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本周表示，下半年将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收入分配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中国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模式，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 狭义上的国民收入分配指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生产单位和非生产单位以及居民中的分配过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就具体的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囿于具体的方案设计中难以自拔，也造成了各种片面认识。 事实上收入分配模式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并与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收入分配模式。因此，讨论收入分配模式，不能离开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讨论。 在整体改革的大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设计收入分配政策、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恐怕也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以界定收入分配？我觉得有五个基本问题需要做出回答。 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  中国不能为了追求平均主义而离开市场经济轨道，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的失败，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些事是不能做的：不能为了社会公平而否定市场，用政府分配代替市场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因为这意味着鼓励偷懒，惩罚努力工作的人，惩罚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企业，因而导致丧失经济效率、发展停滞。 同时这也意味着每个公民必须放弃个人自主权利，把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和收入的分配权交给上级和少数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来决定，给了政府过大的决策权力，使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或者轻率错误的经济决策成为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违背多数人的利益，是走不通的，甚至可能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 原始市场还是现代市场？  中国需要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在竞争中鼓励进步、淘汰落后，使每个人努力工作，使经济高效运行。但这种淘汰指的是资源重组，而不是人身淘汰。中国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 这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别是，前者承认和保护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差别和社会差别，但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生活条件，并通过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把收入差距限制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保证社会和谐发展；而后者则单纯强调私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主张把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反对一切政府干预，把人类社会关系变成血淋淋的互相排斥、互相倾轧、甚至你死我活的关系，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 事实上这种原始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抛弃。目前左派与右派之间关于市场经济是好是坏的争论，常常都没有区分清楚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 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之路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权力与资本结合，通过钱权交易、暗箱操作，把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财产，最大限度地获取垄断利润，形成少数侵占社会公众利益、把持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阶层或权贵集团，形成高度垄断的市场。另一种是权力在公众监督下行使，市场按公平竞争的原则运行，鼓励提高效率，鼓励进步创新。前一种模式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平，同时也导致经济效率的丧失，把社会引向腐败和停滞、倒退。只有在公众监督下运作的权力和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才可能是一个和谐、高效、发展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的经验、拉美国家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收入分配严重向少数人倾斜，而把大多数人抛在一边，当日益做大的蛋糕越来越大的部分被少数人据为己有，这一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继续保持持续、稳定运行，它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冲突早晚会促使体制发生改变。主动的体制变革是更理想、全社会损失更小的方式。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及其各阶层成员都会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 低福利还是高福利？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能够并需要在确立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建立一套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制度。这套制度要能够保证全体公民基本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条件，使每个人有病可医，有房可住，有学可上，有就业机会，有获得失业保障、养老保障的权利。公共服务要能够公平地提供给全体公民。 但在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上，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标准不能过高，不能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否则将变成未来发展的沉重负担。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发生的严重债务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通常，在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但这些制度又没有健全到能够保障全体公民长远利益的国家，常常会看到某些政党和政客为了迎合选民的眼前利益而实行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政策，不顾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这种危险，也是需要避免的。 不过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福利过高，而是相当一部分居民（例如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还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福利和保障。简单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原则应该是：相对低水平的福利和保障，全社会公众的全面覆盖。 国富还是民富？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必须给全体公民带来实惠，使全体人民走向富裕和进步。GDP增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但不是目标本身。国富民穷更不是中国应当选择的模式。政府需要具有一定的实力，才能完成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保证公共治理、进行转移支付、促进发展创新、维护国家安全等功能。 然而，在政府、国有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上，政府不应集中过多资源，国有企业不应与民争利，尤其要防止凭借政府权力和国有垄断假公济私，滋生既得利益，形成权贵集团，侵害公众利益。 为此，必须建立一套制度以保证政府收入有节制，公共资源使用有限制，保证公共资源用于公共目的。我们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保证公共资源管理在阳光下进行，让公众能够监督，其使用需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允许挥霍滥用，为少数人牟利。

