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NDEwNjQ0MQ==&appmsgid=10000085&itemidx=1&sign=5b5084093e389a520b1e08f102af58a4#wechat_redirect 为什么新闻界的信誉危机值得忧虑   2013-10-29  方可成   新闻实验室   § 本文首发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这是新闻实验室的第 25 篇文章 § 本文归属栏目： #pH 试纸 # （以公共利益、民主精神检验媒体组织、媒体产品及媒体人）   《新快报》陈永洲案是一个处处充满丑陋和悲哀的事件。站在新闻界的角度看，它让人左右为难，就好像站在一块满是钉子的地上，无处落脚。   第一重为难在于，是否声援，声援什么？当陈永洲以光头的形象出现在央视新闻中，一周前曾表示声援的人们，有相当一部分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司马南吴法天周小平环球时报等则得到了一个天赐良机，嘲弄自由派的火力全开。   坚持认为应该声援的人也有不少，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声援并不是要给陈永洲背书，而是坚决对抗警权的肆意扩张，警惕对媒体和媒体人的随意抓捕、未审先判，坚守程序正义的底线。   第二重为难在于，该不该反省？这几天，已经有不少媒体人在微博等平台上反省这个行业的败坏。但是，也有人提出，现在这个时候反省，岂不正中了党国的下怀？如果借机再来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哭都来不及了。   这种担心自然言之成理。可是，经此一役的打击，再加上此前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反省，不做些什么来自净和自救，新闻人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过去几十年，中国媒体人努力挣脱束缚，不再承认这个职业的合法性来自权力（也即不再是喉舌），而是将其建立于民意的基础上（努力靠近西方概念中的第四权力）。如果民意持续流失，新闻职业何以安身？仅仅靠呼喊程序正义，能够挽救自身吗？   信任危机也意味着媒体人不再具备道义上的优势 —— 而这种优势往往是媒体倡导各种理念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自身不干净，呼喊程序正义是没人听的。以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行业的内幕往往鲜为人知，道义上的制高点可以被壁垒掩护。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被极大改变，信息的丰富度和流通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官方倡导的 “ 舆论斗争 ” 又令形势更为复杂和凶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满足于 “ 新闻界未必是最烂的 ” 恐怕不是什么好的策略 —— 之前新闻界正是竖起道义优势作为立身基础的。   我赞同胡泳老师的观点： “ 专业性到处都在瓦解，公众的参与是挡也挡不住的。企图重新树立壁垒已然是不可能了，所以才要严肃地跟公众讨论如何提升公共意识的问题，跟专业人士讨论如何应对公众挑战的问题。躲在专业的羽翼下已逃不过公众的风暴。 ”   其实，论及专业，媒体人和医生、老师、律师不一样，只能算是准专业人士。医生、老师、律师的职业合法性是真正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就算民众再不信任他们，也需要去医院看病，送孩子去上学，遇到官司只能求助律师。相比起来，媒体人的职业合法性固然有一部分建立在专业基础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按照哥大教授迈克尔 · 舒德森的说法，新闻是一种信任的代理。民众通过媒体获取信息，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代理关系，如果民众不再信任媒体了，他们完全可以收回这种代理的委托。尤其是在这个新传播技术层出不穷的年代，这种收回代理委托变得更为容易 —— 公民记者、官方微博、博客，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直接来源，作为中介的媒体大可以被抛弃。   媒体在这一案件中的角色已经足够悲哀。无论是《新快报》还是 CCTV ，都不过是资本和权力的打手而已，位于食物链的最底端，完全臣服于钱与权，这与媒体人心目中的自我期许、与媒体理应占据的位置相距甚远。陈永洲也根本不能与美国新闻史上的扒粪者相提并论。