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56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8 17:57:52 水博：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三峡大坝的利弊之争 ● 水博 最近，由于社会舆论对三峡工程的关注，本人有幸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蓟门决策》第十三次论坛的主讲佳宾，参加了该论坛。不过，论坛结束之后我感觉论坛的主办单位对我的演讲并不满意。尽管也有一些同学对我的演讲表示支持，感觉他们从中了解到很多以前没有听说的真实情况，受益匪浅。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参加论坛的同学和学者，不仅没有能改变反感三峡、唱衰三峡的观点，反而认为我这个演讲的嘉宾不怎么样，比较偏激，不能客观的评价三峡工程，而是一味的给三峡和水电开发辩护。 客观的说，的确如此。我就是一直在尽可能的为三峡工程进行辩护。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有人怀疑我是利益的驱动，因为我是从事的水电和三峡一定是利益共同体。然而，实际上我自己非常清楚，尽管确有不少在三峡公司的同志对我的态度非常支持，但是，即使在三峡的领导层，也有人并不大赞同我用这种态度为三峡工程辩护。此外，在怒江开发问题上，也是一样。无论是三峡还是怒江，都有人认为我的极端态度是在给他们帮倒忙。如果是为了某种利益，任何人正常人都不会像我这样去干这种费力、挨骂还不讨好的傻事。甚至，还有人曾经当面给过类似的暗示和劝告，意思是说他们不欢迎我这样的 “帮忙”。但是，我并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我在三峡和怒江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坚持科学和真理，并没有取悦于什么人的意思。我既不是要帮三峡的忙，也不是要帮怒江的忙，而是要帮科学和真理的忙。所以，当有人说我是三峡的高级“五毛”的时候，我答复他，其实我是科学的“五毛”，真理的“五毛”。 此前，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向大家解释我的这种态度。倒是微博上一位网友的批评抱怨，提醒了我。他批评我说，三峡问题不能只从技术上考虑，三峡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这才突然醒悟到，为什么我可以在我们水电行业内部比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水电工程的利弊，而到了社会上就一定要尽可能的为水电的辩护。细想起来，这就是因为我与水电同行们讨论的，只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在社会上关于水电、关于三峡的讨论，早已经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工程技术问题的正确与否，是可以通过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收益来进行客观判断的，但是政治问题常常是无法客观判断的，只能任凭每个人主观的判断。因此，从政治角度上看，三峡的实际作用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它是能否作为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证据。 同样作为蓄洪补枯，调节水资源和发电的大坝工程，当需要它为不同的政治服务的时候，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的胡佛大坝通过拦蓄洪水，彻底改变了美国西部的荒漠，带来了美国西部的文明。但是，对埃及有完全同样作用的阿斯旺大坝，却因为是由对手苏联人修建的，如果不能对阿斯旺做出与胡佛完全相反的否定评价，可能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所以，美国人就发动全世界的资源给阿斯旺大坝挑毛病，成功地制造出阿斯旺大坝造成了生态灾难的舆论。 美国人确实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利和弊。只要政治上需要，我既可以从利中找到弊，也能从弊中找到利。例如，防洪分明是所有水利工程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美国人通过宣传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由于缺少了一年一度的洪涝淹没，让土地失去了营养物质的补充，因而变得越来越贫瘠。因此，他们得到结论说“防洪”作用是阿斯旺大坝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之一。 客观地说，我们还真不能说美国人说的不对，人家确实是通过辩证的分析，指出了阿斯旺大水坝防洪之“利”所产生的弊端。并且通过成功的宣传炒作，让全世界几乎95%以上的人都忽视了阿斯旺的重要防洪效益，而接受了阿斯旺大坝造成了土地贫瘠的生态灾难的印象。 由此可见，当一个工程的评价要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时候，人们总能利用真理的相对性找出有利于自己政治主张的论据。在我国由于三峡工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而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象征。所以，每当我们对三峡工程作出某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2007年在国务院三峡办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我们讨论了三峡建成后的地质灾害和航运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全球关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三峡工程有可能造成生态灾难的炒作，同时也带来了国内外舆论对三峡工程的非理性的攻击。后来中国政府通过组织主流媒体全面的反击，加上采取一些舆论控制的手段，才渡过了那场反对三峡的舆论风波。今年5月18 日，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些对三峡工程的技术评价说法，经媒体披露出来之后，又引起了社会上新一轮质疑三峡的炒作。 有人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总不能客观的从技术上去公开的评价三峡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不懂得如何利用民主政治的武器。我们常常用垄断的思维强调了三峡建设的目的是防洪、发电、航运。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大力强调我们防洪、发电、航运所获得的“利”就足够了，其它什么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的问题默认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毕竟是利大于弊嘛。 当然，如果三峡工程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我们对其进行这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三峡工程的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之后，我们的这种政治上不设防的态度，就一定会导致麻烦。因为，利用真理的相对性，人家总能同过辩证的分析，找出你所说的利中的弊，而对于你自己承认的弊，人家当然可以大加利用，甚至作为造谣宣传的基础。 例如，在三峡的防洪作用上，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沿用美国人的套路，说三峡造成了长江中下游的土地贫瘠化。但是，面对今年的干旱，已经有人暗示，由于没有了长江洪水，所以，鄱阳湖、洞庭湖的水量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因此才造成了今天的两湖大旱。对于去年三峡发挥了巨大的防洪作用，成功地抵御了超过 1998年的瞬时洪峰的情况，也有人借某荆州地区水利干部的口气抱怨说：没有建设三峡，我们只是每年抗几天的洪，而建成了三峡之后，我们已经不是抗几天的洪的问题，而是要整个汛期长时间的抗洪了。因此，他们认为三峡的防洪作用是劳民伤财的。对三峡发电的效益，反对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诬蔑理由，但是，却可以通过强调三峡建成了，电价却上涨了，电荒依然存在的现实，来暗示三峡的发电其实并没什么好作用。对于通航，有人则强调，三峡大坝的过船闸的时间和 2003年三峡船闸断航的天数，来说明三峡工程损害了长江的航运。 就这样，在政治对手们的渲染下，不仅你自己承认的弊端他们可以用来大肆宣扬，大做文章。就是你所强调的利，他们也还能通过真理的相对性，逐一找出某种片面理由来加以否定。足以让人们感觉到，三峡工程的“利”是虚假的、有很大水份的，而“弊”则是严重到了政府不得不承认的地步。这就让我们每次对三峡任何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难免导致三峡话题在政治较量中的失利。对此，一些习惯的垄断思维的领导，总是想通过采取封杀不利于三峡论甚至封杀所有涉及三峡的舆论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其效果反而，使适得其反，更让人觉得似乎是政府的心中有愧，不敢让百姓说真话。 