俗话说，“人无近忧，必有远虑”。眼下的中国经济，则可谓近忧和远虑并存。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凸显。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下，中国投资率快速升至50％左右的历史记录水平。眼下的风险在于，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铁路投资，这三大投资引擎都遇到了麻烦。1）中央坚决调控房价导致房地产投资失速。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速回落18.4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3.1个百分点；2）地方政府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急剧缩水（上海2012年第一季度土地出让金同比猛降80％），另一方面平台债务清理压力持续，投资势头不再；3）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则遭遇了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之后暴露出来的质量隐患和高债务风险的双重挤压。 在三大投资引擎同步熄火的情况下，第一季度GDP以8.1%（低于普遍预期）的数字给了市场一个下马威，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虽然地方平台债需要清理、房价过高、铁路负债率太高等难题都是客观现实，但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更多地需要体制改革来理顺。如果期盼在短时间内就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上述问题，则经济硬着陆并非不可能。 诚然，化解短期的硬着陆风险并不困难：以时间换空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强调：铁路投资5000亿元今年必须确保到位。这是政策即将逆转的信号。即便中央不公开宣称放弃房价调控，但房地产调控势必逐步向“表面上严格，暗地里宽松”的格局转变。可以预期，未来几个月，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继续下调，从而向商业银行体系注入更大流动性。银行将不得不抓紧再融资，补充资本金，来适应规模扩张和贷款质量下降的风险。 近忧易解，远虑才是真正的考验。中国经济多年来一路高歌猛进，但这种建立在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基础上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劳动力供应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工资成本攀升不可避免；污染已经把环境承载力逼近临界点；地方政府大搞经济建设，导致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不可持续；“大政府”导致官员权力过大且不受监督，进而成为寻租的温床。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相当的0.5的历史高位的同时，灰色收入在2008年即达到5.4万亿的惊人规模（王小鲁的测算）；“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作法，导致了司法独立性的丧失，进而导致了公权力频繁侵犯私权利（如强拆）和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并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不断等社会矛盾的激化。 50％的投资率，标志着投资驱动的增长走到了尽头；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则警示了转型的迫切性。如果说，过去十年是“聚精会神搞增长”的十年，下一个十年则必须是“重启改革的十年”。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将如何铺开？ 中国经济改革“第二季”要实现两个核心转变。其一，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的制造走向创新；其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必须从投资转向消费。 要实现企业创新，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消除寻租的制度空间，减少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破除行政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政府应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放弃做运动员，专注于做裁判员。 要实现消费驱动，必须提升居民的有效收入，将政府控制的过多经济资源（例如央企）“还利于民”。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应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保障，通过完善医疗、教育、养老体制，消除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必须通过财政民主，压缩不必要的支出，逐步退出“土地财政”，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 显然，无论是企业创新还是消费驱动，其核心命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政府从经济建设的参与者转变为“看不见的手”，致力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放弃过多的审批权、消除垄断，让市场的归市场；要求政府放弃掌控过多经济资源的作法，真正还利于民；要求“大政府，小社会”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由是观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其实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要政府放权让利，实现“自己改革自己”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关键是灵魂深处的革命。正如孟子所言：王之不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在中国经济转入“创新驱动”的关键发展阶段，寻租活动的主要性质是腐败的和压制创新的。 　　一篇不足2000字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醒目而已。去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内容有三大部分：其一是寻租现象与寻租理论，其二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理论，其三是政治制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这三部分内容的连接方式特别重要：官僚政治与寻租活动构成强烈互补，并且官僚政治严重压抑创新活动，所以，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显著地反比于它的官僚化程度。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视角》中，用三个维度来刻画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⑴创造性，⑵团契性，⑶群体规模。 　　图洛克1967年关于“特权垄断”的讨论《关税的福利代价，垄断与偷窃》，公认是“寻租”（rent-seeking）理论的开端。