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美国之音 | 全世界都关注中共18大,为啥?

— 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中国官媒说,中国实力在影响世界,中国的国力让全世界都关注十八大。有观察人士指出,外界关注中国执政党这次换届大会,更重要的是希望中共新领导层能够在政体改革上有所作为。 *中国官媒:国力提升 十八大广受关注*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10月30日发表文章称,距离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全球目光也越来越投向中国。文章认为,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让世界不可小觑中共十八大这一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该文指出,关注十八大就是关注中国声音。文章说,鉴于中共历次党代会都会有新的理念传出,那么十八大将会对中共党章如何修改?对黄岩岛、钓鱼岛等领土争端是否给出指导性的思想? *周兵:陈腐政体制约经改 民心思改* 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兵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力提高这是事实。随着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执政党的一些重要举措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 但是周兵认为,外界关注中共十八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那就是十八大之后能否出现政治改革。中国目前陈旧的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周兵10月30日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经济从过去很落后的情况发展到今天比较发达的情况。但是经济改革发展到今天遇到了一些瓶颈,比如说,政府信誉不好,政府贪污制度化,贫富不均,南、北发展失衡,东、西地区差距等等。这都是一些重大的问题,许多民众都希望,经济改革到今天,最起码在政治的透明、民众的参与上有一些发言权,他们希望这些方面有一些改观。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周兵说,中国民众寄希望于有望成为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习近平等人。他说,这代领导人中,有的当过小“反革命”,有的当过知青,对民间疾苦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周兵认为,民间希望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在政改上做出大的动作。 *刘达文:民怨犹如火山 政改释民怨* 中共现任领导层在执政的十年中被认为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陷于停滞,体制性弊端暴露无遗的十年。这十年中,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 著名作家铁流10月29日在一封致中共十八大的信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产生了“豪强家族”与“弱势群体”;“官僚阶层”与“普通百姓”;“得利者”与“失利者”等不公正的社会格局。 香港《前哨》杂志总编对美国之音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关注中共十八大,那就是要看看中共在十八大期间或者之后,是否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下力气。 他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期盼十八大之后能够真正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30多年来,北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弄到维稳经费比军费还要高,弄到整个国家就好像一座火山待爆发那样子。” 刘达文说,中共启动政改是顺应民意的善举,但是如果它继续对实施改革畏首畏尾,那就是死路一条。 他说,中共十八大应该表现出像30年前改革开放时那样的勇气,从执政党自身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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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中国媒体人羡慕揭露中共高层报道

揭露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拥有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纽约时报》是否会惹上官司?即便不怕吃官司,这篇报道是否符合新闻专业主义伦理,抑或仅仅是中国高层政治斗争的工具? (德国之声中文网)温家宝家族财富的获得是否正当?《纽约时报》的揭露报道是否存在问题?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及国际华文媒体对于的反应中,很多人对于高层斗争阴谋论更感兴趣。 例如有媒体转引台湾《联合报》的报道称,”《纽约时报》披露温家宝家人积累巨额家产的报道形同一颗震撼弹,具有相当的杀伤力,这颗炸弹引爆的效果或者意在’围魏救赵’,有人要最后保薄,或者直接指向数日之后的七中全会”。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记者对德国之声表示,《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在中国媒体圈内获得普遍认同,记者们对其新闻专业能力、报道真相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深感佩服。但也有记者表示,如果中国媒体拥有新闻自由,这篇报道可能会做得更加深入。 同样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中国商业报道媒体的负责人对德国之声分析说,《纽约时报》记者应该是在得到系统报料的前提下,进行了长时间的专业调查之后,写出了这篇报道。 这位出身资深调查记者的负责人说,中国普通人的家庭成员情况,通过查询户籍信息可以获得,但是这个户籍管理系统对于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严加保密,要想确认政治局常委家庭成员的姓名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家庭成员的亲戚。因此《纽约时报》应该得到了某种帮助,甚至是一个系统性的材料。 同时,这位媒体同行说,看了《纽约时报》的整个报道,他相信记者大卫·巴尔沃萨(David Barboza)进行了多方调查核实。首先,上市公司的年报、股票价值等信息,只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或者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都可以公开查阅和分析。其次,可以委托律师向政府部门申请查阅企业的工商信息,只要交付少量费用即可。自去年以来,这方面的查阅变得困难,但是仍然没有封死。第三,从报道可以看出,记者显然采访了不少当事人,如和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交往密切的女企业家段伟红、和他的儿子温云松在北京某雪茄吧交谈的知情人等等。最后,报道显示,记者对温家宝家人、中国政府都进行过直接联系,但是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大卫·巴尔沃萨本人在一篇文章中称,早在去年底,他就已经开始为这次调查收集公司记录。这一说法得到中国知情记者的证实。