体系的偏好通常意味着中国人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偏重权力下放以及个人首创精神的管理结构——并且这已经导致中国兼并西方企业后一再产生文化冲突。 对中国跨国公司来说，职业生涯中的（再）培训极为稀少，而对西方公司则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企业倾向于培训一个员工某一确定的技能和职业能力，并且希望他们能永远安分于这个岗位。然而，许多西方企业采取的是更为灵活的个人发展计划，该计划往往更侧重自我提高、再培训以及公司内岗位的流动及超越专门化技能的通才能力。这经常是或者通过公司内旨在发展新岗位技能的培训来实现，或是通过公司外的职业中期培训——通常称为管理者研修——来实现。管理者研修通常在为期一个月的沃顿商学院、肯尼迪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伦敦商学院或其他类似提供公司管理提升效果的机构进行。中国的商学院，诸如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或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都在不断提高中，但这些机构离在国际一流水准中占有一席之地仍有一段距离。尽管职业中期培训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中是必须的，但这种组织文化在中国的企业界尚未普及开来。 第八，中国企业适应国外的法律、监管、税务及政治环境的能力尚有缺陷。透明运作及良好的公司治理并不是中国企业的特征，中国企业往往为人所知的是其不透明的决策机制、频繁的商业贿赂经营及欺诈性的会计手法。极少有中国企业配备有精通海外战略国家法律及监管体系的内部法务机构。对东道国监管体系缺乏耐心，对于公司的海外运作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当中国公司想要在国外股票市场上市时更是如此：很多中国公司在美国IPO前向证券管理机构提交了不诚实的信息。中国公司也常常和怀疑中国投资影响本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政客发生冲突。 第九，中国企业在与国外竞争者过招时很少进行尽职调查，这意味着他们经常忽视潜在伙伴及对手的长处和弱点。结果，他们会发觉自己很难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 最后，在寻找国外合作伙伴时，很多中国跨国企业在”互惠问题”上卡壳。许多中国企业寻求进行合作的国外跨国公司或者是已经在中国运作多年，或者是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前者大多体验了多年的中国式官样文章、投资障碍，或者已经有了其他的令人沮丧的和成本高昂的经历（尽管可能他们仍有利可图）；后者往往想要拿到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场券。以上两种情况下，这些外国跨国公司都指望中国企业帮助他们把进入中国的事情简单化。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商业利益交换：你帮助我们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帮助你走出去。然而，问题是很多中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结构上是分叉的，意味着公司内国内市场部门和海外部门之间往往会有一个官僚化的防火墙，这导致公司内两者之间的沟通管道不畅。此外，中国商业伙伴其实并不必须要负责改善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境遇，或者解决其在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中国当地政府机构的领域。故，以上这些互相竞争性的动机通常只能导致中国和国外跨国公司之间期望的错配。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中国公司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他们面前有一条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他们肯定会逐渐学习并适应，就像中国人在所有的职业领域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有活力和能力。但是必须看到，这些障碍绝非无关痛痒。换句话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商业环境中，仍然在蹒跚学步。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中国官方媒体近期发表一系列评论，承认政府公信力下滑，网上反政府言论激增，并对这种趋势表示担忧。 在四川什邡抗议事件和天津蓟县大火之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警告，政府公信力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空前挑战”，网上的反官方声音“似乎在失去控制”。 什邡地方政府声称钼铜项目“零污染、零排放”，但当地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说法，走上街头举行抗议。蓟县大火后，当地政府说只死了十个人，但许多网民相信，网上流传的高得多的伤亡数字可能更接近真相。 《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在7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问道：“为什么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质疑声这么容易就把官方的伤亡统计数字淹没，为什么一个公共危机在今天的中国这么容易就能发生”。 文章说：“给人的感觉是，以不具名id为主的微博如今成了中国人该注意什么、以及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决定者。官方公信力在微博上受到空前挑战。