其实，为了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我们必须学会辩证的分析三峡工程的利弊。对于反对三峡的人士提出三峡在防洪、发电和航运中的弊端，我们应该在承认的同时，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去封杀它的传播。例如，对于三峡大坝通过船闸的时间太长，阻碍了航运的诬蔑之词，我们可以用一些高速路建成了之后，收费站也出现了拥堵的现象加以类比。现实当中，越是效率高、作用大的高速公路，越可能会出现收费站的拥堵。三峡的过船闸困难，也恰恰是三峡航运作用大提升的结果。三峡建成后由于有利于航运，长江的航运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三峡的船闸的货物通过量，从以前的每年不足1000万吨，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每年7000多万吨。建成几年以来的三峡船闸通货量，就远远超过了葛洲坝建成后22年全部的过坝量。这种情况，与高效率的高速路的建设简直完全一样。这其实恰恰应该说明，三峡工程对改善长江航运的作用极其重要。 同时，对于三峡工程建成后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问题，也不能简单的称其为弊端。而更必须注意强调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清水下泄，绝不能简单的强调其负面作用，而否定了其消减地上悬河的重要作用。什么河床下切了，原有的取水口取不上水了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你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取水口改造就是了。因为，即使没有三峡的清水下泄，随着泥沙的淤积和河床的不断增高，你的取水口也还是要进行升高改造的。 对于三峡建成后蓄水的初期的地质灾害的大幅度增加，一定要让大家认识到，不是三峡制造了地质灾害，而是三峡的水位变化让原来高海拔处的一些潜在的地质灾害的地形，得到了提前的释放。这些潜在的地质滑坡体经过蓄水初期几年的考验，最终一定会减少未来的地质灾害。除此之外，河流沿岸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河水的能量不断切割河谷导致的地质变形造成的。因此，把河流中的水能利用发电之后，一定会从根本上减少地质灾害的成因。所以，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看到：凡是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同时凡是水能资源被完全开发若干年之后，地质灾害就会变得很少发生。例如，国内的丰满、新安江，欧洲的法国所有水电开发充分的地方，我们很少听说哪里出现了地质灾害。 即便就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比非就是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邪乎。例如，官方比较公认的说法之一，是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的四大家鱼数量明显减少，渔业经济受到巨大损失。但是，我怀疑这未必就是三峡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没有建三峡的长江进行比较，到底是不是由于三峡大坝造成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大幅下降。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照片，说明美国的胡佛大坝建成之后，由于没有遭到水污染的伤害，也很少有人过度的捕捞水库中的鱼，静水性的鱼类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目前几乎已经到了鱼多成灾的地步。同样的大坝、同样的水库，为什么结果完全相反呢？到底是美国大坝与中国的大坝有差别，还是美国与中国在其它方面有差距？什么决定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命运呢？ 当然，我也不是说三峡大坝对鱼类资源没有影响，但是，应该承认大坝对鱼类的影响，也应该是有利有弊的，而绝不会都是不利的影响。即使我们亲眼看到的某些不利的结果，未必就是大坝的单一作用。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批评大坝的所谓的生态破坏作用，也未必就是科学合理的。 例如，我国环保部门和一些生态学家曾振振有词的声称高坝水库分层形成的低温水下泄，会对鱼类生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要求我国的高坝必须花费巨额的费用增加水库分层取水的设施。与此同时，环保部门同样还会因为某些火电厂高温排水对河流鱼类的影响，而要求火电厂必须单独建立冷却塔，不得利用河水降温。其实，由于我们对河流水温和鱼类的关系了解得不够全面，生态学者自己也说不清楚水温的高低对各种鱼类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索性就来一个要求你不能改变原有的环境，就是进行生态保护。按说作为外行，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对环保官员和生态学家的结论说三道四，但是，我却确切的知道，目前美国的大坝分层取水，取得是水库下层中的低温水；而根据我国生态学家的意见修建的分层缺水设施，取得全都是水库上层的高温水。当然，他们针对不同的鱼类对象，完全可能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取水方式，是不是也足以说明，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水坝的生态作用也是有利有弊的呢？ 至于建水库将会加剧水污染的说法，就更为可笑了。对于没有受污染的水体，流速的降低只会净化水体而绝不会加剧水污染。因为不流动的静水有重要的沉淀作用。我国天然的堰塞湖泊九寨沟和很多没有受到人为污染的水库建成后，水质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其实就是天然湖泊和水库的沉淀和净化作用。当然，对于污染的水体，水库的不良反应也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根本就不是水库的建设造成了水污染，而是水库的建设逼迫我们不能再去污染河流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库不但不会污染水体，反而能净化水体，而且还能督促我们不容许把河流当成下水道。 然而，在现实当中我们某些的地质工作者，喜欢把水库建成后初期所释放的地质灾害，说成是水坝建设的罪过；我们的某环境监管官员，却喜欢把监管不力造成水污染，推给水库的建设；我们的极端生态学者，在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确切的生态作用关系的情况下，只会一味地强调，改变自然就是破坏生态；个别糊涂的水利工作者可以强调错峰的防洪，加长了他们抗洪的时间，劳民伤财；偏激的电力部门，也可能会埋怨水电的靠天吃饭，给他们的调度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也不排除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和人士，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而刻意夸大和强调水库移民的贫困化。 如果在三峡问题没有被政治化的情况下，如果在我们过去民主政治还不能得到尊重的和强调时代。各方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把三峡大坝带来的某种变化，定义为弊端以寻求平衡，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三峡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在中国开始走向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能辨证的分析和看待三峡工程的利弊，而还是习惯把评价三峡的利弊，当成平衡各方利益和分配的一种妥协方式，恐怕就不能不出问题了。 所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三峡的“利”是什么防洪、发电、航运，而“弊”则是地质灾害、移民环保和生态环境等等。而必须用科学和事实，对所有关于三峡工程“利”的质疑作出回答，同时对关于三峡工程所有“弊”的抱怨，也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根据真理的相对性，我们完全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人都可以把阿斯旺大坝的成功防洪，宣传成生态破坏，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总结和利用好三峡工程地质减灾作用的理论和事实呢？ 最后，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水利水电工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同志来说，他们可能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深入的了解三峡，他们也可能觉得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即使我们冤枉、牺牲一个三峡、甚至牺牲中国水利水电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攻击诬蔑三峡和中国的大坝建设，还可以获得国内外那些只要民主不要科学的极端环保和伪环保势力的鼎力支持。