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郑永年：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 进入专题 ： 中国模式 文化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前不久我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会议。会议上，一个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很简单，但是的确可以供我们思考一阵子。这里可以涉及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 　　 　　 1.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和这位教授一样，很多人也开始涉及文化方面。中国执政党刚刚在2011年9月召开的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一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崛起大多是以GDP来计算的。一个国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根据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以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8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而日本是3%，美国是1.8%。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一个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如果光从军事武器来看问题，就会过于肤浅。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国家形式。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皇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为先进的。但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皇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无为而治”，或者”统而不治”。中国自己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皇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维持皇朝尤其是皇室服务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呢？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前，英国所有的是极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尽管当时英国的GDP在世界排名和总量并不算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当时的英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这里就涉及文化的崛起。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英国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第一个问题，即文化崛起的重要性，人们不会有很多疑义。但是对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很不好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中国社会马上就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是要消灭自己的文化的。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所致，因此认为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就要学西方的文化，抛弃自己的文化。在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子。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去日本化”而”欧化”，即仿照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和德国）来建设国家。当然，刚刚学到的少量西欧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而消失。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选择是符合历史现实的。西欧是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人们可以向往这种文化，但很难搬用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崛起于较为落后的国家，对中国比较适应。也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的影响很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接受了苏俄文化，尤其在政治上。 　　接受西方文化这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消失。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篇《河殇》就是典型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之后，尽管人们不直接谈论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最近几年，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普世价值观。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国只有接受了这种”普世价值”（或者说西方价值），中国才会强大起来。很显然，对这些人来说，提”中国是否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说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过于简单。上面说过，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为都是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起来的，都存在有普世性的东西。的确，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话语一直占据强势，但这既不是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没有相关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论据。中国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是普世的。 　　日本一般被视为是属于西方国家。但日本并非真正是西方国家，而是一个假装西方的东方国家。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形式，但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其运作规则还是保留着浓厚的日本传统。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把西方形式和日本传统内容结合得很好的国家。