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民企“缝隙化生存”系列之3（终结篇） 民企肩负着全民涨薪的历史重任   童大焕—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在许多人还没有财富积累的时候，中国已经迅速走向资本理财时代，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没反应过来。同样，在还没有完成最基本的人才观念转型的时候，中国已经迅速由资本时代向人才时代转变，绝大多数企业和政府机构也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未来中国的经济支柱，将迅速由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向现代服务业、创意产业转变。农业靠天，工业靠机器，所有第三产业，惟一依靠的是人。现代服务业和创意产业，依靠的不是资源，不是资金（货币），而是人！一个城市和企业的兴衰，“区别在对待人的态度”。未来社会，资源、资金的重要性越来越弱，人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亚洲华尔街日报》2010年评出的亚洲200家最受尊敬企业名单中，科技类公司占支配性地位，其中阿里巴巴在中国大陆企业中位列榜首。印度印孚瑟斯、日本任天堂、韩国三星电子和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分别位于各自市场榜首。在最受尊敬的跨国公司中，苹果夺冠——它是不是可以为我这个判断做注？       我们的企业做好准备了吗？显然，整体上没有！       虽然经过30年筚路篮缕，民营经济已占中国GDP总量66％；税收贡献率71％；就业人口近90％，但是，如果要问一问民营企业发放的薪酬占多少，我想多数企业家要感到羞愧和汗颜！瞭望新闻周刊多年跟踪的数据表明，虽然内地垄断企业员工只占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的工资总额长年占据全国工资总额的55%—60%。换句话说，刨去非垄断国企、庞大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等等的员工收入，民营企业90%的员工，工资总额只占全国的40%至45%！       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归因于行政垄断企业长期占据优质资源，也可以归因于财政收入在GDP的分配中占比过大。但是，民营企业自身难道就没有责任吗？资本利得长期过高的问题，同样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重视也必须纠正的重大现实问题。       近十年来，中国产业企业盈利水平大幅进步，跨进高利润时代。但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断下降。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个省份中的20个市(区)1000个各种所有制企业以及1万名职工的问卷调查结果证实：企业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职工收人上没有得到体现。我国从1998年到2005年，产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为30.5％，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年均仅增长9.9％。2002年至2004年3年中，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另据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对天津等5个城市的纺织企业调查，90％的企业职工工资3年分文未涨。从国际比较看，根据瑞士国际治理发展学院编著的《IMP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资料，2001年各国每个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全部报酬(美元)最高的是德国为22.2，次之是美国为19.86，第三是日本为19.5，我国排在倒数第三名为0.53，经济远不如我国发达的印度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工资是我国工人的1.5倍。（袁春晖《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是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探索》  2010年第4期）       这样一种工资福利状况，人维持基本的再生产能力尚且不足，又如何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国家而言未必，对个体而言却是千真万确。为社会理财，是企业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顾一门心思自己和管理层赚钱，还是让员工一起分享企业发展的果实？是做一家只会赚钱的公司，还是做一家员工充满归属感、充满凝聚力创造力、受社会乃至全世界尊敬的公司？       人的创造力往往来源于自由与尊重，经济的自由、文化与精神的自由是其精髓。我们的民企，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人格上，都给了员工足够的自由了吗？抑或是相反，在“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励志幌子下，把绝对服从当成企业“执行力”的法宝，热衷于公司专制，关起门来做自己的独立王国？       据西蒙?库兹涅茨研究，西方国家国民收人中由物质资本所贡献的份额已从45％下降到25％，而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从55％上升到75％。美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19世纪后期占到50％，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上升，到了20世纪后期上升到74％。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左右，远远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大致为1:1:8，日本三者间的分配比例大致为l:1:5：7.5。       在高密度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中国，人的重要性将迅速超越物和资本的重要性，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这样的日子将来得比绝大多数人想像的快得多。谁领先于时代，谁就将收获鲜花与自由！       企业企业，止于人的事业；       舍得舍得，有舍才会有得。（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    