现在似乎几个‘马甲’彼此合作一下，就能对官方发动一次像模像样的信用攻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也在该报发表文章表示：“微博和互联网上的质疑常常让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招架。往往是几个匿名的微博帖子，一些道听途说、无从辨别真伪 的说法就冲击了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 网上舆论渐趋激烈 单仁平7月9日再次发表文章说，中国网上舆论正在“向着批判政府倾斜”，并呼吁政府抓紧应对。 文章说：“由于政府公信力弱，中国舆论场特别是网上舆论的‘反官方声音’似乎在失去控制，批判官方有了某种‘政治正确性’，只要持这个立场，连造谣都成了‘对的’。” 中国网民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仍有相当程度的风险，轻则被网管禁言，重则因“传谣”被抓捕。但在单仁平眼中，“一些网络名人”批评政府“只赚不赔”，因此“模仿者越来越多”。 各级政府雇佣大批“五毛党”在网上假装普通网民为官方说话，早已不是秘密。但单仁平却抱怨，支持政府的声音被人为减弱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支持政府或者认为批判者走过了头的人其实很多，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因畏惧批判力量而不敢说话，尤其是一些名人不愿意因为追求事实而给自己惹麻烦。这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舆论场长时间向着批判政府倾斜。” 单仁平还认为，许多局部事件被放大，影响了整个政府的公信力：“中国近期发生的一些个案，原本影响都是局部的，但后来纷纷闹成了‘全国性的’，被放大的那部分，都是朝着‘整个公权力’去的。” 单仁平强调，提升政府公信力是“十分艰巨的政治工程”，应予以“最高级别的重视”。 思想控制渐失效 这个“政治工程”可能将越来越艰巨，因为熟悉运用互联网的中国“90后”年轻一代，似已开始展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的热情。 在什邡，大批中学生走上街头，在反对钼铜厂的抗议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赢得包括韩寒在内的中国网民的赞扬。 《环球时报》7月6日发表社评，把什邡中学生与文革中被当局洗脑而滥施暴力的红卫兵相提并论，说中学生“冲动”、“容易被利用”，因此“决不应大张旗鼓赞扬中学生的作用，尤其不应鼓动中学生们今后也冲到各种群体事件、甚至政治冲突的一线”。 《环球时报》的态度可能反映了中共当局的担忧：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共产党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控制手段正在迅速失效。 正像知名中国问题评论家林和立在香港《苹果日报》上所说：“可幸今天的九十后虽然在中、大学接受奴化教育，但影响他们思想成长的不是党八股而是多姿多采的互联网与微博。” 来源：BBC

7月12日，香港社民连成员罗堪就与陈裕南启程到北京上访，要求中共当局彻查李旺阳事件，入关时遭国保盘查。今天上午他们到达中国国家信访局，信访局拒绝接收香港民众签名。明日他们将前往湖南邵阳。  7月12日，香港中通社通报了李旺阳死亡事件的调查结果，中共当局将其定性为”自杀”，香港公众对此表示强烈质疑。据香港《明报》消息，同一日，香港社民连两位成员罗堪就与陈裕南前往北京，要求中共当局彻查李旺阳死亡事件。 他们在离港前对媒体表示，随身携带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件及香港4000余市民的签名。其后在北京机场，二人被疑似国保人员带至一个房间，然后再 带往另一地点盘查，对方称希望与他们一起”商讨行程”，并表示他们可以去中国国家信访局，但不能到李旺阳的家乡­湖南邵阳，而且表明会随时跟随。   “他们明天到邵阳去找李旺玲” 香港社民连官方网站于7月13日午间发布了最新进展情况为：罗堪就和陈裕南已于7月13日到中国国家信访局递信，中国官员出面收下致信，但拒绝收下港人签 名，建议他们交予其它部门。两人的所有行动都有专人陪同和监视，并用一个没有车牌的车辆接送出入。目前两人计划明早前往湖南邵阳寻找李旺玲，并打算将香港 民众签名直接交给湖南邵阳公安局。 7月13日下午，香港社民连召开发记者发布会，向媒体和公众通报两位成员的情况。香港立法会议员、社民连主席梁国雄向德国之声表示，两 人一路都有国安人员跟踪，虽然很担忧安全，但二人还是决定于明天一早乘飞机前往长沙，再转往邵阳并到公安局提交香港民众签名。”他们昨天到了北京，有一些 国保的人，把他们拦住了，然后把他们安顿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旅馆内，也要求他们不能和传媒接触，也收走他们携带的条幅。我们要尽一份绵力去为李旺阳讨一个公 道，一般来讲是有一点风险的。我相信应该不会太离谱。” 6月10日,香港市民游行,呼吁调查李旺阳死因   “谁来保护中国国民的生命安全？” 梁国雄也表示，目前来看，香港民众几乎无人相信这个调查结果，他也认为透过这个结果，原有的对中国当局残存的希望和期待也已经破灭：”就象胡佳接受媒体采 访时所说，当局现在这样掩盖真相，（原本）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民众，相信政府会秉持公义，现在连这百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很难从法医的角度证明李旺 阳是怎么死的，但是从所谓调查结果来讲，这是开玩笑，这是对关心李旺阳的人的侮辱。” 照片中间为社民连主席梁国雄 梁国雄也指中共当局高层不可能不知道李旺阳事件，却任由湖南邵阳当局恣意而为，他质问，在中国由谁来保护中国国民的生命安全？”管理13亿人口的政府，不 能去查湖南省一个城市中，一个很明显的谋杀公民的命案，现在不能推说中央政府管这么大的国家管不了，这说不通，李旺阳的事情不能解决，难道要美国政府去撑一个人才行吗？要靠外国政府支持国民才能拿一个公道吗？对中共一向提倡爱国主义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真的很悲哀。”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