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open-letter-to-cpc-officials-marks-unprecedented-call-for-reforms/article4459417.ece BEIJING,  February 27, 2013 Open letter to CPC officials marks unprecedented call for reforms An open letter — signed by more than 100 prominent Chinese scholars, economists, journalists and former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 has issued an unprecedented call for political reforms, days ahead of a crucial Parliament meeting. The letter calls on the new CPC leadership, set to take up the top positions in the government following the week-long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which opens here on March 5, to ratif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and establish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China”. The statement is among the boldest calls yet from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push political reforms, an issue that is expected to come up at the NPC session which will se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ake over from Hu Jintao as President. Among the authors were legal scholar He Weifang; economist Mao Yushi; lawyers and rights advocates Pu Zhiqiang and Xu Zhiyong; and China’s most well-know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ng Keqin.The letter wa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based China Media Project after it was circulating on some Chinese social media websites. The authors had initially planned to publish the letter later this week, before the March 5 opening, in a prominent newspaper. After authorities had apparently sought to prevent its publishing, the contents were released online

虚拟报亭中有智慧吗？   胡泳   在知名的报纸中，《卫报》看来像是会率先关掉所有的印刷机。它提出了“数字化优先”（ digital first ）战略，它的高管甚至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   《卫报》的经营负责人亚当·弗里曼（ Adam Freeman ）称，“数字化优先”战略将把传统记者和免费工作的热情公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奔向“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弗里曼说道：“像许多产业一样，报业是偶然开始的，印刷机发明出来，我们用那种方式分发新闻。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到数字化优先。比起关心平台来，我们更关心如何讲述新闻。” 2012 年，这家亏损的报纸开始为 iPad 版收费，但显然还没做好数字化内容全面收费的准备。 2011 年，卫报新闻与传媒集团的亏损额是 4380 万英镑，而前一年这个数字更高，达 5790 亿英镑。该集团拥有《卫报》和《观察家报》。 2012 年 7 月，卫报集团在其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说，它目前已有 1.7 万 iPad 付费订阅用户，已有 80.4 万人下载该应用程序。二者相加，表明《卫报》已经成功地将尝试该应用程序的用户中的 2.1% 转化为付费订阅者。在苹果抽取 30% 的佣金后， 1.7 万 iPad 订阅用户仍会为《卫报》提供每月 11.88 万英镑（或每年 210 万英镑）的收入。 《卫报》 iPad 版的做法是，在两个星期的免费期限后施行付费墙。 iPad 版的转化率远低于《卫报》 iPhone 版用户的转化率 —— 高达 17% ， iPhone 用户每年为订阅支付 4.99 英镑，目前有 8.2 万 iPhone 用户订阅《卫报》。不过二者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别 —— iPhone 版应用程序只为用户提供少数新闻的无限期免费阅读。 相对于从平板或手机应用程序中获益，《卫报》似乎对其网站广告收益更感兴趣。它致力于开拓网络所赋予的机会来传播所谓的 “ 开放 ” 新闻（ “open” journalism ）。它的平板电脑版本相对纸版做了重新设计，同时也从《卫报》的免费网站获取内容。 卫报集团 2011 年从数字广告中获利 1470 万英镑，又从其他电子渠道获利 3100 万英镑，其中主要来自约会服务。 这 4570 万英镑的数字渠道收入足以构成它年度收入 1.96 亿英镑的四分之一。 不过它的税前亏损高达 4380 万英镑，部分原因可归于其在重建上的花费，而这包括为了打造一个 “ 数字优先 ” 的未来而辞掉员工的花费。 《卫报》长期的主编艾伦·鲁斯布里奇（ Alan Rusbridger ）想先在美国进行数字版试验，希望就此为英国的在线业务趟出一条新路，之后再全面停止纸质印刷。