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殷海光

　　高明勇 《 中国青年报 》 　　 　　 每年七八月份，我所在的评论部都会进一个或几个实习生，学习评论写作。 　　 　　 照例，我会开一个书单，作为提高评论素养所推荐的阅读书目。 　　 　　 书目中，有梁启超的书，有黄仁宇的书，有龙应台的书，有殷海光的书。鲁迅和胡适的书不在此列，因为他们太重要了，重要到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推荐的作者中，基本上实习生都知道，或者熟悉，除了殷海光。 　　 　　 所以，经常被问起：殷海光是谁？ 　　 　　 殷海光，被称作“五四之子”,主笔于《中央日报》。1949年赴台后，曾执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参办《自由中国》批评时政，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 终殷海光一生，“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 　　 　　 幸遇殷海光，是我青年时代的一大快事。 　　 　　 2003年的秋天，我还生活在南京，还在大学读书，顺着哈耶克、罗素、金岳霖、李敖、龙应台……这些“思想路标”，一下子走近了殷海光。 　　 　　 巧合的是，殷海光也曾生活在南京。 　　 　　 某日午后，斜风细雨，南京广州路的先锋书店，我买来了几乎能看到的殷海光的所有作品：《思想与方法》、《逻辑学引论》、《殷海光学记》《怎样判别是非》等。 　　 　　 思想干涸的年龄，对于阅读本就如饥似渴，遇到感兴趣的话题，更是干柴烈火。那段时间，我像着魔一样，见到朋友张口闭口殷海光。 　　 　　 记得有一次，台湾学者韦政通到东南大学讲学，我知道他曾出于殷海光门下，便骑着单车暮色中前往东南大学榴园。 　　 　　 演讲结束后，昏黄的路灯下，我和韦先生边走边聊，他谈到殷海光在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字：“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 　　 　　 这些也算是我步入评论之路的“底子”了。 　　 　　 从毕业到现在，我几乎一直在做评论，读评论，编评论，写评论，采评论。如此持久，自己也感意外。具体原因很难讲，但有一点，殷海光功不可没。 　　 　　 应该说，殷海光并不是我走上评论写作的“领路者”，但却是我从事评论写作的“思想陪练”。 　　 　　 “思想陪练”，是我自己“发明”的词汇。青年时代，常感迷惘，成长需要像运动员一样，寻找适合的陪练。 　　 　　 就这样，不由分说，不管殷海光是否乐意，就把他拉入我主要的“思想陪练”队行列。 　　 　　 近十年的“陪练史”，于我具体的影响有二。 　　 　　 一是“没有颜色的思想”。记得当时看到殷海光的那篇文章，叫《从有颜色的思想到无颜色的思想》，就像走路突然被绊了一下，猛地一惊。 　　 　　 很多时候，我们缺乏的正是“独立的认知”，“正确思想的标准”，往往“颜色”成了“标准”，乃至代替知识、常识。 　　 　　 所以，“没有颜色的思想，是澄清这个混沌时代所真正需要的思想”。“没有颜色”，其实就是不戴有色眼镜。观人阅世为文，皆应如此。道理不复杂，却知易行难。 　　 　　 二是“辨别是非的方法”。殷海光讲的“方法”，其实是注重“逻辑”，而这主要是在说如何“有效思维”。因为逻辑需与思想相结合，因为逻辑所能为力的只有“对”与“错”，至于“真”与“假”，逻辑是无能为力的。 　　 　　 这两点，事实上也是国人所欠缺的。动辄戴有色眼镜，贴标签，戴帽子，往往容易忽视本质，流于表面。 　　 　　 至于讲逻辑，似乎是稀罕之事。想起一个流传很久的段子：“你讲道理，他耍流氓；你耍流氓，他讲法制；你讲法制，他讲政治；你讲政治，他讲国情；你讲国情，他讲接轨；你讲接轨，他讲文化，你讲文化，他讲孔子，你讲孔子，他讲老子，你讲老子，他装孙子”。 　　 　　 “思想”与“方法”，不管是对于个人成长，还是目前的评论工作，我想都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思想陪练”，殷海光注定是一生的朋友。 　　 　　http://zqb.cyol.com/html/2012-08/29/nw.D110000zgqnb_20120829_2-10.htm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6日第RB15版，作者：李公明，原题：万山不许一溪奔 　　 　　只有“自由”是思想者最高贵的头衔 　　 　　台北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家平房。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投下一抹炽热的色彩。当我们在一个很美丽、很宁静的上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人与思潮，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一九六六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我好奇地用眼睛在四下里扫视一下，这回却是一片的暗漠”。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和妻子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殷海光故居”。旁边爬满绿色植物的围墙上钉着一块刻着“市定古迹”字样的铝制铭牌，铭文中有曰：“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不知是谁撰文，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殷海光最浓缩的介绍和评价。我想到，在我们还没有去过的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的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这是依据他的遗嘱而立。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于所有思想者而言，难道还有比“自由”更重要、更高贵的头衔吗？ 　　 　　殷海光的确是毕生研究和提倡自由主义，至死方休。(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敏锐和深刻的洞见以及决绝的勇气，就自由与专制的问题撰文警醒国人，几乎是以天生的直觉老早就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看清楚、讲清楚了，今天读来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人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自由中国》鼓吹民主宪政，胡适为其撰写的发刊宗旨有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从创刊号上，殷海光发表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到1960年9月因雷震案被关闭前最后一期他的《大江东流挡不住》，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无比犀利、敏锐的文笔振聋发聩，《自由中国》因为他的健笔而辉煌。