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

郭于华:社会进步 势在必行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难以尽数的内忧外患,一路坎坷、步履蹒跚地走到了今天。维新、改良、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走向全球化现代社会的方向看似清楚而且形成共识,但转型的道路何在,又如何去走却是百转千回,纷争不断。到了这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似乎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笃信“模式”的,还是强调“特色”的,都无法证明自己指出的道路是坦途还是迷途;而沉迷于“大国堀起”的自信和骄傲的人们甚至无法找到支撑这国家大厦的社会基础。   社会结构的失衡与断裂   在经历了超过30年时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进入了信息数字时代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政治基本稳定而社会矛盾冲突日趋尖锐的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用社会断裂与失衡来表述这样一个社会的结构性特点 ,而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人也不难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社会出了问题,而且很严重。   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每年保8保9的经济目标相伴的是社会阶层化日益显著,社会鸿沟日渐加深,社会冲突不断加剧。体现为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富悬殊的现象实质是人们社会地位的差距。经济学家陈志武指出,人们常常忽略了“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是政府跟民间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民间社会里边不同私人、不同私人群体的差距。当然我知道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还是在中国农村也好,不同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更严重的、更加失控的收入差距是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抑制政府收入不断膨胀的问题,不止涉及到老百姓口袋里边能够留下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发展速度很快而人们却怨声载道,缘于对社会不公正的切身感受,这形成一种经济-社会悖论: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社会中大部分人却没能从中受益;反之如若没有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这一发展的悖论正是社会断裂与权利失衡体现: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呈现为严重的两极化,同时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鸿沟加大;社会生活与文化等多方面也呈现为断裂状态。 当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果没能为大多数人享有的时候,改革开放本身就会受到质疑,而这恰恰证明了民生与民主之间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关系。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存在种种差距和分化甚至严重分化都不足为奇,而真正让人忧虑的更有社会阶层的定型化趋势和机会结构的锁闭。具体而言,所谓社会结构定型化与封闭化是指社会流动渠道(如教育、就业、升迁等机会)窄化或阻塞、发展机会不平等、阶层之间的沟通和流动减弱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人们被固定在社会地位阶梯的某个位置上不得动弹,社会下层看不到出路何在。   社会分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与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化有关。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资源相对扩散的阶段——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财富开始以市场的方式向个人和不同群体扩散;在这一过程中,各阶层、群体相对普遍地受益,而且对通过“努力奋斗”而“共同富裕”的未来充满希望;整个社会亦充满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资源配置格局和方式发生改变,经历了从资源扩散到资源重新积聚的过程。通过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如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贪污受贿、增加税收、城乡壁垒、国进民退等制度机制,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这一财富聚敛过程意味着社会中各种资源日益集中到极少数强势群体手中。   资源配置的一体化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趋势导致财富、权力和声望的高度垄断,造成强势垄断集团的“通吃”;与此同时是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的形成。这一底层群体的成员经济收入微薄,政治地位低下,社会保障不足,而最根本的是他们基本权利的缺失,而且在巨大的社会不公正背景下形成强烈的阶级意识。社会权利失衡与社会结构定型化必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社会结构失衡与定型化造成机会结构的锁闭,使得除强势垄断集团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下层无法向上流动,他们就是再勤劳、再聪明也难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看不到发展的机会和出路在哪。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二代”现象就是这种机会不平等的突出体现:   “官二代”——运用权力带来的各种资源如非正式渠道、裙带关系甚至贿赂腐败等,在教育、求职、升迁等方面占尽先机,甚至公务员岗位量身定制,未毕业先定岗,未成年已就业的情况时有所见;   “富二代”——由于社会财富可通过不动产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加之金融股票市场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权钱交易的猖獗和社会关系网的存在,他们在招生、招聘、和各类市场信息获得上也占据相当优势,易于获得有利位置和丰厚收益;   “穷二代”——缺少各类资源和关系,在所有竞争、博弈中均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有调查数据显示,来自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各重点高校中呈明显下降趋势:“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在一些地区,高考中“弃考”现象大量出现。