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杂谈）

作者： 汪康哉   一、信息闭塞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 “ 三人成虎 ” 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 “ 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 ” 。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 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补充：相比毛时代，如今新闻较以往开放的多。信息控制大大失灵。老百姓知道的内幕多了。自然不满也多了 ] 。 二、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 “ 单位 ” ，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 …… 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中则关进 “ 学习班 ” “ 牛棚 ”—- 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 “ 帽子 ” 便你具有 “ 阶级敌人身份 ” 也即使你沦入贼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三、阶级斗争 “ 无产阶级专政 ” 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 “ 镇反 ” 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 “ 阶级敌人 ” 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 — 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 —- 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 “ 阶级敌人 ” 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 “ 清宫秘史 ”“ 胡风反动集团 ” 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 “ 最高 ” 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 “ 反动分子 ” 。 从 “ 高饶事件 ” 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 “ 反党分子 ” 。 从五七年 “ 反右 ” 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 “ 右派 ” 。 从五八年 “ 反右倾 ” 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 “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 从六十年代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口号提出后，举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举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 “ 现行反革命分子 ” 。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 “ 坏分子 ” 。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 “ 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 。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 “ 叛徒、特务 ” 。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 “ 走资派 ” 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 “516 分子 ” 。 总之： “ 阶级斗争 ” 越来越 “ 异化 ” 了 —-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不过，实用价值很大 —- 打起阶级斗争旗号，就为大规模镇压，放开手镇压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对如今，在民主法制形式下镇压起来缚手缚脚）。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 “ 阶级敌人 ” 造成的）。 四、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 “ 群众运动 ” 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１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２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 “ 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 ” ）。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 “ 批评与自我批评 ” 。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 “ 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 ”“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 。 ３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 “ 群众专政队 ” （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４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 “ 挑动群众斗群众 ”“ 以群众制群众 ” 。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 群众运动 ” 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 “ 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 。 “ 群众运动 ” 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 —- 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 “ 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 ” ，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 “ 群众运动 ” 始终有群众基础）。 “ 群众运动 ” 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 —- 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 —- 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 “ 运动 ” 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 。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 “ 与人斗其乐无穷 ” 的人。 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五、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 “ 地主分子、富农分子 ” 。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 “ 血统论 ” 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 “05%” 。其实，若加上 “ 血统论 ” 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 20% 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 “ 把监狱放在社会上 ” 让 “ 群众专政 ” ）。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 “95%” 打压 “05%” ，取得如下效果： １ “ 转移视线效应 ” 。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 “05%” 头上。转移了 “95%” 的视线。 ２ “ 排泄渠道效应 ” 。使 “95%” 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３ “ 杀鸡吓猴效应 ” 。由于 “95%” 到 “05%” 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 “ 戴上帽子 ”—- 即把你从 “95%” 划到 “05%” 中去。于是 “95%” 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 “05%” 。