不过，直到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1974年发表寻租的实证研究《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之后，这一术语才开始流行。 　　特权寻租，首先要定义“特权”（special privilege）。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没有谁能够影响价格。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里，厂商却能够控制商品的供给量从而影响价格。根据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定义的“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差值除以价格），当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市场权力完全消失。稍作推演，读者即可发现斯蒂格勒定义的市场权力公式与需求曲线弹性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当需求曲线趋于水平的时候，也就是需求弹性趋于无限大的时候，市场权力趋于零。 　　最典型的特权，在西方社会，往往因法律对某一利益集团的特别保护而建立，从而使这一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市场各方之上。根据图洛克的广泛观察，特权引发的效率损失远大于以往经济学家公认的“哈伯格三角形”。图洛克认为，特权寻租的效率损失是一个“图洛克矩形”，或者是这一矩形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打个比方，若某一地区从来没有窃贼，则住户无需防盗。这时，假设只出现一名窃贼，而且假设他只盗窃一家，则家家户户都需防盗，并且为防盗而支付的资源总量可能远远大于窃贼从某一家庭窃取的资源数量。 　　关于寻租的严重程度，我们通常以总租值占GDP的百分比来近似。浏览几十年以来发表的数十篇实证研究报告，我的印象是，尽管收集数据十分艰难，寻租总值在不同国家占GDP的比重，从8%到47%，差异极大。王小鲁近年深研中国“灰色收入”，颇引发了一番与统计数据有关的争议。不过，我的疑问来自问题的另一方面。灰色收入为何是“不透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来源不合法。也因此，王小鲁的本土研究与魏尚进坚持多年的国际研究都是对人类社会反腐败运动的重要贡献。 　　问题在于，中国法律的初衷远不是法治的，消极不足而积极有余。基于法治的法律是消极的，只界定不合法行为的集合，凡不在集合内的，都合法。中国法律可说是强烈积极的因素与消极因素的不合逻辑的混合，不仅界定不合法行为而且界定合法行为，于是任何行为可能合法也可能不合法，甚至常有行为同时合法与不合法的情形，使民众无所适从。中国的灰色收入，根据我的观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不合法且由特权寻租而来的腐败收入，还有一部分，或许比例也很大，是不合法但与创新活动密切相关的收入。另一方面，那些合法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受到政策或法律强烈保护的国有垄断部门，可说是“合法地腐败的”（与“腐败”的常见定义矛盾）。由不合法创新而有的收入与由合法腐败而有的收入相互抵消，我倾向于相信，王小鲁估算的灰色收入大致相当于腐败收入。这就意味着，中国GDP的腐败系数（即由特权寻租而有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至少是15%，更可能是20%甚至35%。 　　其实，我们从中国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改革初期约为0.33而最近几年约为0.59）可推测GDP腐败系数应是越来越大，否则就很难解释如此迅速增加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最后，与世界各国的腐败相比，我们也不难相信中国的腐败相当严重，如果还不算是最严重的。因此，我判断，如果中国GDP的腐败系数不是47%，也应达到35%的水平。 　　我还需要解答一个问题：中国GDP腐败至此，何以保持几十年高速增长？这里涉及的，是寻租活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辨析。改革初期流行“官商合理”论，因为初期的改革，关键在于突破意识形态障碍，不论是“官”商还是“民”商，关键在于允许经“商”。在这一意义上，寻租确实是生产性的。最近十年，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转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寻租活动的主要性质是腐败的和压制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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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已成为中国最令人纠结的社会问题：年轻人举全家资源为结婚买房，本应成为社会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沦为房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每年获得数万亿的土地出让金，有关系的开发商轻松获得巨额利润，被查处的贪官手握数十套房产亦不足为奇。公众的不满情绪由此而来。 面对房价问题的政治化，中央也不得不多次重申要坚定调控房价。但中央的调控政策难免投鼠忌器：房地产不仅绑架了GDP，更绑架了地方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前景，乃至银行业资产安全。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中央的房价政策一直在走钢丝。 2011年以来，房价调控政策愈加升级：房产税、限购令先后出台，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限价令。不过真正产生一定效果的还是银行信贷紧缩。2010年－2011年，央行12次提升准备金率，这一旨在打击通胀的努力却“意外”影响到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陷入资金链困境的开发商近期开始被迫降价销售。 但是这样的调控效果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从长期来看效果适得其反。首先，过度提升准备金导致“硬着陆”风险加大。目前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铁道部都存在很高的违约风险，硬性的信贷紧缩，有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其次，房价过高，是因为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太高。而眼下的调控正朝着逼死做为房屋“供给方”的开发商的方向演进，这与“增加供给、抑制需求”是相悖的。一旦信贷政策松动，大量观望需求涌入，而供给方又出现能力萎缩，结果将是房价新一轮的反弹。事实上，2011年12月初35个月来首次降低准备金率，已经预示了信贷紧缩不得不向“硬着陆”风险低头的结局。 那么，中国房价究竟有没有解？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房价泡沫的本质。 一方面，中国的确存在房价过高问题。目前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8至10倍，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甚至接近30倍。相比之下，即便在美国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的2005年，全美国房价收入比最高值不过5.1倍，而泡沫最严重的拉斯维加斯也不过为5.6倍。日本20世纪80年代房价泡沫时期的房价收入比也不过15倍左右。因此，相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中国房价严重泡沫化了。 另一方面，与美国2007年房价泡沫不同，中国一直对个人房贷有严格限制。美国房价泡沫的起因是银行不断降低个人房贷的门槛，最后干脆取消了首付款要求，甚至连月供都可以推迟交纳，结果滋生了大量“次级贷款”。但是，中国的房价泡沫并非买房者过度运用金融杠杆进行投机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的高房价既是泡沫又非泡沫。说它泡沫，是因为严重偏离了普通公众的购买能力；说它并非泡沫，是因为全社会做为一个整体有合理的支付能力来承受目前的房价。 出现上述悖论的原因并不复杂：中国房价泡沫，并非典型的金融泡沫，它不过是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集中体现而已。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左右，超过贫富分化最严重时期的美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又偏好于投资相对于股市更为省心的房地产。根据王小鲁的研究，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即高达5.4万亿。灰色收入与房地产的关联，从大量落马贪官案件上得到一再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