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北京举办“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有美国专家说，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以来，经过不断的调整与改变，拥有了适应时代，与时俱进的能力。但有中国学者持不同观点，他们反驳说，共产党建党90年来已经丧失了党的功能，共产党实际上已“名不符实”。 *沈大伟：中共拥有与时俱进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6月6日到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来自美国、英国、丹麦、新加坡等学术界的国际学者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有美国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90年来不断地适应变化，拥有了与时俱进的能力。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在研讨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为民众，为国民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地位做了很多事，拥有了适应时代、与时俱进的能力。”他还说，过去三十年，世界看到，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国外其他政党垮台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教训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改变。 沈大伟还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吸引包括私营业主在内的多个阶层加入，显示了共产党的开放，同时这种做法也表明了它不断的适应时代，积极采取措施迎接挑战。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沈大伟的说法似乎得到与会很多专家的赞同。 *陈子明：中国共产党“名不符实”* 但是，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北京学者陈子明对沈大伟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并不太了解中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名不符实”，已经不再是维护底层民众的党。它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已经丧失了功能。他说：“一个政党的基本功能是发动运动、革命和选举,”在和平时期，共产党并不进行选举，“已经丧失了现代政党的功能”。他说，现在的共产党只能沦为“官僚后备队”。 他说，共产党和它的成员们之间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据说，中国现在的大学生中有80%的人申请入党，但是，在陈子明看来，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是希望日后凭借党员的身份加入公务员的队伍。一旦决定不进入公务员队伍，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会被抛弃。 他承认共产党这些年来确实为民众和国民经济做了些事，但是这只是履行了政府的职能，并不是党的职能。共产党这么做，只是为了争取执政的合法性。 *陈永苗：中国共产党无力解决官民矛盾*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则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确有意愿进行调整和改革，但却没有能力进行变革，其中一个最大障碍就是庞大的官僚机构。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官与民”的矛盾，但是共产党一直无法解决。 他还说，外国的专家学者如果可以在北京当几天“访民”，真正与底层民众接触，他们就会对中国有真正的了解。 *郑永年：让多数民众分享经济成果是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同一个会议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如何使得社会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这个发展的成果，减少社会不稳定，这些都是需要去做的。”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民众争取权益的抗议活动也不断增多。

谢谢林副校长，尊敬的秦书记，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谈一谈中国政治模式的问题，刚才吴志攀教授谈了中国模式的这些看法，我非常同意，这两天我也去各个会议去听，也有讨论中国模式的，我想这是一个不可违背的问题，无论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很大，今天我要集中讲一讲中国政治方面的问题，刚才讲的也是法治政府，也是讲到了这个层面。我是学政治学的，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一谈关于中国的政治模式。...