所谓 “ 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 表面是对 “05%” 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 “95%” 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４ “ 地位比对效应 ” 。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 “ 中产阶级 ” 。而设置了 “ 贱民阶层 ” 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 “ 中层 ” 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 “ 臭老九 ” ，是 “ 被改造对象 ” ）， 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过有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 “ 内部控制使用 ” 。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六、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 “ 盲流 ” ，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 “ 收容教育 ” 。连 “ 暂住证 ” 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 —-“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 ” ，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 1 点。 七、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 “ 等级平均 ” 。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毛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馀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例：大陆首富家产上亿元。有私人游泳池、空调等。而普通工人（即 “ 领导阶级 ” ）普遍月薪三四十元左右，存款能上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唯一家电大概是支手电筒。极而言之的悬殊，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群大队干部秘密开会分上几麻袋粮食半片猪肉，也许就挺过了大饥荒。而没分到的社员可能就全家饿毙。尽管队干部只比社员多分那一麻袋粮食，看绝对数字并不悬殊，可在那个时候，就是生死之区别，还有比生死之别更悬殊的结果吗？如今贫富怕是悬殊不到这个地步。 现在，老百姓的机会要多些。起码，老百姓也可以致富了。现在，再悬殊，困难贫民也有底线（低保），不至于到大规摸饿死人的地步。所以，现在比过去要平等些。 过去现在同样不平均，同样有贫富悬殊。严格的说，过去贫富还更悬殊。但过去民怨较小，原因： 在行政级别与经济收入成正比的同时，行政级别还与知情权成正比。 级别越高，知情权也越大。级别越低，知情权也越小（平民百姓只能阅读宣传教育类报刊与听单位领导作形势报告。那不是新闻只是宣传教育） 所谓 “ 信息不对称 ” 上知下，下不知上。（理论为 “ 权力与分配成正比，与透明度成反比 ” 。） 级别越高，其消费状态也越保密，不为平民所知。上面人再富，下面人不知。 俗话说： “ 富人知道别人比他穷，穷人不知道别人比他富 ” 。所以穷人富人都很满足。 给人一种均贫富的表象，不致为贫富分化而引发民怨。 所以社会安定了。 况且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 “ 一厘钱精神 ” ，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 “ 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是 “ 变修 ” 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 “ 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 。 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权钱分离。老百姓之间有穷有富。当官之间也有穷有富。乱了。令许多人不满 ] 。 八、个人崇拜 .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积代会、 “ 雷打不动 ” 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毛之语录称为 “ 最高指示 ” ，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 爹亲娘亲不如毛亲 ” ， “ 三忠于四无限 ” ， “ 毛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 ” 。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毛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 ” ，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 “ 大批判 ” 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 “ 大救星 ” ，总会解救我们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wanfengchuizhou 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wanfengchuizhou                                                   （ http://bbs.tecn.cn ），版面：极目楚天 建国以来 , 我们外援打了水漂的清单 建国后，毛主席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一穷二白。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援 “ 非洲兄弟 ” 、援 “ 社会主义明灯 ” 、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 “ 革命 ”…… 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士兵的生命 …… 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 能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 …… 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国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 76 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 200 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 “ 要多少给多少 ” 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政府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 200 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 80 年代，李光耀的估计是，中国援了 10 亿美元。当时（乃至今天），我们是那么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苦；子女们还处在 “ 嗷嗷待哺 ” 的生死线上，我们的 “ 家长 ” 对子女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 但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 “ 势力范围 ” ，甚至连聊以自慰的 “ 友谊 ” 都没有得到！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 “ 非洲兄弟 ” 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 、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我们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粮食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 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飘，无声的水飘！