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１０月１１日，章诒和在其网络微博上呼吁中国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直接过问陈光诚事件。１２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下属媒体《环球时报》也罕见发表署名评论员文章，认为 “不应将陈光诚事件意识形态化” 。环球时报关注陈光诚事件引起海外媒体特别关注，个别报道简而化之，称《环球时报》发表署名章诒和的文章，关注陈光诚事件。本台为此电话联系章诒和女士核实。章诒和女士向本台表示，“环球时报署名章诒和文章”纯属“讹传”。 章诒和：这是讹传。我没有就陈光诚一事写过任何文章，只接受过口头采访。这一点需要澄清。 把陈光诚当人待 但是，我对陈光诚这件事一直非常关注。我在这里讲，其实不是因为我是作家，也不是做为学者，而是做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只想非常郑重地表达一个非常简单的意愿，就是希望山东临沂当局把陈光诚当人待。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底线就低到这个程度：就是把陈光诚当人待。 当然，我这里说的“人”，是个体人全部的含义，那就是，从肉体到思想，从生命到尊严。具体讲，无非就是三条： 第一：给他治病，他从今年五、六月份就开始便血，这不是好征兆，需要及时治疗，拖延不得。不管是什么结论，起码说明他的肠胃道出了问题，有疾病，需要治疗。就是战俘，就是罪犯―我自己坐过十年监狱，我知道所有的监狱都有医院。是个罪犯，都应该得到及时的治疗。何况陈光诚现在不是罪犯，也不是俘虏。 第二：让他的孩子去读书。这个在宪法里是有规定的。我们按宪法做。 第三：停止一切殴打、辱骂、绑架。 就这么三条，这是起码线。我觉得，临沂当局举手之劳，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不做？可见现在一个地方政府的水有多深，官场有多黑。他们盯着的是官帽子，而不是人命。 弱势群体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尤其应该珍视 当然，陈光诚无法和艾未未比，也无法与正在服刑的刘晓波比，他来自底层，他没有那么显赫的名声，他没有像艾未未那么突出的成就，他也不像艾未未世界知名―当然，他现在很有名了。 他来自于低层。弱势群体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尤其应该珍视，这是世界各国衡量人权的一个最好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全社会当然应当关注晓波，应当关注艾未未，但是现在，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注去给这样一个可怜的、来自于底层的、双眼失明的残疾人。 我真是很难过，很难过，觉得我们那么无力。章诒和也好，贺卫方也好，什么人也好，我们只能在网上呼喊，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有去探视的人都遭绑架和殴打，都被轰回来，这叫什么？！ 所以，我在微博上特地给周永康先生写了两条，呼吁他百忙之中，过问一下陈光诚的情况。我们国家只有最高层下达一个指令，这个问题才能获得解决。现在这个制度，权力集中到这种程度，别人都没有用。所以，我真是无奈，无奈。  