    下一个三十年，中国走向何方？ 从外需向内需 从高碳向低碳 从强国向富民   童大焕— 2010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日 （刊于2010年11月1日《小康》杂志）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10 月 15 日 至 18 日在北京召开。中外舆论对此十分关注，有评论甚至预估它可能成为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会议，将确立中国发展方式的第三次转型，或者说拉开中国第三个 30 年改革的大幕。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必须妥善解决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社会稳定、官员廉洁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山鹰在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说，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人民没有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是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源头。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减缓社会矛盾，或将成为此次规划的亮点。刘山鹰说：“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的。”“现在，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阻碍社会改革的最大障碍。”刘山鹰警告说，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会引发社会动荡。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 3.32 ： 1 ，地区发展差距也依然过大，另外，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的问题也很突出。 30 年来中国 GDP 年均增长 9.7% ，而环境污染的成本占全部 GDP 的 3% － 5% 。   尽管提法有所不同，但从追求“国强”到强调“民富”，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转变，已经成为朝野共识。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专家苏海南近日告诉记者，我国近 10 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 GDP ，因此十二五规划将写入居民收入与 GDP 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一度申言，“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有学者评论，“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从长远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   与此同时，更加注得“人文”、“公平”，配合十二五规划的人事调整也提前布局。 2009 年 11 月底，河南、福建、辽宁、吉林、内蒙古五省 ( 区 ) 党委书记职务调整， 2010 年 8 月至今，贵州、黑龙江、江西、河北、辽宁、甘肃、陕西等省再次更换了省委书记、省长等负责人。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新的人事调整中 “ 50 后”成中坚、“ 60 后”崭露头角；很多人拥有法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专业背景。“表明中国正在由善抓经济的效率优先型官员向‘追求公平正义’文人治国方向转变。”   进入 10 月，随着调研及人事调整的“前声”渐落，中央关于“十二五”的思路开始明晰。未来五年中国将开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部署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深入推进三大转型进程中，中国的政改深化隐约可见。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怎样切实保障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要做到“国富”到“民富”的成功转型，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问题成为其中关键点。专家们认为，政治经济社会是互动的，不触及政治体制问题，改革很难继续推进。在政治体制本身存在问题，权力分配方式不甚科学，政治体制架构不甚合理情况下，民富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一大问题是须解决既得利益作怪。     1949 年以来的六十年里，政府职能经历过两次大转型，前三十年，政府的职能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其最终结果，有研究表明的，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三十年时间内，全国总资产成负增长，其负增长金额为 2571.4 亿元人民币。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引发了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主要特点是政府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权力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它带来了经济腾飞和财富的巨大增长，但美中不足的是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破坏得比较厉害，同时贫富差距悬殊。如果把 1949 年以来的前三十年比作“斗争时代”，后三十年比做“镀金时代”，那么从今往后的三十年，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政府第三次职能大转型的“进步时代”——政府职能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向“一切以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法治为中心”的市场自由、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法治时代，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致力于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保障等“守夜人”角色，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变革，也需要思想观念的自我启蒙。     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西方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超过某个临界点，则一切改革皆无可能。但也正如连岳所说：没人会天真到忽视强大的利益集团，但我也不会天真地忽视他们的智商，如果不改，则鱼死网破，他们的利益也将消失（转称到海外只是一小部分），如果改，许多民众会因为他们愿意改而忽视他们的原罪，他们的利益可以软着陆。   事实上，我认为尽管我们一直面临着行政垄断、国进民退等一系列艰难的课题等待破解，但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一直存在的，关键是我们没有激发它们，让他们激荡成改革的共振性力量。   这方面的改革力量，一是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不安与觉醒。 10 月 15 日 新华网报道了一则新闻《国企中层年薪税后 70 万 称工资过高心里不踏实》就颇具代表性。报道说，一个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的国企中层，税后年薪 70 万，外加福利补贴：每年 5 万元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 7 万元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 2000 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 5000 元；图书卡、旅游费约 2 万。公司分给她一套 100 多平方米的福利房，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在金融口工作。