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曾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虽然李敖的文笔口吻常好故作惊人之语，斯言诚哉！ 　　 　　殷海光对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 　　 　　殷海光虽未因雷震案入狱，然而围攻、贬抑、监视之氛围十年严逼，他的生活备受困顿。自由主义在强权高压下的挫败带来了寒蝉效应，殷海光亦转向更内在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出沉重的感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斯言痛哉！ 　　 　　推开那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走进这所“自由思想者”的院落，我想到了殷海光追求自由的思想蕴涵中的审美感性问题。“花园”虽好，毕竟人造，对自由的追求使他对自然的无限宽阔极为敏感和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殷海光在台湾生活近二十年，甚少远足。1968年5月4日，殷海光欣然与学生同往新竹清华大学，又在附近的青草湖游玩。几天后他在写给远在美国的林毓生的信中这样描述那天的景致与心情：“湖水渺远，杨柳依依，荒烟蔓草，鱼跃鸥飞，野趣盎然。哎！羁台将近二十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由”。我们也曾踏足青草湖畔，固然也喜欢那种景色，但不会有殷海光那么深的感受。 　　 　　1967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正式邀请殷海光赴美作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但一直被台湾当局拖延不予办理出国手续。他曾托朋友设法找关系，甚至计划发动海外人士联名呼吁，然而这些他称为“出笼”的计划都落空了。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自由的渴求常伴随着感伤的慨叹，他曾说，“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同时他又是那么坚定无悔：“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殷海光在病危期间写下的《自叙》中对生命的眷念执着与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震撼人心：“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他没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 　　 　　我们在今天仍然面朝大海。 　　 　　“哲学家的花园”的忧思与怒火 　　 　　一九五六年秋天，殷家从松江路的住所搬到了位于温州街的台湾大学教师住宅，当时这一独家平房院落的门牌是十八巷九号。以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位普通教授能分到这样的独立带花园的院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读过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不仅会对这条温州街与台大教授宿舍有点印象，而且会进入历史的语境：“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它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巳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今天我们从新生南路走进温州街，虽然眼前已经不再是白先勇描述的那种情景，但不知为什么，那种只能来自日据时代的气息，仍然从那些为数已经不多的有围墙的平房院落里飘逸出来。 　　 　　据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回忆，刚搬来时院子里没有一棵树，到处是垃圾。殷海光自己动手，沿着院子西边围墙挖了一条小小的人工河，名为“愚公河”；在小河边种树，在河里种了白色和粉红色的睡莲。殷海光还用挖河的土堆起了一座小山丘，其上摆着他用水泥精心做成的桌子和凳子，此山名为“孤凤山”。他还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树，做了水泥桌椅，还挖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游泳池。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草木扶疏、丘石错落的花园，著名的“哲学家的花园”。夏女士回忆说：“在他一手经营的花园里，我们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清晨我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我们一边喝红茶，一边谈天。时而看天上的浮云，时而欣赏他种的玫瑰。我们曾在山上的炉子上烤肉、烤红薯、煮咖啡招待好友。月夜，我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的倒影，山坡上的白杜鹃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满院散布着番茉莉迷人的香气，我们常徜徉至深夜”。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它根本不能说是殷海光的花园。还没有搬到这里之前，他在致友人王道先生的信中说：“我深喜那静寂，闲散，宽舒的东方情调。愿我能浸润其中一辈子吧！因为，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会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的人。……然而，我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如果没有了这种殷海光式的“怒火中烧”，这样的园子与那些政客权贵、御用文人或商贾买办的后花园又有多大区别呢！谈殷海光的花园，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在这园子里郁积的愤怒和忧伤。身处“哲学家的花园”中的殷海光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他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是因为在“这个几乎没有灵魂的岛上”，他感到周边是“一群一群没有大脑而又自私的动物，连看一看的兴趣也没有。所以，我才能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来回地在小径上走一两个钟头，沉思”。可见，“哲学家的花园”不是吟风弄月的摆设，而是自由思想者痛苦求索的长廊。 　　 　　还是他的学生郭松棻了解老师，他宁愿那依墙而挖出来的池塘只是一汪死水———实际上那是一条有其小小源头的活水，从殷海光有一次谈起如何随着河水的涨落而坚持打捞浮萍可见———只有这样才符合殷师的性格：在政治的高压下他就像那一汪死水一样不懂变通。1966年，政府对自由、民主斗士殷海光的政治迫害是以借调他到教育部任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为名，实际上是想断绝他与台大学生的接触。