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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丢的是自己的脸，不是故宫的脸，也不是中华文明的脸，更不是人类所有文明的脸 先是皇宫禁苑，再是文物宝地，在人们的想象中，北京故宫必是重重机关，步步暗算，敢于行窃而又能够得逞者，必是身怀绝技的江湖高手。根据这类想象创作的电影小说，数不胜数，都颇为流行。 忽一日，传言故宫文物失窃，民众大为惊讶，既为贵重文物流落黑市惋惜，又为故宫的安保疏漏感到遗憾，同时也期待着一个比电影小说更精彩的江湖故事。不曾想警方破案之后，行窃者不过是一“小毛贼”，既没有多方协作的作案团伙，也没有令人大开眼界的高科技。他只是往暗处躲上一阵，趁人散去之后，拉了电闸，砸了玻璃，见到金银，怀揣手捧，仓惶而逃。可笑的是，他在途中曾被保安拦下，复又逃脱。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他在紫禁城的最后日子里，把若干贵重文物，托人带出去变卖，自然没有什么障碍。于是有人分析，此番文物失窃，情同此景，必是里应外合。但是这无法证实，只能白白地生气。再说，即便如此，你就不能把戏演得更专业一点吗？ 气还堵在喉咙里，忽然传来乐事。原来警方破案之后，一位故宫副院长带队去送锦旗，旗上大书“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此一“撼”字，令人怀疑失窃的文物中包含了《康熙字典》。如此明显一个别字，竟然要等媒体来揭露，故宫方才知道。最为可笑的是，故宫知道之后，竟然狡辩说，“撼”字没错，比“捍”字显得厚重。“跟‘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中‘撼’字使用是一样的。”如此自欺欺人，以为大家都跟他们一样白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就是一桩糗事，故宫管理者丢人现眼，各自找地洞钻去。那位副院长，以及他的上司，不要说斯文书生，就是学学讲点颜面的江湖盗贼，也应该自认能力有限，辞职谢罪。他们仍然厚着脸皮在那个位置上呆着，是比错别字更大的笑话。后来又有人揭露说，故宫内的建福宫，成了超级富豪的私人会所。故宫仍是抵赖，但民众普遍宁信其有，是为对此番笑话的注释，乃见利忘义耳。 不过舆论很少意识到，锦旗上写错字，写了错字还狡辩，固然可笑，但送锦旗本身也是一大笑话。警方保卫平安，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世上重要的事情，何止于此？农民日日劳作，种出大米，供你生存所需，难道就不重要吗？没见过谁因为有白米饭吃，就给农民送面锦旗去。为什么不呢？因为他觉得这是我花钱买来的，已经货银两迄。难道警察就没有拿薪俸吗？又有人说警察工作辛苦而且危险，但他们能跟煤矿工人比吗？可也没见有谁用了电之后去给矿工送面锦旗！ 接下来舆论自己也变成了笑话，那就是开始拉风，大话连篇，说故宫丢物又丢人，而且丢的不仅是自己的人，更是中华文明的脸。几年千的文明，都被你这一个错别字给弄没了。更耸人听闻的是，一位曾经在教育部门做过官员的论者，痛心疾首地说，“其实，故宫丢失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夸张一点说，人类所有精神文明的成果在这短短的几天内都被他们丢失殆尽！” 故宫固然承载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它真的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全部或者最高成就，甚至代表了“人类所有精神文明”？好吧，你可以这样断言。但是那些故宫管理者就可以代表故宫，从而代表中华乃至全人类文明？一般人会认为，故宫这种文物重地，起码会让有文化的人去管理。可是有谁知道故宫的管理团队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他们怎么就取得了代表文明的权力呢？ 这两年民间舆论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意识到“被代表”的荒谬，这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可是在一些被习惯性神圣化的事情上，人们还是忍不住主动要求“被代表”。有人在外国旅游时大声喧嚷，仅仅因为他是中国人，从来不出国门的人也觉得他丢了自己的脸；有人在美国当了个议员，仅仅因为他是华裔，中国人也偷偷乐。 我要说的是，故宫安保疏漏，送锦旗，写别字，建会所，真的很丢人。但是，管理者丢的是自己的脸，不是故宫的脸，也不是中华文明的脸，更不是人类所有文明的脸。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丢的不是我的脸，也不是你的脸，更不是我们祖宗的脸。有诗为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爸是你爸，李刚是李刚！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最近，中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5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国9成食品含有添加剂。