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2011年10月10日 17:50:13 　　 辛亥百年： 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傅国涌     　　【图片转自章诒和大姐的微博，感谢她找到的这张好图。】     辛亥百年，官方的纪念一定隆重，只是逃不出雷打不动的意识形态，跳不出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说到底，百年前的辛亥不过是现存权力的又一个消费品而已。消费主义通吃的时代，还有什么逃得出被权力消费的命运？   　　百年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国，陌生的共和制几乎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百年来这块土地是怎么消费它的？先是以北洋军阀十五年的方式消费它，接着是国民党二十二年的一党专政消费它，当然更是以六十二年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个时代的方式消费它，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无数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费方式，1957年之前是一段，1960年前后是一段，“文革”是一段（其中还可分位不同的几个小段落），1976年到1978年是一段，1979年到1989年是一段，1989年到1992年是一段，1992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消费先辈曾经达成的民主理想。要成为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我们还须锤炼，得来太易的果实我们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来之不易、千难万险得来的果实，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去呵护它、捍卫它，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它。今天，我们要有忍耐之心，这种耐心不仅仅是对个人，对整个民族也是如此。中国人是受得起苦难的民族，我们五千年都过来了，一百年都过来了，六十二年都过来了，我们还怕什么？当然不怕了。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也许并不是实现并享受民主自由果实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   　　不久前，有网友问我，“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我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百年前变法的失败也好，宪政尝试与实践的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本身是很丰富、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找到历史的清晰脉络。至于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见识主导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转型，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国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就无法回答这个问号。其实，对精英的概念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学术地位、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钱或有什么头衔的人看做精英，这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来，精英就是具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司机、民工。“心灵鸡汤”于丹是精英吗？“共和国脊梁”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我给精英做的这个界定，关键词是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80后、90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属于普通人，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几条标准：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整个中国或许有几千万，我认为，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   　　我始终信奉和平转型的理念，这一点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和平转型需要很多的社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只有大批负责任的精英成长、成熟起来，理性的声音才有可能主导社会转型的每个环节，既能防止民粹主义潮流的裹挟，也能抵挡权贵主义的严密打压，在整个社会逐渐培育出一种温和、节制的氛围，为未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博弈、妥协创造前提，只有对话才能导向和平的社会变动，否则只能以暴力告终，不管是哪种形式。   　　一百年前，当大清朝脱轨，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整个民族没有付出惨烈的代价，而是以相对较小的震荡、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几种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对节制的、温和的，无论隆裕太后、载沣和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他们，最终他们在那个时代找到了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新模式，这套模式就是对话、博弈、妥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对话、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完成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有之，不过血流成河的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说到底都是暴力决定。尽管隆裕太后、孙中山他们都是被动的，是被历史的、现实的逻辑推着走的。但是被动导致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制度安排。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而是各方相互对话、相互妥协，许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过瘾，因为不彻底。而我觉得被动往往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蒋经国主动交出国民党政权，让台湾进入民主社会是主动，主动成分很大，但如果没有台湾朝野的民主呼声，前赴后继的努力，让蒋经国认识到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终选择了主动，主动的背后还是有更多的被动（更不要说国际的局势、美国的影响等等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愿意放下权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动，也是了不起之举。