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衫

　　龙应台：幸福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像破烂一样丢在街上。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花苞。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橘和牡丹一盆一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 　　 　　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摊上仍旧卖着报纸，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儿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 　　 　　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起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有人正在强暴自己的女儿，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地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清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四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仰起的脸上。 　　 　　 　　 　　 　　 　　 —白衬衫 　　 　　 　　 　　 　　

　　《“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序言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地方主义”，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1939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还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 　　 　　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20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100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71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3800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13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　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1940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2012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要力挺“刘绪贻精神”。我的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约120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1931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1949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40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140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1957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调到“边纵”工作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1949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异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驯服工具”，当“螺丝钉”（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以上引语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第12册35页，第13册171页、182页。） 　　 　　文化大革命中，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西南联大即是“民主堡垒”，又是“人才摇篮”。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1995年，共有90位学生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8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6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2000年开始，评“最高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2008年，共评出12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4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以耄耋高龄、孜孜　　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良好氛围”。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白衬衫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像，而中国的历史尤其相像得惊人。历次朝代间的转换，大同小异。汉末党锢，清末变法。暴秦骤起，二世而亡。毛氏暴政，顷刻间灰飞烟灭。邓氏改革，八九年真相毕露。物换星移，转眼间又是一场变局在即。且不说在时代的横座标上（亦即所谓国际大环境）存在着多少变数，仅取历史的纵座标（所谓特殊国情）察之，便可以发现，当今时局最为接近的，乃东汉末年，或清末民初。        今日中国强权人物的消失，与东汉末年的皇权式微相似，权力已然出现真空。皇权式微激发天下枭雄称帝野心，强权人物的消失引诱实力者扮演乱世英雄。重庆打黑，不过小小序幕而已。不要说曹操尚未现身，即便董卓都还没有露面。当今集权钱于一身的在朝者，金钱美女已经不够刺激，青史留名才是真正的牛皮哄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会在想要有番作为者的心里再度鸣响。小站练兵，或者江湖暴动，可能一一重演。        当年的宫廷权争，被诉诸勤王藉口。今日的权谋角逐，当以维稳作前提，诸玩家谁也不敢造次。皇权有姓，江山有色。袁项城逼退清室，以走向共和为标高。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坚拒陈蕃式的以儒治国。就算真的一效周公吐哺，天下也未必归心。权力和话语，在八九年之后，空前分离。当朝者全体失语，未来的话语，远在天边。        汉末也罢，清季也罢，朝廷无力奢望千秋万代永世长存。当今的肉食者更是心知肚明。钱财随家眷悄然外移，祼官成为官场现象也成为新的专用名词。当朝没有未来，已然成为不言而喻的朝野共识。只是担当未来者的气候，尚未蔚为大观。遥想汉末党锢精英，血气方刚，底蕴充沛。戊戌维新君子，有仓惶者，亦有就义者。八九年倒入血泊，却是满地无辜。比起陈蕃的迂执，袁项城继承了曹操的灵动。相对于曾国藩的倚天照海，孙文不过一具委琐小人。可叹中国的历史总是成为屑小的舞台。君子蒙尘，小人成圣，最无赖的流氓最终得了天下。因此，不要以为将来一定辉煌，说不定还会选择最为下三滥的结局。        八九年以降，历史的推手从高层的政治首领，曾经风光一时的知识精英，渐次转换为此起彼伏的维权民众。知识界的先锋人物，也从当年大言不惭的牛皮家，还原为脚踏实地的维权律师。比起汉末的黄巾起义，有清的太平天国，维权标画出了崭新的历史景观。维权宣告，水泊梁山的方式，应该终结。维权要求的公平和正义，不再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而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而是私人拥有的财产和权益，而是不可侵犯的人之为人的尊严。维权不再诉诸江湖造反，而是诉诸理性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谈判的方式，讨价还价的方式。矗立在维权背后的是商业文明的构架，而不是农民起义的传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不再通过知识精英的倡导，而是经由前赴后继的维权行动，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倘若说八九年是某种历史的终结，那么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将成为走向未来的历史开端。维权的中国民众不再迷信皇帝，志在构建公民社会，从而破天荒第一次真正践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而此前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张扬权力话语和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说教。        然而，历史归根结底取决于思想的创造力。几千年历史裹足不前，缘自这个民族的思想，丧失自由，了无活力。有鉴于以儒治国的教训，汉末群雄非儒崇法，以权谋和心计的较量，逐鹿中原。结果，思想流于清谈，沦为玄学。清末民初，民智重开。留洋学童，一代栋梁。西学东渐，百家争鸣。无奈批孔流于口号，法家权术借主义之尸赫然还魂。自由思想，被江湖暴力一步步窒息封杀。草莽篡改革命，主义荼毒人心。皇袍可以不穿，帝王不能空缺。千古一帝，不叫皇上，改称主席。思想落地，谎言上天。清末民初的变局，魔术般变出一个动物庄园。        汉末失语，惟剩暴力和权谋；清末学语，有说中体西用，有说全盘西化。今朝，指向未来的话语在天边，自由的思想在流亡。学府无论中外，一律与官府同流合污。中体西用演化成儒学加马克思，全盘西化蜕变为追随德里达和萨义德，左派传统爆响朱熹下嫁毛泽东的喜剧。即便是耶稣基督，也照样被劫持过来号令天下。学问迅速转化成名声和财富，学者不再以盗窃为羞耻。思想文化的表达，有如逐鹿中原，以成者为王为原则。这个民族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深重的人文危机：制造思想的人群竟然争相为欲望所苦。        变局在即，可是有志于创造未来的人们，真的准备好了么？且不说汉末党锢的豪气，戊戌君子的英勇，即便是曾国藩式的心胸，容闳式的热诚，甚至李鸿章式的老到，段祺端式的清廉，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素质。拭目以待吧。        二0一0年六月二十二日于纽约                                                                                                                                  —–白衬衫        