更悲哀的是，公众看了一圈热闹散开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闻界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如徐达内在他那篇极为详尽的媒体札记末尾所写的， “ 自 ‘ 头版战书 ’ 到 ‘ 命运共同体 ’ ，再到 ‘ 三而竭 ’ ，直至大翻转后的 ‘ 四而溃散 ’ ，整个中国媒体行业 —— 尤其是亲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一批 —— 遭遇了一次巨大的信誉危机，也很有可能，是系列舆论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惨败。 ”   惨败之后，媒体人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继续站在原地呼吁民众一起将枪口对准 “ 大恶 ” ，放过 “ 小恶 ” 。媒体人善于发明理论， “ 大恶小恶 ” 论、 “ 索多玛无义人 ” 论，都可以用来当做论据，但它们都无法解决自身的难题，拉不回正在离开的受众。最终受害的，当然是本已艰难的民主进程。  

为我收过的红包善一个终   关军       曾经有两年多时间，我和王小山同在一家体育杂志做记者。一次与另外几位体育记者聊天，说起王小山从不收取受访对象的任何好处、发布会红包一概拒绝，那几位体育记者的反应无外乎两种：王小山那么有钱？王小山有毛病吧？     据我所知，有个别几家财经类媒体明令记者拒绝红包（通常它被称为车马费），很可能也被同行归为要么有钱要么有病的异类。气候坏到这个程度，一些洁身自好的记者甚至要悄悄退还红包，以免给收受者“造成压力”。李海鹏也说起过行业溃烂带来的不正常现象：他去做蚁力神的调查报道，拒绝了对方装在口袋里的十万元好处费，觉得只是尽了本分，其所在报业集团却要把他按道德楷模塑造。     近些年的媒体行业，你会渐渐看到，收受红包似乎连遮遮掩掩都不再需要了，许多记者甚至乐于比较哪个领域的红包更丰厚，哪个企业出手更阔绰。     多年以前，我在体育媒体做过编辑，也做过记者，偶尔会有机会受邀采访一些活动，通常是品牌请明星代言或为赛事冠名，有时地方政府承办赛事，也会通过公关公司邀请记者。红包总是有的，多则一两千，少则三四百。说服自己可以收下的理由（比如“活动本身确有报道价值，算不得交易”，“这只是帮忙传播信息，无须欺骗或粉饰”），总是比要求自己拒绝的理由更容易找到。即使在当时，我心里也很清楚这超越了记者操守的边界，种种自我安慰，无非是贪欲作祟。     还有一些记者聊起拿红包的正当性，理由竟是“反正我们单位也不报销交通费”、“工资那么低不收红包怎么过”。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们内心毫无不安，觉得这是一笔非常干净的、理所应当的收入。     离开体育媒体之后，那些收过的红包像一个被厌弃的自我，挥之不去。这几年，我想让自己做一个纯粹一些的记者，不去追求这一职业、身份附带的任何利益。我甚至像患了洁癖一样，比如在采访企业家刘永好的时候，多次参与他的商业宴请活动，我却拒绝动一下筷子，搞得新希望集团的人很紧张，以为我是为了写负面内容才如此洁身自好。当然，这样的做法无法让我摆脱一个事实：自己曾经在记者生涯中非正当获利。     收受过红包、车马费这类东西，被我视为自己的职业污点。它在各类新闻的商业、政治交易中确实是最低端、最小儿科的一种，但是最近几年，我越来越不愿意以这些说辞为自己开脱。而且，假如说我的过错真的相对轻微，那就更应该有勇气自我反省，并为那些非正当收益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     最近关于陈姓记者及《新快报》的新闻伦理的争议，让我再次审视自己在新闻操守上的污点。或许真正该庆幸的是，我不曾在尚且贪婪的年纪进入交易更活跃更复杂的媒体领域（比如财经），否则，我如何可以保证自己已有的污点不会扩散成更大的污点？     我要告诉自己的是，一个人的尊严，不仅来自于不受他人侮辱，更来自于不要自我侮辱。当你只获取劳动本身产生的价值，这价值不依附于其他条件而存在，那么你才可以免于自辱。     更何况，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它理应承载高于绝大多数行业的道德自律。换句话说，假如我甘愿放弃尊严而选择更苟且的活法，那也不该在媒体这个平台上充当垃圾。     在此，我要感激那些拒绝红包、拒绝拿职务特性做交易的新闻同行，你们的坚持让我知耻，让我不至于堕落太深、太久。     做体育记者期间，非正当收益一共有多少，很难再作详实的统计，大概能达到七八千元。今天在微信的一个群里，长期做传媒研究的胡泳、张志安老师在倡议发起新闻采编伦理及规范自律公约，如果此事可成，我愿意把那些自己认为不干净的钱全部拿出来，支持对新闻伦理、媒体操守的自我擦拭。对于那令我不安的七八千元，也算一个善终之选吧。