穷二代即使凭自己的勤奋和聪明考上了大学,在就业上也难免遭遇困境,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并不鲜见,沦为“啃老族”、“蚁族”甚或“鼠族” 的大有人在。郑辉、李路路关于阶层再生产和代际流动的研究表明: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精英群体的子代很难进入精英群体。中国的阶层流动出现了明显的封闭趋势。工人农民等下层群体的后代进入上层的比例明显低于社会上层家庭出身的孩子。   强势垄断集团的“通吃”使得权利关系严重失衡,造成强者和弱者之间完全没有进行利益博弈的可能性;进而向上流动的门槛高到无法逾越,整个社会流动趋于凝固。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日趋尖锐和底层群体的绝望。一声“你们算个屁”、一句“我爸是李刚”将这一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趋势表达得淋漓尽致。   社会信任结构崩解,尤其是公信力丧失,是社会结构断裂与失衡的又一突出表现。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是朝野上下有目共睹和共同忧心的现象: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其互不相信。人本是社会性的存在,一个社会中若是基本的信任结构崩塌,人类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重,身心俱疲。不仅如此,信任结构崩溃还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至今仍未平息的浙江乐清钱云会案就是这种公信力丧失的典型例证,即使在官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复、详细地公开案情材料、调查证据之后,涉事村民和广大网民依然是愤恨难平,悲情滔滔。“任你说破了大天我也不信”是长久以来公权力与公众之间深深的不信任的积累,其原因在于,真相是权力所垄断的、是权力所宣布的,而公众所要求的真相不仅仅指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而且包括事件何以发生的逻辑——其完整背景和前因后果。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公众有逻辑思考、推理判断的能力,他们不能接受如以往恶性事件发生时的掩盖和离奇的解释,不能接受仅就事件表相的“宣布”,不能容忍那么多缺少逻辑关系的“恰恰”。根据常识,有真相才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真相才有信任。就真相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是正常的,就复杂事件追索真相因而是一个复杂的论争和博弈过程,而真相正是在多种声音中才能呈现。因此公民参与追寻真相的过程就万分重要;而打破权力的真相垄断也十分必要。   对于信任危机的存在人们有目共睹,但是关于造成危机的原因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可能就意见分殊了。一般性地将信任缺失归结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利益分化、人口流动、信息爆炸、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恐怕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和内在逻辑。毕竟,任何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也同时是建立和完善规则(制度)的过程,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建立不起来或者只停留于纸面,人们当然不能相互信任,共同的游戏(社会的运行)也当然没法玩下去。   社会生态恶化与权力不受制约   权利失衡与社会断裂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甚至是文明的沦陷。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诸如在不同地方一再出现的黑窑奴工现象、年年上演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多起发生在学校幼儿园的屠童案、充满血与火的暴力拆迁、富士康青年农民工十几起连续跳楼自杀、造假谋利导致食品安全危机的重大案件等等,无不是社会生态恶化的表征。   社会生态恶化即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 ,它是指社会系统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疾病,造成肌体腐败、功能丧失,堪称社会癌症。而社会生态恶化与权力的膨胀和失控是密不可分的。就现实而言,在缺少自主的市场和自主性社会的情境下,权力非但解决不了经济和社会的问题,甚至连它自己的行为也无法控制。而权力一旦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时,腐败、作恶和枉法就已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的不可控权力,必将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也会急剧丧失。权力失控和腐败必然导致现实中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于是整个社会冲突频发,上下交恶,以邻为壑,规则不存,乱相环生。事实已经证明,腐败是失控的权力的必然结果,而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任何反腐败措施都是不可能奏效的。   自我谋利而又不受制约的权力会造成丛林社会规则的形成。“黑砖窑”事件就是权力腐败与不作为导致底层生态的丛林化和整个社会生态恶化的典型个案。如果没有基层权力的黑恶化,人性不会变得如此邪恶,人心不会如此麻木,资本的残酷剥夺也不至发挥到如此程度。类似事件昭示出谋利型权力的实作逻辑:有利则争利;无利则放弃(放任),这正是黑窑之恶得以形成的制度条件。它向人们表明,一个丛林社会正在底层形成。这样的底层生态中是丛林规则在起支配作用:弱肉强食,暴力横生;道德沦丧,相互投毒;强者凌虐弱者,弱者欺凌更弱者。制度、文化、人性恶性互动,共同在“黑窑”中沦陷。底层生态的恶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意味着文明的沉沦。我们不知道这种沉沦是何时开始的,一次又一次的人权危机事件,底线一次次被突破,罪恶一次次超乎想象,无法预想下一次将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会有下一次。