　　1999年，《信息日报》载有一篇文章，题为《迟到17年的判决》—— 　　 　　三十五年前，学炼油专业的青年周永臣，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兰州，怀着一腔赤诚，甘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仅仅三年，“文革”开始了，周因“窃听敌台罪”被捕，继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狱三年……刑满后，周背着破铺卷返回原籍，谁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没等到儿子回家就相继离世，此间，大哥也含冤自尽。之后，周永臣住在一间5平米的窝棚里，形影相吊，凄风苦雨，开始了长达27年的拣破烂生涯。“文革”结束后，周永臣像无数含冤者那样乞盼平反，未料这一等就是20年。直到1996年元月，才有兰州来人，向他宣布平反决定，同时递上一份兰州中院改判其无罪的复印件。周永臣接过该纸，从头看到尾，从尾追到头，不禁惊呆了：原来，这纸迟来的判书——竟是1979年签发的！竟拖延了整整17年才抵达受害人手中！17年！周永臣呜咽道：“79年，我还不到40岁，还可为国家工作20年，可现在……”他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一现实，精神恍惚，万念俱灰，元月底，周永臣悬梁自尽。 　　 　　读完这则报道，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为一个卑微的生命从青春到白发、从英姿勃发的励志到双目枯陷的绝望……我久久地黯然，揣想着那纸尘封17年的判决于一双颤巍巍的枯手是何等的沉重，那迟到的光亮给一位拣破烂的老人蒙上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漆黑？ 　　 　　哪里什么自杀？分明是他杀，铁证如山的他杀。 　　 　　又岂止是潦草的“命运”二字所能遮蔽得了的。 　　 　　一个艰难挺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为何竟在90年代走上了黄泉路？一具没有被罪绳勒垮的血肉之躯，为何在突如其来的松绑后却魂飞魄散？人，何以被轻蔑、被遗忘到如此卑贱和末芥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周永臣唯一可剩的就是以死弃权？就是甘于宿命的自我凋谢？为什么悲愤之余没有去申诉去抗议？至少也该效仿“秋菊”讨一个诚意或说法吧？什么原因使他竟凑不齐一丝勇气去迎对这惨淡呢？ 　　 　　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我以为这并非主要，深处的原因恐怕尚在于一种牢固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积弱习惯——它主宰着主人对环境及个体的一切看法，注定了他对命运的无异议领受。 　　 　　长期以来，在体制神话伦理和极端一元的意识形态下，我们一再被叮咛：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任何重视或放大个体的做法皆自私可耻，惟国家和集团利益至高无上，为了“大”，必须时刻准备牺牲“小”……正像“皮毛论”鼓吹的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借助这样一句俚语性质的“真理”，作为“毛”的个体就天然披覆了一种自卑，被烙上了一记鲜红的耻字，也使得“小”在一切被誉为“大”和“皮”的权威前羞愧地低下头去，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一旦“大小”“皮毛”这些日常经验话语通过权力指认——被政治哲学赋予意想不到的身份伦理后，一旦生物现象学变成了社会政治学，“小”和“毛”的“刍狗”悲剧即开场了。“大”永远先声夺人、不战而胜，永远象征着权威、统摄、全能、无限、光荣与真理，永远匹配垄断、覆盖、替代一切的图腾魅力。 　　但问题是：这个“大”是否真正含有那个“小”？若是，那么“大”对“小”该负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呢？它对“小”所承诺的庇护与保障是否履行？若未履行或履行不好，那么，它还有什么资格与底气从对方那儿领取信任和拥戴？它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呢？ 　　 　　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的思想》中，告诫当时的青年一代：“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人”被榨干了。“人”奇怪地消失。个体之尊严、利益、价值、权利、意义，统统消失在组织、单位、团队、党派、国家、民族——这些以集体名义注册的政治大词中。生命作为一种零散物件，像“镙丝钉”“小数点”一样被严厉地拧固在国家机器上。可以说，“文革”结束前，在体制文化上，个体的人从未得到过价值观层面的充实与滋养，它被不断地向外抽、吸，日益干瘪。相反，“集体”“人民”“领袖”这些榜首词却源源不绝地输入新政治能量，愈发神采奕奕、傲慢无礼……所谓“革命”，即要求“大”愈大——无穷大、“小”愈小——无穷小，大到万寿无疆、重比泰山，小至轻若鸿毛、贱如粪土。 　　 　　