同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也并非直接照抄照搬了苏俄模式，而是对苏俄模式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本政治制度是西欧自由主义日本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较为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外来文化，如果要成功，都必须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其可以变化，但不可以被取代。 　　回到那位美国教授提出的问题，人们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如果中国单纯接受西方文化，那么中国就不能算是崛起。当今在中国盛行的各种”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尽管在中国因为加入了中国要素而变形，但很难对西方发生任何影响力。西方可能因为中国接受了他们文化而高兴，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具有吸引力。很多年前，我读过美国记者法罗斯（JamesFallows）写的一本书，书名叫MoreLikeUs（中文可以译成《非常像我们》），就是说亚洲国家随着发展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了。这当然是西方的胜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亚洲的崛起。亚洲只是通过学习西方而崛起。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解释，也为亚洲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当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亚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显然，第三个问题更难回答，那就是，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有能力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的文化？产生一种不同的文化比较容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较强势，而另一些文化比较弱势。强势文化具有话语权，为比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势文化稍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话语权，不为人所接受。也就是说，要创造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圈但同时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历史上，宗教文化，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是这样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种文化，至少在东亚文化圈里是这样。 　　造就这样一种文化很难，但不是不可能。这里举”东亚模式”的例子来说。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名为TheEastAsianMiracle（中文为《东亚奇迹》）的书，肯定了亚洲的发展模式，并指出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这个研究项目的出台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东亚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东亚模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东亚是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因素促成了东亚模式。当然，东亚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认为自己的发展和西方的不同。这些经济体成功了，当然可以开始说话，开始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尽管西方主流学者反对，这个研究项目最后还是在日本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出。今天尽管也仍然有人不认同东亚模式，但东亚模式已经为西方主流所接受。当然，东亚模式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模仿和接受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在知识界，人们围绕着东亚发展模式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由各种亚洲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角色、社会因素例如高储蓄率、强调教育、家庭的作用，等等。 　　和东亚的经济话语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话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这方面，即使是亚洲的主流话语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很多政治体系即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和西方的非常不同，但也都伪装成西方政治体系。日本是很典型的，韩国也差不多。实际上，即使是民主政体，亚洲国家的组织方式和西方很不相同，除了形式上的定期选举之外。比如，日本被视为是西方式民主，但自民党一党独大模式和西方民主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这种不同。可以说，亚洲的政党、政府、社会等方面的组织有它们自身的规律，在形式上套上了西方政治形式并没有改变其文化性质。 　　那么，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不能说中国没有文化。中国有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依靠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历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三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任何西方一本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四是文官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对他们进行调动，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其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其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治理整个国家的事务。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族、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教育权力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模式 文化   

