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方绍伟：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 进入专题 ： 党权 权力 政绩    ● 方绍伟   　　 　　 1，问题的来龙去脉 　　 　　《不腐败才要亡党？——地方官员腐败与地方治理危机》一文发表后，国洪新先生问道：“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卡先生也评论说：地方官员与“最高官僚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对于最高官僚政绩也不是重要动力了，因为没有升迁空间了，贪腐也不是主要动力了，年龄，子女都不存在有必要继续贪腐的问题了。一般来说，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对于政治生命来说，也是如此。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超越一点的政治抱负吗？既然他们很清楚下层的普遍贪腐问题，而且也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就没有改变这个体制的勇气和责任感，而甘于做一个体制的看守者呢？事实上他们最有能力改变这个国家制度。……这个权力的风暴眼，对于中国人，始终是一个谜团啊。难道他们处于那个至高的位置，都成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就是要一心一意地富国强兵，以此作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部内涵？哪怕以可以腐败作为必要的恶，实现这个这个民族主义的追求？” 　　两位先生提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中下层官员与上层官员的“行为模式”的差别。我在前文提到：“忠诚、政绩、廉洁”是当代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模式”，地方官员有“升迁型”和“物质型”（升官发财）两种形态。可在上层官员那里，升迁和物质的确已经差不多到头了，卡先生说的“政治抱负”、“责任感”、“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和“民族复兴”等等，就的确成为更加重要的目标。那么，上层官员的具体“行为模式”到底会是什么样？ 　　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党中央在想什么”的确“只能猜测”。但是，现代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偏好显示”，研究者确实可以通过“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去分析“想了什么”，因为，就象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最终必将通过消费选择显示出来那样，最高领导的思想偏好，最终必将通过政治抉择显示出来。如此，动态的政治抉择分析，就能近似地反映真正的思想偏好及其变化。 　　对中共高层的学术分析，我不得不提当代美国最突出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李成（Cheng Li）。沈大伟2008年出版的《中共的垂危与调适》一书，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一本别开生面的著作；李成2008年主编的《变化中的中国政治版图》及其对中共高层领导的其他研究也很有权威性。他们的研究，一方面扭转了西方的中国研究“对小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对大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少”的偏向，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个对中共高层进行实证分析的典范。 　　不过，他们的不足之处，一是延续了中国研究里“中层次的理论概括有余，高层次的理论建构不足”的风气（其结果是失落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多因素分析中），二是延续了传统研究里“实证不够冷酷，规范干扰分析”的偏向（其结果是间歇性的规范冲动）。加上中国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仍是个禁区，中共高层的“行为模式”研究就几乎还是个空白。套用林彪的话说：国外的说不好，国内的不好说。 　　 　　 2，党权最大化 　　 　　实际上，“忠诚、政绩、廉洁”这个地方官员的“行为模式”，可以成为最高领导“行为模式”的参照点。毫无疑问的是，在政权的归属感上，最高领导要比地方官员突出得多；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的“梯队接班制度”也为最高领导的责任感奠定了制度基础。由此出发，我认为，“党权最大化”是中共高层领导最重要的行为目标。当然，“党权最大化”不是我的主张，也不是我的愿望，它只是我观察到的现实；我这里的任务不是支持或者反对“党权最大化”，我的任务是把中共最高领导的“行为模式”和制度背景描述清楚。所以，大家不要期待我说党中央好，也不要期待我说党中央坏，大家只能期待我说出党中央政治运作的实质特征。 　　