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 　　 　　争是可以的，但在重实际的中国人看来，关键是和谁争？存不存在争之可能？ 　　 　　周永臣，一个绝对威权荫影下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不会不被告知自己的渺小，不会不对一切带有“国家”标志的东西和来自“上面”的指令抱以敬畏，不会不清楚自己的遭遇乃典型的“中国制造”。他面对的始终是国家机器，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是不容置疑的公章部门……作为民间卑微的个体，一介自幼在“民怕官”的积弱文化和大一统思想下——靠“服从”“尊纪”成长起来的草芥书生，既然从未感受到来自“大”的庇护和抚爱，又怎敢伸手向长久笼罩自己的“大”要什么公道？讨什么说法呢？ 　　 　　当“小”的对手被放扩为无边无际的“大”时，“小”无法不绝望，无法不崩溃。除了一遍遍地自卑、沮丧，他能怎么样呢？他能说出“国家错了”那样的话吗？他敢想象“政府应向这个人道歉”那样的事吗？能忍则忍，能屈则屈，能受则受，实在受不了就只剩一条路…… 　　 　　他实在太弱了。何止是“小”——简直是渺小。正是几十年藐视“人”的文化激素和凶险的政治环境，发育了这种畸型可怜的弱和唯唯诺诺。正是长期“个”的缺席和权利的严重不足值，导致了一代人根本不理会或不敢动用自己的权利。尤其一个被勒令停止尊严、含垢咀辱达37年的老人，如何在一夜间拣回久违了的尊严、拣回自己的公民资格？ 　　 　　或许有人嘀咕：时代毕竟不同了嘛，其实他完全可以…… 　　不错，他走得太安静了，甚至看上去有点窝囊、没出息…… 　　 　　但，人为什么要逃避控诉的权利？ 　　唯一的解释是：他内心根本就不信这权利！根本就不信这权利已到手——无论它被标榜得多么逼真和近在咫尺！他对突然被授予的东西既陌生、又恐惧，对历史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凶险记忆尤新。几十年来，虽然周围人的境遇多有改善，但他的境遇却从未有变，难道他没理由怀疑一切吗？ 　　将一盆香喷喷的肉赏给一匹快要饿死的骆驼，这何尝不是一种羞辱？其内心除了悲凉、空荡、凄楚，什么都不会再有…… 　　 　　那17年的迟到又是怎么回事？ 　　 　　说到底，仍是漠视人。在那些职能部门眼里，一芥草民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才会发生那样的遗忘，且对遗忘不以为然，既无道歉，也无赔偿……因为自己据守的是“大”，对方是“小”，大对小怎么会低头呢？ 　　西人有言：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而周永臣收到的，已是“迟到的迟到的不完全正义”了。 　　 　　轻描淡写的“平反”与30年前的“罪名成立”，实质上有多大区别？缺少诚意的“精神安慰”和当年的“精神摧残”又有何二致？甚至说，它比当年的出手更重，更具杀伤力和毁灭性——人往往可以承接命运的严酷，但却受不了人生的奚落和捉弄。正是这鬼使神差、不期而至的“大赦”，让他的神经一下子瘫痪了，一个人苦苦支撑的幻想被击溃了，一个人的存在被忽略、废弃和贬值到了极点，他听到了冥冥深处的嘲笑声……17年的顽强“活着”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悲壮变成了可悲，坚忍变成了滑稽，正剧变成了荒诞。他实在没有力气再重视自己，心成了废墟，所有的生存理由皆已散去。 　　 　　历史本身并没能累垮这个人，但历史的后来却杀死了他。这只能说明，那场历史并没有结束，而是一直暗暗延续着，是整座“加长的历史”摧毁了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永臣的悲剧实则为一代“个人”的悲剧。 　　 　　余华曾有一部摧人泪下的小说《活着》，描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涯故事，从青春到白发，从挈妻携子到家 　　破人亡，从屡败屡战到万念俱灰……其实，阅读周永臣的遭遇，我觉得其履历或许更能印证“活着”——这道伟大又残酷的语义。 　　 　　严肃地活着，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多么不易。 　　 　　 　　 　　 　　 　　 —白衬衫 　　 　　 　　 　　 　　 　　

　　 蒋少武，拍下数万照片记录文革时期荒诞往事(组图) 　　 　　蒋少武 　　像蒋少武那样冒着危险拍下三四万张文革历史照片并历经40年保存至今的人，在全国屈指可数。他在1966-1967年间记录下的历史影像，是对那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而这批照片，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才越发体会到其巨大的价值。  　　1967年7月，35岁的《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来到沈阳市中山广场。此时的沈阳陷入一片灼热之中。工人不再生产、学生不再上课、干部不再上班，人们整日整夜地辩论、开会、贴大字报……整个城市变成大标语和大字报的海洋。  　　蒋少武就在那些纷乱躁动的人群里。但是他在此的目的，不是冲到前面贴大字报，也不是举着高音喇叭喊口号或挥动旗帜欢呼胜利，而是冷静地举起手里的“莱卡”相机，记录眼前的这一切。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当年拍的照片，今天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离那段疯狂的日子，才隔了40年。  　　 　　开会时向毛主席像跳“忠字舞” 蒋少武  　　 　　天安门前的年轻人 蒋少武摄  　　 　　“文攻武卫”中的“装甲”宣传车 蒋少武摄 　　 　　批斗宋任穷 蒋少武摄 　　 历史的浓缩之地   　　今天再来到当年蒋少武拍摄的地点———沈阳中山广场，一片祥和安宁。