然而，卫报集团的所有者斯科特信托基金（ Scott Trust ）的受托人担心，《卫报》撑不了那么长时间。在过去几年，《卫报》发行商一直设法阻止报纸每年亏损 4400 万英镑，但增收速度非常缓慢，而且所有弥补性收入都被用于发展美国版和网络经营。公司被迫逐渐缩减《卫报》的发行规模，取消一些主要增刊。卫报新闻和传媒集团还决定在其 650 名编辑团队中削减 100 个职位。 在得知这家有近 60 年历史的老牌媒体将缩减印刷版业务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 ）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但不管这个呼吁显得多么动人，恐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证《卫报》彻底告别油墨与纸浆。 不过说到新闻的未来，更有意思的是弗里曼的这一段话： “它将是在报社大楼内的记者同大楼外的专才之间的一种协作……他们是专才，因为他们和记者一样关心那些话题。他们不必是教授。” 鲁斯布里奇用一连串排比更有力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开放新闻”。“旅游版在寻找对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环境团队试图扩大环境报道的范围、权威性和深度。国际报道组想要收获尽可能多的来自阿拉伯的声音，以帮助报道和解释那场春天的革命。体育编辑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报道竞逐世界杯的 32 个国家球队。评论编辑希望拓宽辩论的光谱，从政治思想家到科学家到神学家到律师……这家报纸正在超越一家报纸的界限。记者发现自己能够呈现更完整的画面。” 果真实现了这些，即使是全数字版，也不必担心新闻纸内容的“在线”还原，以及虚拟报亭中的智慧了吧。  

http://www.yzzk.com/cfm/inews.cfm?Path=3105096231&File=20130310/yz41650a.htm   中国须兑现人权公约承诺   张倩烨 “中国现行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的不尊重，缺乏起码的人性，这是它的惯性。惯性是个巨大的力量，经过几十年积淀形成的，又捆绑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       近期，中国逾百位学者、媒体人、作家等公共知识分子联署发出公民建言，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国政府一九九八年就签署了此项公约，但始终未提交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十几年来，每逢全国两会，总有人呼吁人大尽快批准公约，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二零零八年一月，超过一万名公民联署要求批准该公约。今次首批联署者已达一百多人，既有秦晖、贺卫方等学者，也有笑蜀、王克勤等媒体人，还有浦志强、周泽等知名律师，以及戴晴、冉云飞、王力雄等作家。 中国当局宣传系统在得知联署事件后立即下发禁令，要求媒体不得对此进行报道，联署全文及名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也遭到封杀，显示此事触动了当局的紧张神经。 百余位公共知识分子为何此时联署要求批准公约，联署动机何在？参与首批联署签名的受访者向亚洲周刊表示，此时发起建言主要有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中国政府签约后，人大一直没有批准，这既有全国人大的责任，也有公民的责任。此时发起公民联署建言，是落实公民责任，由公民向人大施压。 二是此时恰逢领导集体换届。两会后将迎来“习李时代”。习李时代的底色、时代的议程和发展方向不能由习李来决定，要体现出“人民的主动性”，参与时代议程的设置。这个时代刚刚开启，此时公民社会主动设定时代议题恰逢其时。 第三，对“习李新政”进行测试。联署是个风向标，用来测试当局的态度。联署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合力推进的结果，是所有积极、健康的力量全方位推进，不光是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推动，也不是只有体制外才能推动，应该把这些力量调动起来。 第四，把联署作为一个支点。面对中国的复杂现实，要在可用空间内努力。“保护基本人权，这就是我们能找到的空间、撬动各种力量合力的支点。我们提出最低的诉求，让各方面都能找到共识。一种底线推动。” 一位联署者表示：“中国现行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的不尊重，缺乏起码的人性，这是它的惯性。惯性是个巨大的力量，经过几十年积淀形成的，又捆绑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 有联署者评价，公约在过去十五年中一直未批准，因为当局很清楚批准这个公约意味着什么：整个体制没法适应，既得利益会受到巨大冲击。“最后的批准一定是一个政治博弈的结果。没有公民社会力量的推动，没有公民的主动精神，永远不可能实现。” 据了解，该建言文本在形成过程中也曾遭受质疑：联署努力未必奏效。但首批签名者认为，此次行动首先是对执政者的人权教育。执政者有阶级教育、革命教育、党的教育，唯独没有人权教育。“我们以公民的姿态给他们上课，要他们知道人权是需要尊重的，告诉他们社会的反应和需求，这个告知需求的过程就是对他们进行人权教育。现在他们出面封杀，说明他现在看到了，感到压力了”。另外是对公众的人权启蒙，“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政府十五年前签过这个，大家可以提出要求。” 此篇建言提出的是“底线诉求”。联署者认为：“公约是中国国务院自己签署的，是他们自己的承诺，我们只要求他们兑现承诺。” 联署者将这次行动定位为“一次社会运动、一次大规模的公民训练”，最终的方向是建立公民社会。“在训练过程中，让社会成熟。社会自身就会有对权利的要求。社会运动需要题材、目标、方向，由此为社会运动提供一个能够操作的题材和目标。” 联署者表示，此番联署行动“跟革命党想夺取政权是不同的。政权不重要，人权才是最重要的。推动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突破口是在基本人权层面与国际接轨。这跟以政权为目标的路线是有区别的。”     （ 亚洲周刊 2013 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