2011年6月20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党建研究会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习近平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90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6-27）。如果细读该文，你会发现，其要点可以归结为九个字：“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一脉相承”就是继续“党权最大化”，“与时俱进”就是改善“党权最大化”；继续也好、改善也好，“党权最大化”不会变。改革前后的差别只在于，这个最大化已经从偏向于范围和程度的权力最大化，转变和收缩为偏向于控制效率的权力最大化。这个转向非常符合权力的真谛：掌权不是为了把自己累死，而是为了把权用到实处，从而实现持续掌权。 　　可是，中共的最高领导有没有可能萌发别的政治抱负？在“民族主义”和“富国强兵”之余，有没有可能出现任何“改变这个体制”的苗头？如果从某种愿望出发，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可如果从纯粹的“冷酷实证”出发，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存在。这里的关键之处是：中共高层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或李登辉并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是，出现戈尔巴乔夫或李登辉的那种制度土壤，是否依然存在于当代的中国政治中？ 　　“党权最大化”指的不仅是党对国家政权的独立控制，而且也是中央对党的领导权的独立控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体制上看，全国党代会是党的“名义权力机构”，可党的“实际权力机构”甚至不是中央委员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常委）。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总书记是最高领导，但在“后邓时代”，中常委的集体领导格局已经形成。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首脑限任制、条块代表制、军委主席制等等，都是中共集体领导性质的“梯队接班制度”的具体表现。 　　在这些接近于众所周知的事实里，一种制度主义的解读是：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在中共高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个人崇拜和党权私人化的制度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共高层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使得出现戈尔巴乔夫的那种制度土壤已经完全消失。 　　按照这种制度主义的观点，传统的个人集权模式，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制度模式，它只能以终身专权、政变、自我瓦解、暴力下台、个人专权延续等方式告终。而在中共高层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里，一般意义上（如古典贵族制里）的集体领导不是要点，现代政党基础上有效的相互问责才是要点。古典寡头制与现代政党的区别，类似于合伙制公司与现代股份公司的区别，其本质是实体延续性和持久性的区别；另一方面，相互问责的含义则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理解。 　　在“博弈论”里，中共的“中常委限任新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小规模重复博弈”模式，其突出特点是信息的高度对称，以及由此导致的“偏好显示”在小集团内部的高度真实。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小规模重复博弈”与“大规模一次博弈”的情形作对比，通俗点说，“旅游景点的卖货小摊”就是“大规模一次博弈”的典型例子。在这种小摊上，买卖之间的博弈接近于“就这一次”，单个买主也肯定是无数个买主之一，面对如此大规模顾客的一次性交易，卖主便产生了欺骗和隐瞒等等“一次性宰割”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而这些在“小规模重复博弈”的情形下不仅会完全消失，而且相反还会出现“肝胆相照”的动机和行为，因为“小规模重复博弈”，本质上是一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互利的自我强化。 　　我把“小规模重复博弈”的结构导致的动机和行为称作“同舟效应”，它是一种同进退、共荣辱的同舟共济现象。正是在这种博弈结构中，任何异端思想和行为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而且是一种信息高度对称状态下自我抑制型的互惠消灭。所以，中常委新体制决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现象”。