记者何以成“妓者”？   用钱收买的封口固然触目惊心，用权干预的封口更加惊心动魄 胡泳 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遭湖南警察跨省追捕，短短数日，峰回路转。先是被视为一起 “ 记者因舆论监督遭受司法迫害 ” 的冤案，受到其报社及众多媒体人士的声援；然而，陈永洲很快在央视当众认罪，给公开声援的人士一记响亮的耳光。由于他在央视供述收受了 50 万元他人钱财进而写作揭露报道，陈和其所供职的报纸由全国声援的对象，迅即变成了全民讨伐的目标。 在讨伐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个侮辱性的词汇，即将记者污化为“妓者”。这个词固然难听，但其实命中问题的实质。作为一种核心的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遭遇金钱与权力的双重羞辱。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记者收“黑钱”。即将到来的 11 月 8 日，是中国的记者节。五年以前，即 2008 年的记者节，中国新闻界是在“封口费”的耻辱中度过的。在哪一个国度，你会看到山西的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赶到——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在哪一个国度，你会听到挺身而出曝光此奇观的记者在网上不断更换“马甲”，向同行发问一个新闻业的 ABC 问题：“是抵挡不住利诱，违背良心去排队领取‘封口费’，还是继续深入调查取证，冒着生命危险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哪一个国度，记者比传说中十恶不赦的煤老板还黑，以至于被煤老板奉送这样的称号：“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和“吃新闻饭的乞丐”？ 就在山西这个地面上， 2002 年的繁峙县金矿特大矿难中，就曾有 11 名新闻记者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他们不去现场，先去县委、县政府，因为那里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金矿”。曾经读过一篇为第一个记者节而作的纪念文章，题为《我们记者》，其中有一句：“‘新闻记者’，是金子铸就的字眼。”反讽得真好。新闻记者，是“金元宝”铸就的字眼。 　　但公平地说，新闻记者中固然有“害群之马”（请原谅我用这个滥词），其恶迹又怎抵“奥革阿斯马圈”（篡改一下希腊神话，原为牛圈）？繁峙矿难中出事的山西一些报纸的记者， 2007 年在山西大同被打死的兰成长，后来所供职的报社都否认他们是正式记者。的确，他们不是新闻教科书上定义的“记者”，他们是广告员、发行员、采编员，“一肩挑多职”的报社“能人”。谁逼得“马”们除了会跑以外，还得会跳、会捞？当然是“马圈”——那些不良的媒体。 　　还有令“封口费”相形见绌的事情。当年央视曝光了让人诟病的百度竞价排名，很多人就开始推测百度会拿出多少钱消灾。果不其然，百度首席财务官李昕后来确认：百度后一季度“市场营销支出”猛增，费用高达 4000 万，“营销相关支出的绝大部分”给了央视。如果企业竞相以这样的大手笔给媒体付“买路钱”，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大厦很快就会千疮百孔。 　　用钱收买的封口固然触目惊心，用权干预的封口更加惊心动魄。主流媒体的真记者因为深怕踩“红线”、触“地雷”而不作为，这才给了假记者大行其道的空间。中国新闻之软骨症，中国新闻人之无尊严，这方面的故事太多了，仅举一例：中央新闻单位知名记者在南昌调查某职业技术学院欺诈考生，回京后制作节目，播出当天，受骗学生们再也压抑不住愤怒，群起质问学校。同类事件在河南和湖南也爆发了。于是节目反而成了肇事者，停止重播，开会检查。而在很多地方，封口费已然蔓延到了封眼费、封耳费和封手费…… 　　然则，最大的耻辱乃在于，新闻界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丧失了耻辱感，这不仅仅是新闻界的耻辱，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耻辱。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哪有钱买不通的事情？官员是可以贿赂的，记者是可以收买的，新闻媒体是可以通过公关搞定的。清人顾亭林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又说：“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我们的新闻传统中，这种士大夫情怀尚且存在，例如，新记《大公报》有著名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现在，新闻记者却毫无廉耻地“卖”了。