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4月25日  08 版）  漠河露天市场的一位个体户 贵阳附近小镇上的小商贩 伦敦市内一辆加勒比海移民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 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个体户老王决心“向中央讨个公道”。 　　他先查询114，然后花费整个上午，相继打了十几个中央政府部门的电话。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说自己姓王，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 　　“现在的社会是个啥子情况，我都搞不懂了。每个部门都有权力加一些条件，让老百姓办不成事。你们不厚道，老百姓咋个厚道！”他的语速很快，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这句话在那天上午说了很多遍，每一次他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像样的回答。 　　现实中，只有一个人主动留下了老王的联系方式，还跟他说了好几句“对不起”。这个人叫张道阳，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副处长。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这位年轻官员发去采访邮件，很快得到回复。 　　他这样写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底层农民要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并通过个体经营最终融入城市。但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几千万个体户的声音和利益却往往被忽视。” 　　他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因为在当今中国，“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事关社会公正，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 　　参加工作9年来，张道阳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来电者往往说着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一些个体户执拗地相信，“上达天听”总会得一个公道；另一些人则选择把打通的电话当成愤怒的宣泄口，不由分说地骂出“王八蛋、官僚主义”这样的字眼。 　　面对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质疑、委屈以及期望，张道阳并不忌讳用“麻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就像是法医看惯了死人一样”。 　　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个电话。 　　和大多数个体户一样，老王来自农村。10年前，他放下锄头，带着一点“成为城里人”的小梦想来到成都。进城的第一个月，便因为“个子比较小”，“又没得技术”，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资。后来，他当上了个体户，干过广告灯箱生意，如今做手机维修。他的摊子过去曾有营业执照，但几年前因没有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 　　2008年，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为消除无照经营，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 　　去年，“辅导证”到期，老王想再办个正经的工商营业执照，却遭遇踢皮球的尴尬——当地工商所以房子没有产权证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开具的场所合法使用证明；而街道则称“我们只是个民间组织，没资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还合法的老王就这样成了“非法”，这事儿让他想起过去还收管理费的时候，“追着我们办执照，不去办就处罚，这种事情多噻！”没有营业执照，罚款是逃不掉的，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执法者说他是“危害国家利益”。 　　他把这段经历讲给了电话那头的张道阳。 　　“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满足每个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吗？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他连珠炮式地发问。 　　长期参与个体私营经济登记工作的张道阳告诉他，按照中央颁布的《个体户条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他“应该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我们不跟中央打交道，我们跟地方打交道。每一级部门都有权力增加个说法卡我们，合法的生意，却得干非法的事情才能把钱挣到，老百姓日子咋过吗？”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老王冲着话筒吼道。 　　老王的连珠炮击中了张道阳。放下电话后，他想了许久。 　　“他的遭遇并不新鲜，但这番感受，却无意中替数千万在底层努力经营、希望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的个体户发出了声音。”4月初的一个午后，张道阳坐在办公室里接受了媒体采访，手边是几摞厚厚的公文。 　　