但是，作为科技人员我却深切的感觉到，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来说，科学态度比民主政治绝对更重要。尊重科学的苏联专制，可以在太空技术上遥遥领先，而缺乏科学的民主，却可以民主的烧死坚持科学的布鲁诺。 因此，尽管我是一贯主张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的。但是，我还是要在三峡和中国的水电发展问题上，与那些把三峡当成专制制度的代表，甚至要愚蠢的把炸掉三峡当成是中国民主的胜利的极端人士们，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我一贯非常理解、支持和佩服那些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批评长官意识和主流声音的有识之士，但是，同时我还是要提醒他们，缺乏科学的民主根本就无法与专制制度比较熟优孰劣。真心的希望参加《蓟门决策》的朋友们，科学的理解三峡，理解中国的水利水电开发，理解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43.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水博：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三峡大坝的利弊之争 相同主题阅读 李学尧 熊静波：黑暗和法律如何联姻 黄志谋：登上红卫兵墓地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萧默：论“不说话”和“不说真话”权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魏干：从食品安全问题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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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402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8 10:44:47 郑酋午：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 ——系统主义哲学导论 ● 郑酋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本体论 （一）“本体论”的哲学追求 （二）本体论之疑 （三）“世界本原”之争 （四）“本体”的当代观察 第二章 系统论 （一）系统的含义、特征及其分类 （二）系统思想溯源 （三）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宇宙 （四）从系统论看辩证法 （五）系统主义哲学五大规律 （六）系统主义哲学八大原理 （七） 系统论方法 第三章 人论 （一）人与自然的竞争协同关系 （二）人是意识系统 （三）实践 （四）人的创造性 （五）人性 （六）人人生而平等 第四章 社会论 （一）人与社会的竞争协同关系 （二） 社会组织 （三） 国家 （四）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维护 前言 人类如果不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就一定是短视的；但事实是人类有各式各样的哲学思维模式，几乎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所以人类目光远大。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思维，那么这个民族就一定是个没有远见的民族，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没有哲学思维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短视的人。我们不应是个短视的人，因为民主斗争及将来的建设工作都很复杂和艰巨，非常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判断能力，而哲学思维有助于增强这种能力。但哲学又是发展的，运用不同的哲学方法进行思考其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掌握有深度的哲学方法。 有人说，哲学起源于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与超越。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人类从自然中脱颖而出从而有了理性、理智或自我意识之后，在他面前就出现了一道横在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根本上说，哲学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人类企图超越这一界限的理想。所以，哲学主要体现的是人类对某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哲学问题才是人类永恒追求却无法获得最终答案的“难题”，也就是说，对于哲学问题只能提出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解答方式，但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终极答案。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在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时提供的答案会越来越有深度。这看似是哲学致命的弱点，其实，恰恰是哲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哲学追求智慧的目的不在于认识有限、具体的事物，而恰恰在于超越这些事物乃至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因而哲学的一些问题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有时甚至是超验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界限，所以通常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在这方面可以说它们是没有终极答案的。哲学的意义不在于知识而在于问题，哲学从来不是某种线性的、知识积累的历史，它呈现给我们的是通往永恒无解的问题的许许多多 条不同的“道路”，尽管没有哪条道路能够通达彼岸，但是我们注定要去寻找或选择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从事哲学思考就意味着“上路”，哲学的思考永远“在路上”或者“在途中”。 也许可以将哲学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然或世界的统一根据等等以及与此相类似的问题，如本体论、宗教哲学等问题。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无论我们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它们主要是思辨的和抽象的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另一类问题相对来说则比较具体，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观等问题。但是，由于在哲学上这后一类问题同样是一些“元问题”或“基础性的问题”，因而仍然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法而获得某种普遍必然的确定的答案，科学技术只能为我们解决哲学问题提供思路，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准确答案。在西方哲学中，通常古典哲学主要关心前一类问题，而现代和当代哲学更关心后一类问题，然而无论是哪类问题，它们实际上时至今日都尚未有定论，也从未在哲学家那里达成普遍的共识。但是，哲学史显示给我们的是：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一两个相对固定的哲学思想范式。有时，哲学思想模式比较多，但不论怎么多，总是有一两个规范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起主导作用。这种规范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哲学思想范式。古希腊时代，尽管有许多哲学流派，但成为哲学思想范式的只有两家：柏拉图哲学和亚里斯多德哲学。在古代中国，哲学流派也很多，但能成为哲学思 想范式的也只有两家：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欧洲整个中世纪也有许多哲学流派，但能成为哲学思想范式的也只有托马斯主义哲学。近代成为世界性哲学思想范式的是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从十九世纪二三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哲学思想范式的也只有两家：一是黑格尔哲学，另一是实证主义哲学。