郑永年: 中国新政治生态下的政治改革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今年年初以来围绕着中共十八大所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包括各种政治谣传、政治丑闻和毫无规则的党内竞争等）表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管喜欢与否，人们可能不得不加以接受。很显然，事情发生了，并且这些变化已经变得不可加以阻止，这就说明政治生态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状态。这些新现象也已经对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有人甚至认为，越来越多的新状况可以在毫无预见性的情况下发生。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它们，政治系统运作的瘫痪也不是没有可能。对执政党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这些现象，在此基础上之上进行政治改革，重新调整中国的政治体制设计。 　　那么，中国政治面临怎样的新政治生态？如何根据新生态来进行体制改革，推进顶层设计或者基层设计？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或者基层设计才能应付新的挑战？所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加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新政治生态呢？我们可以从国家和社会两大方面和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的变化来看。 　　在国家层面，或者严格地说，在领导层层面，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过度的内部多元主义，表现为思想和利益的多元性，从而失去了政党的有机整合性。任何执政党如果要有效、可持续地执政，都是需要行动导向的。只有行动才能应付面临的危机、解决存在的问题，在生存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行动，就要赋予执政党的领导人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一个政党如果是无为而治，那么就不会有行动，会眼睁睁地看着各种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酿成最后的总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顶层设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重塑一个行动导向的执政党领导集体和政府？ 　　 　　如何塑造一个行动性政党？ 　　 　　政治如何从无为转型成为有为？也就是说如何塑造一个行动性政党？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带来的过多的内部制约。要有效减少内部制约，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不可避免。 　　第一，中国迫切需要在退休制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建立政治退出制度。中国的领导人往往是退而不休。退休之后，尽管没有了正式的职位，但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行使着原来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继续干预现存领导层的权力行使。在缺失政治退出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年来非正式政治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正式制度的改革不到位，而非正式制度在快速发展，中国政治制度的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因此，要建立政治退出制度，大大减少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在任何国家，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如果非正式制度过度，不仅会有效制约正式制度的运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瘫痪正式制度。至少在外界来看，中国除了一套正式制度在台面上运作，人们很容易感觉得到其他隐形的制度的存在和运作。有人称其为“影子政府”或者“影子政党”。 　　第二，要建立新的制度来确保形成能够支持新领导人进行有效决策和政策实施的执政团队。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度，强调的都是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团队。例如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内阁就是总理（首相）的执政团队。而在总统制国家，例如美国，实行的是所谓的“政党分赃制”，即总统有权任命支持他的政党成员为部长，组成执政团队。今天，西方的执政团队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多党制国家，内阁往往是由多党组成的联合内阁，各党派在内阁里面互相制约，经常造成政府运作的低效率。如果考虑到国会和议会的制约，西方国家的行政权力的有效性更会成为问题。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制度里，政治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总统和总理可以任命部长，也可以解雇部长。 　　中国和西方的制度不同。尽管强调集体领导，但并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内阁制。人们可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是政治局及其常委，这是最重要的第一层面的内阁。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西方类型的政党，执政党掌管重大政策的决定及其实施权。其次是国务院，是行政部门。无论是政治局的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都没有可能组成自己的执政团队，因为这个执政团队是集体选择（选拔）出来的。在今天，他们往往是党内不同利益妥协的结果。实际上，在执政团队的选拔方面已经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即权力的分配倾向于为了增进各种个别利益而非执政党的整体利益。因为没有自己的执政团队，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很难决策和执行政策，已经造成了执政党和政府不作为、既得利益和官僚坐大的局面。因此，中国需要给各级领导形成自己的执政团队的权力，也就是名副其实的“领导班子”。行动型领导班子的形成是有效决策和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这里，人们不应当把执政团队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派系”和“山头”。执政团队当然有可能演变成“派系”和“山头”，但这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设计来制约和避免，例如限任制（两届）和政治退出制度。 　　在顶层设计的意义上，还有一个相当有效的制度就是在政治局常委层面设立数个委员会。在这个层面，早已经有一个委员会，即中央军事委员会。还可以设立中央社会经济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可以在现存的中央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来设立。各种领导小组往往是为了满足一些领导人个人决策的需要而设立，体现为过分的非正式化，很难提升其制度化水平。委员会制度可以通过互相交叉任职等方法来满足高层政策协调的需要，改变近年来“一人负责一摊”的局面。在政治层面，各个委员会成为最高的决策机构，从而把决策和执行政策的官僚机构区隔开来，从而避免因为官僚体制坐大也就是官僚既是决策者也是政策执行者的局面。同时，各委员会可以吸纳更多的来自下一层的官员（例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等），既能提升党内民主的格局，又能培养未来政治人才。 　　