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 1964-1970 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 90 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 200 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 4000 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 Cai 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 1962 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啤颉蜮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 “ 伟大运动 ” 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毛主席的决策一样，施行 “ 一边倒 ” 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 、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 “ 同志加兄弟 ” 的亲密伙伴，从我们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 “ 主义 ” ！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 1.6 万支，大炮 4,630 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 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 1,100 位（也有资料说是 2,000 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 4,200 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 30 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 …… ）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 “ 友谊地久天长 ” 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 “ 同志加兄弟 ” 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 — 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越南人 1978 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 年长一些朋友兴许会想起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 更加令中国人痛彻心扉的是狼心狗肺的越南人把俘虏的 70 多名中国女兵在疯狂进行长时间的轮 ◎◎ 之后把她们全部一个个肢解成海豹人（斩掉四肢），除了个别烈性女兵被杀以外，几乎全部被俘女兵都活着并在战争结束以后通过交换战俘而交还给了中国。在战争期间这些被俘女兵在越南军营里甚至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绝食者被强行灌 ….. 实在不行就被紧紧捆绑着成天用吊针输葡萄糖 …..! 3 、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 63 亿元的战争费用， 560 万吨作战物资 …… 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 年 5 月，援朝 2 万吨粮食； 1999 年 6 月，援助 15 万吨粮食， 40 万吨炼焦煤； 2001 年 3 月，朝在接待曾 Q 红到访时对我国 “ 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 ” 。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 2001 年 9 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 “ 粮食及物资援助 ” ，数量不详。 ……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0 年 6 月 11 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 50 万吨粮食， 100 万吨石油， 250 万吨煤炭 — 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 “ 中朝友谊 ” ？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 “ 牢不可破 ” ！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 — 两国首脑间的 “ 正式访问 ” 因此中断了八年。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 — 包括美国人 — 更厉害！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 “ 友谊 ” ，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 “ 颗粒无收 ” 更糟的结局！ 3 、 “ 非洲兄弟 ” ： 就从著名的 “ 坦赞铁路 ” 说起吧。 1967 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 “ 老者、勇者、智者 ” 之后，又说了 “ 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 ” 的溢美之词，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板： “ 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 ！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 1800 多公里长度，近 20 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 10 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 78 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 26 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 “ 兄弟 ” 援建的企业 — 如援坦桑尼亚的 “ 友谊纺 ” ，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我们 “ 奋不顾身 ” 地帮 “ 兄弟 ” ，我们得到了 “ 友谊 ” 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 “ 兄弟 ” 发泄的怨愤 — 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 …… 现在，我们当年唤作 “ 兄弟 ” 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 429 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 “ 兄弟 ” ，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 600 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 “ 战略 ” 上是有好处的、是 “ 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 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 “ 进来 ” 目标的唯一选择？！ ……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耍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勒索经济援助。比如三年前，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 1/4 ，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但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的好处时（ 15 亿美元），就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后来又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又对中国抛来了媚眼。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 “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 。这是一个经典，是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摇颉蝤行了选择，它没有错。它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我们能找到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少受损、不使外人常玩的 “ 火中取栗 ” 的伎俩得逞的策略吗？ — 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 “ 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 ，就指望能获得中国的一次资助或奖励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 1/4 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 100 多位的排序，再加上 9 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 — 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 大家知道，国际上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 “ 最不发达 ” 的群体，而他们的悲惨处境并未被外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 1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 5 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 10 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对国民义务教育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 “ 希望工程 ” 。运作 10 年后，到 99 年 12 月 31 日止，这个 “ 工程 ” 共收到的钱款折合成人民币是 18.4 亿元。区区之数呀！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 18 亿为难 ……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分配上是有排序的。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们的学者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在 2001 年 11 月 12 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 30 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 3,000 万元无偿援助；豁免卢国 1.1318 亿元和 270 万美元的到期债务。 从电视的画面来看，这位叫保罗 – 卡加梅的总统一脸不肖的表情。私下揣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数额提不起精神来，内心有所不快。稍后，又在电视里听到朱总对这位总统解释说：您刚刚访问过的上海，是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我们对你们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还不富裕 ……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毛时代经济高速发展是无视基本常识的谎言！ 改革开放的后十年，中国的贪污腐败成燎原之势。贪腐的蔓延催生了一个 “ 毛左 ” 集团， “ 毛左 ” 集团在十年间势力和影响的增长速度几乎和贪腐蔓延的速度一样快。 基于知识阅历的有限和骨子深层的专制暴力倾向，毛左错误地认为只有毛发动的那种急风暴雨式的暴民运动才能有效地打击贪腐分子；根本不知道英、美等成熟的法治国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能一劳永逸地遏制贪污。基于这一错误的认识前提，毛左热切希望中国能倒退到毛时代，同时对毛进行宗教式的吹捧。这种吹捧百分之九十九源于偏见和臆象真实成分则不到百分之一。真实的毛领袖毕竟干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大饥荒和文革的空前灾难过来人还记忆犹新。为了能影响更多的中国人信奉 “ 毛主义 ” ，毛左只有乞灵于 “ 谎言 ” ，臆造不存在的政绩来放大毛的光辉形象，意图在不了解毛中国的年轻人和健忘且不满现实的中老年人心中构建一个幸福安康人人平等的 “ 乌托邦时代 ” 。 “ 毛左 ” 不切实际地美化毛时代的中国，说什么毛中国没有腐败，官员一肩明月两袖清风；说什么毛中国国际形象光芒万丈，欧美列强都惧怕我们；说什么毛中国人人平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 毛领袖在经济上的无知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毛领袖最大的 “ 软肋 ” 。可就连这一没有多少争议的 “ 软肋 ” ， “ 毛左 ” 们也旗帜鲜明地为毛帮腔：说什么毛时代的中国 “ 经济高速增长 ” ，是 “ 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 ，并 “ 跃入世界六强 ”…… 毛时代的中国经济真个高速发展吗？ 如果按毛中国的对内宣传舆论，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确凿无疑证证有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童年的我就经常看到类似下列言论的宣传标语： “ 美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一定要解放他们！ ” 但那几年的真实情况是：生长在鱼米之乡且家庭劳力充足的我差一点就饿死了。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率高居世界第一，重工业增长率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七点九？而西方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七就算高速增长了。 所以解剖毛中国的经济真相，我们一不能依赖宣传资料；二不能依赖统计数据。 “ 统计数据 ” 在中国是最靠不住的，且不说大跃进时期的农业统计数据显示亩产稻谷十多万斤？就是到了中国已步入现代文明的今天，各地上报的经济数据一样有惊人的 “ 掺水现象 ” 。 毛领袖在中国的 “ 经济完全决策权 ” 是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毛的大跃进相信各位不会忘记，各地上报的高产 “ 卫星 ” 在这个星球上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最早上报的水稻高产卫星是湖北麻城县的 “ 亩产三万六千斤 ” ？ 1958 年 9 月 18 日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上报的高产卫星是 “ 中稻亩产 13 万斤 ”…… 疏菜高产卫星是河南省某些特别丰产试验田上报的 “ 亩产 160 万斤蔬菜 ”…… 杂粮高产卫星是 “ 亩产 500 万斤红薯 ”…… 中国副总理陈毅在四川和广东视察时 “ 亲眼 ” 看到亩产百万斤的番薯、亩产 60 万斤的甘蔗和亩产 5 万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写道： “ 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 6 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 ………… 那时的实际最高产量是多少？ 中科院农学家种了 6 亩小麦试验田，深翻 10 尺，每亩下种 260 斤到 400 斤，施粪肥 40 万到 60 万斤，白天用鼓风机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灯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结果，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 900 斤。 ……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毛的最大经济才能是 “ 谎言加浮夸 ” ，结出的最大经济硕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国人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仅四川一省就饿死了一千多万人（一说 1300 多万）？那时四川省的总人口才七千多万？许多家庭男女老幼全部饿死；不少村庄死绝。 我曾听见毛左们发出这样的论调：大饥荒有利于 “ 计划生育 ” ？说这话的人真是丧尽天良，他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当初饿死的是他的父母兄妹，他还说得出这样的话吗？ 毛左也许还会找出 “ 自然灾害 ” 的借口，但一样属无稽之谈，前后比较一下谎言就不攻自破。 1988 年中国发生了五十年未遇的旱灾，可没听说过饿死人的现象。 1998 年中国发生了百年未遇的洪灾，同样也没听说过饿死人的现象。此时中国土地供养的人口可是毛中国的两倍！其实那几年的气候真相虽不能说是 “ 风调雨顺 ” ，但也没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 至于 “ 苏修逼债 ” 一说同样值得商榷，外交的真相我们无法知情，但我知道中国处于饥荒时，赫鲁晓夫政府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主动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 100 万吨小麦和 50 万吨食糖。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因为食糖主要是供应特权阶层的。 如果说大跃进和大饥荒是毛中国经济的最大暗点，只说暗点有以偏概全之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毛中国经济的亮点 —— 文革经济。 我的童年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所以对文革后期中国经济生活记忆犹新。 我的家乡位于离武汉市不到一百公里称得上风调雨顺的产稻区，可我童年时期的主要食品是红薯外加 “ 白花菜 ” 、 “ 黄荆叶 ” 、 “ 芝麻叶 ” 、 “ 葛根 ” 等野生植物。米饭则是十足的奢侈品。在粮食最充足的 1974 年也是 “ 红薯掺米饭 ” ，分盛在我们碗里的食物红薯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浮在表层的几粒米饭屈指可数。吃肉则是不可能的，只能在过年时才能品尝点肉味。