这种社会生态的恶化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如若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黑砖窑,没有人可以幸免。   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也是社会生态恶化的重要表现。我们正身处一个高风险、不安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充满暴戾之气的社会之中。人们不难意识到,在各级政府大力推行“维稳”举措的情况下,社会是不稳定的;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社会是不够和谐的。种种突发的暴力性事件和一系列充满血腥味道的“社会事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有了疾患而且是致命的。行政与司法腐败,权力不作为或胡作为是引发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利益分化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本属正常现象,人们的种种利益诉求和表达既是争取或保护自身的权益,也同时表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而面对正当的利益诉求,权力部门和执法部门如若不能合法、正当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必然造成严重后果。在这一过程中,上述部门的不作为和胡作为都是权力行使的失当。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   对于弱势者来说,行政与司法失当无异于雪上加霜。进而,以极端的方式应对不公正的待遇和巨大的伤害,有时是弱者仅有的选择。因绝望而诉诸暴力还缘于怨气无处发泄,怒气无从释放。在利益冲突加剧、社会不公明显的情况下采取的高压“维稳”,常常导致愤怒和绝望迅速升级。基层政府经常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来阻止和压制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信访还是报刊,无论是网络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成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有效渠道。实际上,当我们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集体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维稳”实际上已经变成维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企业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为维护开发商掠夺被拆迁户利益的工具。而当“维稳”工作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难免对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局势估计得过于严重,那些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能有利于理顺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搁置,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出台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甚至社会对其失去应有的制约。 当整个社会被维成一个高压锅的时候,无处发泄的暴戾之气必然强烈迸发,给整个社会带来伤害。   在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中,官民双方都难免患有某种病症:一方面是高度紧张、风声鹤唳而又蛮横妄为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愤怒而绝望的悲情大众;双方都很容易失去理性,诉诸暴力,而自杀、杀人、打、砸、抢、烧等极端方式和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也就在所难免。   化解社会矛盾、消散暴戾之气需要大悲悯和大智慧,而这都离不开正常的社会生活。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缺失了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和社会规范就难免进入病态。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发生权力的滥用、失控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而暴力抗争、以暴易暴几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试想一下,如果那些杀孩子泄愤的人有正常的亲情、友情,可以进行表达并得到相应的社会支持,会形成那么极端的反社会人格吗?会以极度扭曲、黑暗的心理去实施疯狂、血腥的暴力吗?如果那些跳楼的富士康的员工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对未来有所期待,会选择轻易地放弃最宝贵的生命吗?化解社会暴戾之气必须使权力得到控制,而约束权力,驾驭资本,唯有靠社会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已经浮出水面,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等。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效果已经叠加在一起,正如有学者将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稀缺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社会的羸弱和缺失会导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突出乃至激化,资本和权力如果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就会成为一种失控甚至作恶的力量。就此而言,社会建设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走出困境唯有靠社会建设   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的严重态势,会有各种治理方略出台,但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治世药方,常常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无异于画饼充饥甚至饮鸩止渴。中国社会的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是社会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特殊利益集团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在此情况下,唯社会建设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保证,重建社会或许是我们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道路。   