在郭松棻看来，这种形式的迫害几乎是谁都可以屈从的。然而殷海光却不断抗争，最后当安全部门人员上门相逼的时候，他竟拍着桌子怒骂：“你们所优为之事，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他的学生说，这种作风不是很像那一畦没有退路、绝不变通的死水泥池吗？而这便是我们喜欢他的地方。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也徜徉在殷海光亲手垒筑的花园，仍能感到那些曾经的忧思与怒火。 　　 　　书！书！书！ 　　 　　书籍对于殷海光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在他的友朋交往中关于书的交流是最令他兴奋和看重的事情；他临终前还为他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而委托在香港的友人替他购书。在目前仅存的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列的书目和对书的评价，可以辑为一本颇有意义的小册子。 　　 　　尤为使人感同身受的是在对书的渴求中，折射出解严以前台湾政治的高压。一九六八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LyonSharman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ShantiSwarup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ChalmersJohnson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求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以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是对台湾邮件检查的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更令人唏嘘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8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还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它的书共损失14册，“真是损失惨重！”当时台湾思想禁制的高压氛围于上述种种“书话”中可见一斑。 　　 　　为了买书，殷海光不仅要冒着政治高压的风险，而且因为薪水被减、研究资助中断而肩负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给美国友人、学生的信中多次提到不敢多写信，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国计民生’啰！”；至于买书的钱就更是窘迫。在书信中，他请朋友替他买书通常都言明书款的付还方式，而且对书的价格也多有关注和叮嘱。但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和爱书，常常赠书给他。对此他和朋友商量了一个办法，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制订了所谓的“一人一年一书”(也称“三一制”)制度。即为了顾及朋友的财力和他的真正需求，由他提出想要的书，每一位朋友在一年内赠送一册；对于某些关系特别的亲友，他也会提出一年赠两册的愿望。由书情而知学人生存景况之大概，殷海光虽然孤傲不屈，但心境的悲凉不难想见：“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student-friends(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当我读到殷海光书信中的这些文字，也真感到了心灵的震动。 　　 　　殷海光对书的判断有时候是很严苛的，他总是保持对书的独立评判。他对读小说一直都兴趣不大，但是也写过一些文学类的书评，从对书的选择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是与他的思想密切相关。在《自由中国》上，他曾经发表过评论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年》和高夫力·白伦敦(GodfreyBlunden)《莫斯科的寒夜》的文学书评。前者不用多说了，后者是一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译者是夏济安(署名“齐文瑜”)，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我曾经在一篇读书札记中介绍过这本小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殷海光写过该书的书评，但是我在文章中却提到了他：“20世纪的40年代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很多人都有历史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从晚年陈独秀到青年殷海光，甚至连这位出生于澳洲墨尔本的新闻记者白伦敦，他们对‘莫斯科寒夜’的揭示无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先声’。”至今我还没找到殷海光的这篇书评来读，但是我的联想竟是言中了。 　　 　　友朋与学生之间的真实与残酷 　　 　　我们终于穿过庭院，故居是一浅绿色木构平房，立面是以横木板构筑，很有老房子的风格；据门口那块铭牌的介绍，修建该房舍使用的是拆除台湾大学校警宿舍的建材。房间面积不大，现用做“殷海光教授文物资料展”的场所。展览内容架构清晰，系统地介绍了殷海光一生的主要事迹和学术著述；值得称道的是，以殷海光生平与学术心路相结合，尤重师友朋辈间问学切磋的史料。 　　 　　女管理员费了不少周折给我们放了一部台湾“公视”拍摄的“台湾百年人物”中的《殷海光集》，长度约20来分钟。有点意想不到的是，片子一开头就是一杯咖啡。从咖啡入手讲殷海光，因为他最喜欢的饮料就是咖啡，而且是要喝好的咖啡，似乎是他的“西化”与“哲学”的象征。殷海光对于他最喜欢的事物，甚至会以咖啡来形容。比如1953年，当他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时，他就是以“一杯浓浓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来形容。片子里有很多珍贵的图像资料，也采访了他夫人、女儿、陈鼓应、林毓生、钱永祥、王晓波等人。当我们看到片子中采访王晓波先生的镜头时，深为这位殷门大弟子今天的变化而感慨良多。 　　 　　在展览和资料中，有不少殷海光与友朋的往来书信以及后人研究著述，借此可以对殷的思想同道有所认识。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夏道平先生。到台湾之前，我对于当年《自由中国》的另一支健笔夏道平仅有过一点印象；当我在殷海光故居的资料室书架上找到2007年在这里举行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海耶克、夏道平与殷海光：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海耶克今译哈耶克)的时候，很高兴。管理员见我如此神情，就主动说这一册可以送给我们。