大卫·巴尔沃萨也说,“30年的经济改革,以及政府用来吸引外资的政策,已经创造出一套相应的政府机构,它们会保存私人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的记录,包括个人履历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中国记者可能会报道得更加细致 多位中国记者表示,《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花了很多心思,尽到了媒体的责任。但是,他们认为,假如拥有新闻自由,中国的同行会做得更加细致,也更加清楚哪些关键点应该重点突出。比如,这篇报道没有强调指出,温云松从一名民营企业家一跃而成为隶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的国有企业中国卫通集团的董事长,享有相当高的行政级别,显然不合常理。又比如,温家宝亲属所经营企业和垃圾焚烧产业关系深厚,而垃圾焚烧产业的问题正是近年来引发诸多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 《纽约时报》称中国法律法规没有禁止领导亲属经商,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其他若干条例中,都明令禁止包括国企领导中的党员在内的各级领导从事经商、办企业、炒股等活动,也禁止领导干部”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 温家宝不可能公开个人财产 中国两名律师上周六晚代表温家宝家人发表七点法律声明,宣称”《纽约时报》中提及的所谓温家宝家人的’秘密资产’并不存在”,”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发表在英文网站”中国法律专家博客”上的一篇文章,对这七点声明进行了逐一分析,认为除了关于其母杨志云的个人资产问题外,其他均是空话,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律师张思之、唐吉田昨天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温家宝家人状告《纽约时报》没有胜算,他应该趁此机会公开个人财产。中国媒体人士也认为,温家宝家人的律师声明只是一个政治姿态,漫长的官司会让温家宝和中共都暴露更多的问题,这是中共不能承受的后果。他们同时认为,温家宝个人财产未必清白,所以不可能主动公开;即便他愿意公开个人财产,政治局其他成员也不会同意。 事实上,不要说公开个人财产,连在中国网络上搜索领导干部及家人名字,甚至”27亿”这个数字都受到严格限制,《纽约时报》网站也依然遭到屏蔽。 作者:张平 责编: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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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民: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刘国民: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进入专题 : 中国 经济形势    ● 刘国民        2011年下半年或者2012年上半年,我国将迎来一场经济萧条。这场萧条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显露在外的严重问题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商业银行放贷过量问题、房地产市场趋冷和严重的泡沫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民营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的生存困境问题等。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国经济已处在滞胀状态中。经济滞胀和以土地为纽带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之间微妙而又危险的联动关系,正在和各类直接问题、深层次问题一起,将我国经济带入危机之中。美国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使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难以扩大,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面临风险,经济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趋于恶化。      一、地方政府——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之间的联动关系      (一)地方政府债务与商业银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      地方政府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为了还本付息,地方政府更迫切地需要土地转让收入的支持。为了更好地获得土地转让收入,地方政府又向商业银行贷款用于土地的前期开发费用。这使地方政府更进一步形成对土地转让收入的依赖。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程度日益加大之后,就不仅只是土地出让金的锐减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了,甚至连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放缓或中小幅度的减少都让地方政府难以承受。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程度越高,则土地出让金的波动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就越大。      土地出让市场的景气与否与下游房地产业的行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以往,股市和房市曾扮演过承接游资的作用。当股市不再可靠,不能再发挥保值增值的作用之后,房地产市场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但长期的投机投资推高的房价越来越被看出是不可靠的,且房市的前景在调控政策打压和经济前景不理想的情况下,也是不容乐观的。投机资本对房市的投机热情下降,以及想购买住房的人其购买力长期达不到有效需求的水平,使房市的趋冷不可避免。房市泡沫破灭的危险和游资的进退无依,将使社会各阶层直面惨淡的考验。      实际上,还不需要泡沫破灭,只要房市趋冷到一定程度,使土地出让市场的运营收入满足不了地方政府财政需要时,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就会直接暴露出来。而贷款给地方政府的商业银行也会因此面临坏账损失,其资金安全会因此面临严峻挑战。      商业银行的痛苦还不止于此。由于商业银行曾向房地产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直接贷款,且商业银行的相当一部分贷款也间接流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紧缩政策和房市趋冷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和银行的流动资金都会出现紧张局面,且房地产行业的房产变现压力加大,直接恶化了房地产企业的财务状况。房市趋冷到一定程度时,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一部分房地产企业将会直接破产或退出,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环境会进一步恶化,相关银行和众多的相关产业也会面临不小的冲击。      在银行危机面前,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形势并安定民心,为了防止信用危机引发过多连锁反应,会救助陷入危机的商业银行。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形势下,一旦商业银行面临危机,中央政府的传统救援方式将受到更多限制。