别忘了，苏共的“戈尔巴乔夫现象”是在个人专权终身制的制度环境下出现的，限任一党制改变了所有行为预期。 　　考虑到有数千年历史的“一山不容二虎”的中国政治文化，我甚至进一步认为，超过半数中常委的“集体戈尔巴乔夫现象”也不会发生。当然，事情可能总有例外，任何历史哲学都不能忽略历史偶然性，所以，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是承认，“集体戈尔巴乔夫现象”的概率不会是零。但是，我只是在尊重历史偶然性的意义上承认这一点。 　　总之，“党权最大化”既是中共高层领袖的个人行为目标，也是他们的集体行为目标。 　　 　　 3，“鼓动忠诚”与“注重政绩” 　　 　　高层领袖的“党权最大化”行为，意味着他们的行为目标已经从物质和升迁转向了更加精神化性质的声望和意志，即荣誉声望和权力意志。在这个层面上，“党权最大化”行为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忠诚”，是对党权的忠诚，或通常所说的“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忠诚”。很简单，党权如果不存在，革命事业便无从论起，所以革命事业首先是党权的巩固。 　　与中下层官员不同的是，高层领袖的忠诚更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高层领袖的忠诚不再仅仅是忠诚本身，而是推进到了忠诚的激励和换发，从而力图使更多的人忠诚于党权。如此，“鼓动忠诚”便成了“党权最大化”之后高层领袖的第二个行为特征。“鼓动忠诚”里的忠诚，是非常具体的对组织体制、领导关系、信仰观念的忠诚。鼓动忠诚最方便有效的手段，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实际权力的赋予。此外，通过奖励和惩罚来“维忠”，与通过奖励和惩罚来“维稳”同出一理，并都以“党指挥枪”为坚强后盾。 　　改革开放前，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宁犯思想错误，勿犯组织错误”。以前的思想错误也就是“革命还是生产”的问题，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思想错误是“一党还是多党”的问题，所以，老话不再适用了，现在“思想错误就是组织错误，组织错误也是思想错误”。思想错误的例子如赵紫阳，组织错误的例子如陈良宇。陈良宇的问题，表面上是贪污腐败，实质上是权力意志的对抗，是典型的组织错误，是“不忠”行为。只有严惩思想错误和组织错误的“不忠”，“党权最大化”才能实现，这就是“维忠”与“维稳”同样重要的原因，也是“维忠费用”要超过“维稳费用”的原因。许多人只看到“维稳”，其实“维忠”才是中国政治行为的本质。 　　这里，意识形态的作用再怎么夸大也不过分。习近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九个字，生动地道出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全部秘密，即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一脉相承”是打江山和指导思想的合法性，“与时俱进”则是坐江山和观念更新的合法性。微妙之处就在于，中共的政治合法性特别强调大众的政治支持，而在一个“实利主义”和“现世主义”文化极其浓厚的中国，这种合法性就是当下的“绩效合法性”以及对美好未来的不刨根问底。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共产意识形态对人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是否符合逻辑，它仍将能够保持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纪律约束力，决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其作用已经“丧失殆尽”。 　　意识形态的本质不是正确，而是有能力使人们认为它正确（如果你经常去教堂，你是否纳闷过：布道者怎么老能有东西讲？这里的秘密当然也是那九个字）；更加微妙的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绩效合法性”遮掩了“强权合法性”的面目；毕竟，对大众来说，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才是真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读不懂《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逻辑（见我写的《马克思的八个逻辑矛盾》一文），不懂就好办了，都那么容易懂还怎么搞意识形态？政治合法性所要抓住的就是下里巴人的愿望，绝不是阳春白雪的逻辑。 　　对“绩效合法性”的强调，引出了中共高层领袖的第三个行为特征：注重政绩。对内而言，注重政绩就是把经济、就业和福利都搞上去；对外而言，注重政绩就是把国家尊严和民族的面子都搞上去。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公平与腐败的对抗，经济扩张与和平发展的冲突，方方面面都会面临各种两难抉择。但中国最近30多年的经济发展，确实使中共的“绩效合法性”得到了加强。 　　然而，中央政绩同地方政绩一样，存在着重“项目发展”和“政策发展”、轻“社会发展”、“制度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倾向。中央把社会文化发展的任务都下放给地方，地方由于经济发展的压力，也无法解决社会文化发展的大部分目标；中央在自身的制度发展的同时，对地方政治制度仍鲜有大的变动。结果，在国家建设与政权建设日益巩固的同时，中国的市场建设和精神建设仍大有缺陷，涉及社会道德的行为文化问题尤为严重。 　　总结起来，“党权最大化、鼓动忠诚、注重政绩”是中共高层领袖的行为模式。在地方中下层官员那里，行为模式是一种偏向被动的“行为约束模式”；而在高层领袖这里，行为模式是一种偏向主动的“行为责任模式”，是一种高层的“相互问责”导致的自我约束模式。只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党权 权力 政绩   