这位国企中层干部认为：“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国企中层“工资高得心里不踏实”，起码隐喻了两点，一是认为收入太高，高得不正常，担心不能持久，二是与低收入者相比，高得很扭曲，良心上过不去。虽然这位国企中层不可能也未必有那么权限自动降薪，但心里的不安已经足以说明，如果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们身上将不会遇到多少阻力。这就是改革和社会希望之所在。   改革的动力之二，来自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精英阶层的胆识，来自他们观念的进步与觉醒，来自他们对民众疾苦的深刻体察，来自他们对民众呼声的积极呼应。比如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接受外媒采访，在谈到政治改革时说：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些凝练、清晰、朴素而又坚定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改革的动力之三，来自“观点的自由市场”，来自观点自由交锋过程中人民的启蒙与自我启蒙。前不久，有官员站出来公开为强制拆迁辩护，认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言论的出台，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口诛笔伐。但这也好，如果当事官员愿意说出真实想法，愿意公开辩论，社会也愿意平等地、对包括官员在内的论者不加问罪地公开讨论，不仅有助于完整地呈现真相，也更有助于厘清是非，形成社会的基本共识，助推官民的良性互动与共同进步。   在平等、公开而又充分的辩论中，我相信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会得到确立，比如，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一切发展进步都必须紧紧地依靠人、寸步不离地为了人。财富没有的可以创造、失去的可以再来，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或损伤，就永远地失去或损伤。因此，务必要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活得自由、尊严、安全，而不是相反。   同样，在平等、公开而又充分的辩论中，事物的真相也会逐渐呈现。比如，强制拆迁的效率固然很高，但是，其负面的效率同样很高。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城市化，有可能导致城市化大跃进，不仅制造大量的官民冲突与矛盾，还导致大量的“空城”、“鬼城”、“烂尾城”。更多的地方，则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隐忧。 10 月 14 日 就有媒体报道，截至 2010 年 6 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 7.66 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贷款金额约 2 万亿元。现有地方融资平台“有问题率”高达 26% ，跟地方政府不顾城市化基本规律，在不可能城市化的地方过度征地等密切相关。   关于“强拆”问题的讨论只是一个小小例子。我相信，只要把问题都摆到公开的台面上来，充分保障公民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改革的共识就不会遥远。因为我相信文化的力量、人心的、观念的力量。想想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觉醒带来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吧。我相信凯恩斯的观点：“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有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在凯恩斯看来，既得利益对社会的影响，还远不如思想观念摧折贤良或春风化雨的力量大。观念推动世界，影响未来。为什么一些富人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另一些富人则把全部身家贡献出来？都是思想和观念所决定。它比利益本身更影响人的行为。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式次贷危机说明了什么？   童大焕— 2010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日     在凤凰卫视日前播出的《问答神州》节目中，接受独家专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各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到了 7.66 万亿，相当于 GDP 的 20% 多。中央如果处理的话，就可能减少我们民生，改善民生、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支出，第二个可能是转变成银行的坏账，第三个更坏的可能是我们多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来稀释这个债务，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损失。今年看来这个问题逐渐受到重视，所以中央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在查在处理这些问题。成思危认为，外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   这是笔者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政府债务明确当成次级债，并且提高到“危机”的高度来看待。此前，地方政府融资通常都受到银行的格外“青睐”，一是因为有政府信用担保，二是很多国有银行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左右成长为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市场主体，即使贷给政府融资平台的款项出问题，通常也不会有责任人什么事。   此前有媒体报道，截至 2010 年 6 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 7.66 万亿元，其中发现有问题的贷款金额约 2 万亿元，“有问题率”高达 26% 。 63 ％的银行家认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较突出。而目前根据中国审计署的审计，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超过了当年全年的财政收入，部分地方甚至超出了两倍之多。银监会纪委书记王华庆提醒，这个问题若解决不好，会直接影响海外融资的成本，影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中国式次贷危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其之所以隐而不发没有显性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一是债务人主体较集中，二是如上所述，政府会通过各种办法稀释和转嫁债务。除了成思危先生所说的上述三种债务稀释与转嫁办法，地方政府还有可能通过加重税费、加快廉价征地拆迁等种种办法来达到还债的目的。虽然地方政府没有制定税种和税率的权力，但在征税过程中自由裁量权极大的中国社会，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严格征收”等办法达到提高收税的目的。   总而言之，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稀释和转嫁债务，最终的受害者都是老百姓。不论是自救还是靠中央来救，老百姓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是自救，当地老百姓首先受害。