张道阳说，自己平时常会与一些学者探讨经济问题，但只要聊起个体户，很多颇具声望的学者都说自己“没有什么深入认识”。在经济学已成显学的今天，他发现，中国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个体经济的学会都没有。 　　这让他感触颇深，“许多利益群体都有代言人，但底层的这些个体经营者，好像没什么人给他们说话。” 　　事实上，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3452.89万户，从业人员7097.67万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国的“个体户”问题关系到上亿人的生计。 　　张道阳表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与什么科技创新、财富积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每天辛苦经营，只是养家糊口，只是为了生存。 　　在发达国家，这个群体通常被叫做小商人。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个体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紧密相关，其意义在于，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发展。 　　“当今中国，还有这么一大群人，他们分得的利益比例与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不相匹配，属于相对被剥夺的群体。”张道阳叹气道。 　　 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在那次20多分钟的通话里，老王说了这样一句话：“各个部门都不厚道，他们要把他们的利益考虑完了，再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这让张道阳想起，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有一个缝衣服的小贩，最开始在显眼一点的位置摆摊，后来因为“没有孝敬店长”，就被调到了消防通道里。 　　“一个店长，本身就是个雇员，都有这么大权力，而处在底层的个体工商户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张道阳感叹，“你就可以想见，有多少管理部门，有多少强势者，就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伤害他们越重，他们孝敬就越多，恶性循环。” 　　另一次，张道阳到外地调研，遇到一个在公寓楼里开美容院的女老板。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审批）上。执法人员对女老板说：“你不达标，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给我拿6万块钱，上面有检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关门几天。”对这家美容院来说，6万元意味着一年请了两个雇工去伺候这位队长。 　　实际上，许多个体户有着与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在我国，涉及工商登记的前置行政许可（审批）起码有100多项，这意味存在相当多的行业，要想在其中经营，拿到营业执照之前，总要碰上一两项前置许可的坎儿要过。 　　张道阳向记者讲起了他参加立法工作时，曾整理过的《网民意见建议》，里面收集了8000多条个体户和基层工商人员的建议。 　　“一些前置审批部门坐享其成，有利的抢着，没利的推着，只坐在家里要钱，心情好了，请我吃喝了，上货了，有关系了，就给你办；否则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儿不好，后天不在，任你跑断腿，看你敢不来求我？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条款时多考虑一下，该条款会不会被某个执法单位当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去扒老百姓的皮。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往往执法者扒了你的皮后，还指着某某条款振振有词地问你，你懂法吗？” 　　张道阳管这些个体户叫“唐僧肉”。他说，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自己做经营的人，其收益总要略好于普通劳动者。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往往没有人愿意摆摊开店，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 　　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网吧的老板，曾将一份年关送礼名单挂到网上。每到过年，他都要包上20个红包，“每个红包1000元是不能少的”。 　　与此同时，在这套外表光鲜、监管严格的管理体制之下，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个体大户”现象。张道阳告诉记者，有的夜总会要雇佣几百人，却可以登记为个体户，从而避开高额税负，就像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一样，很滑稽。 　　 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3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 　　曾是“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在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里，能找到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白底红字招牌的路边摊；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1980年，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号。