到时候为了保全商业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也不便再严厉推行。对我国中央政府而言,上调准备金率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使商业银行雪上加霜,但不上调准备金率又担心通胀得不到控制,实在是进退两难。      (二)地方政府通过疯狂拆迁脱困的危害      再看下地方政府为自救会采取的措施。地方政府在财政吃紧、短期内税源无法扩大的形势下会继续并加速拆迁,通过获得更多土地转让金的方式脱困。      多年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性住房,但地方政府显然更热衷于圈地和转手倒卖,对保障性住房这类商业价值低下的项目毫无热情。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拆迁积极性,它们通过拆迁将大量土地低价据有,而后再高价卖出。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步子极慢、投入极少,但在恶化很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条件方面却贡献良多。地方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城乡结合部、次级住宅区、城中村夷为平地,将很多中低收入者赶到其它地方。结果就是,房屋的供给量越来越不足,越来越多的租房者面对着越来越紧缺的房源。这使城市的房屋租金一路猛涨,大大侵蚀着中低收入者的工资,使这些人群的实际收入不仅上涨困难而且一不小心就有下滑的可能,使房租在他们生活开支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这部分人中有一部分攒钱买房者,猛涨的房租会直接延迟他们买房的时间,使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需求减小;这部分人中还有一些人是进城务工人员,由于从事的行业本就收入不高,在高租金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选择退出城市或避走他乡,这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我国商业和服务业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缓冲经济改革压力、活跃经济形势、容纳大量各阶层劳动力就业的特殊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减压阀。由于房租和店铺租金的联动关系,也由于经商者自己也有租房需要,房租的猛涨直接增加了他们的经商成本。商业和服务业的经营成本上升,将对这些行业的经营状况造成不小的压力。原来从国企或从隐性失业状态分流至这些行业的很多从业者,也将因此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或收入减少,或演变成失业、半失业人口。      另外,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甚至在同一个城市,也存在着从繁华的商业区到次发达区、到城郊结合部再到乡村的多层次区域。在城市谋生的很多中低收入者,尽管收入一般或较低,但多层次区域的存在使他们可以灵活选择某一区域作为自己的居住之所。收入很低的人可以租住非常低价且居住环境很差的房子,收入一般的人可以租住租金适中、价格一般的房子。多层次区域和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的存在较好地满足了他们的租房需求。实际上,城市中的次发达区域、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扮演了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的作用。      地方政府近年来的“热情拆迁”、“速度拆迁”正在迅速恶化中低收入者的生存环境。可以这样说,只要地方政府的拆迁热情没这么高,很多中低收入者实际上还是有点租房保障的,处境一时半会还过得去。但是,现在出现的是一个个疯狂拆迁的地方政府,它们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推动拆迁,极大地加剧了租房市场的供求矛盾,却任由中低收入者面对租金疯狂上涨的“市场”。      所以当前的形势是,遏制地方政府的疯狂拆迁比推动保障房的建设更紧急、更重要也更实在。如果控制不住地方政府的这股热情,受害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中低收入者和所谓的工薪阶层,商业和服务业的经营环境也将进一步恶化,对整个经济形势更严重、更深远的危害也会接踵而至、逐渐显现。毫不夸张地说,各地的疯狂拆迁会加大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加剧我国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实在不能掉以轻心。      二、深层问题(原因)探析      (一)体制经济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体制外经济空前活跃和繁荣起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由计划经济向体制经济与体制外经济并存的局面过渡。但近年来,与上述趋势相反的是,政府收入和垄断国企的规模都快速扩大。体制内的经济力量和依附于体制的经济力量都空前壮大,而与体制有一定距离的体制外经济则陷入发展困境。      体制经济快速膨胀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大大削弱了国家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政策的效果。一部分国企与行业政策一起恶化投资创业环境。巨无霸的垄断型国企和行业政策一起快速获取各类资源和市场,在很多行业包括一些新兴产业领域挤压民营企业,同时又贡献着大量的银行呆坏账。这些国企的规模迅速扩张,但经营水平提高不快。它们无力改变内需不振、居民购买力难以提高的局面,却可以为之推波助澜,对就业的贡献日渐式微,也使之在维持就业和保障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      (二)改革过程中的去社会保障化,导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严重缺失      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的改革转型成本被推给社会。整个社会的很多经济主体都在做着这样一件事: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利益,同时不断地推卸自己的担子和责任。整个社会走向一种缺乏担当和责任感的状态。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长期处在严重缺失的状态中,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三)市场化进程与众多转型变革交错夹杂,使经济、社会压力大增      市场化进程大大推动了价格一体化,机会成本被广泛发现,资源性产品等的价格进一步放开。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在继续,并没有完成。目前存在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这使小城镇和县城、农村的生活成本长期以来远远低于大城市,不同的地方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价格体系和各种各样的地方价格。      但市场化进程和价格一体化的急速推进,会以大宗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为先锋,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传导给小城镇和农村。      在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没能相应地快速提高,人民收入没能相应地快速提高的情况下,急速的价格一体化会对小城镇和县城、农村造成严重冲击,使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百姓以及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提高受阻。