加上在4月份集中曝光的染色馒头、毒豆芽、毒生姜、牛肉膏等食品安全事件，民众突然发现，中国食品安全已经到了濒临失控的边缘。“凑合着吃”开始向“还能吃什么”转化。 眼下，媒体和社会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监管渎职和道德滑坡，鲜有人将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与农村的衰败联系起来。 “我们GDP成为全球第二，但农村还停留在原始状态。最近出现的墨染粉条、毒奶粉、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忽略了农村，只把目光盯在城市，忘记了农村的生产有多么低水平。” 说出上面这段话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对中国农村有着深刻体验、正在大力养猪的亿万富豪，网易的CEO丁磊。当我首次在报纸上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心灵深处极度震撼，在铺天盖地的分析评论中，唯独他的分析直指了中国食品危机的根源，彰显了企业家的悲天悯人情怀。 虽然类似于染色馒头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纵使没有农村的整体衰败，在城市里一样会发生，把食品危机根源完全归咎于农村衰败过于苛刻，但是当下的农村真实的经济萧条，绝对是加速过去这些年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重要根源。如果农村没有那么多的荒地，农民务农积极性较强，劳动力没有全部外流，中国的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呈现出今日这般的惶恐不安。 每逢春暖花开的时节，很多南方人都会想念“老家”的那金黄一片的油菜花。每年春天我回安徽老家的时候，都会被这美丽的油菜花所吸引，儿时在花地里面嬉戏的情景历历在目。可如此美丽春光之下的农村，只剩下了常年缺乏母爱的留守儿童和医疗保障不全的老人，只剩下了符号性的房子，只有了臭烘烘的水沟。我常常与身边的来自农村的朋友聊天，他们都在感叹“老家”的面目全非。 的确，中国农村现在真实的衰败和萧条状况，绝对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由于农村近20年，尤其是刚刚过去这10年的急速萧条和破落不堪，农村的生产水平已经十分低下，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在外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添砖加瓦。特别地，随着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荒芜成为普遍现象，富有体力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像中国这样，有三五亿人长期不是在居住点附近就业，而是在全国地域范围内大规模的流动，着实是举世罕见。 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其最致命的负面影响是农民自己不养猪、不种粮食了，更别奢谈畜牧业、渔业、林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了。现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像石化、造纸、纺织等高污染项目，往往成为那些所谓的“富裕”村镇的经济命脉，而与之伴随的则是工业垃圾带来的重度污染，甚至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癌症村。于是，食品全部等于工业化生产制造。 甚至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农村，都没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费孝通《江村经济》笔下所描绘的活泼和繁荣景象，农民的生活品质也未必能达到同等的境界。现如今的“江村”，在GDP增长上固然较之当年已经不可等量齐观，但是如果将全国十几万个农村整体联系起来看，农业发展的确未必能够达到1936年“江村”的水平。当然，这里所说的发展并非是物质层面的，而是整体的发展质量，从粮食种植、副业发展、贸易、家庭、宗族等多方面衡量下来。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贪官许宗衡被判死缓的消息令人吃惊，大家不明白一个鲸吞数亿、性糜烂以及为害一方的大贪官，罪行何以仅剩一项缩水至三千多万的受贿？他又是如何交代同伙立下了可饶恕的功劳？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莫测，真相的铁门紧锁着，大众只是觉得许宗衡有能耐让自己不死。 一项统计表明，近三年，副部级以上十八名贪官无一人被杀（五人被判无期徒刑，十二人被判死缓）。