作者： 信力建   1、秦晖《改革出路 限权力+发福利》：中国经济发展20年，中国经济的钱我归纳到了两个人手上，一个是极少数人，另一个是国家手上。我们的政府可以任意花钱，但不想给老百姓花钱就不给老百姓花钱的状态如果不改变，就永远不会有真正财政透明的动力；真的要透明需要政府有动力不是我们有动力。政府怎么才能有动力呢？他每挣一分钱我们都要问责。 2、9月，在云南彝良地震时，因跪访视察途中的温家宝总理反映征地问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11月19日，村民梁永兰被警方行政拘留7日，20日被提前释放。“我说见总理，从总理下车到离开，前后不到5分钟。他们说就是关你几天，已经算客气了。”（新京报） 3、近日天涯论坛及凯迪社区又有网友爆料，指广州城建系统退休领导李芸卿有24套房产，大部分都位于荔湾和越秀等中心城区，房产面积最大为160平方米，最小为12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房婶”。对此李芸卿称“我不是高官，只有6套房”。 4、日本知名薯片Calbee近日宣布，将自行回收口感以硬、脆为卖点的“坚烧薯片”等9种口味的534.5万包产品。生产日期是从今年7月20日至11月17日为止。 该厂商在调查中发现，工厂生产线照明设备的盖子有部分破损，因此怀疑可能有玻璃碎片混入产品内。 5、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市一名男子因为宣扬没有圣诞老人而遭到逮捕。每年，金斯顿都会举办圣诞老人游行，而今年的活动中一名24岁的男子跟着游行队伍，沿路告诉在旁边观看的孩子，圣诞老人是虚假不存在的。有些家长觉得这名男子传播不当言论，报警处理。 6、15日，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梁才办事处辖区的一废弃油井突然发生井喷，巨大的压力将几十吨原油抛上天空，处于下风向的几十亩土地被原油染成了黑色。据介绍，井喷共发生了三次，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在这次井喷中，还有近3000只鸭子因噪声和浓烟致死。 7、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刘云山同志不再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刘奇葆同志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不再兼任四川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明同志任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8、据英国媒体20日报道，在英国发现的所有无名尸首的照片将在一个专门网站刊登，以便帮助查询失踪者。英国失踪者调查局目前存有1000多份尚未确认身份的尸首档案，有些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9、据蒙古国对外关系部新闻与对外宣传处发布消息，在8日至20日举行的欧安组织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与会成员国一致同意吸收蒙古国加入欧安组织，蒙古国成为了该组织第57个成员国。这一消息将于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欧安组织会议上正式宣布。 10、近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区域博物馆专业委员会2012年会上传出信息：我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到2011年年底已迅猛发展到3589个，并且还在以每年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 11、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签发第628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决定》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调节税暂行条例》（即投资税），这意味着，从2013年起，我国现有税种将由19种减少到18种。 12、西班牙10月单月失业人数创下16年来新高。而西班牙今年第3季度的失业率突破25%，是西班牙现代史上最高的，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更加严重，已经高达52%。 13、近日，有论坛发布了数张一男一女的不雅照片，并指此为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在宾馆与其长期包养的18岁二奶淫乱的视频截图。