这些地方的购买力要么增速有限要么下滑,对内需的扩大构成严重阻碍,且会加剧通胀。这一情况目前已在小城镇和农村表现出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后方的这些地区一旦物价上涨过快,经济状况恶化,城市经济也会大受拖累,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会因此增大。      (四)政策环境、法制环境等滞后,使经济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延伸的渠道不畅,多元化的增长方式未能形成,有形成低层次自循环圈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有可能出现与农业自循环圈和农工循环圈类似的低层次自循环圈。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较小,增长点少,结构性矛盾助推危机。      传统中国一直在由农业—手工业—商业联合构成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圈子里循环往复。农业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较低。农业或者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者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指发生饥荒),或者在产品有剩余时受制于身份、职业、生活方式的凝固仍无法以其剩余产品支持新产业、新职业、新生活方式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以自然经济为主导,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二元并存的局面。商品经济等新元素对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的冲击也远远不够,造成自然经济长期的稳定自循环。      1949年以来,我国政府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实施了以重工业化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封闭循环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农业封闭循环圈被打破以后,又出现了农业—工业的封闭循环圈。农业—工业封闭循环圈对实物产品数量过度重视,在经济走向虚拟化等趋势面前既缺乏前瞻性认识也无法较好地顺应。新的产业形式、新的产业门类因此出现得较少且发展的速度较慢,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也显得不足。      后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很多此类弊端。在弊端已大大减轻的今天,有必要思考一下,计划经济时期出现这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深具民族自强责任感的我国政府对工业发展的大操大办、一手包办。我国政府与知识精英们在当时贫穷落后的国情面前,迫切想要快速实现民族振兴,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思想觉悟和力量在当时都严重不足,难以依靠民间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而我国政府和知识精英们,比广大民众更有知识、更有觉悟,更有励精图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更有力量,更有行动能力。于是我国政府大操大办,一手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      在如今的重新重工业化趋势面前,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潮流面前,我国政府和知识精英们仍然在知识上、觉悟上和力量上更能快速推动一部分新兴产业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一方面使经济超越了农业封闭循环圈和农业—工业封闭循环圈,但另一方面很可能又使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封闭循环圈。一部分新产业、新技术被政府的力量推动着高速发展,另一些新产业、新技术以及未来的很多新趋势、新潮流都可能被严重忽视。      (五)长期大量消耗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的增长模式,造成了目前生产成本急剧上涨的局面,助推滞胀      我国制造业受之前所述的低层次自循环圈的束缚,受制于产业升级滞后,也受体制经济的束缚。种种原因导致制造业只能在低水平自我膨胀的道路上摸索,难以打破低层次自循环圈。(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中国 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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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

张树华: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 进入专题 : 俄罗斯 经济私有化    ● 张树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社会出现危机。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先后打出了“民主化、公开性、改革与新思维”等口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搞乱了苏联社会、搞垮了苏联经济、瓦解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一职,这也意味着统一的苏联国家不复存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自由派掌握了俄罗斯的国家大权。1992年开始,国家解体、政权更迭、制度更替,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一场以“私有化、自由化、西方化”为标志的激进变革迅速席卷俄罗斯大地。   “私有化”是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上演的一台重头戏,是一场空前的财产“大分割”运动。几年间,大规模、“闪电式”的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俄罗斯社会的面貌,瓦解了原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一度导致了“财阀横行、寡头参政”的局面。俄罗斯“私有化”运动激化了社会矛盾,助长了经济犯罪和寡头垄断,贻害无穷,教训深刻。      一、俄罗斯私有化的政治背景与思想动因      1991年底开始的俄罗斯私有化运动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制革命。私有化运动自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是继俄罗斯“政权大革命”之后的一场空前的“社会财产大分割”运动。   俄罗斯私有化运动开始之初,改革派对私有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们认为,私有化是改革的关键,是摆脱旧体制的根本。根据他们对西方教科书的理解,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俄罗斯政府中一些年轻的改革派领导人认为,“私有制”的优越性被人类几百年的历史所证明,俄罗斯必须踏上私有化的征程,才能最终融入“世界文明之林”。   