这本论文集正可以加深我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1907～1995年)的了解。夏道平也是当年《自由中国》的主将之一，他撰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社论)受到胡适高度评价，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本新生的刊物差点就被迫停刊。虽然与殷海光的名重岛内外相比较，夏先生的名望似乎并不太彰显，但他一生对译介和传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现代政治民主和个人主义理念的认知和坚持，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殷海光注重政治理念、文化启蒙的理论阐述不同的是，出身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夏道平主要是以对自由经济的研究而奠定其思想底色，以对米塞斯、哈耶克自由经济学术思想的译介和对台湾经济现象的研究而推动社会的改善。殷、夏个性不同、命运有别，但同为《自由中国》的两支健笔、同为台湾校园思想传薪的播种者而记录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思想史册。 　　 　　在殷海光故居里还想起了一位作家———陈映真，主要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台后没多久就参加了一个规模盛大的陈映真创作国际研讨会。忘记是在哪里看过，说殷海光曾经说陈映真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在殷海光去世的前一年，陈映真因参加读书会而被捕入狱，判了七年。这是台湾的“白色恐怖”延续到后期的牺牲品，也是陈映真作为台湾左翼文学旗手的合乎逻辑的劫难。据郭松棻的回忆，在陈被捕后，殷海光在饭桌上和学生聊天时突然说起来：有多少人知道陈映真的被捕呢？便是知道了，也只当一阵秋风扫过罢了。他很感慨的是，已经不再是李公朴、闻一多那时还可以引起公愤的时代。是啊，今天还有谁知道和关心什么人被捕这样的事呢？殷海光的学生们闻言后都无声地低头吃饭。 　　 　　更残酷而又极其真实的是，郭松棻认为如果他的殷师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政治，那不免是白死，因为在他的这一群学生中已经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去当烈士了。他甚至还如此不避残酷地扪心自问：“一位老师，一位正被政治现实打击着的知识人的即将死灭，到底能在当时每个人的心里占多少的重荷，于今我仍然很为这点犹疑”。 　　 　　殷海光一生极不善于应酬，交往朋友不多。尤其是在60年代屡遭围攻、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处境是很孤独的。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书信中说：“我的门早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地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做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而且，殷海光为人率直，经常受骗。他自己对此总结得很有意思：“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在雷震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密谋以所谓的“除三害”计划引诱殷海光下水，再以“谋害国家元首罪”将其惩办。后来计划落空，但是殷海光的一位朋友却被诬告下狱。 　　 　　幸亏殷海光有他的学生林毓生、李楣、张灏等仗义相助，他对朋友和学生的来信总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悦。 　　 　　离开殷海光故居的时候，有两种印象郁积在我心里。一是这个人的悲愤心情：“二十多年来，我最伤痛的事，就是中国经历如此巨变，人民遭受这样惨重的牺牲，不只于竟连一钉点儿经验教训也没有得到，连一丝一毫的真正是非也未显现。大家的去路迷茫。叫人往哪儿走？今日，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失落与彷徨，实在与此有根本的关系”。另外也是他说的：“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因此他会在信里对朋友和学生说：“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最后，还是想到了南宋杨万里那首有名的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2010.3.26.广州 　　 　　作者注：文中所引殷海光书信资料见《殷海光书信集》(《殷海光全集》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4月初版一刷)；郭松棻回忆文章见王德威编选《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麦田出版，2008年初版六刷)；有关史实参见王中江《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水牛图书出版，2003年3月二版一刷)。◎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思想守望录》、《左岸的狂欢节》、《中国美术初步》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2_08/22/16999746_0.shtml

　　　　我是从李敖的书里读到这个陌生的名字——殷海光的。李敖在文字里对殷海光充满了敬畏，这才引起我的注意，有友提出了他，虽对他知之甚少，我还是把所知道的一点写在下面。 　　 　　殷海光（1919年——1969年），原名福生，湖北黄冈人。台湾大学教授，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山人物、启蒙大师。 　　 　　1919年12月5日，殷海光生于黄冈回龙山镇殷家楼村。 　　 　　1926年，殷海光居住在湖北黄冈县上巴河镇。 　　 　　1932年，殷海光由伯父、辛亥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初中时代殷海光不是好学生，桀骜不驯，几科功课不合格。伯父和父亲强迫他在二年级辍学，到食品店当学徒，八个月后复学读书。 　　 　　1935年，殷海光喜欢哲学，受哲学大师金岳霖影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殷海光四十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金岳霖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 　　 　　1942年年，殷海光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学西方哲学。 　　 　　1944年，殷海光入伍，到印度军营里学习军用汽车驾驶，图抗战报国。 　　 　　1945年，殷海光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 　　 　　1946年秋，殷海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并担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1947年，殷海光回上巴河镇看望父母，自离家后他唯一的一次回家。 　　 　　