雷政富否认自己是不雅照主角，微博认证为“资深调查记者”的网友“纪许光（微博）”在其微博称，愿意就此事提供证据。 14、继今年5月发布国企领导人的职务消费行为监督规定后，昨日，财政部、监察部和审计署联合印发《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颁布12项禁令。12月1日起，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不得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不得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住宅购置、住宅装修、物业管理费等。 15、2012年6月17日，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女讲师张彦驾车撞倒一对母女，致4岁女孩死亡，其母重伤。事发后，张彦裸躺在救护车前，并抢下受伤女童扔在地上，阻止施救。11月12日，受害者家属接到鉴定通知书，张彦被鉴定为患“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无刑事责任能力”。 16、11月20日早上七时左右，12岁的男孩小亮（化名）从16楼落下摔在小区门口的花丛里，在他跳楼处的窗台下放着一册英语作业本，上面写着他的最后留言“我去死了，88。”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留言。据其同学回忆，事发前一天小亮和几名同学语文作业未完成，老师严厉批评了他们，还撕烂了他们的语文课本。 17、今年前三季度，郑州一共有1544起行政诉讼案件，其中行政首长（含党组成员以上领导）出庭应诉130起，这是去年全年的3倍，“一把手”出庭应诉11起。但有人质疑：“民告官”案件，为何90%以上难见“官”？ 18、几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必须工作到80岁，才能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美国联邦政府估计，到了2020年，7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0%会继续工作。美国中老年人协会策略顾问芮克斯说，这种情况涉及很多因素，包括现代人可以更长久维持健康，因此能够继续工作，其次是财务考量。房价大跌、股市波动、退休金减少，逼得一些老年人不得不工作以维持生活。 19、将于明年三月卸任的总理温家宝，20日访问泰国会见华侨时，面对即将退休与近来《纽约时报》报导其家族拥有不明资产有感而发，引用屈原的诗，强调“为了自己的清白，即使死也要死得诚实和正直”，最后讲到“我希望人们把我忘记，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 20、一段视频显示，河南获嘉县交警多次拦截货车司机，并未开罚单或解释原因，收钱后放行。20日，货车司机王金伍在网上发布一段长达7分钟的视频，视频共记录了获嘉交警13次“收黑钱”过程。昨日，获嘉县公安局副局长、交警大队队长张启龙被停职，河南省公安厅督察组开始调查此事。 21、21日，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火鸡赦免仪式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一只名叫科布勒的雄性火鸡被选为今年的感恩节火鸡，获得奥巴马总统亲自“接见”并宣布赦免，从而幸免于成为感恩节大餐。全美火鸡协会估计，仅感恩节这一天，美国人就将吃掉4600万只火鸡。 2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我比较不赞成一个词，叫“房奴”。房奴”这个词给人感觉是“我是被迫成这个样子的”，但是这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我们可以不买房，可以去租房，那就不会成为“房奴”。（你同意这位的说法吗？）

外国如何管理高利贷 利率高低是判断高利贷的标准吗？ 作者： 刘植荣 高利贷是个古老的话题。自从有了货币，社会生活中就伴随着高利贷的影子，近几年来，中国民间高利贷问题日益突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根据《法治日报》 2012 年 3 月 11 日的报道，温州半年来就有 107 人因民间借贷涉嫌非法被捕。 2012 年 3 月 14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记者关于浙江吴英案的提问时，就回答了有关民间借贷的问题。 外国高利贷的管理一直较规范，有成熟的经验，可为我们管理民间借贷提供借鉴。   1.     什么叫高利贷？   　　把钱借出去该不该收取利息，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很多古代先贤认为放贷不应该收取利息，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放贷收取利息无异于盗窃，不但不合乎道德，也是非法。古罗马哲学家加图也写道：“收取利息就是谋杀！” 　　由于传统思想文化和宗教都倾向于禁止放贷收取利息，所以，“高利贷”和“利息”这两个概念在过去具有相同的内涵，都是指借贷中除了本金额外收取的费用。 　　