大家都明白，死缓意味着什么，这是生路的代名词：立功减刑，保外就医，提前出狱，逍遥法外。而且，他们在狱中享有一般犯人难以想象的待遇，这种待遇与入狱前的级别成正比，陈希同、陈良宇等人的“贵宾待遇”令工薪阶层为之眼热。他们总算明白“一日为官，终身是官”的道理。 他们为什么不死？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一直萦绕在中国老百姓心头。据说，当代几个政客在推翻前任领导人后，提出了不杀“政敌”的意见。将大大小小的贪官置于政治争斗失败者的角度考量，貌似人道，只不过这种悲悯之情，是以牺牲法律和正义为代价的。在不彻底追究罪恶的实用主义策略下，玩世者得到了最大的好处，这些对国家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恶人，作为“识时务者”而得到可怕的宽恕。 我们为什么要罪孽深重的贪官去死呢？贪官的危害并不在于数额，哪怕那是个无止尽的阿拉伯数字，也仅仅是个钱的丈量。而且，似乎那钱也容易收回——反正贪官平时不用花钱，他们像辛勤的蚂蚁一般攒钱，是为了自己隐匿后再享用。在明白人眼里，似乎只是把属于国家的钱挪了个窝，最终还是收入国家囊中。如此说来，我们好像还应该感谢无数贪官，他们为国家保存了那么多宝贵的人民币。 贪官带给社会的损失却是切切实实的。贪官们拥有予取予夺的权力，在他们的属地里，个个都是暴虐之王，一言九鼎。他们谋取私利的政绩工程，同时也是敛财工程。他们对一个地方、行业的蹂躏是全方位和毁灭性的，他们所到之处，正义和公平消失了。他们指鹿为马，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好人噤若寒蝉，坏人如鱼得水。名义上是公民，实际上沦为权力依附者的员工，唯老板之命是行，一个个地方成了奴才国，法律失效，良知沦丧。这种正义的丧失，会使大多数无权又不愿趋炎附势者，失去所有可能的升迁机会，不合作者、反抗者甚至有丧失性命之虞。在一个人妖颠倒的囚笼里，他们会逐步丧失生活的信念，自暴自弃，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贪官对资源的掠夺与浪费相辅相成，他们在占有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同时，造成社会的极度不公。他们的穷奢极欲导致多数人的生活贫困和性贫穷，扭曲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而且“示范”出一套无耻的生存术，令道德丧失，礼义廉耻尽失。 我在姜人杰二审结束仍维持一审死刑的结论后写了《杀人放火做贪官》一文，认为姜人杰虽然在苏州造孽深重，罪当诛，但应念及交代而赦免死罪，给予奖励，以鼓励更多的人自动坦白。如果不杀陈同海的理由是以其交代故，也应以同样原因不杀姜人杰；如果以腐败处陈同海以死刑，也应以同样罪名处死姜人杰，而不管他们交代如何。我不能同意安迪先生的说法，他以为姜人杰不识时务该受处罚。我以为，他总结的贪官免死三原则“自首、退赃、检举立功”，仅仅适用于一般贪官，对陈同海、姜人杰这样的大贪官甚至更大的贪官，绝不适用，否则便是纵容他们作恶。“刑罚体系的设计者们更多地考虑到了对人和对生命的尊重，更多地愿意从善良的角度看待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更愿意给人以悔过的机会”，此话大谬，如此穷凶极恶的犯罪，自他们作恶之日起，已经不配被当做人去“尊重”，也已经没有“悔过”的机会了。他们在入党做官之时，已经不同于一般人，对其要求只能比老百姓高才行。如果没有这样的原则，我们不啻于鼓励奸佞投机之贼，打压改悔坦白之心，其道德后果极其严重。 安迪先生随后在《罪与罚的逻辑——与老愚先生商榷》一文里，论定我“似乎”是主张“贪官不死就是轻判，就是对贪官的放纵”。我并没有要贪官死，而是要求平等处罚他们。所谓平等，有二个含义：一是同等罪孽的贪官应该领受同等刑罚；二是与一般公民相比，不能因为有官职而轻罚，因为与老百姓损坏或盗窃数万数十万而动辄获得死刑相比，贪官们实在是太受法律优待了。 罪孽深重的贪官，无论其如何忏悔，我们无从区分其中的真伪——这一点安迪先生也认同，但他却好像找到了一个甄别的普世标准：视其悔改的行为，如挽回损失，退赃而定，他甚至设问道：“倘若我们可以接受盗窃一万元的罪犯比盗窃一百万元的罪犯判刑轻，或者同样盗窃一百万元的两个罪犯中积极全额退赃的那个量刑轻，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贪官的时候退赃不能够成为量刑较轻的一个原因？从陈同海到许宗衡，他们的非法所得已经被追回，固然其职务的廉洁性已经被侵害、犯罪已经形成，但犯罪恶果已经被尽力消弭，在量刑时是否可以（是可以，而不是必须）考虑从轻？”如此解说，“犯罪恶果”完全可以量化为数字，似乎贪官只是贪了一点钱而已。 紧接着，安迪先生开始为贪官争取与庶民的平等处罚权，“老愚先生提出对官员们的要求应当比普通人更高的建议，但却恰恰忽略了我们呐喊多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倘若允许法律上的不平等，那么一定有人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 我看到的是对贪官的呵护，生怕误杀了误判了，重判了，在安迪先生眼里变成了他们受到不平等待遇，法律在为嗜血的老百姓而弯曲。