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浩茶油

质监局为何替问题企业瞒报   请读者记住这家企业名字——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早在今年3月，这家公司生产的茶油被查出致癌物超标6倍。但湖南省质监局正式发布的抽检结果是“合格”。这一消息没有向公众公开，湖南省质监局一位高层表示，粮油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不公开问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致癌产品也没有召回，至今还在热卖，这家公司的产品是“国家免检产品”，公司老板刘翔浩是全国人大代表。 这个消息是我的室友告诉我的，他是一位研究癌症的专家，他对这种消息颇敏感。他告诉我，金浩茶油中的超标物质“苯并芘”具有致癌效果。但我对此丝毫不感到惊讶。在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之后，国人都应该练就这种淡定自如的平常心态，更要紧的是加强身体锻炼。因为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远不止是个案，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之下，产品质量问题可能仍将层出不穷。 我们看到，在金浩茶油的问题被暴光以后，监管部门的第一反应是掩盖问题。这个现象很好解释。芝加哥学派的大师、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早就发现，监管部门和被监管企业，很容易形成蛇鼠一窝式的相互勾结。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税收，地方政府从地方保护主义的角度考虑，会充当企业的保护伞。这一现象斯蒂格勒称之为“政府俘虏理论”，指的是政府被企业所俘获，尽管监管部门号称他们代表的是公共利益，但事实上监管部门的具体人员很容易被监管对象买通，从而背离应有的公义立场。据悉“金浩茶油”是当地的“支柱企业”，自然会得到当地政府的百般照应。三鹿事件亦复如此，三鹿奶粉中的问题，三鹿公司早就心知肚明，也很快报告给了政府，但石家庄和河北省政府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是对公众隐瞒了这一事件。那么，此次金浩茶油总算是被媒体曝光了，还有多少类似事件已被内部处理、公众从来就不得而知呢？ 我断然相信，问题茶油绝不只是金浩一家，正如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不只是三鹿一家一样。这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在起作用。对于那些遵纪守法的企业来说，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它是竞争不过造假企业的，一旦伪劣产品得不到及时查处，行业中的其他企业都必须跟进，否则就会死掉。于是我们看到，好企业被淘汰出局，造假企业反而在竞争中获胜，造假越厉害优势就越大，呈现可怕的“逆向选择”效应。 产品质量的监管，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美国FDA的经验来看，有效的监管，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等多种力量发挥作用。其中政府力量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发挥实质性监管功能的是各种社会力量。因为产品质量本身只是一个民事问题，是市场中的常态现象，完全可以交给社会力量来履行监督者的职能。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媒体的监督也往往遇到一些所谓“粗人”官员的阻挠，如果社会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话，所有的监管职责就只能是由政府来承担。可是，市场里的产品是如此之多，政府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履行完全监管职能的，这样一旦出现问题，民众就会抱怨政府的失职，这对政府来说，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活。今天政府之所以包揽了社会管理职能，其实是一种权力意识在作怪，把监管当成是一种权力，而不是将其看成是一种责任。然而，当政府被赋予了全部的权力时，却又陷入了政府被俘获的困境，权力被当成寻租活动的工具。这是一个死循环。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政府的权力太大了。 在这起事件中，地方政府扭曲的“维稳”思维也在发挥作用。正如湖南省质监局官员所说，不公开问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论调何其熟悉，在紫金矿业事件中当事人就是这么说的。何谓稳定？当然指的是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在爆发社会问题后有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无疑在官员们眼里，民众被有毒食品毒死是不要紧的，只要自己的乌纱帽稳定就行了。这真是让人无语。看来在良好的监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因陋就简的补救措施，在于首先把监管部门给监管好。

最近，知名山茶油品牌“金浩茶油”被曝致癌物苯并(a)芘超标。金浩公司终于在其官方网站挂出《致广大消费者致歉信》，承认其产品苯并(a)芘超标。   然而，这种认账并来之不易。8月中旬以来，网上传出湖南金浩茶油被查出含致癌物超标6倍，金浩公司在其官网上曾发表《郑重声明》，称“……谣传……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品牌形象”，并承诺产品质量可靠。另有报道称，湖南省质监局内部人士透露，产品问题早在年初就已发现，但始终没有向公众发布。当地质检官员称这是为维持稳定。   明明知道威胁公共安全的食品在市场上销售，却掩饰事实半年之久，这是什么“稳定”？质监局如同警察、消防队，对公共安全负有直接责任。如果警察接到报警不出动，消防队见到火灾不去救，我们的社会还有稳定吗？这样的警察或者消防队员，难道不应该因为渎职而被判刑吗？   试想，如果这次严肃追查有关负责官员，以渎职罪对之起诉判刑，最后令之入狱服刑，我们的社会是否会安全些、稳定些呢？这本来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们却无法可依。   “金浩茶油”事件透露出，中国的行政法规残缺不全，负责官员无法可依，仅凭主观意志就可以对于“稳定”以及达到“稳定”的手段进行随意解读，乃至有警不报，事后也不受到应得的惩罚。记得几年前，我在波士顿郊外家中的饮用水有些问题，打电话向镇政府通报，一个小时之内检查员就来了。让我印象深刻的还不是这样的反应速度，而是其工作的章程。他检查完从我家连接公共供水系统的管道，没有发现问题，于是告知我们，房内的管道可能老化，也许需要检查，但因为这属于私有财产，需要我们自己负责。我茫茫然地问他应该和什么公司联系，他随手给了我两张纸，上面有十几家公司的通讯地址和电话。我问他有什么可推荐的，他立刻正色告诉我：“我如果对你提一个公司的名字，那就犯法了。”这下子我才明白，他作为政府里的人，有责任对我提供相关信息，但绝对不用利用职务之便推介私营公司。一旦这样作了，政府的角色就又是裁判有是运动员。由此可见，有一整套严密的行政法规约束他的行为。小事是如此，大事就更不用说了。占用公职为所欲为，迟早要吃官司。   食品卫生本是公共安全的重大问题，如今事故频出，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但是，约束有关政府部门的行政法规在哪里呢？我看还是应该尽早制定，并公之于众，便于大家监督政府。比如，当有关政府部门确定某种食品不安全时，必须按照既定的行政法规公之于众，而不能听从领导的意志，更没有必要请示汇报。这就象警察或消防队员接到报警立刻出动一样。不及时向公众通报，或者领导干预不予通报，这样的公务员或者领导就必须负法律责任，必要时应该下狱。也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放心，社会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