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 1723 年— 1780 年）写道：“如果放贷人依据契约把钱借出去，除了收取本金外，还额外收取费用作为对放弃货币使用权的补偿，认为这笔费用合法的人就把它叫‘利息’，而认为这笔费用非法的人就把它叫‘高利贷’。” 根据西方学界的解释，现代意义的“高利贷”，就是“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可见，称得上高利贷的，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充要条件，其一是利率异乎寻常地高，其二是非法性。如果只是利率高，而不是法律所禁止，也不构成高利贷。所以，看一笔借贷是不是高利贷，主要还是看各国的法律规定，不能仅凭利率高低来判断。   2.     外国放贷收息的曲折演变   　　古希腊在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600 年间，就颁布法律规范利率。古罗马在公元前 443 年规定利率不得超过 8.3% ；公元前 88 年，将最高利率提高到 12% 。在罗马帝国（公元前 27 年— 395 年）时代，利率在多数时期都是放贷人与借款人之间的约定，没有法律规定限制，民间利率一般在 4% — 12% 之间。当时的利率很奇特，如果提高利率，不是提高到 15% 或 16% ，而是 24% 或 48% ，即 12 的倍数，这大概与罗马数字的表达习惯有关。 　　外国对高利贷的认识离不开宗教。多数宗教认为，利息收入不是劳动所获，是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是罪恶的，因此，禁止放贷收取利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很好地诠释了宗教对利息的规定。夏洛克是犹太人，他不能在犹太人中放贷收取利息，因此，他就在威尼斯基督徒中放贷，收取利息。由于放贷收取利息，夏洛克遭到当地基督徒的敌视，因为当地基督徒之间放贷也不收取利息。 　　 1275 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了《犹太人法令》，认定犹太人收取利息非法，根据该法令， 300 名犹太人被绞死，其他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1311 年，教皇克雷芒五世规定，放贷收取利息是异教行为，于是，废除了所有允许收取利息的法规。 　　进入 16 世纪，随着分工的细化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人们对利息又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没有利息，有钱人就不愿意把钱借给别人使用，这就降低了货币的使用效率，阻滞了经济的发展。允许收取利息有悖教义，而不允收取利息，则需要资金的人又很难获得贷款，经济发展与宗教文化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1542 年，英王亨利八世颁布了《反高利贷法案》，允许放贷人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但有最高利率限制。 　　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天主教对利息解禁，允许放贷收取利息。 时至今日，一些国家仍然严格遵守宗教关于利息的制度，不但严禁高利贷，任何利率的利息都不得收取。   3.     欧美国家对高利贷的法律规定   　　在允许借贷利息存在的经济体中，多数国家都立法规定允许的最高利率，借贷超过法定最高利率就构成高利贷。高利贷属于非法，如果利率超出法定最高利率很高，则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 　　在美国，反高利贷法属于州法律，各州自己规定法定最高利率。美国有的州对高利贷的认定，消费者和企业有不同的标准。例如，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个人贷款利率超过 30% 就被认定为高利贷，企业贷款利率超过 50% 才被认定为高利贷。 　　另外，美国联邦政府还有个《反欺诈腐败组织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利率超过各州规定的法定最高利率的两倍，不管是金融机构借贷还是民间借贷，都构成“放高利贷罪”，这属于联邦重罪。 　　美国法律还规定，如果放贷人索取的利率高于所在州的法定最高利率，则该借贷合同无效，如果借款人不偿还借款，放贷人则没有追索借款人偿还贷款的权利。 　　美国各州的法定最高利率差别很大，多数在 10% 左右，如阿拉巴马州为 8% ，伊利诺伊州为 9% 。有的州根据贷款性质和类型以及贷款额度的大小，规定不同的法定最高利率。 　　佛蒙特州的最高法定利率为 12% 。佐治亚州的最高法定利率在 3000 美元以内为年利率 16% ，超过 3000 美元则为月利率 5% ，而且规定，贷款低于 250000 美元必须以单利计算利息，不得计算复利（驴打滚），并在借贷协议上写明此条款。 　　为了防止变相高利贷，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利息包括费用，判定一笔借贷利率是否超过法定最高利率，还要把放贷人收取的各项费用如管理费、手续费等加到利息里。 　　加拿大刑法第 347 条规定，年利率超过 60% 即构成高利贷罪，高利贷罪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德国的最高合法利率为 20% 。法国等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反高利贷法。