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哲学思想范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在不同时间段里分别成为了哲学思想范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后现代主义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思想范式。 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以往的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虽然流派有数百家之多，但其建立的科学基础都很原始和简单，那些科学理论都是以往朴素科学理论以及近代以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古典力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等分别为代表），所以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东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多结论已经没有了深度和过时。以往的一切哲学对系统自组织的复杂性几乎都没有论及，或者说，有论及的话也只是面上论及，如果再用这些哲学去思考复杂的系统问题那么就很难得出正确结论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基础理论准备时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建立在牛顿力学、数学秩序原理、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组织化原则）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 前构建完成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电磁学为代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量子力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到转化为技术大约用了五十年的时间。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从理论到技术也许至少要用五十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等。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的完成，新的哲学也已孕育而生了，建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科学基础理论之上的系统主义哲学就是这种最新的最有深度的哲学。这种哲学方法的产生意味着方法论的巨大变革，我们有必要掌握这种哲学方法，因为掌握了这种哲学方法就意味着掌握了有深度的方法。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系统主义哲学已开始成为现在的新哲学思想范式，从长远看也必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 因为每一种哲学，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的哲学都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受到科学理论的重大影响。从近代以来，每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突破都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构建完成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电磁学为代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构建完成的，它突破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大约用了一百八十年的时间；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量子力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构建完成的，它突破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大约用了六十年的时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它突破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大约用了八十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看，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要突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至少要用六十年，科技革命突破后要形成新的哲学一般还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从这样算来，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要构建完成，从现在算起至少是在二十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理论突破后要形成哲学又要用二三十年，这样，整个二十一世纪新的哲学突破已难以能够了，而以往的一切哲学理论对哲学问题提供的答案又已没有了深度，所以说，不言而喻，只有系统主义哲学才能成为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了。 系统主义哲学主要是根据我们对哲学的本质的认识来考察当代世界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进程的，从而是对当代哲学理论所进行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哲学的基本特性是什么？这是人们在建立一种新哲学理论时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黑格尔在这里强调了哲学的时代性。不难理解，黑格尔也正是基于对哲学的这种认识，才在十九世纪初建立了他的博大精深的辩证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现在，我们已处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末期，当今世界，如果同170—190年前黑格尔所处的时代相比，是非常的不同，同120—160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时代的二十多年来，全世界出现了发展的新局面，世界也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状态或毛泽东所说的“三个世界’的态势，而是在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一个超强国家主导下的世界各国多元化竞争的形势，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中国这两个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崛起，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已基本恢复了元气，金砖四国中的巴西迅猛发展，原来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继续保有风采，欧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组织。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论在发达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实践中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也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和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巨大发展，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在上世纪构建完成，很明显，这个伟大时代的特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成果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也自然会不断地影响到哲学。所有这些都要求系统主义哲学对时代新形 势、新科技理论、现代及当代哲学进行新的概括、吸收，当然，当今的哲学更加需要创造性地发展。世界已经在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代新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世界建设和全面发展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社会发展的新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新时代的新要求只能是：必须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哲学判断和结论，用新哲学的新判断新结论来裁判生活。