郑永年的“撒谎”与秋风的“失礼” 作者：徐柯建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31 本站发布时间：2011-5-31 22:41:10 阅读量：586次 　　5月30日，自由主义儒者秋风先生在他的新浪微博说：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秋风“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支持秋风的人甚至说“郑就是个政治理论混混，秋风说其撒谎，是客气了。我将称之为吹箫客、说是求被包养的面首也行”，反对的人甚至说秋风“只是挥着意识形态大刀胡乱砍杀而已。这种人说白了就是当代十字军，眼里都是幻象”。双方针锋相对，我仔细研读了速记稿《郑永年在上海论坛的演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4b97b0100rhd9.html ，发现秋风先生的言行虽然有些不妥，但是他批评郑先生“撒谎”甚至“变态”，却是有根有据的。 　　1、任期长短问题 　　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mlh革命，中国有最高领导人的卸任制，虽没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阿拉伯世界尽管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统治，一统治就二三十年，一个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谁也不会喜欢你，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中国因为卸任制很好地避免了这个缺陷。 　　郑在撒谎，党国没有发生mlh恰恰是因为不像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缺乏，容忍表达抗议的空间非常有限。十多日前，党国刚刚警告了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党国此举恰恰暗示他们很明白阿拉伯世界mlh的发生与西方模式的民主大有关系。其二，朝鲜最高权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极权的程度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是朝鲜为何没有发生mlh革命呢?至少，朝鲜短期内比党国更没有mlh革命的威胁。可见民众是否乐意接受统治者，并不是能否发生mlh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其三，墨西哥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墨西哥的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墨西哥是权威主义专制，社会抗争乃至革命也持续了几十年。 　　可见，假如某国没有发生mlh革命，与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并没有根本的关系，而且也不意味着民众乐意接受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现政权，而是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去反抗。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任期长短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一也。 　　2、代际更换能力强弱问题 　　郑认为中国的代际更换能力非常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强。这里，郑先生又在误导我们的思路。党国官员的代际更换能力是不是这样强大并不重要，代际更换能力的强弱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否良好，民众是否自由是否幸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并不用刻意去限制官员的年龄，而是要去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权力才是根本，官员的权力得到限制，民众的自由才有保证，有自由才有活力与繁荣。 　　威权主义下的年龄限制，一到35、40、55、60就得靠边站等等，不但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可恨或可笑的问题，比如，吃皇粮者的膨胀，与这个年龄限制很有关系。更重要的，何止是浪费人才，简直是折磨在那些本想推行善政、做些实事的精英，过多的年龄限制反而限制了政治智慧。美国有的国会议员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许多时候，久经自由民主政治历练的老人也能够带来卓越的经验智慧。 　　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代际更替能力强弱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二也。 　　3、执政党基础问题(所谓的“开放”) 　　郑永年先生说：执政党不是一个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其根据是执政党慢慢变成一个向各群体、各阶层开放的政党，以前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家的，但九十年代向私营企业家开放，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做官。而西方的多党制，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右一点，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据此，郑先生认为，执政党的基础甚至比很多西方类型的政党制度要广泛得多。这个论证很有意思，我再给郑先生增加一点意思，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加入少先队，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共青团员，依照郑先生的逻辑，党国的基础其实比先生想到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只要执政党愿意，他这个基础还可以扩大好几倍，比如，将党员扩充为两三个亿，那么执政党的基础大概就可以空前绝后了，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几次了。 　　但是，党员的多少、党员的阶层成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党国的性质，资本家能够入党不过是党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罢了，不过是不走极权主义、改走威权主义罢了，这有什么可傲人的。威权主义者可以根据需要，引诱某些人入党，必要时甚至可以强迫入党。政治学的常识是，能够掌握国家社会权力的人总是少数人，党国的党员越多，并不意味着党国权力的分享者越多。威权主义之下党员证向全民的开放与扩充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执政者所代表的基础越广，只是意味着执政者集团的内部调整，或许有时候还意味着可以收取的党费更多，身不由己的人更多，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够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党，各政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或左或右，他们想取得某届政权，都得努力讨好民众，在政权的轮替过程中与各派相互妥协的公共政策中，多数民众的利益得到了表达与维护。一个政党倾向于自由民主与否，与其党员多少没有必

该报（5月25日）写道：”要求告密是以道德的名义，北京的大学生们得到印有同学名单的表格，得在表格上作出评价，认为谁做得好，谁不好。一位女生告知：’我们十分震惊’。对于校方想要了解的，任何人都不抱幻想，即谁在爱国和忠于党方面表现出色，谁敢于提出批评。 “这位25岁的女生说：’被同学说了坏话，会有严重后果的，这种状况就象文化大革命时一样。’她不敢当着同学的面说出这样的议论，害怕被告发。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黑暗篇章，共产党很想将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该报接着写道：”目前很多大学生感到，让他们想到的是极左时代的洗脑。大学最近又在强调意识形态教育，毫不掩饰地警告不要偏离党的路线，这显然是对中东抗议的反应。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那里的人民起义引起（北京）政府的恐惧，担心在中国也会发生动乱，为了防止这种事发生，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大学生和老师们告知，气氛大大恶化。校方设立了机构，确认谁是爱发牢骚的人，要他们步调一致。一位在中国大学任教多年的外国教授说：’以前还可以公开谈论所有话题，但是最近如果提到敏感题目，大学生们反应很害怕。'” 报道说：”很多教室都安装了显而易见的监视摄像头和麦克风，据说是防小偷，但是这种理由只有很少人相信。 “另一位讲师告知，他所指导的一位女生将中国和西方媒体的新闻水平进行批评性比较，’论文很优秀，但是学校领导得知后，召开了一个批评会议，将评分降低了。'” “不应低估中国的不稳定潜力” 报道引述政治学家郑永年的话说：”对批评性表态的反应明显更加严厉，政府还清楚记得，对其权力的强有力的挑战上一次是1989年春季来自大学生。”该报写道：”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年轻人对世界大事了解得更好，他们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北京宁愿向人民隐瞒的。 “北京现在设立了一个中心，传唤显眼的学生。一份官方通知称，被传唤者也包括有’极端思想’、’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或者有网瘾者。以自由传统著称的大学的这份通知在互联网上引起愤怒，博客主们抱怨说，独立思考被禁止，朝向现代知识社会的进步被阻碍。” 郑永年在该报（5月23日）的专访中强调，尽管人们从外部观察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政府似乎不必担忧，”但是中国政府的感觉并非如此。从内部观察，中国的一切绝非运行良好：收入差别迅速扩大，失业率增长，尤其是大学生失业。缺乏社会公正是一个巨大问题，就像中东一样。因此，不应低估中国的不稳定潜力。”   编译: 林泉 责编: 李鱼 (以上内容摘自德语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