第三，要形成有效的执政团队，必须把政治官员任命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区分开来，也就是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这种分割制度本来是中国传统制度的最优实践之一，对近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本土反而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这种分割制度的确立是为了实现政策变化和政策延续性、变革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政治官员来来去去，但公务员则是永恒的。政治官员由新的领导人任命，是执政团队的一部分，是决策者，而公务员则由非任命产生，是政策的执行者。 　　 　　加紧正式政治表达制度的改革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加紧正式政治表达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改革人大和政协（“两会”）等基本国家制度。社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退休领导人，要进行政治活动，产生政治影响力，都应当通过这些正式的平台。现在，中国很多退休官员都会通过各种非正式途径来动员体制内的力量，通过非正式的关系和管道来影响当政者。这种现象在深刻负面地影响着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程度。如果各种权势政治力量能够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在背后操纵国家的命运，而一般社会成员没有政治的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那么社会对体制的怨恨会越来越重。不管那些参与非正式政治干预的政治力量如何来论证他们行为的合理性，因为没有透明度，没有正式的程序，在人民眼中他们是没有合理合法性的。民间对这种现象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怨恨。怎么办？如同其他社会力量，这些权势阶层也有权利参与政治。唯一的办法是：给他们正式的渠道！那就是人大和政协制度。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权势阶层的人事都安排在人大和政协这两个代表或者议政机构。“两会”已经充斥着太多的权势阶层了。有效的改革就是把“两会”转型成为真正能够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协调各社会阶层利益的机构。 　　在社会层面，政治生态也同样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概括地说，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已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一个开放的社会迫切要求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近年来，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压力遽然增大，越来越超出现有体制的应付能力。 　　 　　社会政治参与需要制度化 　　 　　必须意识到，在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政治参与会继续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中国社会存在着高度的政治平等精神。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等级制度，也没有印度那样的种性制度。几千年来，中国人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精神。第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成长，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穷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仍然居多，社会的政治参与往往体现为非理性，甚至充满暴力。第三，社会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提高，加上信息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政治期待持续提高，也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力。第四，社会参与也经常表现为无序的参与，一些人通过正常的渠道，而更多的人则通过非正常的渠道，例如通过制造事件来“参与”政治，无论是像游行示威和群体性事件那样的有形事件还是像谣传和揭露丑闻那样的无形事件。 　　就是说，中国式的社会政治参与远没有制度化。非制度化的参与经常给政府带来莫大的压力。这要求政府拥有更大的能力来应付社会参与。社会层面的情况也说明了国家层面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来自社会的压力。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社会无序的参与，那么社会政治的稳定很难得到保障。这方面，中国可以从自己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学到很多深刻的教训。 　　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意味着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基层设计。没有基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人们经常说，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同样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基层就有什么样的顶层。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两方面需要互相配合。在很大程度上说，基层设计并不见得比顶层设计来得容易。如果说顶层设计涉及到的是党内民主，那么基层设计更多的是关乎“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一个危险的现象是，各种“隐形”政治力量或者特权阶层都深居“城堡”，操纵着国家政治，而对社会层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深化到了什么程度毫无感觉。而执政者既无法超越也无法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怨恨，只能救火，而无能通过改革而解决问题。如果顶层和基层、政府和社会继续脱节，必然最终造成中国数千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的革命局面。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既得利益集团还是社会都会成为受害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觉到这样一种悲剧的可能性，但执政党内部的各种利益都在忙着增进自身的利益，还没有想着如何建设一个有效的行动团队来避免悲剧的发生。（来源：联合早报）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郑永年 黄彦杰：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 进入专题 ： 风险社会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黄彦杰   　　 　　从没有概念到危机四伏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险社会”即将在东方的中国形成。 　　的确，这本旷世名作甚至没有提到中国。