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各方共同的努力与妥协，可以说，他们各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的历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进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书，也不能相信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告诉我们的那些简单结论，我们应该相信经得起质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事实，回到历史的原点，在那里面找到百年中国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只是某些英雄、伟人或统治者创造的，而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只有每一个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新时代，一个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时代，那个美好的时代不在今天，而在一个不远的明天，而这些改变不能将希望仅仅寄托在黄兴，孙中山、袁世凯和隆裕太后他们的身上，而是要依靠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普通中国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历史。   　　8月下旬，在北京“蓝色港湾”的酷热中，有读者问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们还须忍耐多久？这是一个天问，当然不是一个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读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说，站在2011年，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和平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迹象，从上流社会的举动看不到，在主流新闻媒体上看不到，似乎一点希望的曙光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未来交在上帝手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有朋友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书评题目就叫《上帝在细节中》，在人的背后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中国经历的所有这些苦难也许都是上帝在熬炼中国人，这个老大民族经历了几千年专制集权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磨合期，让它在历史转型当中几经折腾与纠结，一次次的绝望，甚至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是突然之间把它带进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中国人可能还没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们不是曾得到过这样的民主制度了吗？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百年了，民主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套用孙文遗嘱：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上一篇： 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9)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辛亥百年 , 价值迷失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全世界的华人社区届时将会有各不相同的纪念活动。在笔者看来，关于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是必须要讲明白的。 一、两个民国和两个国民党 研究民国史最重要的是要区别两个民国和两个国民党。 第一个民国，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在清政府方面的袁世凯和隆裕太后，立宪派方面的张謇、伍廷芳、唐绍仪、赵凤昌、熊希龄、汤化龙，革命政权方面的黎元洪、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所缔造的至少在字面上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即使袁世凯称帝时号称的中华帝国，也是在法律上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孙中山、黄兴等人1913年撇开自己参与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发动号称是“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是对于中华民国及其宪政制度最为严重的违法背叛。 第二个民国，是孙中山和蒋介石在苏俄方面的武装操纵之下，通过北伐建立起来的由国民党专制训政的不再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南京政权。这个新政权虽然沿袭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其国体事实上已经是彻底颠覆中华民国的中华党国。蒋经国晚年在台湾实行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对于第一个民国的制度回归。 第一个国民党，是宋教仁1912年在北京建立的主要从事议会选举的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革命党，是对于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最为直接的否定和败坏。到了1919年，在中华革命党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孙中山重新组建的中国国民党，已经不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议会政党，而是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并且要包办垄断国家政权的专制政党。 二、普世价值的混淆拒绝 就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来讲，最为根本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对于工商文明社会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蓄意混淆与拒绝承认。早在孔子宣讲等级森严的农耕文明的《论语》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已经初步确立了工商文明的价值规范。简单说来，人类社会第一位的文明价值，是个人主体的意思自治和财产私有。第二位的文明价值，是发生交易行为的两个人以及多个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三位的文明价值，是在城邦社区的公共生活领域里逐步完善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协商的法律程序，或者说是三个人以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四位的文明价值是国家政权层面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也就是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这种价值观念是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第五位的文明价值，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的大同博爱。第六位的文明价值，是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平衡的和谐相处。 对于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最为典型的混淆抹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第二讲”，其中讲到“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在文明社会的价值谱系里，国家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法人组织和法人实体，它既没有从事精神创造的脑袋，也没有从事男女性交的器官，更没有自由迁徒的双脚；自然谈不上只有个人主体才可以拥有的意思自治、财产私有的自由人权。