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纽约时报 | 国企改革无时间表

北京——有钱的中国人最多会同时使用三部智能手机,每一部签约一个不同的国有移动服务提供商,这样至少总有一部手机有足够的网络信号提供可靠的电子邮件服务。多数的中国工厂都配有高污染的柴油发电机以应对每周最多三天的断电,因为国有发电厂增加的发电能力远赶不上需求的增加。 同时,在过去几年为了避开国有银行的超低存款利率,中国投资者们在监管疏松的信托基金上投入了超过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24万亿元)。这些银行要维持丰厚的利润空间,来弥补向有政治背景的借款人发放贷款造成的损失,所以它们拿不出钱来提高利率。 尽管近年来人们时常谈论中国如何充分地接受了资本主义,但中国经济的许多重大部门其实并没有实行资本主义。它们是那些仍然被14.5万家国有企业垄断着的行业部门。 中国的高官们正在北京参加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批准中国的下一届领导班子。摆在他们面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改革这个庞大的国企大帝国。 如今,在谈到国有企业时,几乎没人会说它们的好话,甚至包括那些经营国有企业的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勇在10月24日向中国立法机关做报告时公开批评了国有企业。 王勇说:“将继续完善电力、电信、石油石化等特殊行业的改革措施,根据产业发展实际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但这些所谓的努力是否到头来只是装装样子,要取决于下一届领导班子是否愿意拂逆那些政治背景深广的、往往把持着国有企业的大家族。鉴于这些企业极容易滋生内部腐败和自我交易,因此改革是否能推进,尚无答案。 本周四,即将离任的胡锦涛在党代会的开幕式上似乎说要为国有企业设限,为参与竞争的私有企业提供平等的机会。但继任领导团队的两位政治顾问仍抱有怀疑,他们认为多数的国有企业仍旧可以有恃无恐。这两位顾问十分了解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 他们说,不论是中央、省级还是地方政府,在经济上都依赖于这些企业的利润,不会愿意割弃。同时,这些国企也为党内派系和底层干部提供了政治支持,这些人的忠心支持对政府极其关键。 国有企业同样也是重要的蓝领就业岗位的创造者,并经营着为在职及退休员工及其家属服务的8000多所学校、医院和社区中心。 根据官方数字统计,国有资本过半或更多的企业占中国总体经济活动的35%。但去年他们的利润占了总经济利润的43%。他们对一长串战略行业的垄断使得他们可以对产品和服务要价相对较高,但同时又能从国有银行以人为压低的利率得到贷款。 的确,变革的压力在不断累积。十八大之前发生的派系斗争在国内开启了一场有关国有企业的大讨论。很多经济学家都说,进一步放开仍由国有资本垄断的经济对于今后长期的增长十分关键。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北京私募股权公司春华资本(Primavera Capital)创始人、董事长胡祖六(Fred Hu)指出,“如无根本性变革,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将逐渐暗淡,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机会将减少。只有大胆改革才能完全释放这个国家的潜能和创业能量,推动中国进入第一世界国家的行列。”  因为该话题在中国比较敏感,两位政治顾问均要求匿名。其中一位表示,民众支持经济改革,因此下届领导班子不可能不闻不问。但新一届领导者的行动可能仅限于对某些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比如钢厂,这些没有垄断市场、经常面临产能过剩、激烈竞争以及巨大亏损的领域的企业。 一些汽车行业高管也已经开始呼吁对该领域的投资进行限制。汽车产业也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今年,政府对国企进行了大量更为详细的审计工作,寻找欺诈或腐败的迹象。 但这位政治顾问表示,在未来几年,从通讯、银行、医疗保健到电力分配等服务领域中更广范围的国企有可能会基本“保持不变”。 “很难进行改革,”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国外知名当代中国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同意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他们都保持低调,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新的领导班子与上一届一样,都与国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望成为下一任总理的李克强,其弟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四名副局长之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10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这家国有烟草管理机构占据中国烟草市场98%的份额,产生的利税在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占7%至10%。 中国的反吸烟运动日益壮大,但却没得到政府的支持。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称,“要想调整政策,首先需要领导层改变思想,特别是要改变把烟草看作‘摇钱树’、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高度误导、片面的观念。” 烟草专卖局拒绝置评,也拒绝让李克强的弟弟李克明接受采访。 在对深远改革普遍的悲观情绪中,仍有很多相关讨论——如果新的领导班子决定解决其中涉及到的棘手的政治问题,他们可能通过哪些方式对国企进行改革。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领导层内部提出的最有影响力的提案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他在论文中呼吁政府从本质上成为国企的投资者,而不是积极参与管理,为每个企业任命管理队伍。 陈清泰在论文中表示,虽然政府在过去推进三峡大坝等大型项目时发挥了作用,但政府现在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转让在一些领域的所有权,比如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的钢铁行业,重新部署,将那部分资金投入新兴产业。他呼吁政府聘请更为专业的金融管理者负责改革过程。 周四,胡锦涛似乎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他称:“我们应该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但还没有迹象表明各方已经达成共识。 “我觉得政府内部肯定有不同的思想派系,”一名公司经理说,“他们最终的选择还将取决于新领导班子的勇气。”这位经理的公司密切关注着一旦国企私有化后收购其股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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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近距离管窥十八大

北京——周四早晨7点,北京的天空柔和湛蓝,82路公交车辘辘驶过天安门广场,车窗都被胶带封了起来。这个位于北京中心的宽阔广场已被封锁,禁止民众进入,只有身穿制服的安保人员和嗅探犬到处徘徊。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名安保人员正在用炸弹探测仪器对一个应急担架进行检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午9点在这里开幕,中共选派2270名党员代表中国的8300万党员参加大会,其中有两名代表已经去世,与会代表中年纪最大的为97岁。没人可以对死亡掉以轻心,不论是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 就像我的同事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 写的那样 ,欢迎你在十八大开幕的清晨来到北京。这一次中共高层会议将于下周任命中国未来十年的新领导人。  毫无疑问,这不是美国式选举, 更像是一个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挑选过程。愿意跟踪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可以去这个 政府网站 上看看。 在大会堂内部,中外记者被引领至楼厅,但却不准坐在前两排,因为那里已经坐满了身着黑色西装的安全人员,他们全程将手放在大腿上,一副高度警惕的姿势。我们从自己所在的位置看到,前任主席江泽民和现任主席胡锦涛在9点过几分的时候准时走上了以红黄两色花彩装饰的主席台。 我们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颗巨大的红五星,无处不在的红毯子更是让大会堂红光灿灿——红色是代表共产主义的颜色。主席台后有雕刻的红色“幕布”,还有巨大的锤子和镰刀,一同构成了主席台的背景。许多男性代表都系着红色的领带。 会场犹如剧场一般:20几名添茶倒水的年轻女服务员身穿曲线毕露的紧身服装在主席台贵宾席位之间穿梭,就连她们也像是参加奥运会花样游泳比赛的运动员。 然后就是请大家起立,我们照做了:低下头,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已故共产党伟人默哀。与会代表还唱了国歌。 胡锦涛走上讲台, 宣读了缩减版的工作报告,大约讲了一小时四十分钟。 这份报告总结了他担任主席十年间的政绩,题目乏味冗长:《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正如报告题目所说,报告提到了共产党的所有主要思想,充满了共产党特色的术语。 