在二三十年前，风险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学者关注的焦点，更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日常词汇。在一个刚刚走向“商品经济”的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一种类似于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模式之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活遵循一套比较固定的规则和节奏，人们的日常行为都有一个比较确定的预期。这些期望是家庭、单位和国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赋予的。在这种制度下，预期被严格“计划”和管理：国家牢牢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对个人占有的生活资源采取既封顶也封底的全面控制。 　　生活在这样一种秩序下的人们面对生活中种种无法预料的事件，往往会试图用古老的“命”“运”来将其合理化，会通过传统的命理学加以窥测，会抱着“好人一生平安”式的朴素信仰在心理上规避它。即使是特别活跃和敏感的1980年代的知识界，似乎也没有对“风险社会”这种概念产生太多兴趣。换句话说，那个年代的中国与西德社会完全处于两个不同世界，中国社会缺少产生“风险社会”的制度环境，当然也就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 　　在西方，“风险社会”始于中世纪城堡政治的解体，而市场化则使风险社会成为现实。风险社会既是一种客观存在，更基于一种趋于理性计算的社会心态——理性计算取代了传统习惯和规则，它又是社会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只有社会的货币化和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当精确计算和细致规划不再是统治者的核心工作而成为人们生存所必需的时候，风险作为一个概念的价值才凸显出来。中国也如此。 　　风险概念在中国真正流行，还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在1994年全面经济改革之后。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对于风险的强烈感知几乎与改革步骤平行。“风险”首先产生于经济改革的核心区域，例如私人企业、股市、保险业以及改制中的国企，然后随着市场化的脚步扩展到教育、医疗、住房、土地和就业等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最后更通过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污染、生态灾害、粮食安全等全局性议题，逐步成为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风险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们发现，生活最大的“未知数”，例如生命的长短、财富的多少、文化的高低、事业的成败、地位的高下、权力的大小，以及各种人伦情感的维系，都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以前曾被认为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的，除了生死，现在似乎都可以依照主观努力来改变了，而且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意志甚至道德品质和生命价值的基本尺度。 　　这诸种尺度中又以财富为核心，因为财富逐渐成了决定其他价值的衡量标准和交换手段。没有人能预料到，中国人在经历了几十年几乎没有个人财富的生活之后，现在又必须面临一种财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中的生活。以前一直处于生活边缘的，由身份支配的财富问题，现在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中心议题。以前一直没有进入不确定领域的问题，从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到工作甚至婚姻的稳定，现在居然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的担心。先前主要是一个人面临的失败和破产的风险，逐渐变成整个社会对于老无所依的恐惧，对于钱不值钱的忧虑，对于世风日下的警醒，对于水和空气的担心。从风险的层次上来讲，人们越来越感到社会风险的集团化，即从个体风险发展到了系统或者社会风险。 　　简而言之，短短20年间，中国已然从一个对风险没有概念的社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很多人存有危机四伏感觉的风险社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变局。一开始，中国人还是对市场所带来的自由和解放抱有无限期望的。1990年代初，许多人下海，虽然最后多数人可能并未获得成功，但现在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私营企业和私营资本，正是当时一些有勇气承担风险者的丰厚回报。 　　在全面改革刚开始的年代，风险常常被看作是机遇的代名词。最重要的，社会主流对于蒸蒸日上的国民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并没有任何异议。换而言之，社会共识认为系统风险比较小。 　　但到了最近几年，从留学移民到投资移民，精英移民变成一种无法遏制的趋势。似乎就在短短几年之间，人们看到一种风险社会的爆炸式成长，很多人开始要逃避中国式的自由（如果借用哲学家弗罗姆“逃避自由”的名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社会“风险化”来的这么快？中国式的“风险社会”与2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局有什么关系？理解这些现象的成因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结构。 　　 　　中国式风险社会 　　 　　让我们对风险做个最简单的分类。前面提到风险可以分为个体和系统的，前者主要影响个别的人、家庭或者企业，后者则可以波及某个地方社会，全社会的某个层面，整个国家甚至于全球社会。这是以波及范围而论。 　　如果以风险的涉及时间或者危机酝酿时间而论，系统风险又可以分为短期的或者阶段性风险和长期的或者结构性风险。这个时间界限因风险源不同而产生差异，但大抵在5年到10年之间。在这种分类下，与价格波动，GDP增长，突发事件如安全事故、传染病、群体性事件和环境污染事件相关的风险，可以看作是主要由随机条件决定的阶段性风险。经过社会长期博弈形成的利益结构、产业布局、人口结构、资源环境、发展模式以至于整个经济政治体制，则是结构性风险的重要来源。后者才会对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个体长期福祉造成决定性影响。多数情况下，结构是形成一种局势的基本条件，结构性风险正是以各种事件频繁爆发的形式展开的。 　　按照贝克的风险理论，风险的分布和转移是当代风险社会权力分布的关键机制。贝克甚至认为，风险社会的社会分层标准，不是经济地位定义的社会阶级，而是以风险分配制度定义的风险群。 　　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种风险分配制度——现代保险制度，其本质就是通过货币和市场化将个体风险变成系统风险，从而部分解决了市场经济下的个体风险问题。国有经济制度，本质上也是一种风险分配制度。国有经济通过垄断全国市场的一个部分或环节，保证了稳定的销售额和经营规模，但同时，另一些企业则由此被迫分担更高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分配制度将国有经济和财政风险分散给社会。 　　不同风险群体之间的风险转移，构成了风险社会另一个重要的运行机制。例如中国1990年代的福利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化了医疗、住房和高等教育，但对于部分公务员的福利却维持了原有分配原则，这种政策的实际结果就是治理者构筑城堡，将风险从国家工作人员转移到城堡外的社会群体。