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将建立私有制视为转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为此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管理效益、收入等。被称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俄罗斯私有化史》一书中写道:“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私人所有制在俄罗斯的建立是绝对的价值。而为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候只能放弃某些经济上的有效方案。这是不同度量的范畴。经济效益是以一年、两年和10年的时间范围衡量的,而私有制则会在百年、千年和更长的时间中发挥作用”。([俄]《新时代》周刊,1997年第48期,第10页)   俄罗斯改革派将建立“私有制”视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宝,将私有化看作是拯救俄罗斯的“救世良方”和“灵丹妙药”,建立了私有制,就能融入西方。丘拜斯提出,私有化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加速进行,甚至可以打破常规,不考虑后果。因为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要在几年中用突击式的方法完成世界上其他地方用数百年才完成的那些工作。盖达尔和丘拜斯认定,必须把所有权从国家和官僚手中夺过来。   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极力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他们的幻想与西方自由派人士的主张不谋而合。盛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推出经济转轨的模式,制定一个个可供模仿的样板。按照美国哈佛大学谋士给东欧诸国开出的药方,经济改革无非是“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而“私有化”又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俄罗斯改革派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会给俄罗斯大量的经济援助。他们在设计经济改革方案时,对西方的援助和贷款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纷纷将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程度作为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要求俄罗斯政府必须进行私有化改革。      二、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出台与偏颇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内部政治混乱,社会经济开始失控,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非国有化”的大门。1990年前后,学术界开始讨论私有化的问题。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实施私有化提供了条件。1991年11月,丘拜斯出任推进私有化的国家财产委员会主席后,迅速拟定了一份新的私有化纲领。一个月以后,1991年12月29日,这份纲领的主要条款被叶利钦以“总统令”的形式获得批准并开始实施。由此正式拉开了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序幕。   观察俄罗斯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可以发现俄罗斯私有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私有化更多的出自政治动因,而非经济上的考虑。私有化成为新政权摧毁原制度经济基础的工具,必须再抓住政治机会,迅速将国有财产分配下去。丘拜斯在电视节目中宣称:“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以至于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俄罗斯私有化操之过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另一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   2.私有化法律准备严重不足。俄罗斯私有化遵循的一些空泛的理念,依靠的是“总统令”和纲要,而不是靠法律进行。这样可以绕开议会的抵制。私有化运动实际上加快了旧官僚和新权贵将手中“瓜分的社会财产”合法化的进程。   3.追求规模和速度,大规模、突击式、闪电式地推进私有化。西方资本主义走过了几百年时间,而俄罗斯改革派期望短时间内培育出千百万私有者。英国一个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时间,而俄罗斯期望在一、两年的时间突击式完成15000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4.与其他国家不同,俄罗斯被私有化的是国有资产中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部分。在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一些资源、原料型企业首先被私有化,如石油开采、冶炼,有色金属、航空企业等等。   5.权钱交易泛滥,私有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私有化既没有解决经济上的收入、效益等问题,也没能完成结构调整的任务。私有化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了财产的争夺。私有化运动带来大量消极的社会后果,引发了许多严重犯罪活动,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损害了经济和国家安全。      三、俄罗斯私有化的预计目标和实际结果      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纲要》的规定,官方宣称的私有化要实现以下7个重要目标:形成一个私有者阶层;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利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体系;促进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提高竞争力、经济非垄断化;吸引国外投资;为私有化创造条件、建立良好的组织体系。   然而,私有化几年过后,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私有化的实际结果与最初目标相差甚远。私有化既没有实现收入目标,也没有达到效益目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为一些国有优势企业的“大拍卖”,为瓜分国有资产提供了机遇和依据,使少数人借机暴富,进而演变成“财团巨富和金融寡头”。   1.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相反却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私有化收入也微乎其微,实际结果和几年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1992—1994年两年时间里,俄罗斯共计有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私有化(1996):结果与结论》,[俄]《社会与经济》杂志,1997年第1-2期,第206—207页),占4年间私有化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据俄罗斯《真理报》的数据,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 ,占预算收入的 0.13%—0.16%。   