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会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不难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即是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使得“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本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内涵无从形成。如此情境下,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正是治理社会生态恶化的根本方向。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社会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如同国家和市场一样,有着实质的含义和内容。对于社会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是作为领域的社会,即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存在的一个领域。把社会领域内的事办好,如大力发展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改善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作为主体的社会,即我们所理解社会必须将其放在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之中,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又与前两者紧密相关的一个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我们所强调社会建设的含义重在建设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即培育一个独立、自主、自治、自律的主体性社会。就此而言,相对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相对于市场的“能动社会”构成了社会的两个基本面向。   “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面临对社会的双重呼唤,即我们既需要制约权力的“公民社会”,也需要驾驭资本的“能动社会”。公民社会以民主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葛兰西意义上国家吞没社会的“政治专制主义” ;能动社会以民生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波兰尼意义上市场吞没社会的“市场专制主义” 。当前的社会建设,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即建立有效的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机制、以调整劳资关系为突破口的“能动社会”建设和建立公民参与机制、以调整 “官民关系”为突破口的“公民社会”建设。   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竟然面对一个巨大的悖论:社会并不是一种实体性存在,社会主义无社会! 现实当中虚拟的网络社区有时尚不能合法存在与正常运行;公共领域和公民行动尚无合法性空间;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亦面临种种困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是实体,是主体性存在,否则就是不存在。   谁来建设社会?涉及到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动力问题。权力主导的社会建设将导致重建总体性权力。如此的建设社会,结果只能是以建设社会为名,行建设权力之实,其结果是压制社会和进一步强化权力,根本无助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和发展,无助于社会的形成,与社会建设的真正目标背道而驰。社会建设就其根本而言,应该是一个“自组织”而非“被组织”的过程。   重建社会要靠公民的参与和行动,也就是说,建设社会的主要力量是懂法律、有理性、明白自己的权利、义务且能够合法合理地保护自己权利的有组织的公民。组织起来的公民通过行动才有可能摆脱“被”的命运;社会是在实践公民社会理念的行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社会建设要着眼于三个基本点: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体性的基础,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体性的载体,而社会制度则是社会主体性的保证。如前所述,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是建设对应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对应于市场的能动社会。而建设的当务之急是锻造公民、培育或生产自组织的社会、争取信息透明和民意表达的渠道,使社会成为实在,形成市场-国家-社会之间能够相互制衡的结构。社会组织、公民运动、信息沟通和公共性的形成,这一切都有赖于公民、公民权、公民意识的生产。构建社会须从培养公民开始,需要制度、文化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具体而言: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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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富豪会所被叫停 中国社会矛盾得凸显