一斤猪头肉配上一大锅罗卜就是一家十口人年饭的全部菜肴。（那时的人普遍营养不良饭量特大，不到十岁的我如果碰上白米饭也能吃上一斤稻米）。 在富贵环境下长大的 “ 毛左 ” 们不知 “ 穷滋味 ” ，也许会说 “ 白花菜 ” 等 “ 野菜 ” 好吃？因为今天的餐馆酒店野菜是上等菜肴。在高营养的烹调技术下，野菜都是用肉和大量动物油脂来烹制的，还要加上五花八门的调料。这种烹调法别说野菜，就是树叶也一样好吃。我们那时吃的 “ 白花菜 ” 等野菜可没加任何食油和调料，都是白水煮熟吃上几大碗，一连吃上许多天，且没有任何别的食品果腹的情况下。至于红薯一连吃上一年半载，其间吃不上任何别的食品，那滋味比城市 “ 毛左 ” 在街头偶尔吃上一个香喷喷的烤红薯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一家，而是家乡多数家庭普遍的生活状况。 ………… 让那些养尊处优的 “ 毛左 ” 们去过几年我童年的生活，他们就能体验真实的 “ 伟大领袖 ” 与唐国强扮演的那位指点江山的大英雄相差多大的距离。他们如果能饶幸活下来，包管百分之九十以上思想会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由毛的坚定拥护者变为鞭挞者。少数几个例外也绝对患上了严重的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 。 毛时代的中国 “ 重工轻农 ” 。看到上面的 “ 真相 ” ， “ 毛左 ” 们也许会用毛的 “ 工业成就 ” 来为农村的悲惨生活辩护。毛中国的工业亮点是文革后期，我们来回顾一下文革后期的工业经济真相。 文革后期的中国生活用品奇缺，火柴、肥皂、食糖、染料、布匹、照明用燃油全靠供应且数量极少，远远不能满足维持家庭生活的最低需求。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辆手摇纺车和木头织布机，家人穿的衣服多数是自纺自织。尤其是到了 1975 年以后，家乡的火柴、肥皂、食糖、染料、照明用燃油的供应几乎处于长期断绝状态。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爷爷抽旱烟时用火镰击石取火；母亲去深山采摘皂荚代替肥皂洗衣；用草木灰拌青草代替染料染土布；父亲去山里砍松节用于晚上照明的镜头 …… 毛时代的中国最骄人的经济成就是 “ 两弹一星 ” 。童年时代的我就经常在宣传媒体和中小学生作文中看到下面这段文字： “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万吨巨轮乘风破浪，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天空 ……” 今天的 “ 毛左 ” 把 “ 两弹一星 ” 作为毛时代的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有力佐证。其实能否造出核武品和卫星与经济水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北朝鲜的经济水准比南朝鲜落后几十倍，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南朝鲜的百分之一。可北朝鲜的金氏政权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南朝鲜的核武器工业则是一片空白。 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不等于这个国家拥有先进的科技；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不表明这个国家没有制造核武器的科学经济实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眼下没有核武器，但拥有在短期内制成多牧核弹头的核潜力。北朝鲜眼下似乎拥有一枚核武器？但想制造 “ 多枚 ” 核弹头则注定力不从心。 专制国家能够调动全国的资源集中从事某项 “ 形象工程 ” 建设，在某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但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为国家资源集中用于吸引眼球的形象工程，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实用工业则得不到急需的投资，从而造成实用工业的长期落后。 核武器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所以今天的世界谁也不能轻易率先使用原子弹，否则会招致自身的率先毁灭，除非象萨达姆那样的末世赌徒才会不顾一切疯狂按下核按扭。基于核武器只有威摄作用而无实战效能，今天的世界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物质因素依旧是常规武器。毛时代的中国虽然拥有原子弹氢弹，可常规武器的发展却严重滞后，且不说走向大国之路的海空力量不值一提，就是陆军使用的大炮坦克，在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也是丑态百出。如果毛时代的中国军事工业不是率先发展核武器而是发展海空力量，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军事威摄力就会大为增强，也不至于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昔日连进贡都不够格的蛮夷小邦的步步进逼下束手无策。这三个撮尔小国在毛领袖时代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蚕食中国的南海领土。 就算毛时代的中国真个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并不单纯由经济增长率决定的，它还取决于这个国家原有的经济水准。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经济起点很低的国家来说，在短期内取得较高增长率是很容易的，就象水温从零度到一百度很容易上升一样。一百度的水温度升高一倍到两百度很难；可一度的水升高一倍到两度只需努一点力就能达到目的。毛接管的中国是真个的一穷二白，别说十多点的经济增长率，如果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最初几年就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率也不是天方夜潭。我的家乡在分田到户后，粮食总产量在第一年就翻了两倍左右。 相对于文明世界的经济高速发展来说，毛时代的中国经济其实长期停滞不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日本持平。到了毛后期的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总量则超过中国七倍以上。 至于说毛时代的中国 “ 跃入世界六强 ” 更是无稽之谈。 下面是 1970 年中国经济世界排名 1970 年世界各国（地区） GDP 总值排名（除苏联外，按当时汇率） 01—- 美国 ——–1,0255 亿美元 02—- 日本 ———-2068 亿美元 03—- 西德 ———-2037 亿美元 04—- 法国 ———-1470 亿美元 05—- 英国 ———-1236 亿美元 06— 意大利 ———1077 亿美元 07— 加拿大 ———-851 亿美元 08– 澳大利亚 ———429 亿美元 09— 墨西哥 ———-396 亿美元 10— 西班牙 ———-390 亿美元 11—- 瑞典 ———–357 亿美元 12—- 荷兰 ———–351 亿美元 13—- 中国 ———–272 亿美元 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连国土面积只有四万一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五百多万的荷兰都不如？ ………… 综上所述：毛时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 “ 毛左 ” 们无视最基本常识的谎言！ 二００九年七月一日   毛时代经济高速发展是无视基本常识的谎言！ 改革开放的后十年，中国的贪污腐败成燎原之势。贪腐的蔓延催生了一个 “ 毛左 ” 集团， “ 毛左 ” 集团在十年间势力和影响的增长速度几乎和贪腐蔓延的速度一样快。 基于知识阅历的有限和骨子深层的专制暴力倾向，毛左错误地认为只有毛发动的那种急风暴雨式的暴民运动才能有效地打击贪腐分子；根本不知道英、美等成熟的法治国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能一劳永逸地遏制贪污。基于这一错误的认识前提，毛左热切希望中国能倒退到毛时代，同时对毛进行宗教式的吹捧。这种吹捧百分之九十九源于偏见和臆象真实成分则不到百分之一。真实的毛领袖毕竟干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大饥荒和文革的空前灾难过来人还记忆犹新。为了能影响更多的中国人信奉 “ 毛主义 ” ，毛左只有乞灵于 “ 谎言 ” ，臆造不存在的政绩来放大毛的光辉形象，意图在不了解毛中国的年轻人和健忘且不满现实的中老年人心中构建一个幸福安康人人平等的 “ 乌托邦时代 ” 。 “ 毛左 ” 不切实际地美化毛时代的中国，说什么毛中国没有腐败，官员一肩明月两袖清风；说什么毛中国国际形象光芒万丈，欧美列强都惧怕我们；说什么毛中国人人平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 毛领袖在经济上的无知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毛领袖最大的 “ 软肋 ” 。可就连这一没有多少争议的 “ 软肋 ” ， “ 毛左 ” 们也旗帜鲜明地为毛帮腔：说什么毛时代的中国 “ 经济高速增长 ” ，是 “ 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 ，并 “ 跃入世界六强 ”…… 毛时代的中国经济真个高速发展吗？ 