国家与公民个人以及纳税企业、地方政府等法人实体之间的文明关系，只能是依照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而限权分权的宪政关系，而不是“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之类无偿奉献的单向专制关系。只有真正讲明白了这些并不十分复杂的普世性的文明观念和文明价值，辛亥革命100年来一系列混淆抹黑甚至于拒绝承认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反文明、反人类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骗局，才有可能以适当的方式彻底杜绝。 三、文化大师之我见 1912年5月20日，孙中山的亲信、《民权报》记者戴天仇，也就是后来的戴季陶，以《杀》为标题发表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上海租界巡捕把戴天仇带到法庭询问之后，罚了一笔钱就把他交保释放了。假如今天的大陆中国人把这篇文章里面的姓名改换成最高级别的某些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不可能在正式的报刊上公开发表，等待他的也必然是被秘密失踪或者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恐怖后果。从这一点就可以反过来证明，民国时代是有比较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的；但是，无论是国民党方面的戴季陶，还是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没有明确党派归属的鲁迅、周作人，都没有充当尊重和珍惜中国历史上最为稀缺的新闻出版自由。到了1949年之后，曾经享受和利用过新闻出版自由的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胡愈之、罗隆基、储安平、周作人等人，要么充当了新闻出版方面的帮凶杀手，要么充当了政治牺牲品。总起来说，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的自由过度和自律不足；或者说是文化破坏有余而法制建设不足。 1913年5月22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针对因宋教仁惨遭杀害而引起的政治动荡，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可以止矣》，其中撇开当时的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及前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主张以国民党方面的蔡元培（孑民）和进步党方面的张謇（季直）为总统候选人。他对于蔡元培的评价是“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蔡元培自己在1916年12月18日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另有自我健全的经典表白：“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思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好，要首先检讨的是自己的缺点，而不是把罪责推卸给其他人。这与国民党执政以来只允许自己革命而不允许别人反革命、只允许自己动手打人而不允许别人反动反击的单向维度的极端专制思维，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到了1924年的时候被从英美等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徐志摩、陈源、石瑛、王世杰、丁西林、周鲠生等人形容为“费厄泼赖(fair play)”的绅士风度。这样一种文明健康的精神追求，到了鲁迅笔下却被妖魔化为充当帮凶的“正人君子”。鲁迅动不动就把自己不喜欢的本国人形容为狗与猫的反人道态度，反而受到国共两党所煽动操纵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的热烈追捧。鲁迅身边最为亲密的孙伏园、李小峰、高长虹等人，转眼之间就变成遭受打击的对象。就连与鲁迅婚外同居的女学生许广平，在《奔月》里面也被化身为遭受后弈愤而射杀的奔月嫦娥。30年代躲藏在上海租界里“保卫苏联”的鲁迅，留给中共的更是一张把相互敌对的潘汉年、周扬一派人与胡风、冯雪峰一派人一网打尽的天罗地网。 传统中国是一个严守身份等级的农耕文明社会，现代工商社会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蔡元培和胡适等极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流的文化大师，就在于他们真正明白并且坚守了这些普世性的自我健全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像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那样的纯粹学术人，反而在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传播与坚守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只能算是第二流的文化大师。像梁启超、鲁迅尤其是1949年留在大陆的梁漱溟、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等人，无论他们写下了多少文字、宣讲了多少道理，他们在历史拐点上反复表现的大都是公然违背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自我败坏。不能因为梁漱溟、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等人遭受了一些政治上的挫折与打击，就把他们反文明的自我败坏神圣美化为什么大师。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缺乏法政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系统知识的文化名人，连最基本的历史脉络都没有看明白，却到处宣讲“民国范儿”。他们所张扬的显然是陈独秀、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田汉、郁达夫、胡风等人身上最低层次的自我败坏的“民国范儿”。而不是蔡元培、胡适等人身上体现出的与普世价值正常接轨的自我健全的“民国范儿”。就今天来说，大陆中国最能够被称为大师的文化人是贺卫方。尽管他偶尔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他对于现代工商文明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法学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明白也最准确的。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民国时代的蔡元培和胡适。除了贺卫方，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师还包括袁伟时、章诒和、何方、杨继绳、张思之、江平、资中筠、杨奎松、秦晖、茅于轼等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并不逊色于民国时代的文化贡献；他们所承担的政治压力和社会风险，却远远超过了号称是白色恐怖的民国时代。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张耀杰 革命与暗杀：壮志未酬宋教仁 / 2011-10-05 21:19 / 评论数( 0 ) 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调查 / 2011-09-25 22:19 / 评论数( 2 ) 我所知道的民国范儿 / 2011-09-09 10:17 / 评论数( 0 ) 梁晓声先生的原话记录 / 2011-09-03 22:15 / 评论数( 1 ) 关于梁晓声先生“一句话风波”的亲历见证 / 2011-09-03 12:21 / 评论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