此外，产业转移特别是污染企业转移，其实也是一种带有交换性质的风险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转出地需要面临未来就业和经济增长风险，而转入地往往需要用环境污染的风险换取就业和经济增长。 　　风险既可以在群体间转移，也可以在不同类型之间转移，例如将短期随机风险转化为结构性风险。例如在一个投资结构性过度的国家，利用增发货币、促进投资的手段刺激GDP增长，虽然可以暂时避免经济停滞，但长期却会加深结构性不平衡，诱发更多危机。这种转移手段虽然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进行结构调整，但也为将来的结构调整增加了困难。 　　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也是一种大规模的风险转移行为。当时的经济结构也许还没有遭遇全面危机，而改革导致的下岗和下海，必然会给千万国企工人带来许多风险，但如果没有改革，整个经济体系面临的结构性风险只会越来越高。这是1990年代改革的基本课题。 　　在一个市场化的大局下，风险转移是伴随经济和财政权力转移的结果。这种转移的基本规律是，权力和资本的集中，常常意味着风险的转移和分散。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风险转移，大概要数19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又可以分为两个基本主题，即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市场化与货币化，以及国家财政和经济权力的巩固。这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方面其实并不矛盾。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放弃了对商品流通和劳动力流动的控制，建立起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小企业奠定了存在的基础，将亿万农民工转变为低技术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改革加强了中央对金融、财政和资源的控制，使国企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并将地方政府变成土地开放和招商引资的“发展型政府”。这种全面改革不仅仅意味着收入格局的调整，更涉及了一连串的风险再分配。 　　从总体上讲，中国式的风险分配服从金字塔规则：中央财政和央企集中了经济和财政权力，但负担最小的短期风险；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权力其次，但面临风险更大；民营企业只剩下进入部分市场的权利，却要以高利率的形式分担最多的风险；社会整体尤其是底层个体则承担了最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底层最缺少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福利，最缺乏各种必要的社会保护，但却要面临完全的市场竞争。他们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市场所带来的个人风险。许多人生活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甚至死不起”的状态下。即使是号称“中产”的城市白领阶层，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生活成本的增长往往超出预期，有人把这种心态戏称为“不敢生病，不敢辞职，不敢生育”。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分配结构下，另一种通行的办法是将短期风险转移为长期结构性风险，然后再向社会转移，向后代转移。最为常见的转移途径是通货膨胀和环境污染。只有当中国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引进了现代货币金融体系，实现了“中体西用”，这种转移才有可能。 　　最为常见的例子就是许多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的“政策机会主义”。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和税收引进大化工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环境污染的巨大风险推向地方社会和子孙后代。部分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更是利用了中国股市的漏洞，利用虚假的信息向股民转嫁风险，更有甚者，以股市为工具明目张胆地坐庄和圈钱。部分大型国企在海外投资中显出的不审慎，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决策者能够把损失的风险转移到国家层面而免受个人损失。近年来，地方政府动则千亿、万亿的投资计划，其目的也只是短期的增长，而不是长期的效益。最典型的政策机会主义，无过于用扩大投资和地产泡沫的办法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做法，或许在短期内提高了平均收入，但在中长期则需要全社会咽下通货膨胀和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的苦果。 　　不难看到，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特点，并不在于其内容和形式，而在于人为的分布体系。从国家层面所面临的恐怖主义、金融风险、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资源枯竭，到个人层面的疾病和工作安全，这些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和其他社会都能找到。 　　但中国特有的完备彻底的国家危机转移系统，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是各国的常态，但像中国这样的极度不均衡恐怕也属异类。很难想象，为中国经济运行承担最大风险的，例如像农民工和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社会保险覆盖最小的群体。 　　换而言之，中国式的“风险社会”似乎并不是贝克定义的那种代替了阶级社会的新型组织，因为中国的风险分配格局几乎复制了社会阶层的分布格局，对任何个体而言，风险与权力和财富完全成反比。 　　 　　形形色色的风险策略 　　 　　中国特色的风险分配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后果。这些后果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中国社会。机会主义可以说是最典型的风险规避策略。 　　设想一个小企业或者作坊，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能力影响产品市场的定价；另一方面在国有银行、资源供应者（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市场管理者和更大企业面前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之力，其所剩最后的生存之道就是尽量在与消费者匿名交易过程中通过降低品质谋取微利。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小型食品加工厂，就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自然是消费者面临的风险。这里表面上是小供应商通过市场制造了风险，其实则是将体系风险转化为消费者的个人风险。在这种博弈中，唯有企业规模小，不易追踪，注销容易，所以机会主义才可行。 　　但机会主义的盛行，又不限于小企业。毕竟许多大企业的利益来源于众多供应商，许多大企业，事实上也成为了小企业的共谋者。 　　中国经济的投资比重持续增大，消费率徘徊不前，其实也跟风险分配格局有莫大关系。中国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高度市场化，意味着任何中产家庭为了购买房产、子女教育和年老看病必须积累大量存款，富裕一点的还为子女未来出国留学和移民积累资金。民营企业面临比国企更大的经营风险，(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