《纽约时报》记者 Edward Wong: 展品失窃只是故宫本月遭受的第一桩尴尬。也许谁都想不到,故宫会成为推翻共产党的最后阵地。 展品失窃只是故宫本月遭受的第一桩尴尬。(图/法新社) 然而近来网上疯传的图片似乎表明这不无可能。故宫在向公安局赠送的锦旗中误将“捍祖国强盛”写成“撼祖国强盛”,使语义完全相反。如果排除故宫内部的秘密造反团体,这个问题也许仅仅是出自让人头痛的汉语现象:同音字。 很多国内网民嘲笑锦旗制作者不堪的文化水平,新闻媒体则要求故宫方面作出解释。16日,故宫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个简短的道歉声明称,已给予当事人严肃的批评教育,并采取了补救措施。故宫博物院目前正组织全院各部门进行全面整改。 展品遭窃、锦旗出错之外更让故宫难堪的,是建福宫将建富豪会所的传闻。央视名嘴在其微博中的爆料遭到了故宫方面的否认。但有媒体报道,会所开幕式已在此前举行。故宫方面对此作出解释称,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扩大服务对象、发放所谓入会协议书。目前已经彻底停止这种不当行为,进行全面整改。 一条微博简洁明了地勾勒出了故宫的这三桩丑闻:“下属企业未经领导批准出卖会员资格,保卫部未经领导批准印制锦旗,盗贼未经领导批准盗窃展品。” 但人们不能就此低估了故宫的经久影响。澳大利亚的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巴荷美(Geremie R. Barmé)在他的一本介绍故宫的书中写道:“尽管建筑本身会在时光中褪色、改变,但那个政治隐秘、规则僵化、手段独裁的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高墙。” 法新社: 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公众不满情绪强烈。因而故宫内部建设富豪会所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发轩然大波。故宫方面表示,已经叫停这一做法。 故宫入口。故宫内部建设富豪会所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发轩然大波。(图/法新社资料) 故宫先是对传言予以否认,后又发表声明称,目前已经彻底停止这种不当行为,进行全面整改。故宫博物院重申,“建福宫花园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顶级富豪私人会所。”《环球时报》报道称,“社会富豪”被邀请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展出国宝珍品,保卫人员身着古代士兵服站岗。 当前,中国正在千方百计应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而上亿的中国低收入农民和工人正遭受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有网友批评指出,此举显示出,中国正慢慢回到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时代。一名网友在他的微博中表露了大家的心声:“真是耻辱,他们用公共文化设施谋取私人利益。”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Peter Foster) 英国《每日电报》记者 Peter Foster: 在中国,普通人民为解决吃饭住房问题摸爬滚打,而少部分的精英人士则常常依靠政治关系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乐享其福。有人指出,控制中国的最有权势的500个家族,连带着依附他们的亲友食客,越来越像封建时代的宫廷王室。中国领导人曾公开指出,这样的收入不平等是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把建福宫建成富豪会所之事在网络上成为了众矢之的,显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对新兴的富豪精英的嫉妒情绪。央视名嘴芮成钢在微博中说,“故宫需要资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募集。全球华人,无论贫富,都会支持的。喜爱中国文化古迹的外国人也会支持的。不必通过这种办法运作。”他在另一条微博发表评论称,“据说建福宫会所的入会费是100万,500个会员就是5亿,够修5个建福宫的。” 网民都站在芮成钢一边,对已经蒙受遭窃耻辱的故宫发难。有网民表示,“故宫建会所是企业所为、锦旗写错别字是保安所为、藏品盗窃是小偷所为。在鼻子下发生的事情会一无所知吗。一句话,官我来做,有问题与我无关。照样渎职、照样不作为。”还有网民评论道,“故宫是全国人民的财富,属于全国人民,怎么能允许利用国家财产谋私利?”(屎蛋/编译) 【 评论 】 既然已经发酵为大众瞩目的公共事件,故宫就要证明自己,将建福宫里的那些事儿毫不保留地抖落出来。清者自清,公众自有公断。这事儿一点都不难,只要按时间顺序,将在建福宫举办过的活动流水账式地晒出来,有影像放影像,有照片亮照片,有台账晾台账,大家还会不信吗?故宫的诸公,都是高端文化人,应该懂得什么是信息公开吧? 如果不敢公开或不愿公开,只是一味矢口否认,对不起,只能引来公众呛声了。现在的故宫,可不再是封建王朝的皇宫禁苑,而是公共文化场所,故宫人千万不要讳莫如深,不合时宜地制造现代版的深宫秘史。如果是那样,民间也只能流传形形色色的建福宫“野史”了。(来源/新华网) 添加新评论 相关文章:    胡润财富榜——年轻,富有而遭嫉恨的中国人    金银珠宝从北京重兵把守的故宫中被盗走    四川地震3周年的多面北川    【译言协作】兔女郎诞生记:花花公子俱乐部口述史    四川大地震3周年 记者笔下的新旧北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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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国社会压力增 当局急“维稳”

与拆迁有关的话题近年来在中国引发重重争议 中国今年政治敏感日子特别多,当局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法维持社会稳定,防止发生民众抗议,引发连锁反应。 据中新社报道,国土资源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认真做好征地拆迁中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 通知要求各级部门防止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坚决防范查处强征强拆等违法行为。 这一通知还要求严格征地拆迁管理,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近年来,强征强拆引起群众极大不满情绪,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 今年的敏感日子特别多,其中包括六四事件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此外,今年还是中共18大的组织准备阶段,等于一场从下到上的权力更迭铺垫。 此外,今年还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既要求稳和又不能不求变,产生强烈的矛盾冲击。 感到紧张 官方新华社5月15日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13日出席全国食品安全工作专题会议时要求各级干部抓好食品安全工作。 李克强指出,今年要加大食品安全重点整治力度,要对渎职失职行为进行严肃的责任追究。 也是在5月15日,中国警方开始展开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活动,重点是影响国计民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制售伪劣商品犯罪、银行卡法最等突出经济犯罪的防范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当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出现任何不稳定因素,导致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当局还是在沿用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社会,而不愿意推进政治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表示,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 “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也认为,当局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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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今日黄历吉凶:运气好,宜出行。