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随着生活一起前进并指导发生巨大变化的新生活。按照系统论演化的观点看问题，世界上没有常青不死之物，只 有那些能够在死亡中不断新生的东西才是不朽的。由此可以引伸，只有那种勇于变革自身不断创新的东西，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哲学也是如此。哲学也有自己的生命，哲学的生命不仅在于它所具有的思辨性和信仰，而且在于它由此而对时代所具有的领引价值。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有深度的话，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哲学反映时代，它是时代精神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表现形式；转过来，哲学又服务于时代和指引时代，正是那些看起来十分抽象的原理和范畴，极大地影响着一个时代的人们用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这就是哲学的时代价值，也是哲学的生命基点。一种哲学的命运如何，主要看它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表达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要求和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课题。系统主义哲学是基本上已 获得科学形态的哲学理论。系统主义哲学能够回答当今时代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能够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科学的进步不断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自己。 众所周知，推动哲学家们前进的从来不只是纯粹思维的力量，而是还有科技的发明和工业的发展。哲学只有在总结当代科学理论、科技成果、在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时才能获得发展。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19世纪的产物，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是20世纪的产物。它们的创立，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大的变革，但很显然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哲学的发展。当代西方哲学问世二三十年、现代西方哲学问世几十、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一百多年来，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有许多已经不能适应于新时代的需要，也已经不能解决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换一句话说，他们的许多哲学结论已经过时。当今世界是个发展的时代，是新理论、新技术、新科学层出不穷的时代，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已经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了，所以，从整体上和本质上看，更确切地说，这个时代应该称为系统时代。纵观哲学史，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 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哲学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与19世纪和20世纪相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使人类的视野，从反映比较简单的机械运动深入到揭示生命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从研究人类居住的地球扩展到浩渺的太空；从描述宏观事物的属性发展到探索微观世界的本质，向着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去深入探索物质的结构和宇宙的奥秘。控制论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社会和人工技术这三种不同运动形式间的控制关系，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进一步深化了世界统一性原理。信息论的发展，不仅揭示了人工技术、生物、社会等领域中存在着共同运动的规律，而且进一步证明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并使我们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对反映过程的理解更为丰富了。而系统论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普遍联系的思想，我们常讲的事物的内 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实际就是系统要素之间的竞争协同和系统整体与环境的竞争协同。以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学为主体的自组织理论，在科学史上首次初步成功地揭示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或从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演化的一般条件、机理和规律性，从而把人们的认识从辩证性发展到组织性的哲学新阶段。这样，就为新的哲学——系统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的、经济的和科学的充分根据，这样，系统主义哲学就算是难产也不得不产了。 本书只是导论性质的书，它只是概要性的哲学著作，它的推出只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010-6-16于深圳市 2011-4-28修订于北京 邮箱：zhqwzhqw@gmail.com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总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1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郑酋午：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 相同主题阅读 李学尧 熊静波：黑暗和法律如何联姻 黄志谋：登上红卫兵墓地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萧默：论“不说话”和“不说真话”权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魏干：从食品安全问题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杨斌：当前美国急于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辉煌的执政成就 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盛洪：美还是性？ 张曙光：公民社会：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陶东风：走近政治明星 党国英：土地换稳定，确立城乡居民土地财产权 林蕴晖：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朱永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宋万国：耀邦同志向我了解西欧情况 方小宁：夏衍的一次仗义执言 杨祖陶：研究汤用彤先师学行的力作——读《汤用彤学记》 丁学良 魏甫华：从文化启蒙到市场启蒙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9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9 16:04:23 张树华：冷战后西方民主与民主化研究：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标签： 民主化 ● 张树华 一 “民主”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也是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以至于西方一些政治学者报怨：对民主脱离现实的抽象而概念化阐释与争论几乎变成了文字游戏。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形容说，单单是有关民主概念的争论所耗费的纸张，足以砍掉一大片森林。另一方面，虽然围绕民主概念存在很多争议，但“民主”又被认为是个好词，像是政治股市中的“绩优股”，引得东西方掌权者或在野党纷纷追捧。