这个卖纽扣的温州姑娘因此被载入改革史。同一年，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悦宾饭馆”。他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很快，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便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 　　当时，个体户、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属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顺口溜。《中国青年报》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在那段日子里，还发生过一件饶有意味的事。 　　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 　　1983年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其间，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下“呈胡耀邦总书记”。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十几辆轿车鱼贯驶入中南海。一个叫彭小平的个体户特意捏了一组“八仙过海”当做礼品，而来自广东的个体户荣志仁甚至得到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以搞学生餐出名的个体户回忆道：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张道阳告诉记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本杂志叫《光彩》，其名称就来自胡耀邦的这次讲话。 　　1987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在那段个体户的“光彩岁月”里，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拜访一位将3台缝纫机抬进卧室、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价眼前的个体户：“她在赚钱，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 　　张道阳曾经问过单位里亲历过改革初期的老同事，那个年代的经营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亲历者告诉他，那时候的市场很简单，要拿到经营执照很容易，“也没有什么人来折腾你”。 　　某种意义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计划经济部门并没有将精力放在非公有制经济上，严格的管理没有辐射到新兴的个体户群体。 　　张道阳将1995年称为分水岭。那一年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监管部门也随之转型，纷纷“把触角伸了出去”，更多地腾出精力面对所有市场主体。事实上，正是1995年前后，大量行业管理法出台。据他观察，各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普遍借鉴国际标准，标准“偏高偏严”。 　　张道阳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出于对资源、环境、市场秩序等多方面的考虑，确实应该对各种行业设立相关行业进入标准。 　　“但这个标准应当实事求是。”他话锋一转，“个体经济的特点就是多层次性。在我国，仍然存在相当多不发达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相当多不发达角落。就像国际上讨论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样，国家的标准也要考虑广大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情况。在这背后，是对个体发展权的尊重和保护。” 　　他说，如果全国都用一把尺子去评价，无异于通过立法，“合法地把很多人划入非法范畴”。这会造成极大的灰色地带，寻租将反复出现。 　　《网民意见建议》里，“创收”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张道阳坦言，越到基层，部门利益表现得越明显，“每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攫取最大利益，把权力用尽”。 　　张道阳喜欢将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为“门槛”。“门槛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挡水。但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如果我把门槛弄得非常高，你只能爬，或者求着看门的人拉你过去，而迈过去以后就没人再管你了，那门槛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进门的时候难为你一下吗？” 　　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制，大幅提高了商贩的经营成本，商贩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市场，便会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人啊，只要觉得生活还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就会自觉地讲诚信。