广场的四周，林立着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风格鲜明的建筑群：当年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大和使馆”，即今天的辽宁宾馆；当年的关东军司令部，即今天的沈阳市总工会；当年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等日本人的银行，现在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办公场所，而蒋少武所拍摄照片的背景，当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今天还是沈阳市公安局———早年间，是日本人的“奉天警察署”。  　　在广场中心，早年曾建有日本人修的日俄战争纪念碑，1956年，广场中心建了喷水池，到1969年，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玻璃制毛泽东塑像及一大群“红旗语录拳头枪，迈步弓腰向前闯”的工农兵的塑像。据说，这是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雕塑群。  　　雕塑建立于1969年，当时蒋少武拍照片时，它还没有建起来。不过蒋少武回忆说，当时人们争吵辩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如何在“红旗广场”（当时的中山广场）建造毛主席塑像，各派都在说对方不是最先倡议者，自己才是，应该由自己来建。  　　今年6月8日，沈阳市中山广场及周围建筑群被宣布为辽宁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游客们———他们或许刚刚参观完300多年前满族人在自己的“龙兴之地”建立的皇家故宫，之后就会到这里来浏览、拍照，将近百年来的民族恩怨与数十年来的内部政治激荡一并收入到镜头中：毛泽东站在中心，高高地扬着手，俯瞰着四周的日式建筑群———历史就这样在这里凝结。而蒋少武的照片，是对其中一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  　　 大历史中的小生活   　　蒋少武并不是对文革那段历史惟一留下见证照片的人。许多人都拍过那时的照片，但是像蒋少武这样有意识地大量拍摄并能够保存至今的，在全国却屈指可数。现年已 75岁的蒋少武干摄影已经五十多年，一辈子积累下的照片有七八万张，而其中最宝贵的是拍摄于文革及文革前“四清”、大跃进年代的照片，有几万张。  　　比如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当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上常委们在跳“忠字舞”的场面。经历过的人，说起这段历史的人，简直不能相信中国还发生过这种事。但是，在蒋少武的照片中，当年的情景复原了：这些身穿朴素中山装、留着锅盖头的普通中国百姓们，就是那样堂而皇之地摆手、伸腿，仿佛集体瞬间没了智商。  　　长于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徐友渔，在见到这幅照片时感叹道：当年我在学校里读书，也有过被要求跳忠字舞的经历。那是我文革中惟一没办法服从的直接命令：我看到学校里那些老教师扭得实在太难看了，奇形怪状，这简直是对人的一种生理上的侮辱，无论老师怎么要求，我就是做不出来。  　　徐友渔说，对于历史的研究，历来有两种分野。一种是宏大叙事，比如，表现政治运动的惨烈血腥，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袖和风云人物上，以表现宫廷政变、重大事件为焦点；另一种，是把注意力聚焦于日常生活，亿万人在当时是怎么生活？怎么吃饭？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与前者同样重要。而蒋少武的照片，给今天人们带来的震撼，更大程度来自后者。 　　再比如另一张照片，是两个解放军女战士在街头边走边挥毛主席语录本的情形。蒋少武说，当时她们一路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当时，人们却已见怪不怪。而蒋少武当时就觉得这太不正常：“当时就肯定，这种状态不会太长久的。”所以，他要举起相机———这种场面值得记录下来。  　　 介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 　　以蒋少武的职业生涯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根红苗壮的“正统”之人。1947年，已当了三年儿童团长的他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在共产党办的《辽东日报》当“红小鬼”，时年15岁。后来，他干过报务员、司务长、人事科干部，直到1954年《辽东日报》成立，报社摄影科缺人，领导问他：你想干摄影记者吗？  　　蒋少武的摄影，是边干边学的。他脑筋灵活，又勤奋好学肯吃苦，很快成为报社里深受重用的主力记者。1956年蒋少武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一批成员，1958年成为报社的摄影科科长。  　　此后蒋少武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比较顺利：1978年，蒋少武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1981年当选为全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1985年获全国首批高级记者的职称，1991年，他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今天的蒋少武，本应可以为自己的记者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轻轻松松安度晚年了。