其中的差别，细细想来，全在于我看到的是北京杨佳、辽宁夏俊峰等一干弱势群体反抗官人被迅速判处死刑，不容辩护的决绝——从重从速，要脑袋落地。而他关注的是贪官的真诚忏悔，竭力退赔。一个大贪官在他眼里比一个杀人犯要弱势得多。他由此得出陈同海、姜人杰、许宗衡等人的量刑“恐怕基本上是合适的”结论。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的是，当主张对陈同海们杀无赦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使社会公众过得更好，还是仅仅为了享受杀戮的快感？”可以找出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解脱那些多如牛毛、罪孽深重的贪官，但你如何同时让反抗暴虐的民众免于死刑的威胁？我们要求享受平等的“杀戮的快感”，这有错吗？ 相关日志 2011/05/13 — 许宗衡受贿案大缩水 江系反扑团派 (0) 2011/05/13 — 苹果日报揭秘：许宗衡替哪位中央领导坐牢 (0)

路苗（音）很少讲英语。他从未出过亚洲，也不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创建了一家非常成功的软件公司，在欧美销售iOS应用。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黑麦工作室的传统中国儿童故事应用已经被下载了100多万次，价格0.99美元，支持iPad和iPhone。路在科技中心海淀买了一套带院子的房子，将其变成了一个游戏厅，里面有一副大大的米开朗基罗的油画，和一小片竹林。他的员工分布在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成都，开发软件、视频和音乐。 32岁的路说：“苹果应用商店这玩意儿大大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此前，我有一家广告公司。我们尝试了一些新东西，找到了很多客户。应用商店帮我们把产品推向全球。” 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外包目的地，但越来越多创业公司通过应用商店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全球公司，而无需大量营销和广告投入。其它国家的应用开发者混的也不错，但在中国尤其如此，那里跃跃欲试的创业者一直苦于政府管制，无法获得风险投资。 这些创业者现在可以为iPhone和iPad开发原创的社交游戏和其它应用，并希望未来搬到Android上。他们正在尝试很多其它公司的没能做到的事情，开发跨文化、跨市场的商业计划和产品。 对苹果而言，大量中国应用开发者的涌入长期内会让中国用户更加喜欢苹果设备，苹果也在大力讨好中国用户。随着在中国销售额的激增，苹果计划未来几个月内在中国开设更多苹果零售店。上个月，苹果报告称第二季度大中华地区（台湾、香港、大陆）的收入不到50亿美元，约占苹果总收入的10%，而就在几年前，这一比例只有不到2%。 来自上海iPhone应用开发公司  Mobile Now 的 Allen Hsieh 称，整个大局已经改变，小公司也能做大事情。 去年六月，一家iOS应用开发商在798艺术区举办的一次大会吸引了1000多名开发者。开发iOS教育应用的博看科技已经在北京建立一家学院，目前已培养了400名工程师。该公司称iOS给所有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他们的毕业生工资是同行的两倍。 中国能否崛起一批科技公司我们不得而知。这些怀揣全球梦的创业者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不仅要满足美国用户的文化需求，还要达到西方消费者的质量标准。 AppAnnie（总部在北京） CEO Bertrand Schmitt 认为中国创业者视iPhone和iPad为一种廉价渠道，可以把自己的应用推向全球。他们不得不在中国之外建立起特殊联系。 苹果已经开始悄悄地接触中国开发者社区，并提供某些支持，尽管苹果中国代表拒绝透露细节。 中国的开发者有很多面向全球市场开发应用的动机。中国有8.5亿多移动用户，全球最大，但都被国有电信商垄断。不经手机游戏和应用开发者正在通过应用商店走向全球，很多软件外包商也正在把目光投向应用开发领域，因为他们想摆脱外包。很多开发者试图掩盖总部在中国的事实。他们害怕人们不会购买来自中国的东西，因为人们担心安全问题。 但中国开发者不仅面临形象问题，那些缺乏西方经验的开发者正在努力和西方文化保持同步，他们还需要改进自己的技术。而在中国他们不需要这么做，在中国如果你要成功，你有没有业内熟人和应用质量同等重要。 这些中国应用开发者最终会赶上西方开发者。由于中国手机市场巨大，中国文化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这也正是黑麦工作室的战略，他们向西方受众销售中国儿童故事。比如以中国传统风格演绎的图书应用《年兽》和《小蝌蚪找妈妈》。 路说：“我们的产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欧美消费者以前没有见过。我们公司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正在专注于品牌建设和形象建设，把我们的平台做得更大。” via 转载请注明：文章来自 36氪 。