如果按毛中国的对内宣传舆论，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确凿无疑证证有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童年的我就经常看到类似下列言论的宣传标语： “ 美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一定要解放他们！ ” 但那几年的真实情况是：生长在鱼米之乡且家庭劳力充足的我差一点就饿死了。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率高居世界第一，重工业增长率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七点九？而西方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七就算高速增长了。 所以解剖毛中国的经济真相，我们一不能依赖宣传资料；二不能依赖统计数据。 “ 统计数据 ” 在中国是最靠不住的，且不说大跃进时期的农业统计数据显示亩产稻谷十多万斤？就是到了中国已步入现代文明的今天，各地上报的经济数据一样有惊人的 “ 掺水现象 ” 。 毛领袖在中国的 “ 经济完全决策权 ” 是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毛的大跃进相信各位不会忘记，各地上报的高产 “ 卫星 ” 在这个星球上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最早上报的水稻高产卫星是湖北麻城县的 “ 亩产三万六千斤 ” ？ 1958 年 9 月 18 日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上报的高产卫星是 “ 中稻亩产 13 万斤 ”…… 疏菜高产卫星是河南省某些特别丰产试验田上报的 “ 亩产 160 万斤蔬菜 ”…… 杂粮高产卫星是 “ 亩产 500 万斤红薯 ”…… 中国副总理陈毅在四川和广东视察时 “ 亲眼 ” 看到亩产百万斤的番薯、亩产 60 万斤的甘蔗和亩产 5 万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写道： “ 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 6 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 ………… 那时的实际最高产量是多少？ 中科院农学家种了 6 亩小麦试验田，深翻 10 尺，每亩下种 260 斤到 400 斤，施粪肥 40 万到 60 万斤，白天用鼓风机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灯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结果，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 900 斤。 ……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毛的最大经济才能是 “ 谎言加浮夸 ” ，结出的最大经济硕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国人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仅四川一省就饿死了一千多万人（一说 1300 多万）？那时四川省的总人口才七千多万？许多家庭男女老幼全部饿死；不少村庄死绝。 我曾听见毛左们发出这样的论调：大饥荒有利于 “ 计划生育 ” ？说这话的人真是丧尽天良，他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当初饿死的是他的父母兄妹，他还说得出这样的话吗？ 毛左也许还会找出 “ 自然灾害 ” 的借口，但一样属无稽之谈，前后比较一下谎言就不攻自破。 1988 年中国发生了五十年未遇的旱灾，可没听说过饿死人的现象。 1998 年中国发生了百年未遇的洪灾，同样也没听说过饿死人的现象。此时中国土地供养的人口可是毛中国的两倍！其实那几年的气候真相虽不能说是 “ 风调雨顺 ” ，但也没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 至于 “ 苏修逼债 ” 一说同样值得商榷，外交的真相我们无法知情，但我知道中国处于饥荒时，赫鲁晓夫政府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主动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 100 万吨小麦和 50 万吨食糖。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因为食糖主要是供应特权阶层的。 如果说大跃进和大饥荒是毛中国经济的最大暗点，只说暗点有以偏概全之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毛中国经济的亮点 —— 文革经济。 我的童年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所以对文革后期中国经济生活记忆犹新。 我的家乡位于离武汉市不到一百公里称得上风调雨顺的产稻区，可我童年时期的主要食品是红薯外加 “ 白花菜 ” 、 “ 黄荆叶 ” 、 “ 芝麻叶 ” 、 “ 葛根 ” 等野生植物。米饭则是十足的奢侈品。在粮食最充足的 1974 年也是 “ 红薯掺米饭 ” ，分盛在我们碗里的食物红薯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浮在表层的几粒米饭屈指可数。吃肉则是不可能的，只能在过年时才能品尝点肉味。一斤猪头肉配上一大锅罗卜就是一家十口人年饭的全部菜肴。（那时的人普遍营养不良饭量特大，不到十岁的我如果碰上白米饭也能吃上一斤稻米）。 在富贵环境下长大的 “ 毛左 ” 们不知 “ 穷滋味 ” ，也许会说 “ 白花菜 ” 等 “ 野菜 ” 好吃？因为今天的餐馆酒店野菜是上等菜肴。在高营养的烹调技术下，野菜都是用肉和大量动物油脂来烹制的，还要加上五花八门的调料。这种烹调法别说野菜，就是树叶也一样好吃。我们那时吃的 “ 白花菜 ” 等野菜可没加任何食油和调料，都是白水煮熟吃上几大碗，一连吃上许多天，且没有任何别的食品果腹的情况下。至于红薯一连吃上一年半载，其间吃不上任何别的食品，那滋味比城市 “ 毛左 ” 在街头偶尔吃上一个香喷喷的烤红薯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一家，而是家乡多数家庭普遍的生活状况。 ………… 让那些养尊处优的 “ 毛左 ” 们去过几年我童年的生活，他们就能体验真实的 “ 伟大领袖 ” 与唐国强扮演的那位指点江山的大英雄相差多大的距离。他们如果能饶幸活下来，包管百分之九十以上思想会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由毛的坚定拥护者变为鞭挞者。少数几个例外也绝对患上了严重的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 。 毛时代的中国 “ 重工轻农 ” 。看到上面的 “ 真相 ” ， “ 毛左 ” 们也许会用毛的 “ 工业成就 ” 来为农村的悲惨生活辩护。毛中国的工业亮点是文革后期，我们来回顾一下文革后期的工业经济真相。 文革后期的中国生活用品奇缺，火柴、肥皂、食糖、染料、布匹、照明用燃油全靠供应且数量极少，远远不能满足维持家庭生活的最低需求。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辆手摇纺车和木头织布机，家人穿的衣服多数是自纺自织。尤其是到了 1975 年以后，家乡的火柴、肥皂、食糖、染料、照明用燃油的供应几乎处于长期断绝状态。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爷爷抽旱烟时用火镰击石取火；母亲去深山采摘皂荚代替肥皂洗衣；用草木灰拌青草代替染料染土布；父亲去山里砍松节用于晚上照明的镜头 …… 毛时代的中国最骄人的经济成就是 “ 两弹一星 ” 。童年时代的我就经常在宣传媒体和中小学生作文中看到下面这段文字： “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万吨巨轮乘风破浪，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天空 ……” 今天的 “ 毛左 ” 把 “ 两弹一星 ” 作为毛时代的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有力佐证。其实能否造出核武品和卫星与经济水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北朝鲜的经济水准比南朝鲜落后几十倍，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南朝鲜的百分之一。可北朝鲜的金氏政权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南朝鲜的核武器工业则是一片空白。 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不等于这个国家拥有先进的科技；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不表明这个国家没有制造核武器的科学经济实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眼下没有核武器，但拥有在短期内制成多牧核弹头的核潜力。北朝鲜眼下似乎拥有一枚核武器？但想制造 “ 多枚 ” 核弹头则注定力不从心。 专制国家能够调动全国的资源集中从事某项 “ 形象工程 ” 建设，在某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但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为国家资源集中用于吸引眼球的形象工程，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实用工业则得不到急需的投资，从而造成实用工业的长期落后。 