在俄罗斯“贱卖国企”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不计其数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要达2000多亿美元。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价格仅为400万美元。后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莫斯科市政府不得不又重新收归国有。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施价值约1亿美元,被某公司仅以800万卢布的价格购买。类似的例证很多,俄罗斯报刊经常披露。除有形资产外,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流失更难以统计。   2.私有化未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私有化后的企业与原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差不大,经济效益差别不甚明显。一些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在经营管理、劳动态度等方面,私有化的企业与原国营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反倒是一些新出现的私营企业大大区别于私有化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俄罗斯私有化:经济行为与政治激情》,[俄]《经济与管理》杂志,1996年第10期,第148页)。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在一次对私有化的专门调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罗斯中央一级所属的1666家机器制造企业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 。这期间,1992年生产下降幅度为11.5% ,1993年下降为14.9%,1994年竟达到43.9% 。   俄罗斯学者认为,仅仅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将“无主的‘公有’”变为“少数人的‘私有’”只是为增加效益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加强市场调研,更新设备,改善工艺等都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3.私有化损害了俄罗斯产业部门的竞争力。私有化过程中,由于国外产品、特别是西方舶来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机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达45%,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90年代中期,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   在反垄断方面,“反垄断”的旗号被用来当作利益均沾、你争我夺的掩护。由于某些反垄断措施操之过急,结果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对农工综合体、森林工业和冶金工业等部门的负面影响巨大。一些有利可图的石油工业、航空运输和原料部门等分离出不少公司,例如原统一的“苏联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但俄罗斯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门仍为特大型金融工业集团或私人财团所控制。   4.私有化吸引外资效果微乎其微。在吸引外资方面,俄罗斯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显。1994年正值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1994年前9个月的外国投资仅为7.68亿美元,而1993年为29.2亿美元。而1995年估计仅私有化企业改造所需要的费用就达1500亿—2000亿美元。不少外资、特别是金融“游资”投放到证券市场。多数外国投资集中在那些利润丰厚的原料采掘部门。几年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开发领域的国外投资成倍增长,而机器制造、建筑业的外资增长却大幅度回落。   一些俄罗斯问题专家认为,外资不十分“青睐”俄罗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俄罗斯国内政局不稳;二是外国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由于治安状况不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影响了外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据美国企业家透露,在俄罗斯经营的外国企业,要把总收入的10%-20%拱手交给犯罪集团。   几年来,西方在俄罗斯的投资平均每人只有47美元,而在波兰为326美元,在智利为585美元。截至1995年以前,根据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的资料,在私有化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购买股票只占总额的10%。   5. 私有化恶化了社会局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万人到90万人,最后能够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金字塔顶尖上那不足2000人。   1993年4月份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证券私有化”能使自己变为所有者,1993年底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却降至9.6% 。与此同时,俄罗斯64%的居民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政治手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而取得红利的人数也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4%—5%的股民开始收取“分红”,实际上由于企业大部分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东”已名不副实。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1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1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1公斤香肠。   在社会心理方面,大多数人不认为分得的是国有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是一张“彩票”。俄罗斯学者指出,这种“平均分配”国家资产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经济上也是徒劳无益的。大多数居民没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或所有者”。随着“大众私有化”阶段的结束,“货币私有化”的开始,俄罗斯一些“油水”企业纷纷拍卖、招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俄罗斯 经济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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