君不见，当今世界无论当权者施政，还是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均会祭起“民主”的旗号；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均乐意突出自己对民主的“偏好”，不管是否真正理解民主之含义。现如今在国际上某些国家，政客言必称“民主”，意为占领道义的制高点；文人宣称民主，幻想在学术江湖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西方世界，近百年来“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政治构架。冷战中，“民主、人权”成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标志性的政治品牌，是对抗苏联阵营的重要战略和策略工具。20年前，苏东瓦解，作为政治策略的“自由、民主”在其中功不可没。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西式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全胜，有关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此结束。除民主之外，人类历史别无他途。一时间，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们罕见地取得共识并一致认定，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西方民主更好的制度了。民主成了政治的全部，民主涵盖了一切。于是民主与自由市场、富足等符号一起成了西方社会的象征，成为地球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争相奋斗的目标。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一些国家的制度离西方模式越远，意味着这些国家政治上越野蛮、越落后，意味着这类国家脱离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轨道”，不得不被迫接受来自西方的“民主教化或自由改造”，经受西方“民主法官或教师爷”的训教，否则还会遭受导弹轰炸式的“外科手术”，甚至要付出丧失主权和民族国家分裂的代价。 二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神权和皇权逐渐淡化，选举权逐步扩大，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充分的发育。之后，民主在西方主要国家实现了从观念向制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到20世纪，民主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更是变成西方国家手中的工具。而冷战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被解释为“民主化的产物”。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在这一过程中，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民主成了西方政治人物的口头禅，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变成西方对外政治输出的“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 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民主都应符合自身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发展民主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往往是得不偿失。回溯历史、环顾国际，我们发现，特别是冷战前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同时，一些国家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认识误区和思想迷局，出现了各式的政治乱象。 （1）民主被泛国际化。冷战后的20年，民主已经被泛化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国际政治现象，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民主成为西方划分关系亲疏和国际阵营的政治工具，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内容。在西方战略家眼里，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现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一样，已经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价值、观念、标准、制度、原则、做法等。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在民主课程的教科书中指出的那样：“民主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民主现在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的政府形式……这些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既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又关系到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美]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页）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民主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大国奉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战略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年来，西方世界通过对外高调推广民主，煽动“颜色革命”，力图掀起“新一波民主浪潮”。西方国家“民主国际化”的内容是促使民主进程全球化、概念普适化、模式西方化，根本目的是把持民主定义权，占据国际道义和地缘政治的制高点。冷战后20年来，与笃信市场绝对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一样，奉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在国际政治中横行一时，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先后导演了一场场政治闹剧。近些年，国际上“民主阵营”嚣张一时，极尽政治渗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不仅导致了国际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动荡，也延缓了一些地区政治发展的进程，败坏了民主的声誉，导致了一系列伴生性政治“后遗症”：民主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变、民主结果异化、民主机体溃疡、民主泛化与民主赤字并存、不少国家政治风险上升和政局频繁动荡；在民主在空间上漫延的同时，也出现了“依附性民主、复仇政治、寡头式民主、财阀的自由”等民主异质现象。 （2）民主被神圣化、宗教化。20年前柏林墙的倒塌造就了冷战后民主的又一个神话。自此，在西方政界和专家的共同鼓吹下，“民主”被赋予了神奇力量。冷战后，民主给西方大国的军事干预披上合法性的外衣。硝烟过后，武力推翻了他国政权，面对由此而来的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西方大国急忙扯起民主大旗来遮掩，俄罗斯学者将其形容为“空降民主”。（叶莲娜·普斯托伊托娃：《炸向利比亚土地的民主》，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03年以后，原苏联地区发生的几次政变都被冠以各种颜色的革命，赋以“花朵般”的温情和浪漫。时至今日，国际上打造“民主同盟、自由之弧”等民主原教旨主义还在大行其道。民主果真那么神奇？那么神圣？有那么无比的神力吗？ 在西方，民主被“教化”，主要表现为“宗教化、教条化”两方面。例如，宣扬民主拜物教，将民主宗教化、民主形式神圣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论教条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民主”一词仿佛具有了一种比宗教信仰还神奇的力量：只要一个人的口中念出“民主”一词，仿佛一下子便掌握了政治论坛的话语权或政治舞台的制高点。“民主”变成了神圣的上帝之言，意味着“文明的、先进的、富裕的、自由的、人道的、正派的、合法的”等等。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旦笼罩上了“民主、自由”的光环，便意味着从此掌握了世上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和话语霸权，便可以随意指责对手是野蛮的、专制的、独裁的、被奴役的，等等。