核武器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所以今天的世界谁也不能轻易率先使用原子弹，否则会招致自身的率先毁灭，除非象萨达姆那样的末世赌徒才会不顾一切疯狂按下核按扭。基于核武器只有威摄作用而无实战效能，今天的世界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物质因素依旧是常规武器。毛时代的中国虽然拥有原子弹氢弹，可常规武器的发展却严重滞后，且不说走向大国之路的海空力量不值一提，就是陆军使用的大炮坦克，在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也是丑态百出。如果毛时代的中国军事工业不是率先发展核武器而是发展海空力量，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军事威摄力就会大为增强，也不至于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昔日连进贡都不够格的蛮夷小邦的步步进逼下束手无策。这三个撮尔小国在毛领袖时代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蚕食中国的南海领土。 就算毛时代的中国真个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并不单纯由经济增长率决定的，它还取决于这个国家原有的经济水准。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经济起点很低的国家来说，在短期内取得较高增长率是很容易的，就象水温从零度到一百度很容易上升一样。一百度的水温度升高一倍到两百度很难；可一度的水升高一倍到两度只需努一点力就能达到目的。毛接管的中国是真个的一穷二白，别说十多点的经济增长率，如果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最初几年就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率也不是天方夜潭。我的家乡在分田到户后，粮食总产量在第一年就翻了两倍左右。 相对于文明世界的经济高速发展来说，毛时代的中国经济其实长期停滞不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日本持平。到了毛后期的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总量则超过中国七倍以上。 至于说毛时代的中国 “ 跃入世界六强 ” 更是无稽之谈。 下面是 1970 年中国经济世界排名 1970 年世界各国（地区） GDP 总值排名（除苏联外，按当时汇率） 01—- 美国 ——–1,0255 亿美元 02—- 日本 ———-2068 亿美元 03—- 西德 ———-2037 亿美元 04—- 法国 ———-1470 亿美元 05—- 英国 ———-1236 亿美元 06— 意大利 ———1077 亿美元 07— 加拿大 ———-851 亿美元 08– 澳大利亚 ———429 亿美元 09— 墨西哥 ———-396 亿美元 10— 西班牙 ———-390 亿美元 11—- 瑞典 ———–357 亿美元 12—- 荷兰 ———–351 亿美元 13—- 中国 ———–272 亿美元 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连国土面积只有四万一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五百多万的荷兰都不如？ ………… 综上所述：毛时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 “ 毛左 ” 们无视最基本常识的谎言！ 二００九年七月一日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原文地址： 胡德平：胡耀邦曾上书毛泽东直言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所无 作者： 黄海岸边一棵树   胡德平：胡耀邦曾上书毛泽东直言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所无 发布时间: 2011-05-12 13:38 作者: 吴晓蕾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51235331.html 　　今年初，由胡德平著、温家宝代序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经新闻出版署、中央党史研究室批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胡德平近年来撰写的各类文章，从他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出发，不仅披露了许多政策措施出台的前后经过，更是介绍了胡耀邦当年的改革思想，以及父亲在就业、住宅、城市建设和消费等重大民生问题上的见解和思考。 　　“在经过了三十年改革历程之后，回顾他(父亲)对为什么要改革和怎样改革的一些观点、想法，我觉得对改革还是有益处的。”新书付梓不久，胡德平曾解释说，我们一定要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寻问到底，把贫富问题、公共资源问题、多种经济成分问题等这些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诸多问题逐渐解决了，才能找准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并使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趋于一致。 　　“那么，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的重点究竟是什么呢？”5月5日傍晚，69岁的胡德平在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搜狐联合主办的“搜狐企业家论坛·清华经管大讲堂”上眉头深锁。 　　“我认为，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让公有制的所有者归位。”胡德平说。 　　集体所有制所有权属模糊 　　“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极简单、极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也经过了三十多年。”胡德平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大家对于所有权的认识普遍还比较片面，很少研究由所有权派生出的经营权、使用权、占有权、用益物权等其他权属。 　　在胡德平看来，我党政策的最高决策集体真正认识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等权属可以分开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说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而敲开这扇理性智慧之门的，正是农村生产承包制的实践。 　　“从‘大包干’到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和亿万农民不断厘清、深化对各种权属的认识，这是我国改革实践和理论相结合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党理论联系实际，使改革能够快速健康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农业生产只解决一个农户生产经营权的问题，就使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胡德平说，“但是，有一个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如何使其所有者成员完全到位，并没有完全解决。” 　　“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到底是集体的资产、财产一人一份；还是集体所有，分占独享；还是集体所有，走合作化之路；还是马克思说的，在公共占有土地、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胡德平说，所有权属模糊的后果，就是尽管集体所有制在宪法中是明文规定的，但是现在处处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集体所有制权益得不到保护，从而引发各种群体性事件，强拆问题、并村问题时有发生。 　　国企所有者究竟是谁？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在中央企业之中—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究竟是国家，还是政府，抑或全民？ 　　据胡德平在书中披露，在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胡耀邦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长信，信中他就曾大胆直言，认为当时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因此，他认为所谓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建议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 　　“毛泽东同志可能忙，没看到他这封信；也可能看后没有动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胡德平开玩笑说，父亲的这番言论在当时简直是“批逆鳞之举”，但他这种认为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应追求“全民皆有”、“全民皆富”的想法对目前国企改革仍有深远意义。 　　