1948年11月，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抨击当时的权贵和国民党的政策，受到训斥险遭撤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民族报》总主笔。 　　 　　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设防的基础在人心》的社论，说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是“政治垃圾”，因而触怒了当局，被围攻、批判，踢出了《中央日报》社。 　　 　　他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几年后升为教授。开设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课程。 　　 　　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殷任编委兼主笔。胡适、雷震为发行人。 　　 　　胡适不在台湾时，雷震专政事务，殷海光是刊物的灵魂人物。 　　 　　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撰写《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直接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宣传和政策。 　　 　　殷海光自到台湾后，忧心台湾知识界的麻木“冬眠”状态，便经常主持召开座谈会、为各媒体写文章、自行出书等等，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活动；他大力宣扬哈耶克、卡尔巴柏的哲学新思潮、罗素的哲学精神，呼吁、鼓动青年和民众解放思想，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 　　 　　因此殷海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是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崇拜的精神领袖、民主斗士。他撰写的《反共不是黑暗政治的护符》、《近年的政论心理与作风》、《大江东流挡不住》等文，一直成为港台政论家的范文。 　　 　　李敖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1954年，殷海光赴哈佛做“访问学者”，研究、讲学。 　　 　　1955年， 　　 　　殷海光回台大任教，同时为《自由中国》、香港《祖国》周刊撰写政论文章，对抗国民党言论自由的禁制，批判党化教育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和宣传。 　　 　　殷海光自诩是“五四后期人物”，他为“五四”的反传统辨护，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认为一个人应当以生命来坚持和落实自己的理想。 　　 　　殷海光在给学生的信中说： 　　 　　“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表明了他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决心。 　　 　　殷海光为《自由中国》写下了大量批评时政的激烈文章，挑战国民党的威权政治统治。 　　 　　1960年， 　　 　　蒋介石谋求“三连任”总统。殷海光在报刊上连连撰文反对，他为台湾民主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是时势所趋，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他的激烈政治倾向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张起来。 　　 　　7月，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逮捕《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雷震因联络其他政党谋求推行“选举改进”），殷海光与同人发表《〈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 　　 　　“……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的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然而，不幸得很，我们细读警备总部起诉书中有关《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部分，和那本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尽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之词。这一编织的结果，与我们的文章原义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 　　 　　随雷震的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成了禁书。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殷海光对胡适不满，因为胡适没有去探望狱中的雷震。从此他不再提“胡适”这个名字。胡适先生去世时也不去吊唁。 　　 　　殷海光对傅斯年抱有特殊的情感，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殷海光独自在深夜哭倒于傅的灵前，又作长文追悼之。 　　 　　1962年至1965年期间，殷海光因中西文化论战事，而遭到全岛政治、文化界的围勦，《中国季刊》等刊物责骂殷海光是“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国者”、“知识诈欺者”，甚至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 　　 　　1964年，国民党当局停止发给殷海光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六十美元）”，这笔补助占他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接著禁止文星书店出版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版税收入因而中断，生活更加拮据。 　　 　　1966年， 　　 　　殷海光每次在台大演讲时，礼堂里总是挤满了学生，“是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时待人又非常热诚坦白”。 　　 　　7月，台湾大学迫于政府命令不再续聘殷海光，又囿于舆论的压力，台大改为殷海光只领薪金，不来上课的方式。 　　 　　