如果地方政府已经无力自救，那么那些负债多的县，不可能让负债少的县去替它还钱，别的省市县不会去救它，只能靠中央去救。靠中央去救的结果，就是全国老百姓跟着一起受损失。地方政府毕竟是一级政府，不可能真正像企业一样实行破产清算，所以不论它怎么举债，怎么还不了，它都不能破产倒闭。这也是各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举债的重要原因。   而地方政府大肆举债，并且终于形成了隐而不发、且最终让全体老百姓受害的“中国式次贷危机”，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客观上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个大公司。而对经济活动的追逐，对于任何独立的经济主体来说，都是没有止境的，赚了千万还想赚一亿，赚了一亿还想赚百亿。何况地方政府的投资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不像独立企业主，还不起钱弄不好要跳楼的。   中国式次贷危机以铁一样的事实说明：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虽然短期内能够很高效率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远看，这种经济增长一定会反过来成为老百姓的债务和巨额负担！因此，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行为应该及早刹车，政府职能必须及时回到“守夜人”的角色。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民企“缝隙化生存”系列之1 低碳化生存使民企直接与世界接轨   童大焕—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刚刚闭幕的上海世博会，横空出世了一座民企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评价民企馆“是上海世博会一大亮点，中国民企馆的展示内容深刻理解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精神，充分体现了民营企业的活力无限特征。”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路走来不容易。先是要戴“红帽子”挂靠国有公司或机关，自己的财产不能归自己，甚至因此在后来发生过许多争夺财产甚至民营企业家因此身陷囹圄人财两空的事；后来是外企可以进入的领域，民企不能进入；国有企业可以进入的领域，民企更不能进入。直到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才宣布自的2010年12月1日起全面实行内外企税制统一，多年来外企一直不用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的税收优惠政策终止。但行政垄断导致民企获得资源成本过高、融资难、社会对民企的不信任及“原罪”追问等仍然像三座大山一样笼罩在民企头上。       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都是在夹缝中生存。然而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地瘦栽松柏，正是民企缝隙化生存的恶劣环境，炼就了中国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民营企业顽强的生存能力。时至今日，最新调研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已占中国GDP总量66％；税收贡献率71％；而全社会就业人口中，民营企业占近90％。虽然，中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2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一定是生龙活虎的、依靠低碳、创新和人才（含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三足鼎立支撑起来的民营企业，而不是靠资源的行政垄断吹气式地吹起来的国企。企业民营化，社会法治化一定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       虽然过去七年里，国企通过减员42%、国家巨额注资、加强行政垄断等办法，央企资产总额和盈利能力持续上升，截至2009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年均增长16.74%；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2.63万亿元，年均增长20.8%；实现利润从2405亿元增加到8151亿元，年均增长19%。但是表面的辉煌说明不了什么。中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是10年前的4.6倍，这还只是银行表内业务的增加，加上表外业务，货币供应量超过5倍。如果放在这个货币供应的大背景下，央企的竞争力甚至不如以往，看上去就像庞然大物般的纸老虎而已。随着低碳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向创新和服务转型，资源型垄断企业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久。因此，民企完全可以战略上藐视他们，战术上重视他们。       民企的压力往往逼出民企的非凡创造力。比如我们电价是西方的十倍，网费是韩国的120多倍，就不说石油、天燃气等等了。高昂的成本使低碳化生存成为民企的内在追求。这不，世博闭幕前，由复星集团牵头，包括泰豪科技等在内的多家企业发起成立的“中国民企低碳联盟”已经启动，旨在谋求中国企业的低碳式发展；并延伸到政府、产业、学界、机构等等社会各界在低碳、环保和节能事业和项目上的交流和合作。中小企业开始不会承担任何负担，还能增加相关收益，例如相关部门有规定，每节约1吨标准煤企业将最低得到300元补贴。在收益上，将采用目前低碳行业普遍的方式——改造完成后，从相关企业节省下的能源费用中分成。       这样一种提供服务而不仅仅是提供资源或产品的模式，不仅有助于企业的节能减排和社会的环境保护，而且必将使低碳联盟本身成为一个源源不断产生高附加值的、日不落巨型企业组织。       民企的低碳化生存，不仅有助于淡化行政垄断的资源型企业对自己的挤压，而且直接与国际潮流接轨，从而使中国的民企，乃至于中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拥有自己的发言权！       众所周知，我国对国际大宗基础性商品依赖度很高，如原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50%左右，中国经济高度的外部依赖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高能耗特征，代价昂贵，中国必须满世界找油找矿，才能维持“世界工厂”的巨大胃口！美国的GDP是中国的3倍多，但法国能源统计公司Enerdata公布首份2009能源分析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能源消耗量超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印度超过俄罗斯排名第3。如果我们继续走高能耗高度依赖外部原材料的发展道路，结果必然是受制于人。       “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2010年5月16日直言，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       全球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的一项研究表示，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较2005年增长约35％，其中，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使其2005－2030年间的能源需求增长约65％；而发达国家这段时间的GDP虽然平均增长50％以上，但其能源需求预计将持稳。