但是，他现在内心充满忐忑不安。  　　这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些东西在灼烤。他记得在文革前自己读过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印象很深：“有一个人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摄影记者的责任，是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我感觉这话说得太好了！摄影这个东西，记录历史再现历史，它比文字等其他手段都高明。”这些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悄悄发酵。  　　当文革来临的时候，整个中国陷入混乱，《辽宁日报》的日常工作实际也是停滞的。而这时的蒋少武，却背起相机开始四处拍照。他回忆道：“那时我嘴上不敢说，但心里总在想：这种非常态的历史瞬间不会长久。‘记录下这一切’，这句话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这时，驱使蒋少武每天拍照的，已是多年记者生涯和理论学习带给他的一种朴素直觉与历史责任感。当时蒋少武在当地已是有名的摄影记者，所以他在现场要拍照，一般人并不阻拦。但也不是每次都顺利：有次他要求进一个批斗会现场。负责把门的人问他：你什么出身？蒋说，我是中农。他们就问里头：中农行不行啊？里面的人回答：中农是团结对象，行！  　　一边，是现场狂热的人群，一边，是拿着相机的蒋少武，“这个时候，你会跟着现场的情绪走吗？你会跟着激动吗？”记者问。  　　“我不会。我只会有另一种，那是记者的激动：谢天谢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了！”蒋少武说，他只有三次没有拍，那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文革中被蒙冤批斗时，“这三次，我都在现场，但不知为什么相机就是举不起来。”  　　蒋少武心里清楚，自己所拍的这一切，当时都是不可能发表的。以后什么时候能见天日，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背着人的耳目，偷偷把胶卷冲洗出来，匆忙标上一个时间，然后，卷成很小的卷，藏在各种各样的存药品的小桶里。有一次，他正在辽宁日报社的暗房里冲胶卷，红卫兵们开着大卡车高喊着口号像潮水一样冲进了报社， “那阵势和《列宁在十月》里进攻冬宫差不多”。蒋回忆说，他们曾闯进暗房，强行把底片资料柜撬开，将底片扔了一地，然后扬长而去。这或许是蒋少武的底片遭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  　　为了保证底片的安全，蒋少武也曾把底片拿回家。但是后来他又担心，“那些人要是来我家了可怎么整？”或许，蒋少武的一个朋友和同行的经历可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精神压力有多大。那位同行，也在文革中拍摄了大量照片，大约近千卷，并不比蒋少武拍得少。但最终，到文革快结束时一场“查三种人”的运动中，他把胶卷统统扔进了锅炉中。他后来说，胶卷刚一进炉子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 　　 “历史不应该断层”   　　数十年时间里，蒋少武以他特有的谨慎，守护着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连他的孩子都不知道有这一千多卷胶卷在。他总是觉得还没到公开的时候。直到大约是1997 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打开封存的胶卷，利用业余时间在暗室里小规模地洗印了一些样片。报社里有年轻同事看到了，大为惊讶：这是什么啊？文革是这样的？也有人赶紧说，你可千万别叫别人看见了啊！  　　真正让蒋少武感到问题紧迫的是历史就要断层了，因为年轻一代对此并不了解。蒋少武说：“我不想让这些照片，只是光给那些研究人员去看，虽然那也很重要。这些照片，是我们全社会的共有财富，也应该让全体人民来共享。”  　　蒋少武面临的是一项浩大工程。这数万张底片，是在儿子们的帮助下，经过数年努力，现在刚刚洗印出了小样片，做了简略登记，就已经花去了数以十万计的个人储蓄和无法计算的个人精力。按道理，这些底片若想得到妥善保存，还应进行数字化扫描并刻录光盘，然后，将底片交专业的档案部门保存在温度和湿度都达标的库房里。而仅靠蒋少武一家人的力量很难办到。  　　蒋少武说：“我已经是奔80岁的人了，着急啊。实在不行，我就想在家里办个摄影博物馆，自己家里搞，还不行吗？”———而即使是办私人的博物馆，工作量都浩大得让人发愁。  　　但是有一点蒋少武心里是踏实的：“如果我没有记录下那10年的历史影像，我将是个失职的摄影记者。”他为他所做的事感到欣慰。而这一切工作的巨大价值，或是在将来的岁月中人们才能意识到。  　　 《岁月·记忆》–蒋少武作品欣赏： 　　 　　车厢里的“三忠于”右一为当时全国家喻户晓的学毛选女积极分子张XX. 1967年 　　 　　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又被传给了沈阳的工人阶级——“送芒果” 事件轰动一时,芒果被群众当作圣物供奉. 1968年 　　 　　革命群众庆祝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 　　 　　革命群众在批斗现场学习毛泽东语录时让走资派面壁. 1967年 　　 　　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盲人积极分子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