送给全国小朋友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安全地回来啦……”这是郑渊洁的戏仿,更是社会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流行劫杀儿童,无论它办什么盛事都难称“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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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振强:改革没有倒退改革是已步入歧途

时下,很多人看到社会矛盾愈益尖锐化、以改革名号行龌龊之事愈多,便断言或顺嘴断言:改革在倒退。可以说,这种改革倒退之论之思维,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定势,有必要厘清之。 所谓改革倒退的前提是:改革曾经是前进的,是正途正规。现在,是以某个正确节点为坐标的倒退。实际上,对于一直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或改革派来说,从来就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路径或正确的路径口。如果说90年代之前,官方及民间起码在改革方向上的努力是一致、有共识的话,则90年代以后,这个方向与共识其实已然不存在了。改革是相对于旧有的体制、秩序,改革有多条路径可走,比如可以走向否定旧有积弊、走向所谓民主、法制、富强,也可以走向政治、经济、金融寡头垄断、逆市场、反市场、逆民主自由、反民主自由,或者,改革还有第三种面目,就是上述两种的飘荡、折中,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人,一半是鬼;一半是信誓旦旦,一半时卑鄙恶劣等等。不幸的是,我们当下看不到改革的路径有什么乐观的预期可言。 改革走向市场经济,这曾经是上一代政治、经济中人毋庸置疑的努力方向。遗憾的是,随着对官倒——腐败——卖国——窃国的纵容、包庇以及全盘下水、利益化,利益集团坐大坐强,以往的改革方向显然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国情”——当下的“国情”,就是利益集团出于维护、壮大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左右、制订、出台国策,我只举两个例子:对于利益集团致命一刀的“遗产税”猴年马月被滞后出台,对于维护民众利益十万火急的拆迁条例,被无限期推迟出台。凡此种种,实际上已经公开化、赤裸裸化。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所谓国进民退——实际上,这个“国”,已经不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国”,而是代表利益集团的“国”,利益集团打着国家的名义,甚至不允许多元发展、民间夹缝中的发展。只有更大更强、你死我活,我通过非法手段聚敛的财富在兜里才稍许踏实,才心安理得。这样的官民对立,不是逐渐形成的,是利益牵制、利益存在的必然。代表性言论是:让我们公布财产,怎么不让老百姓公布财产?你是替谁说话?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而在此语境下,再来谈破除垄断,再来谈保护民众利益,实在是多此一举,幼稚可笑。而一些社会怪象、乱象,也就顺理成章了——股市跌幅全球仅次于国家破产的希腊;以近半的GDP养活强大的行政力量夺冠全球;“三公”消费的事实上的合法化、相关改革的完全瘫痪;但凡稍有权势者,即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客”——已然部分或全部把贪赃之财转移国外等等。我相信如此发展,这些怪象、乱象,也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想想80年代,包括很多极左人士,皆对建设一个法制国家心向往之。而今的现实是,法制由推崇、掣肘、牵制甚至左右行政政局,到而今成为徒有其名的摆设。如今,谁还在讨论权大还是法大?如今,谁还在相信公检法可以匡扶正义?如今,谁还在相信公检法的纯洁、廉洁?如今,谁还能相信法制可以拯救这个国家? 似乎也就是在不久前,即有明眼人士指出中国改革应避免拉美化、政治、经济的寡头化、利益化。当人们未及仔细思考,不幸的是,这已经成为当下严峻、实有的现实,且比拉美还拉美,比有史以来还有史以来。0、2%控制70%也好,百分之几控制百分之几十页罢,这些又选择地统计出来、有选择地发布出来的数据,其实已经失去了令大多数人信服的实际意义。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盘寡头化、利益化,致使一切有形、无形的人心、举止皆失去了控制——利益集团左右的国家行政的失去控制在先,社会怪象、乱象迭出紧随其后。如此纠缠、纠结,结果不得而知。 简单回顾历史,会发现一己思维的杞人忧天。强大的东汉盛极而衰,尔后是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大动荡。期间,也曾有过起伏、反复,最为耀眼的就是三国分裂及至全盘分裂。再后来,是隋朝建立了当时东亚乃至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率的行政制度,后来才有了唐宋的繁荣,开始了又一个轮回。反观自身,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下出于可以比拟的哪一个历史及现实的节点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生命的时长去期待历史变革是了无意义的——生命太短,历史的惯性太强大、改变、改革的时限太长。或许,人们最容易犯的一个历史观失误、最容易存在的一个历史误区就是;对于改变、变革、改革的时限,习惯于以生命、以自我一生的时限来观照、希冀,故常常以悲观失败告终。以百年、千年的时限打量历史或一个历史轮回,或许,我们就有了积极与乐观的勇气。只是,悲苦的是当下——近日传来的西安的窘于穷困潦倒而自杀身亡的国企老职工,是我们面对观念豁达、面对现实走投无路、只有一死了之的缩影。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祝振强的最新更新: 我想知道卖官的县委书记属于哪个卖官官位段 / 2010-07-23 21:57 / 评论数( 1 ) 拆迁“献礼”势如火箭,民生事体猴年马月 / 2010-07-16 23:36 / 评论数( 1 ) 还有多少挟意识形态名分的圈钱“绿坝” / 2010-07-14 23:01 / 评论数( 4 ) 兴文“红段子”是封堵打压民众精神娱乐空间 / 2010-07-13 23:19 / 评论数( 1 ) “野鸡门”里的唐骏始终不明白自己输在自恋 / 2010-07-10 17:28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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