围绕民主，西方国家特别生产了一系列政治传奇和神话传说，民主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杖”。难怪有的西方学者干脆将这类或真或假地宣称民主拜物教的思潮定义为“民主原教旨主义”。 对于民主的宗教化色彩及背后的战略考虑，西方政治学者常常开门见山，毫不掩饰。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写道，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西方社会。民主的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亨廷顿认为，民主是好东西，民主为西方所特有，可以被西方对外政策制定者所利用。西方主流宗教文化中特有的弥赛亚意识，推广民主便成了天赋使命，成了践行上帝的旨意。有了民主护身符的西方大国便可以高高在上，表演民主教师爷的角色，拒绝平等对话，动辄教训他人。 （3）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冷战后，西方将民主看成对外战略扩张的有力工具，变成西方政客手中高高举起的“政治指挥棒”，变成了西方霸权政治的“遮羞布和皇帝新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宣称，民主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也可以应用于国际秩序。从此，对外输出民主与美国对外战略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美国多任总统均以在国际事务中推行民主为己任，民主便成为美国对外重要的输出品之一。美国统治者坚信，上帝造就的美国民主制度是世界的典范，美国像是神话中的山巅之城，对外具有传播民主的使命。民主成了西方大国政治输出和外交干涉的掩盖与口号，成了西方世界追逐军事、经济和思想政治霸权的工具。 典型的西方政治逻辑就是：我即民主，谁不与我共舞，就是民主的敌人。冷战后，美国继续以民主划线，将世界分割成敌我对立阵营。2007年6月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新加坡表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民主工具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严肃的民主话题变成了“政治快餐”，不仅丑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发政治冲突，误导了一些国家政治发展的探索，拖累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实际上，这也暴露了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虚伪性：与其说是真心为他国谋民主，不如说是为满足自己的战略私利，为的是维护自己的政治优势。 （4）民主被标签化、碎片化。表现为将复杂而多维的民主体系简单地等同于现行的西方政治模式，将民主模式西方化、民主理念标签化、民主过程碎片化。 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在认识上往往将西方政治形式理想化、模式化、绝对化，误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简单等同，将民主化视为西化，认为只要移植西方民主形式即可自然而然地达到西方式的社会物质富足，极力主张全盘西化。一些国家急欲给自己贴上“民主化”的标签，以求在国际关系中能够与“冷战”后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国家也习惯以自己的民主框架来衡量和谈论别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进程，把持民主的定义和标准，随意给他国打上“民主”或“独裁”的标签。 冷战后，与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一样，西方极力推广民主的“政治实用派”笃信民主的普适性和通用性，忽视民主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他们坚信，一旦移植西方社会的普选制度、政党制度、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等民主模式，民主便会成功，将民主化进程简单化。殊不知，民主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民主的发展程度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一些政治竞争形式对西方国家可能是美酒，但对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民众则可能暗含毒药。实际上，近年来包括原苏联东欧地区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在内，人为移植民主模式很少给各国人民自动地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5）民主被庸俗化、手段化。与舆论上宣扬民主的普适性相反，现实生活中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在民主等政治问题上却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国际上某些政治势力习惯上认为民主为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出于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考虑，西方大国常常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共产党势力、地区分立势力、民族分裂分子等同于“自由民主势力”的代表，在推行民主的时候，往往在他国内部寻找“民主代理人”，认定市场派、自由派、西化派、反共派、激进派、分离派就是“自由民主派”，积极鼓动上述势力否定本国的历史，割裂政治文化传统，实行政治的“休克疗法”。 20多年前，不少苏东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或共产党内部的异己分子就是这样摇身一变，而一旦拥有国家权力，这些“自由民主”斗士们又变成了独裁专制的统治者，完全背叛了“民主”原则，挥舞“民主”大旗欺世盗名，足令西方支持者尴尬。 另一方面，民主被手段化、庸俗化，民主成了政治斗争的口号和手段。民主成了随意张贴的标签，自我贴上之后，便像找到了政治避难所，从此有了免受批评，并且可以指责别人的权利。民主成了一些政治人物的外衣，民主被绑架变成了被随意打扮的婢女。有的误认为，实行民主就是政治放松、绝对自由、党派竞争；民主化就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组、政党斗争、投票选举、全民公投等等。实际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协商。 （6）民主被程序化、格式化。这突出表现为将复杂庞大的政治体系简化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进而将复杂的政治民主过程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近些年，出于简单化和功利化的考虑，西方大国已经习惯了将“选举因素”视为衡量其他国家能否通过民主门槛的关键甚至是唯一指标。极力鼓吹“第三波”的亨廷顿将“选举”作为缔造民主的重要特征，称“全民选举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殊不知，选举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选常常变成一场全社会范围的“政治大赌博”。选举过程中金钱收买、媒体攻讦、丑闻不断，更改游戏规则等种种问题更是接连不断。公民投票时就像是在下“赌注”，一些党派和政治领袖往往不吝许诺，让普通选民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方向等问题上进行选择。而这类选择的后果不仅普通百姓无法预料，而且连政治家也“心中无数”。因此，选民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投票时只能凭借自己的情感和直觉。不是用脑（理智）甚至不是用心（情感），而是用脚（态度）去投票，成为“没有选择的选举”。结果是，过分关注投票过程和结果，而忽视选举之后的政治规制和监督制衡，造成一些政权出现宪政危机或独裁当道，从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泥潭。 这正像民主问题专家普沃斯基描述的那样，在政治文明低、司法体制软弱的情况下，只能是一种“速成民主”，经过民主化，大多数公民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不懂政治纲领，他们获得了并不需要的投票权，而这种投票权对组织性强的政治力量确实具有可利用的巨大机会和潜能。在法制软弱的情况下，买卖选票和政治腐败猖獗。腐败交易的主体就不仅仅是官员，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变成选票的市场交易，议会所反映体现的也是院外活动集团的利益，职位和决议也可以买卖。 （7）民主被绝对化、终极化。主要表现是宣扬西式民主模式的全球普适性和历史永恒性。在历史观念上，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峰，是终极形态。西方民主必将一统天下，人类只有在西方民主基础上才能实现世界大同。今后世界政治版图上专制独裁政权将所剩无几，一波又一波的世界民主浪潮必将席卷全球，西式自由民主将成为全球政治的主宰。