殷海光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一文中说： 　　 　　“十八年来，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洗，乃是‘事有毕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 　　 　　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1967年，哈佛大学邀请殷海光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因未获台湾当局的许可而未能前往。海耶克教授来台，也被当局禁止与殷海光晤谈。 　　 　　殷海光对自由的追求使蒋介石大为脑火，他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说： 　　 　　“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胃癌去世。 　　 　　1970年后雷震购墓地，移葬《自由中国》社过世的同仁罗鸿诏、殷海光。雷震题写殷海光墓碑，移葬时，殷海光夫人夏君璐嘱在墓碑上一定要镌刻“自由思想者”几个字。 　　 　　雷震遂将这墓园命名为“自由墓园”。 　　 　　殷海光活了五十岁，殷海光留下八百多万字的著作，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逻辑学讲话》、《生命的意义》、《自由的伦理基础》等。 　　 　　 　　 　　殷海光在最后几年里是孤独的，心情也极为忧郁。他很少与人接触和来往，有人回忆说：有时，老朋友来了“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有时也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锅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学生。” 　　 　　有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里这样说：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可惜天不假年啊！ 　　 　　殷海光自称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又说：“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他特别推崇孟子，曾说“孟轲是倡导并且激发这种力量之一伟大的导师”在《人生的意义》为题的演讲中赞美“孟轲有气象，他可说是一个标准的道德英雄” 　　 　　他的学生林敏生说： 　　 　　殷海光在到台以后的岁月中，由于坚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与他面对这些严峻的迫害所展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以及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和对同胞与人类的爱和关怀，使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国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释出的人格素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让世人瞩目。 　　 　　殷海光从三民主义者到自由主义，他痛恨专制极权，提倡民主自由。 　　 　　殷海光针锋相对地批判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政治三大真谛，一曰爱民，二曰教民，三曰养民”： 　　 　　殷海光问谁有“爱民”的先天资格？假若民不愿被“爱”时是否有罪？ 　　 　　其“教民”实则是“愚民”，教育之目的“是使每一个人的心身得有健全的发展。”而决不是灌输某某思想，或把人当作政治工具。 　　 　　台湾现时“经济的事，经官方过手，就变得事事限制，处处掣肘。……”更无养民一说。总而言之这“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其中含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复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国民经济主义，尤其是‘牧民思想’。然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民主思想的痕迹，这是很令人失望的事。” 　　 　　殷海光宣称：“‘自由主义者’所不敢亦不忍苟同的，是任何政党无论把国家弄到什么地步，国人一概不能过问，一概不能究诘真相，只有无条件地赞同的份儿。也许，这正是‘自由主义者’令人看来不够温顺之处。” 　　 　　“‘自由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是籍‘有为而治’之名，行控制万人之实。……叫嚣‘组织’者则是在事实上籍‘组织’以行‘驱策’，就是把人不当人。这样的‘组织’，‘自由主义者’当然不能同情。” 　　 　　“‘君主的民主’，做到极好处，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而已。然而，慈惠的君主专制，一与现代统治技术结合，只要稍微有点偏私，就变成极权暴政！” 　　 　　殷海光曾经说： 　　 　　“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殷海光几十年治学生涯中，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毕生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他认为中国文化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 　　 　　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极富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学问作基础，关心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在于把自己的学问用于社会批评工作上来。 　　 　　我对他了解不多，只能将知道的这点皮毛贡献出来，没有评述的资格。 　　 　　殷海光去世后，1989年，台湾成立《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继而出版了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大陆先后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卷）、《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殷海光文集》和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两种《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大哲学系教授刘福增捐资在南京大学设立“殷海光逻辑奖学金”。直到这时殷海光和他的书籍才逐渐为大陆人知晓。 　　 　　《殷海光传》、《殷海光与蒋介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http://lizofan0037.blog.163.com/blog/static/2056755520127198537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