你把他逼得没有前途了，没指望了，他还讲什么诚信？”他皱着眉头说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时，他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卖米的商人因为向酒厂提供了变质的大米，导致酒厂因生产劣质清酒被媒体曝光，卖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绝望自杀。 　　当地商人告诉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遵守公序良俗，卖变质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声扫地，以后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无法生存了。这样的环境里，小商人都很珍视自己的商业信誉，有很多家庭经营、父子相承的手艺世家和餐饮老字号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张道阳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监管门槛，小商人同样全靠诚信经营。 　　“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都那么卖，其产品也未必比现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问道。 　　 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张道阳遇见过一个年轻的个体户。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从7岁开始我的生活就不那么明亮了”。他从小陪着父母在菜场里做生意，还要照顾风瘫的爷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便在作文里许愿：“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心奔生活的地方，让每个人都可以勤勤奋奋安安稳稳地过上他们的日子。” 　　一篇2009年发表、题为《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的论文指出，进京的农民个体户年平均利润呈逐渐下降趋势。90%以上的受访者提到，以前随便做点生意都赚钱，现在却是稍不努力就赔钱。 　　另一个现实是，政府对于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面临“制度性冷漠”。 　　据张道阳观察，每年进行就业统计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户的数字纳入中小企业计算，而要扶持中小企业的时候，登场的却都是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不会再有人“搭理个体户”。 　　“扶持对不上口，人家哗啦哗啦打麻将，没人陪你打扑克。”张道阳解释道，某些政府部门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往往是谁有能力谁争取，而个体户“连争取的能力都没有”。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很多官员想的是，这些人对GDP没有多大贡献，对财政也没有多大贡献，为什么要扶持他们？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张道阳说。 　　《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一文还指出，城市中的经营性房屋租金越来越高，很多农民个体户不得不集中到四环甚至五环外，或者在城市中做流动摊贩。 　　张道阳的几个高中同学，在中关村最红火的时候租了柜台挣了点钱。有眼光的买了柜台，如今还能经营下去。另外两个人则选择了离开，因为房租把绝大部分利润都吃掉了。他们对张道阳说，在中关村买东西，恐怕一半以上都是消费陷阱，没办法，“不骗，就干不下去”。 　　回到老王，他的小铺子有30多平方米，搭在成都市的一座立交桥下面，每月要交的租金是1000多元。这是他奔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他和父母以及上初中的儿子4个人都住在铺子里。在干个体的前两年，他挣了两三万元。老王曾经想，再挣上几万块钱“就能买房子了”。 　　“现在？买房？想都不要想，这是啥子生活喔！”39岁的老王愤愤地对记者说，“我干了10年喔！” 　　“过去老百姓讲‘吃瓦片儿’的成了现在的食利阶层，而那些个体户忙碌终日却难有回报，说明现在这个分配体制是有问题的，缺乏活力的。”张道阳谈起同学和老王的境况，“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整个蛋糕做得很大，强势者吃完了，还能剩下一块儿，别人也够吃。现在速度要降，强势者如果还像以前那么吃一大块，这上亿的处在弱势的个体户还分什么啊？” 　　他注意到，在美国纽约市曾发生过一件与小商人有关的事情。 　　有议员提出，对纽约一直允许的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结果被大部分议员否决，理由是，取缔占道经营将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从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伤害”。 　　目前，纽约有超过1.2万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86%都是外来移民，其中人数第二多的恰恰是来自中国的小商贩。 　　张道阳评价道，一个穷人过不好的社会，富人同样不会过好。