新闻界的无耻不是国耻又是什么？ 　　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中，有个警察叫老邢。“天天抓坏人，坏人就在自己身边呀。只抓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不抓自己认识的坏人，让老邢心里又有些郁闷。怎么老抓生人呀，该抓熟人呀；怎么老抓被抓的人呀，该抓抓人的人呀。可左右打量，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处两处；这种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一个人两个人形成的；天下不是一个坏人，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为了一般黑去抓乌鸦，或者为了这帮乌鸦去抓另一帮乌鸦，老邢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但天下如此之大，老邢又扭转不了；想不通，白想不通。” 　　太多的记者跟警察老邢一样，想不通，白想不通。  

【有聲的中國】专栏二 網路會大幅改變中國政治嗎？   文／胡泳   網路 不可能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活。 相反，非正式團體和個人利用網際網路創建自主社群、促進政治參與的方式產生了最大和最積極的政治影響。通過這種方式，網路創造了社會資本。   作為一個網際網路研究者，我在國內外都不斷地被問到一個問題：「網際網路會不會促成中國社會的大幅轉變？」 我認為， 在政治自由有限的國家中， 網際網路 擁有相對較大的民主潛力。在這些國家裡， 網際網路 不只是在傳統媒體之外，資訊傳播和動員的又一個出口，當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縮緊時， 網際網路 以其有效性和靈活性，成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 就中國而言，這種工具並不能保證政治的民主轉變，但它在幫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權、匿名和靈活的網際網路促進了資訊傳播的民主化。在中國， 媒介從來不是獨立的政府制衡機構；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創造國家統一和政治認同的核心工具，對媒介實施高度壟斷。 在這種情況下， 網際網路 成為政府唯一無法完全壟斷的媒介。 公民獲取資訊的成本大大降低，所獲得資訊的豐裕度和即時度，也都有了較大提高。簡言之，公民對於社會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 不僅如此，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訊息的生產，而這在傳統的、國家控制的媒體管道中是無法想像的。 其次，網際網路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由於網際網路可互動的特性，各種公共論壇應運而生，公眾第一次擁有了對公共事物進行評論、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 隨著知情能力和評論能力的提高，他們對社會生活和社會決策過程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種介入程度的提高反過來又促使公民在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對於集會與結社自由匱乏的中國，網際網路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因為實地的集會仍然受到嚴格的監控，網際網路成為一種替代性的活動場所。政府幾乎不可能消除網上集會。同時，興趣相同者開始利用網際網路從事志同道合的事業。 儘管有以上的進步， 網際網路 在中國的發展仍然存在顯著的障礙，可以歸結為三點：中國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網路控制體系，並執行嚴厲的網路監控政策； 網際網路 在全國的普及率仍然有待提高；中國社會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這些障礙使得 網際網路 ，不可能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活。 相反，非正式團體和個人利用網際網路創建自主社群、促進政治參與的方式產生了最大和最積極的政治影響。通過這種方式，網際網路創造了社會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