“一定要说明一下，这里所指的企业不包括那些市、县的中小国营企业。这些企业几乎都完成了产权改制，它的改制需另文说明。”胡德平补充说到，如今我国国企已经摆脱困境，并有相当大的发展，不管国企有何进步，诚如有的学者专家分析，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就是万万不可形成“国企收益的集团化、私有化，而企业的成本却是社会化”。 　　“比如，国企利润在2007年以前完全归企业所得，今年才规定上缴财政15%，这和企业的全民所有性质是完全不一致的。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国企的经营权凌驾其所有权而导致的严重后果，这种情况和农村完全相反。我刚刚听说，我国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已做好方案，准备今年把企业的利润，按照职工对剩余价值的贡献划出一部分，分作当期、远期划给员工，而不再是所有者独享利润。这种企业就是不一味攀比捐献，也是一种更为实在的进步。如果我们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对所有者—全民没有一个交代，我认为很不合适。”胡德平说。 　　而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当日援引国家统计局5月3日公布的城镇职工工资收入比较的一组数据，私营企业的城镇职工年工资收入是20759元，国有企业是37147元，差距是1.8倍，国有企业内部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差距是4.66倍，私营企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差距3.5倍。“所有者无法归位，权力配置资源，谁掌握权力谁拿大头，这种分配公平吗？不公。”保育钧无奈地摇摇头。 　　“国有企业应该干什么？自己要搞清楚。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无边界扩张，侵占民营企业的地盘。日照钢铁是盈利的，山东钢铁是亏损的，硬要亏损的兼并盈利的。国有企业应该给各行各业提供基础性支撑，不应该只顾自己赚钱。”年近70岁的保育钧在5日晚间的活动上越说越激动，“现在应该重新讨论生产的目的、发展目的是什么？以人为本，是要让大家来享受，不是任由利益集团享受，这方面还得继续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的前提，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 　　胡德平：“政治体制改革应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 　　5月5日，结束了约一小时的题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演讲后，胡德平与现场的清华学子进行了互动。以下为精彩问答选摘： 　　问：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的报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叫做不搞私有化，那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将来还受不受保护？ 　　 胡德平 ：我们现在发展的民营经济，是不是私有性质的？民营经济的就业人数、产值税收都占了一半以上，这是不是叫私有化？我认为前者回答肯定，后者回答应否定。真正的私有化是通过化公为私的方式产生的利益集团，这才是最可怕的私有化。1994年我们去东欧，那时候，东欧把国有企业证券化、私有化，公有财产都私有化，最后的结局是公司的老板大半都是旧时的党政官员，企业负责人，有的还是政治局委员。在国营企业发展的空白处成长起来，没人来干的产品，没人做的产业，民营企业去做，我们国家的民营经济最初就是这样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这和东欧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国有企业是权益、利益的集团化、私有化，成本的社会化，这也是一种事实上的私有化。另外，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所有权上收搞商业，我觉得也是私有化。确实，中国人民应该好好想一想，到底什么是私有化？谁化公为私，谁贪污腐败形成利益集团，这才是私有化。这个问题还没完，应该继续深入讨论下去。 　　问：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你认为主要症结在哪儿？ 　　 胡德平 ：这个问题确实是个挑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指公有制经济，在他们看来，全民所有、集体所有都不是自然人创立的企业，都是很虚幻的拟制人。这个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大。这从另一角度说来，也提醒我们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主要是其权益必须尽早到位。 　　1985年取消了统购统销，取而代之的是合同订购，多余的粮食就直接进入市场，可以自由买卖，当年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最早形成的市场就是农村的粮食副食市场。 　　当年农村市场的发展势头很好，连商业保险、农村信贷都提上日程。所以不能说我们不能搞市场经济。 　　如果公有制下的所有者总是不到位，不是自然人，就形不成一个天然的市场机制。所有者要到位，才能真正破解西方国家的疑虑。 　　问：你刚才提到国有企业存在非常大的弊病，改革面对非常大的阻力。这肯定会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政治体制改革要推进到什么样的地步才算是成功的？ 　　 胡德平 ：我对政治体制改革是这么看的，我确实觉得，关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全国人民都有此心。但是，应该怎么做政治体制改革，我还是比较保守。我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同步配套，我觉得这一点起码应该来做好。我们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提出什么要求来了？我们怎么样解决这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我还说农村土地的问题，农村的集体土地虽然受很多外界的欺压和不平等的对待，但是内部民主机制也是不够，这一点我们的基层民主，我们基层的乡村建设，这个就应该来跟上。 　　另外一个，我们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和一些国家的公有制，我觉得也不平等，在这一方面，要把通过全国人民努力做好，这个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来源: 半岛网 | 来源日期：2011年05月12日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原文地址： 重庆呼叫，重庆呼叫。北京，请回答。 作者： 自由的山鹰  很想谈谈重庆问题，又很纠结。 假如支持重庆，你就是脑残；假如反对重庆，你就是卖国贼；左右的朋友们具有最彻底的斗争性，假如你想保持中立立场，你就是个调和者、骑墙派、投机商。 重庆，如今成了一块试金石，是每个人政治立场的象征，真可谓泾渭分明。 我的态度是： 打黑好不好？好，无论什么样的政府，眼看着黑社会欺行霸市、鱼肉百姓，不打击就是不负责任、就是失职，谁也没有理由阻止打黑，因为这是正义之举。那么，为了顺利打黑，把所有替黑社会说话的人搞掉，对不对？不对。假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假如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假如一切过程都要为目的服务，打黑，就极有可能演变成为“黑打”。没有哪一个政府，目的不是高尚的，但确实存在不高尚的政府。 唱红行不行？行。蹒跚上路的远行者，有权哼着自己熟悉的老调行走，就算是一种怀旧情结，也可以理解。即使是倡导一种理想，无非在彰显地方行政长官的个人从政色彩，也无可非议。那么，用行政命令、经济刺激等手段，调动并胁迫大家都来唱红，该不该？不该。因为一个可以随意动用公共资源、用个人意志强奸所有人意志的政府，一定是十分危险的。它与民主与法治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其结果，不是催产亲民明君，就是孽生专制暴徒。 这就是我的表态。我担忧，这样的态度，一定会遭到两个阵营的集体谩骂。 当然，这样的态度未必符合重庆的客观实际。 因为，对于多数普通和不普通的老百姓，不可能搬到重庆亲自体会一番，也不能都到现场去大范围调查，没有调查的发言，自然拿不准。那么，让我们听听主渠道的声音，请伟大的上级为我们指明方向，自愿“被引导”一回，总是可以的。然而，近两年来，主渠道却一直噤声。不否定，也不肯定。说支持吧，不在更大范围推广；说反对吧，没有人出来制止。 当年的小岗村，农民分地是自己签字画押，赌的是命。引发了争议，终于惊动最高层，表态支持，于是全国推而广之。如今的重庆，地方官自己签字画押，赌的是政治。争议大于当年的小岗村，但，任你们争议如潮，却再也惊不动高层了。 究其原因，假如我们善意的揣测，允许尝试是一种政治上的包容和开明。那么，请问：是不是全国各地都可以探索尝试？允许尝试设立红灯区吗？允许人民尝试着罢免自己的不合格县长吗？允许个人尝试拉选票竞争人大代表吗？允许私人尝试着办一个电视台或杂志社吗？假如这一切都不允许，我们只好恶意的理解为：除了自己及其家族和小集团的利益，纵然天塌下来，他们也不为所动了。        冷岩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