自由民主是历史的一切，人类政治历史就此终结。西方大国将独揽民主大旗：我即民主、民主即我；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西式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最高形式。 在一国政治中，民主因素被绝对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主涵盖了所有政治进程的总和，民主是政治发展总体进程唯一的和终极的追求，自由和民主是社会政治的唯一价值。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和绝对的“自由”，可以不顾、甚至抛弃“稳定、效率、秩序”等政治价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这些极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国家里就曾出现的所谓民主化浪潮，被某些西方学者欣喜地称为“第三波”。然而，这股民主化潮流在上述国家潮起潮落，来去匆匆。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里的人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转而变为追求稳定和秩序。 三 冷战结束后，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是国际政治领域的焦点话题，而且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与国外情形相似，民主对于国内思想理论界既熟悉又混乱，对民主的理解歧义颇多，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少误区和模糊之处。什么是民主？如何发展和实现民主？什么是正确的民主发展观？民主和民主化的标准是什么？民主是唯一的吗？当今世界的民主状况如何？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民主与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政治发展和民主的成长有没有顺序和民主的逻辑？国际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政治主题是什么？一些国家为什么极力在世界上推销民主？如何评价和比较各国的政治发展力？怎样描述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进程和政治版图？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与民主化的前景如何？西方某些国家强行推销的“民主化”暗含哪些危险？提出哪些思想挑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来回答。 （1）民主不应抽象地和孤立地去研究，而应注重分析和研究民主的历史性和实践性。探寻民主的实践定义，应以国际视野比较民主的实践轨迹。多年来，民主问题的研究吸引了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等领域众多研究者的参与。探讨民主概念和理论论著层出不穷，围绕民主概念的认识分野甚至要超过对“市场、自由”等问题的争论。当然，不可否认，对民主的研究差异和观点分歧，也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差异。但是，无论如何，局限于从概念和借助西方民主教科书来阐释民主，在今天已无助于民主政治研究的深化。如果单单从概念上、从判断上来论证民主，或纠结于民主的“应然性”，或用几百年形成的西方模式去诠释现实，或者醉心西方民主的细节来描述民主政治的精致，这样反而会模糊对民主及其发展路径的宏观把握，不仅显得不得要领，而且使得对民主的认识变得宽泛化和复杂化。 要认清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说教的政治本质，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面对在民主问题上的迷思和争论，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要勇于超越一般民主，善于驾驭民主化。 （2）关注民主化进程的国际环境及国际经验教训。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国际化的时代，国际间的政治和民主化进程的相互影响大大增强。冷战后民主的推广与引进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因此，不能脱离国际政治背景孤立地研究一国的民主问题。通过对民主进行国际化的研究，着重比较不同国家的民主理念、民主模式和民主化道路，为中国的民主建设提供国际化视野和可资借鉴的材料。 从国际角度研究民主问题，首先要关注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变，研究西式民主及民主学说由早期萌生、进化进而制度化、模式化的历史过程，观察西式民主理论关怀是如何“由内到外”，由内部理论变成对外政策，进而衍生出民主的世界标准的。同时，也要着力比较分析美国、欧洲这两个主要“民主推手”的战略意图和策略差异。通过比较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实践，直接政治兴衰的经验和教训，发现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 （3）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长性和发展的包容性。近些年，西方民主教科书对于民主诠释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经常不由自主地按照“西式民主—东方专制”的模式和思维框架思考问题和评价事物。然而，冷战后，民主的潮起潮落以及近几年围绕东西方发展模式优劣的辩论表明，民主进程是政治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民主并不是唯一的、终极的，用民主概念并不能解释一切。研究中东和拉美等地区的民主化历程会发现，一个国家需要政治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价值和目标，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战略和民族目标任务决定了这个国家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和政治方式。与政治发展一样，民主有着特定的发展顺序、速度和方式。民主有其成长的环境、条件、土壤、文化、成本与质量。民主进程要统一于政治发展的总目标，要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法治建设等进程相协调。与单一的民主概念相比，政治发展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更为多彩也更为广泛。 （4）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要深入剖析西方推广民主背后的地缘战略意图，深入总结俄罗斯等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上的教训，努力摆脱西方在民主、人权领域的话语禁锢。要破解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针对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权排行榜”，应当强调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研究一套科学而全面的政治发展力评估模型，研发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估报告”。要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树立正确的民主发展观，探索全面而科学的政治发展理论，促进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效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5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红旗文稿，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张树华：冷战后西方民主与民主化研究：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张树华：中国道路的政治优势与思想价值 张树华：中国道路的政治优势与思想价值 张树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瓦解苏联 相同主题阅读 张树华：冷战后西方民主与民主化研究：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张敏：宪制转型视野下的香港行政主导体制 郑永年：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石龙洪：社会抗争与中国的民主化 田飞龙：民主之中与民主之后——评翟小波的“宪法民主化”研究 周光辉 殷冬水：政治民主化：当代中国的实践和经验 宋郑鲁：香港民主化博弈的背后 燕继荣：“中国式民主”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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