而对一个国家而言，“公正地尊重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发展权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 　　有一年，张道阳去伦敦考察。在一个停车场内，他看到了一辆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车身印着加勒比海风貌的图案。他上前了解，原来这是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靠做小生意为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和家人已经住进了当地社区，逐渐融入了英国社会。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张道阳有所感悟，专门拍下了这个场景。 　　他发现，在发达国家，有大量新移民均是通过个体经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中的组成部分，并逐渐融入城市。 　　在张道阳看来，这同样也应该是中国完成城市化进而完成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单纯打工的农民，无力维持自己和家人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他甚至想象过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想模式：一个农民工，通过打工积累一点钱、增长点见识，然后可以在城里摆个小摊或者开一个小铺，有稳定的收入，他的家庭从此生活在城市里。他的孩子呢，就可以在城市接受现代教育，成为国家潜在的人才资源。第一代的农民工本人终生可能只是个城市里的小商贩、个体户，但他的孩子可能就是个出色的医生、工程师、科学家。 　　但这只是想象。张道阳隐约感到，近几年，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成本，许多怀有此类美好憧憬的农民工兄弟，离他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了。 　　一个广东的小伙子，曾用打工挣来的钱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下来还赚不到1000元。他写道：“没办法，做完今年看来也要关门了。中国又少了一个个体户，多了一个农民工。” 　　成都的老王同样感到营生不易。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一年只能存上几千块钱；娃娃初中要毕业了，没有资格参加中考。但他同时告诉记者，农村也回不去了，“从乡镇到村里的路，只有车轮子上没长荒草”。 　　他如今的愿望是，办下营业执照，再办个5年的居住证。他坚持说，哪怕给他一个很小的门脸，就能养活一家人。 　　在采访当中，张道阳向记者推荐了一位美国社会评论家发表于1902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与贫民窟的斗争》。文中，他专门用铅笔标注了两段话： 　　“我们总要伸出手，将那溺水者从水中拉出的。现在是时候了。再晚一点，我们恐怕将难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沉没的危险。” 　　“不管我们是否拥有兄弟情谊，我们本是兄弟同胞。假如不给纽约下东区桑树街的人以兄弟情谊，我们要想在第五大道繁荣区找到善良公民的美德则是徒劳的。” 　　多年来，每到一个地方，张道阳总要去当地的早市摊儿和各类市场转转，拍一些照片，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个长焦镜头。 　　2010年2月，他到了中国最北的漠河，当时的气温在零下45摄氏度左右。在那里的露天市场，他遇到一位卖坚果的个体户，穿着蓝色棉袄，戴着黑色棉帽，在寒风里高声吆喝，努力经营。张道阳端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如今，这张照片被张道阳放大后挂在办公室里——一位大妈，冻得满脸通红，却挂着微笑。 　　（本版照片由张道阳提供）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5/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北京日报党委书记梅宁华的几条料：一、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因批判揭发有功，曾受到江青召见。二、曾因极力反对胡耀邦先生，被邓力群相中，推荐给陈云当秘书，后因陈云觉得此人与四人帮有牵连，没有任用。 三、在任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因生活作风问题，差一点免职。 相关日志 2012/05/05 — 北京日报成笑柄 2011/10/18 — 戈培尔的名言大部分都被我党实践过了 2011/05/17 — 《岳阳晚报》曝光中石化岳阳个别加油站油质问题，遭全市通报批评违反宣传纪律 2010/12/15 — @yanghengjun 一位激动不已的朋友说现在的宣传部领导就如当年纳粹的戈培尔。。。我打断他说，戈培尔虽然邪恶，但他有信仰，他相信自己的宣传，当纳粹要完蛋时，他担心子女落到“新社会”手里而杀掉他们。我们的宣传部领导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他们把子女送到海外，把国人留在中国受愚弄。 2010/02/08 — 湖南省委宣传部撰文删帖 宣传部一条龙控制舆论 2010/02/05 — TLF:云南真理部的那个伍皓还真是个250 2010/02/02 — 黑龙江信息港 网宣审查记录