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发此一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5月2日，郑永年先生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即中产阶层社会。由于中产阶层过小，社会稳定缺少基础，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主导。 　　郑先生认为，央企的扩张造成了“国富民穷”的局面，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正义和公平。 　　不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出于对特权的维护，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推动社会改革。 　　特权阶层之外，还有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富贵阶层，其所拥有的财富量，不容小觑。日前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0年，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销售增长了30%——这或可看作富人消费能力的一个见证。 　　权势和财富的结盟意味着腐败。5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高尔夫球场的激增指向中国的腐败”一文。文章援引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已经从2004年的170个增加两倍，发展到目前的近600个。 　　除了玩高尔夫，富人们开始经营农场。5月3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在渴望进行新一轮投资的中国富人中，购房热冷却下来，经营农场开始热起来。 　　上个月，中国互联网巨头丁磊宣布他的公司将建占地1200亩的养猪场，京东网上商城的老板刘强东也在老家租了5000亩的土地种植水稻。 　　尽管《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有机食品行业一定会兴旺起来，因为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优质粮食和肉类的需求在增加。实际上，真正有实力投资农场保证自身食品安全的是富裕阶层，中产们除了抱怨几句，在超市购物小心点儿之外，别无他策。而对于特权阶层，有着特供的食品，自然也不怕“瘦肉精”的侵袭。 　　权贵阶层“偷”走了本该属于中产阶层的财富，也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光是中产阶层，农民们的日子也遭遇威胁。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2日报道说，非法征用正威胁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发现，非法用地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研究所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对中国17个省1564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发现37%的农村近年出现过农田非法征用的问题，60%的农民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说：“你问农民，村干部们拿到的补偿金哪里去了？他们通常会说‘吃掉了’，每天晚上大宴小酌，都挥霍了。一个村庄很贫困，但村干部们可以在豪华的二层砖楼里上班，里面有空调和取暖设备，外面停着几辆德国大众轿车。从技术角度说，他们是没有私吞，但确实属于挪用。” ———————- 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美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特权阶层“偷”走社会财富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 　　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相关日志 2010/09/17 — wild007:时事杂谈 (0) 2011/04/29 — 最后一根稻草 (0) 2011/04/22 — 【中产阶级到底得罪了谁】关于个税，希望你顶我 (0) 2011/04/14 — 老愚:做“人上人”的诱惑 (0) 2011/04/11 — 中产月薪万元不如公务员四千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