《广场》：五十四年前的 “社会主义民主”梦   傅国涌   《往事并不如烟》大陆版删去了一处半世纪后仍令人心动的细节，196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罗隆基到章伯钧家，兴奋地告诉他：“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大致内容是：“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366-367页）就是这一简单的条目让一辈子从事政治活动、历经风霜的章伯钧激动得彻夜难眠。当1957年的春夏之交，从位居庙堂的民主党派领袖如章、罗，到年轻的北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想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只是天真地、更是真诚地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昙花一现的关键词。 北大学生、《广场》创办人之一沈泽宜在《北大，五一九》中回忆，1957年6月上旬，毛泽东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公开发表，这些学生还没有意识到鱼已入网、危机在即，他和张元勋、陈奉孝等人不止一次前往北京市委，要求根据宪法确认民办刊物《广场》的合法身份，当然毫无结果。当他们辛苦凑集了2000元左右经费将原稿送进北京第一印刷厂，厂方竟没收了全部稿件和印刷费，绝不允许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流出去。铅印无望，他们改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他们还是习惯称为《广场》），并删除了几篇敏感文字，通宵达旦刻蜡纸、油印了五百份， 6月22日下午在未名湖畔公开出售，片刻就被抢购一空。北大党委在广播里一遍遍地通知，要买到《广场》的同学上交销毁。多数人在压力之下上交，并在北大食堂前公开焚毁，少数保存下来的《广场》历经一次次运动、浩劫也在历史的暗夜中消失了。林希翎生前在法国有幸保存着世上仅存的几份《广场》油印本之一，感谢朱毅，通过他的努力，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当年的《广场》，看到北大学生在1957年的思考，在读这份文献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梦。 《广场》大体是将北大民主墙上张贴的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诗歌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在沈泽宜、张元勋这些校园诗人的激情之外，有不少学生提出了清楚而有见地的政治见解。曹国臣的《治标还是治本？怎样根除官僚主义？》一文尖锐提出： 年轻人，难道你没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难道你不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历史的创造者？（像社会主义应有的那样）。…… 难道人的尊严与基本自由可以随意被侵犯？ 难道我们的这些要求与社会主义，与我国政治发展相矛盾的吗？ 怎样保证这些合理要求实现呢？怎样保障社会主义的正义与公平，个人与集体的最好结合？ 他的答案是从根本上消息官僚主义，并具体提出四条要求: 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今天一个政治口号提出！ 二、让人们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应该允许人民办报，自由结社，发行小册子传单，（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让民主党派有相当独立的报纸，停止党一家办报（或控制报纸、国内新闻）的现象…… 三、改进现行选举制度，由党组织少数人议定的，固定候选人名额的选举法是相当形式主义的。…… 四、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 他表示要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但他向北大同学发出呼吁：“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你、我今天和明天生活幸福的斗争”。 物理学学生岑超南的《论“铲草除根”》文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概括为 点，一是法制问题，“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随意侵犯。”二是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领导与群众不少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消除看人民监督的可能性。三是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实质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江文的两篇文章分别触及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和距离当时不远、令人心悸的肃反运动。物理系学生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则毫不掩饰地直指：“6亿人民的生活绝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一个21岁的青年学子有这样的洞见，并有勇气说出来，这些文字毫无疑问要进入言论史。 由王国乡执笔、以“《广场》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分析说，自5月19日以来，十几天的实际生活证明，年轻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迫切，“群众想要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积极争取，‘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他的结论是：“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其实，“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束缚，他们没有能挣脱，在他们当时并不是掩饰，并不是未来回避打击而采取的话语策略，与今天有些人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上同一回事。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直言，他们追求的民主，“不上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他并且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1957年的百花齐放也算不上启蒙运动，更谈不上文艺复兴，但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尽管他们还没有超越那个时代所给予的限制。他们身上洒满了青春的气息，他们许多人的心灵是纯净的，他们的呐喊不是空谷回音。许多言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王国乡的《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等文没有收入油印本中，是当时《广场》编委会的权衡。王国乡在文中呼喊“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的口号。他说：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政治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王国乡指出：“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相隔三十几年，我读到戈尔巴乔夫1990年10月26日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谈话：“社会主义思想既不排除市场经济，也不排除议会民主以及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他话音未落，一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被人民毫不留情地抛弃了，20世纪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证明这个理想的破产，这是1957年的中国青年还无法感知的，现实的环境也不容许，更残酷的现实尚未展开。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长期以来排除议会民主，人的自由和权利被蔑视，这样的社会主义注定要成为翻过去的那一页，没有例外。

“娱乐大王”宋祖德也在微博上恳求总理温家宝救救盲人陈光诚。 另外，中国网友前往临沂探望陈光诚的活动自九月初以来一直没有停止，有网友呼吁在11月12日陈光诚40岁生日时前往临沂祝寿。 中国官方环球时报首次就陈光诚事件刊登评论员文章，标题是不应将陈光诚事件意识形态化。 文章指出，陈光诚事情闹大了之后，媒体与支持陈光诚的人越来越浩然正气，基层政府处理起来越来越难。现在陈光诚事件被夸大成了“中国人权的一面镜子”，文章呼吁需要有更有经验的部门帮助解开这个疙瘩。 中国网络媒体人北风认为《环球时报》时报的文章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是中央对地方已经失控。  

陈光诚在2010年获释后一直处于软禁之中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三（10月12日）发表署名评论，呼吁山东临沂地方当局就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状况“向外界提供足够的信息”。 《环球时报》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日报》下属的报纸，直接就遭受监禁或软禁的人权活动人士发表有同情语气的评论，在外界看来实属罕见，也许显示，更高级别的官员将会进行干预，让陈光诚重新获得人身自由。 现年39岁的山东临沂盲人陈光诚自学法律知识，长期从事为当地村民维权的活动。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曾通过法律途径抗议地方官员在实施计划生育中的野蛮行为，维护受害者权益。 2006年，中国沂南县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的罪名判处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陈光诚在2010年9月刑满获释，但是一直遭到软禁，许多媒体记者和个人在前往陈光诚居住的东师古村试图采访或探望他时受到阻拦，骚扰，甚至殴打。 “不无道理” 中国作家章诒和在《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前一天通过互联网微博对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出呼吁，要求他“在百忙之中问问陈光诚现在的状况”。 《环球时报》星期三发表的文章说，“外界怀疑陈光诚事件的处理过程达不到严格的法律及人权标准，这种怀疑不能说毫无道理。” 但《环球时报》文章希望表达的是，中共的大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有问题，那是出在基层。文章形容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对民族进步有功”，但是又形容广大农村居民对这个政策“有一定抵触情绪”。 文章呼吁让陈光诚事件“从媒体和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下走出来”，并且形容对中国某些地方的基层人权“做突击运动式的改善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 但是许多人认为，正是媒体和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才使得陈光诚有可能从软禁状态中解脱出来。 《环球时报》的评论同时表示，“需要有更有经验的部门帮助解开这个疙瘩。” 这样的评论也许显示，更高级别的官员将会进行干预，让陈光诚重新获得人身自由。 点击 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