黃文廣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 兵：家庭回憶錄》一書4月26 日上市前，《出版人週刊》將此書評為2012年春季10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列為2012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排為春 季推薦10本書第二名；《圖書館期刊》列為10大關注回憶錄之一。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 陽報》等多家媒體刊出書評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美國華人作家黃文廣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寫完《紅小兵：家庭回憶錄》草稿，又以一個半月修改作品、黃文廣告訴《新史記》，其實最煎熬的不是創作過程，而是醞釀過程，他曾有兩個多星期幾乎夜夜失眠，許多往事歷歷在目，各種情緒不斷湧出，有的是內疚，有的是氣憤。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黃文廣 ） 黃文廣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會更有共鳴。” 黃 文廣表示，對於在七十、八十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 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 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文革”時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我 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 西。我20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的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下一本書談文學啟發 目前已習慣用英語思考、以英語寫作的黃文廣，認為用英文寫故事比用中文還簡單。“英文適合用來寫具體的故事，而不是用來描述華麗、張揚的事。”但用英語寫作、主要瞄準英文讀者市場，就必須在某些地方多作些一點解釋，好讓不了解中國背景的讀者更能享受故事。 黃 文廣對《新史記》說，如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準備出中文版，他將加入一些華人更能理解的部分，並刪掉一些英文書中的段落。他說，他將從頭改寫，如果純 粹把英文翻譯成中文，並沒有太大意義。“中文版的目標，是記錄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經歷，不過中文版的推出還在商議之中。” 黃文廣：用英文寫故事比用中文簡單。（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曾 獲2007年筆會翻譯基金獎的黃文廣，譯作可見於《巴黎評論》、《哈波斯》、《亞洲文學評論》等刊物。他將中文作品翻譯成英文時，也不會一字一句翻譯，而 是會進行改寫，他說，中英文的寫作思維非常不同，翻譯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並不是英語能力好就能當翻譯的，譯者本身必須是個很好的英文作家，才能正確、流 暢地將作者的原意表達出。 黃文廣目前正在構思第二本書。他對《新史記》透露，這一本將講述自己如何受到文學啓蒙。書中人物之一是一位比他大10多歲的女孩，喜歡寫作，喜歡外國文學。 在 第二本書中，寄宿學校也會是個重點。“現寄宿學校在中國很普遍，我想講當年在寄宿學校的故事，通過故事讓讀者了解中國文化的特點、年輕人成長過程。”與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樣，黃文廣不打算從政治角度寫下一本書。不同的是，第二本書會是自傳體小說，而不是像第一本，百分之百是真實故事。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是個由風水觀念帶出的故事，黃文廣在書中花了許多篇幅描述祖母、父親、親戚與鄰人對風水的態度，他自己則是年紀越大越相信風水。“雖然有迷信成分，但不必去追究到底是真是假，我不會特別在意所謂奇蹟是否發生。” 黃 文廣對《新史記》說，他對風水的“相信”，是認為它對活著的人確實有存在的意義。“葬禮、婚禮都有各種各樣的儀式，特別是葬禮，要披麻帶孝、嚎喪、祭七七 四十九天，對在世者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心理慰藉，也是很必要的過程。”黃文廣說，當人們行各種儀式時，就寄託了哀思、緬懷，覺得對於死者盡了些責任，放下 內疚。“就好像祈禱，當人無助時，總希望找到一個依靠，讓人抱有希望、解除心理負擔。” 黃文廣在書後提到了西安快速的城市化。這樣的轉變有正面意義，也有負面功效，過去三、四年回一次西安的他，如今每年都回去，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每回西安一趟，黃文廣就越對自己的根，感到驕傲和瞭解。 不 過，西安的負面轉變仍在持續。黃文廣對《新史記》介紹，西安給他的印象就是一個很古老的城市，遺憾的是，他每次回去都深深感受到西安在現代化、物質化過程 中，主要是金錢、功利取向，許多中國文化的標識，遭遇被剷除的命運。“例如祖墳，它是相當神聖的，是一個與家族根源連結的東西，但現在中國人一心往錢看， 把過去相當優秀的東西給拋掉了。” 黃文廣感慨，海外的人拼命尋找自己的根，國內的人卻破壞這個根。“現在到法國去，可以找到1800年代的紅酒店，但到大陸去，找不到百年老店。不過，追求發展和保留傳統之間的問題，是每個國家都會遇到的。”黃文廣對此也很無奈。 身為一位海外華裔作家，黃文廣認為自己得以從外部世界去看中國的過去，且看得更清楚、更客觀，同時可擺脫一些太過激情的情緒，但挑戰是如何讓自己的故事打動這些處在不同體制和文化下的讀者？這是黃文廣持續學習和努力的目標。（《新史記》第7期）