国际能源署（IEA）预计，从2007－2030年这段时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40％，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是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中国将占去全球新增一次能源需求的39％，印度则占去大约15％。 　　  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如何呢？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日前公布，2009年英国能源消耗总量也出现下滑，石油需求下降4.5％，天然气需求减少7.5％。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增至7.5％。净二氧化硫排放量较2008年水平减少9.75％至4.81亿吨，较《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减排基准1990年水平下降了19％。       这些数据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欧美许多国家在在维持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能源消耗却不断地下降。未来世界，能耗的竞争也就是国家能力的竞争。凡需要高能耗的企业和国家，定价权一定受制于人。在这种时候，成功实现了能源消费转换、掌握了新能源利用、经济体系对能耗依赖低的国家，就有了相对的战略优势，有了对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       历史性的责任再一次落在了民企头上。（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     

            大焕按： 通胀猛于虎。存钱到银行，房子进去，茅台出来；投资到股市，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成都汤玉莲，33年前存款400元（一套房子），如今换来835元（一瓶茅台酒）。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针见血地指出：“穷人把钱存入银行，实际上是补贴富人”。       今日之政策，一边是超发货币，一边是打压房价粮价菜价。岂非缘木求鱼哉？！吾之揭示真相，期冀大家当机立断，勿被小小房价遮蔽心灵蒙住双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为房地产商走狗。   通胀猛于虎：用什么来消化超发货币   童大焕—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2010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另据2010年10月19日 《证券时报》报道，中国货币供应十年扩大450%：9月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69.64万亿元。据悉，目前我国的M2是GDP的1.8倍，而美国只有0.6倍，日本、韩国不过是1倍左右。按照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观点，中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是10年前的4.6倍，这还只是银行表内业务的增加，加上表外业务，货币供应量超过5倍。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炒房、炒地的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和89年的日本非常相似。现在中国商业和家庭地产的总价值已经达到了4倍于GDP的水平。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苹果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以及房价、红木家具、艺术品、高级珠宝等的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而现在的价格管制和打压政策，我把它比喻成吹气球和捏气球——超发货币就是不断给气球里面吹气，但又想捏住气球不让它膨胀，不但搞得价格部门像灭火不及的消火队员，而且会轮番把一个个市场都相继破坏一遍——那些被管制得较松的领域就会自行引爆，像红木市场、黄龙玉市场等等，大涨大跌，往往几年都恢复不了元气。而在水、电、石油、煤气、房地产等等都轮番上涨的情况下，让本来就处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洼地的农副产品不涨价，对农民又相当不公平、相当不利。       但是，发行出来的货币就像泼出去的水，基本上是没有收回的可能的。加息、提高银行的准备金率等等，都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收回货币本身。如何消化超量货币，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货币就像流水，哪里被堵住了，它就流向另一个地方；如果让它们分散地、均衡地流到该流的一切地方，它就能很好地滋润沃野千里，造福百姓万民。因此，对货币的管理宜疏不宜堵。否则，这个地方被堵死了，它就会在另一个地方泛滥成灾。诚如北大教授周其仁所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中国在缺钱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三十年，如今终于在和平环境里有了“有钱”的体验，行政主导型经济和外需输入型通胀，加上惯性本身的作用，超发货币可能都还会持续一段时期，因此，当下和未来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增发的货币。所谓“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将更多的资源进行公平合理有效的市场化、资本化改革。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至少有两条途径： 一是将农地、农房进行完全彻底的独立产权化和资本化，允许银行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这些领域。既可以籍此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收益，又可以籍此缩小由城市化带来的对农民的剥夺。当下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农地、农房没有资本化，不允许社会资本和银行资本自由进入这个领域，导致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房、农地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城市土地和房屋刀削斧劈般地直线增值，农房、农地则刀削斧劈般地直线贬值。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自古就有一旦有了钱就购田置地的传统，但是今天这个传统被人为阻断了。重新开启这个传统，不仅能够有效吸收超发货币，而且一定能开启中国未来缩小城乡差距的新纪元。       为了在农房、农地资本化过程中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可以规定不管资本所有者花多少钱买农民的土地，农民都应该至少占有该片土地的20%或其他比例的股权；也可以规定置地总规模上限。具体额度可以讨论。       另一个途径就是有步骤开放城市郊区的山地，以及无人的海岛等优质地块，允许富人通过土地竞标的合法方式获得相应土地并在上面盖山庄、别墅。最近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印度首富在贫民窟花63亿人民币盖27层豪宅的事，仅仅这栋住宅的服务管理人员就达到600多人，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呢！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