胡锦涛表示,我们必须坚持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他不时提高声音,并且大声强调,“我们必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事实上,要说有哪个词非常突出的话,那就是“坚持”。 所有事情都需要坚持,从坚持党的领导、发展经济到实现民族复兴。胡锦涛特意补充说,我们必须“坚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胡锦涛表示,“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不过,似乎是为了响应社会上和党内要求变革的呼声,胡锦涛呼吁加强权力监督:“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他警告说,腐败问题不容易解决。(《纽约时报》的 这篇文章 报道了中国高层的腐败问题。) 然后,大会突然结束了。我们涌出了大会堂。极少数代表也冒险走出了大会堂,随即被大群记者包围。记者们都渴望听到一点儿新鲜的东西,听到一点儿带有自发性的言论。 35岁的广东省代表赵广军就是其中之一。 党内高层正在争夺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会的席位,广东省委书记、改革派人士汪洋最近强烈呼吁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他如何看待汪洋进入常委会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好,但目前的猜测是,汪洋不会进入常委会。 代表们无法自主选择新的政治局委员。与此相反,他们将在下周例行公事地通过领导班子名单,这份名单是高层领导经过长时间的幕后谈判拟定的。 赵广军说, “哈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大啦”,他突然表现得很紧张,然后含含糊糊地补充说,“但我真的欢迎你们亲自到广东来看看我们所做的事情”。 听起来,他几乎是在说,“我希望他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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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广东领导人汪洋18大期间强调改革

汪洋能否“入常”被许多人看作中共是否改革的标志 中共18大受西方观察家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主要的改革推倡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否能够得到晋升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能否入常被看作中共是否改革的标志。 今天(9日)中共18大广东代表团开放团组会上,汪洋对记者强调改革,并说共产党员就是改革者。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包括我在内,都是改革者,不然就没有今天。” 汪洋强调广东省所做的改革尝试是贯彻17大的精神,都在17大报告规定的范围内,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抉择。 汪洋还说在将来的工作中会按照18大报告的精神继续推动包括政治改革内的各项改革。他说“18大报告明确了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这是不会变的,中国、广东会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子坚决走下去。” 改旗易帜? 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讲话使外媒评论认为中共将继续坚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扑灭了在今后10年推行深层次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希望。 18大开幕式上胡锦涛在在镰刀斧头的党徽下发表讲话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下届总理人选李克强被认为力主都国企改革 胡锦涛发出的信息是绝不改变国家主导的经济制度,尽管许多人批评中国国家体制造成浪费、过度投资和腐败泛滥。但胡锦涛表明不会走台湾和韩国的市场化道路。 缩小国企? 胡锦涛的讲话似乎与今年2月份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所做的结论背道而驰。有分析认为,该报告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派的圣经。 那份题为《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指出,如果中国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有临经济危机的风险。报告建议的办法是:将中国国企交给资产管理机构监管,缩小庞大国企的规模,采取商业公司的经营方式。 被看好成为下届总理的李克强是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的主要支持者,不过不清楚现在李克强对报告的态度如何。 胡锦涛是李克强的主要支持者,胡锦涛的讲话似乎反映了中国权力高层的分歧和斗争的复杂性,高层强硬派似乎占了上风,令改革人士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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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中共无意放松对政治、经济的掌控

即将卸任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描绘了高度保守的愿景,坚称将保持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一党制。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中共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对2300余名退休和在任的官员表示。 “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他表示。 胡锦涛的讲话基于一份由党内官员准备的5年一度的报告,意在为今后5年党的意识形态奠定基调。 胡锦涛将在下周卸任党总书记职务,由习近平接替。习近平还将在明年3月接任国家主席。 近年来,中国国内要求放松僵化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的呼声有所加强。党的一些资深顾问警告称,不作为可能导致危机。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开警告,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活力有赖于实施成功的政治改革。 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建议北京方面约束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同时发展一套更为健全的司法体系。 “我们有太多国有企业效率极其低下,太多垄断产业,”有影响力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胡锦涛作报告之前表示。“过去10年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重要的经济改革,也几乎没有私有化。” 一些分析人士对习近平将迅速采取行动、满足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诉求表示乐观。不过,胡锦涛的讲话不时提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似乎表明党无意放松对政治或经济的掌控。 “(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胡锦涛说,显然把矛头指向大胆政治改革。 此言在类似于Twitter的中国微博网站新浪微博上得到广泛流传,有时还受到嘲讽。“这么说我们将原地踏步到死为止,”一名微博用户写道。 作为2002年上任的中国第四代领导层的掌门人,胡锦涛的讲话稿中强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过,他在发言时跳过了这一句。 胡锦涛还阐述了一个新的经济目标,即到2020年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倍。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6120美元和1892美元。经济学家们表示,胡锦涛提出的经济产出目标可轻易实现,因为它意味着年均增速为7%。 胡锦涛的讲话中有相当大篇幅着眼于需要改进社会服务,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以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已进行了几十年的改革,发展出了规模较大且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但国家仍牢牢掌控着经济,垄断着能源、金融、媒体和电信等核心产业。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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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新一轮改革的共识正在形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日发表题为:“怎样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演讲。