澳大利亚的两个州也有反高利贷法。各国对高利贷的管理与美国的基本相同，只是法律规定的合法利率的上限不同而已。 英国议会 1660 年颁布的《反高利贷法》规定，最高合法利率为 6% ，但在 19 世纪，英国废除了《反高利贷法》。现在，英国虽然没有反高利贷法，但银行利率由于市场化，在供求关系的制约下，也很难形成“高利贷”。   4. “合法高利贷”在国外   　　根据外国法律规定，高利贷必是非法，但它有“合法高利贷”。所谓“合法高利贷”，外国称之为“高成本信贷”。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发薪日信贷”就属于高成本信贷，这是一种“快速小额短期消费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税后工资额，即申请即得，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任何担保和证明，要求到下一个发薪日立即还贷。 　　发薪日贷款的月利率一般在 20% 左右。发薪日信贷必须经过法律许可，信贷公司必须注册领取执照。当然，有的国家把发薪日信贷列入高利贷范畴，属于非法。 　　借款人到发薪日信贷公司申请贷款，交验工资单或银行账户证明，有的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明，只要把贷款额度和利息及管理费总额写张远期支票交给信贷公司，就立即拿到贷款。 　　美国有 36 个州法律不禁止发薪日信贷，对发薪日信贷主要参照反高利贷法进行管理，即不得超过法定最高利率。 　　但亚利桑那州、康涅狄格州、佐治亚州等 13 个州的法律明文规定发薪日信贷非法。佐治亚州 100 多年来一直禁止类似的高成本信贷，根据 2004 年颁布法律，发薪日信贷在该州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 　　目前，美国的发薪日信贷两个星期的利率一般在 15% — 30% 之间，实际年化利率为 390% — 780% 。 　　美国借贷法定最高利率虽然由各州法律规定，但联邦政府并不袖手旁观。 2006 年 10 月，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对军人的任何借贷年化利率不得超过 36% ，因为美国军人工资普遍较低。 　　英国的发薪日信贷业务发展很快， 2008 年的贷款总额在 7 亿— 9 亿英镑之间，共有 230 万— 300 万笔贷款业务。 　　 2009 年，英国有 2000 多家街面发薪日信贷营业所，共有 120 万人获得该项贷款 410 万笔，贷款总额为 12 亿英镑，平均每笔贷款额度为 293 英镑。在申请发薪日贷款的人中，年收入低于 25000 英镑的人占 67% 。 　　英国对小额贷款管理非常严格，公平贸易局经常在客户中进行调查。 2008 年 4 月到 2009 年 3 月，公平贸易局收到了 3656 份投诉， 34 家信贷公司因经营中存在违规问题被吊销执照。 　　加拿大用反高利贷法律约束发薪日信贷业务，利率不得超过 60% ，超过了即触犯了刑律，会受到刑罚处罚。加拿大各省也有自己的法定最高利率，但省的法定最高利率不得超过联邦法律规定的最高利率。 澳大利亚发薪日信贷业务规模较小，因为多数州法律规定此项信贷业务非法。目前，仅新南威尔士省和昆士兰省允许发薪日信贷业务，并规定最高年化利率为 48% （含各项收费）。   5. “合法高利贷”的利弊之争   　　目前，各国发薪日信贷公司之间的利率差别很大，竞争并不激烈。这是因为借款人急用资金，很少在几家信贷公司之间比较利率高低。 　　再有，借款人大多所受教育程度较低，金融知识欠缺，也没有意识去考虑借贷成本，他们唯一考虑的就是尽快拿到钱。还有，对那些没有信用记录的贷款申请人来说，没有信贷机构愿意放贷给他们，他们能找到家给他们放贷的公司就谢天谢地了，根本没有比较利息和费用的想法。 　　根据英国公平贸易局 2010 年的报告， 43% 的被调查人员认为速度是他们申请贷款前优先考虑的。例如，为借 300 英镑的钱，确实不值得花费几天的时间到处咨询、对比利率。 　　由于金融市场上的主流信贷业务一般不对个人提供小额贷款业务，即使提供，也需要繁琐的手续和各种证明担保，获得一笔贷款的周期很长，无法满足个人生活消费资金急需，为此，小额信贷应运而生，它完善了金融市场对个人的服务，深受民众欢迎。 　　发薪日信贷也引起不少诟病，其核心问题就是，这种高成本借贷算不算高利贷。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发薪日信贷主要针对穷人，因为富人可使用信用卡透支，其最高年利率一般也仅为 25% 。穷人之所以使用小额高成本借贷，也是生活所迫，对他们高息放贷无异于趁火打劫。 　　支持发薪日信贷的人则认为，由于都是小额短期借贷，信贷机构的管理成本很高，况且对借款人的信用很宽松，有的甚至不做任何调查，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所以，违约率高，自然要通过高利率得到弥补。例如，放贷 100 美元，按照年利率 20% 计算，放贷一周的利息仅为 0.38 美元，远远不够支付这笔贷款的管理费用。 　　由于发薪日信贷最大的特点就是方便、快捷、宽容，备受低收入者的青睐。在大街上的信贷营业所申请一笔贷款，就像在市场买菜一样方便。 当然，发薪日信贷借款人都是万般无奈，如果法律禁止这项金融业务，他们就不得不到民间借高利贷，这必然会增加犯罪，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同时也让政府失去大量税源。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