王立军知道向中央告状没有用   温家宝很早就讨嫌薄熙来，尽管胡锦涛和薄熙来在「崇毛」和「唱红」方面有共同语言，胡锦涛并不喜欢薄熙来。至於习近平，隐隐约约地感到，薄熙来是他的潜在竞争者，当然也不喜欢他。   在 中国「党天下」的大环境中，皇位继承虽然不再像朝鲜金家王朝那样世袭，但「太子党」有一种权力继承的「优先权」，薄熙来「根红苗正」，温家宝与胡锦涛总感 到自己比「太子党」矮一头，不喜欢薄熙来，又不敢轻易对他下手。习近平尚未登基，不可能单独起来弄掉薄熙来。一个重庆「独立小王国」的首领，北京的「中央 皇权」就只能忍着他胡作非为。   中国政治的「成功者」往往心毒手狠，薄熙来的父亲薄 一波早就有名。一九八六年时，邓小平已经不喜欢胡耀邦了，但要把一个总书记拿掉，总要有点「说法」。一九八七年一月，薄一波主持「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 会」，心地善良的胡耀邦，被薄一波几下就打翻在地。薄熙来与他父亲薄一波相比，青出於蓝胜於蓝，现在这一代，「心毒手狠」似乎无人能比得上薄熙来。   重 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薄熙来「打黑」运动中，是有力的执行者。凡是被薄熙来盯上的人，不「黑」也是「黑」，不想死也活不了。尽管中国名义上是统一国家， 重庆「独立小王国」的「皇上」就是薄熙来。凡是薄熙来定下的冤假错案，谁想翻也翻不了。王立军在海伍德案问题上，还有底线，不认同薄熙来的做法。当薄熙来 不信任王立军时，王立军左思右想，想不到任何办法能够逃出薄熙来的手掌。   王立军知 道，他向中央告状没有用。如果向中央告状，中央早有薄熙来的「线人」和「保护伞」，今天告状，明天他就会在重庆被薄熙来整死，而且是真正的「死」。即便王 立军找到胡锦涛本人，胡锦涛完全相信王立军的话，胡锦涛对薄熙来也会「不作为」。按理说，王立军在重庆是「死」定了，但聪明绝顶的王立军竟然想到了「美帝 国主义」，跑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告状」。这一下，胡锦涛「不作为」也得「作为」，胡温习三人联手，薄熙来的命运发生了大逆转，从云端跌到万丈深渊。   胡锦涛是薄熙来「唱红」的后台   「倒薄」之所以如此困难，有三大原因：   一是「毛泽东思想」名义上仍然是今日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的权威」，毛泽东的许多政策被抛弃了，但没有从根本上「非毛化」，不少人以为可以从毛泽东的「平均主义」中找到抵制「两极分化」的出路，在这一点上，胡锦涛与薄熙来不谋而合，胡锦涛实际上是薄熙来「唱红」的后台。   二是，薄熙来是「太子党」中既能干又野心勃勃、敢作敢为的人，而平民出身的胡锦涛，总是小心翼翼、奉行「不作为」政策，胡锦涛长期的「不作为」实际上纵容了薄熙来。   三是中国的最高权力，为「九人常委」分割，公检法没有制衡，司法权集中到一个宪法上没有规定的「政法委」手中。在民主制度下，最高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有分权制衡，但最高行政权力是不容分割的。而「九人常委制」造成了今日中国的「多头专制政治」。   儒家学说：「天子」由「天」惩罚   在 国家权力的纵向结构上，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实行的就是「中央集权制」。薄熙来式的「独立小王国」，与春秋战国时期当然不同，北京有把省、直辖市的领导人随时 调动的权力。许多地方，一把手大权独揽，与「土皇帝」差不多，只是与薄熙来程度不同而已。这几年来自焚的二十多位藏人，实在找不到其他方法可以申诉自己心 中的不满、冤屈，他们一没有可能到成都美国领事馆，二没有王立军的地位。在中国各个地方，受了冤屈，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二十三年前的「六四大屠杀」 铁证如山，赵紫阳、天安门母亲却无处伸冤。王立军事件对中国人心震动之大，是因为王立军独自一人做出了改变一个人口超过台湾的地区的政局，并影响到未来中 国政局的大事。   公正、正义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之所以重要，在於没有公正、没有正 义，就是没有光明，就是黑暗的国家、黑暗的地区。无论是中央集权制、地方分权制、联邦制国家，地方的不公正、不正义，中央或联邦仍然有办法去调节。这次北 京解决薄熙来问题，就是在中央无能的情况下，中央对地方严重的不正义的一次意外「调节」。问题是，如果强势的薄熙来成了「皇上」，中国全国更严重的不公 正、不正义，就无法调节。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努力，终於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建立和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不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不会发 生薄熙来式的「唱红打黑」和王立军事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当全国普遍没有社会公正、没有司法正义时，调节的方法就是革命、政变或非常手段。   在 中国的儒家学说中，「天」的权力高於皇帝，儒家把皇帝叫作「天子」。「天子」有权惩罚地方诸侯和文武百官，而「天」通常用「革命」、「政变」、非常手段惩 罚「天子」。儒家告诫皇帝要实行仁政，提倡「贞观之治」，就是说，专制独裁也要有限度，超过限度，「天」就要对皇帝实行惩罚了，这个惩罚的办法就是「王朝 更迭」，新的王朝代替旧王朝。说实在话，中国传统儒家的办法实在笨，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不仅是长期的闭关锁国的结果，也是儒家要「天」来惩罚皇帝，要用 革命、政变、非常手段调节全中国普遍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和司法黑暗，而不能跳出王朝循环。   薄 熙来是一个政治狂人，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秦始皇──毛泽东──薄熙来」，他想步秦始皇、毛泽东后尘的想法，在今天中国，完全是行不通了。据说，薄熙来事发 后见到周永康，周永康说，这就是「命」。因为今日中国的「皇权」如此衰落，加上当朝「天子」胡锦涛「不作为」，对定位「秦始皇──毛泽东──薄熙来」这样 的人，就只能靠「天」惩罚了，王立军是代「天」惩罚薄熙来的人。     二○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严家祺， 《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