吴敬琏表示,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但是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就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并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形成了改革的共识。    “两头冒尖”愈演愈烈   所谓“两头冒尖”,其实就是一种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另外一方面,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种遗产的大量存在使得现行体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体制,是一种统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   吴敬琏说,“两头冒尖”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过渡性质的双重性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是旧体制逐渐的消退、新体制逐渐成长完善,还是反过来,停顿、倒退,回到旧体制?如果是新体制逐步扩大,它造成的结果是正面的,是积极的。   一方面是因为原来没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面,因为城乡分割这个旧的增长模式被打破,使得原来在农业或者传统产业中就业的低效使用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移到了城市工商业或者城市中的比较高效率的行业,使得我国增长中的效率提高。由于我国能够更多地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我国的生产效率有了提高,这就支撑了我国改革30年来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到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更是加快,使得我国在最近20年的G D P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到了201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吴敬琏说,“就是说这个旧体制的遗产阻碍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他认为这种旧体制命令经济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在中国来说,一个是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因为这种模式是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威权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增长一定是依靠资源的投入,因为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指定资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这样的粗放的增长模式就会延续下去。另一个后果是,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大量干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因此腐败的蔓延很难制止,不管是用思想动员还是用严刑峻法。   吴敬琏认为,想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必须转变经济的增长模式。目标模式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原有模式则是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干预,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增长,东亚国家的讨论中把它叫做威权发展模式。    转模式存在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指出,中国旧的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的增长模式恰恰应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做出的分析。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他分析的就是当时西方国家主要靠投资的增长模式。马克思说,这样靠投资来维持增长,结果一定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它的结果主要是两个。一是产能过剩。因为投资增加,产能就不断的扩大,而消费率降低,表明最终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现了在19世纪很典型的经济危机。从政治上来说,因为分配的格局是由生产的格局决定的,投资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收入分配中,就造成了所谓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由于选用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中国在“九五”计划以后明确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法就是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面,从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的计划的建议以来一直是把“从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模式”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成效有限。吴敬琏认为,原因总的来说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主要有三点。   第一,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主导的角色。我国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的,城市的土地是属于国有的。于是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把大量的农用土地转移到城市中来。那么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就以一个很简便的办法拿到了大量的低价土地。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掌握住这么大量的土地就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其实有很大的权力。政府掌握了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在资源配置中就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G D P崇拜,这个不光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而是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各级政府变成了经济的首脑,于是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表现就简化成了经济增长率。这就使得各级政府会动用配制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绩。   第三,价格扭曲。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各种资源的价格,各种上游产品的价格都要往低里定,这就促成了一种粗放增长方式,就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的畸形发展。   “十一五”进一步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要把技术创新转化为商品进而实现产业化却是步履维艰。问题仍然出在体制上,关键在于我国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体制。    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吴敬琏认为,中国的状况是即使有了一部分市场,也还是停留在很低的发展阶段,所谓原始的社会经济阶段。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缺乏规则,缺乏完善的产权保护。在这种情况之下创新往往会夭折。结果就是我国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号召很多,但是进展甚微,于是资源紧缺、环境破坏这样一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社会关系上出现了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消费不足、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等等问题,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吴敬琏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考虑怎么突破这种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的状况,全面进行改革,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商品经济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说在这个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1992年的10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确定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今年已经是这一概念提出的第20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概念的提出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的顶层设计,明确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对我国市场经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顺序、改革的进程和配套的政策做出了规定。从1994年开始,政府就照这样的一个总体规划全面推进了中国的改革。这个改革总体规划对于我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所有这些改革加在一起,我国就能够在20世纪末期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   但是,初步框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了,它还有很多命令经济的遗产。特别是关于政府的职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吴敬琏表示,我国当前对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不但需要经济方面的改革,还需要政治方面的改革。因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立法制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提出要提升政治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吴敬琏说,旧体制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寻租这种制度基础的扩大。寻租造成腐败。在旧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下,认为腐败是市场或者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影响造成的结果,所以就加强政府的控制,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政府力量的加强又使得寻租的基础进一步扩大。    改革共识在困境中形成   吴敬琏说,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消费需求不足,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再杠杆化,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危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社会矛盾加剧。   然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遏制腐败。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吴敬琏表示,从实际状况来看,确实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几年被短期效益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创新,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比如在上海开始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这个本来从上面到下面很多人有顾虑,但是上海试点以后,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瑕疵,但是很多地方都明显地看到了它对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所以从上到下,从国家的税务总局到地方财政部,到许多地方政府都要求参加试点。   从北京来说,近期各界人士对于顶层设计有很多讨论。包括对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农地改革等等,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还出现了关于公共品领域、财税改革、市场监管和反垄断的大讨论。   “从最近20年的情况看,我们改革的难点和弱点都跟政治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吴敬琏表示,为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建立法制。对于非人格化的市场来说必须依靠规则的执行,也就是说要靠法制。所以没有法制就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问与答   问:如何得到全面推进改革的动力?   答:21世纪以来,确实存在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呢?不是这样的,它是由一些特别的因素造成的。因为在一个强势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官员手中的权力很多,而且在威权主义的政府中官员往往是不受监督的,于是许多官员变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者。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得到利益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改革的阻力,而他们手中又有权力,所以使改革寸步难行。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改变的?我认为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以专业人员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已经成长壮大了。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即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那么高,但是它的绝对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就我的观察来说,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初期,新成长起来的以专业人员为主的白领或者中产阶层往往带有自己的弱点。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状态突然得到了改变,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短期的利益。从东亚国家你可以看到,包括我国的台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素质的提高,随着我国面对的各种矛盾变成了切肤之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他们的利益自觉性和公民意识,这样就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改革的推动力量。   问:您对当前推进的金融改革有何看法?   答:金融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如何使金融市场,包括信贷市场、投资市场、证券市场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从银行体系来说,中央银行提出的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管问题。因为金融业有它的特殊性,特别是它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所以监管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所以要正常运转,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所以正确的监管路线,应该是严格执行强制性的信息对称制度。比如说证券市场的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地向全社会披露,来改变证券市场的问题。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实质审批”的政策监管路线,用审批制度来监管。   因为审批制度涉及管理层的许多人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很难改变。似乎最近中国证监会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证券市场的正常化,不光是证券部门就能解决的,它牵扯其他好多问题。比如从微观角度来说,它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些上市公司自己的业绩、未来的营利能力是不是能够提高之上的。从宏观角度来说,跟监管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扩张。货币的过量扩张,造成流动性泛滥,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改革,不是光靠金融体系本身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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