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师弟与师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矿，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煤黑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着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六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许多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遭到百般阻挠。他不屈不饶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虽然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有一穜观点，认为在一九六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后，或者到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历史叙述还是想延续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和随后毛泽东的去世、江青集圃的覆灭，而把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视为文革后期。文革后期的特黠，一是上层逐渐陷入了权力斗争，一是底层以“民间思想村落”为中心的民间思潮的空前活跃。我以为，文革后期民间思潮的主要成果有三方面：一、对中国现行社舍主羲体制的政治和经济批判；二、社舍主羲民主舆法制，思想启蒙的呼吁舆思考；三、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农村体制的呼吁舆思考。 　　邓小平吸收了七十年代民间思想 　　我们可以对七十年代以来，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作两点小桔。 　　首先，当时以林彪外逃为标志，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会舆精神危机，所有人都觉得，文革难以为继，中国需要一个转机。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一个思考的中心。民间思想者对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大体上提出了未来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陈尔晋、徐水良为代表，要求推进以“防止官僚特权，保障劳动者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根被改革；二是以李一哲。卢叔宁为代表，以推进民主、法治和启蒙作为中国的出路；三是以顾凖、张木生、陈一谘、王申酉唯代表，主张以发展生产力唯第一要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民间思想的设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所提出的民生、法治、启蒙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不同程度上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所接受，事实上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确实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他们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但作进一步考察，也不难发现，民间思想者许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卢叔宁所提出的“人民主宪法”，卢叔宁所强调的“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中心的启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启蒙运动中事实上都是被忽略了。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民间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份，即陈尔晋等所提出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被搁置了，民间思想者在这方面提供的宝贵的批判资源，也完全被强迫遗忘，这些思想先驱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令人叹息。而这样的搁置于遗忘的结果，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年早已经提出的特权阶级和劳动者的权利问题，都更加突出且严重，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这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是足以使我们警醒与深思的。 　　毛泽东真的成为孤家寡人 　　其二，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后期所有民间思考，都涉及毛泽东，斗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体制的质疑与背离。我们刚才说过，这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期的民心、人心、党心的变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那些干部、知识分子，还是文革的依靠对象，那些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以至支持毛泽东主义者，都对毛泽东的革命产生怀疑，对他所建立的革命秩序表示不满，充满了变革的要求。回顾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毛泽东始终把党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现在，所有被他玩弄、制服，因而绝对服从他的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的对立面，成为怀疑他、抵制他，以至反抗他的力量。他最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就有了最后的几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由周恩来去世而引发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皮”，“中国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当时群众的主要矛头还是指向四人帮，而且也有像我和我周围的朋友这样的人，还在坚持毛泽东主义，因而对“四五运动”背后的邓小平，即党官僚的影响，仍然心怀警惕，但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四五运动的群众呼声中结束。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603.html

　　王瑶，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1914年生于山西平遥。早年曾主编《清华周刊》，他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至今仍少有人超越，著有《中古文学史论》等；建国以后，他首写《新文学史稿》，是我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89年，王瑶于上海辞世。 　　当我们目送一个又一个学术大师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追忆他们的渊博学养、卓越贡献的同时，我们更怀念大师们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人格品行。今天，在经济繁荣和变革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种种利益和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抑或能在我们内心引起几分感慨、几分愧疚和几分思考。——编者 　　王瑶是谁？ 　　如果查名人辞典，会找到这样的记载：王瑶，山西平遥人。1934年到193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以后又到西南联大学习，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清华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到了北大。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两个：一是他对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名著作是《中古文学史论》，据有关专家说，可能到现在中古文学史的有关研究还很少有超越他的；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在1949年后，第一个写《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所以有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存在于学术史、教育史上的王瑶。 　　王瑶曾为其昔日校友写过《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这里既介绍了他的历史，也把个人的精神和性格写出来了。所谓“两陷囹圄”，指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他任《清华周刊》主编，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生刊物，王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敏锐的思想、判断力与文学才华和功力。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自我描述既是形象的也是精神的。所谓“华发满颠，齿转黄黑”，表面上是说自己头发本来是黑的，现在人老了，就变成白发了——见过王瑶的人都会对他的“一头银发”留下深刻印象。人的牙齿一般都是白的，而王瑶因为烟抽得太多，所以他牙齿是黄黑的，这就叫“齿转黄黑”。那么“浓茗时啜，烟斗常衔”讲的是什么呢？王先生极喜欢喝茶，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喝茶，晚上睡得很晚，大概早上三四点钟才睡觉，睡觉前还得喝茶；又喜欢抽烟，老是衔着烟斗，王先生手衔烟斗的相片，已经构成了他的“经典形象”。但接着又冷不丁说了一句：“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天天喝水，自然“水深”，天天抽烟，自然“火热”——但这背后，又隐含着多少个人的以及几代知识分子的辛酸！ 　　王瑶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这是我们对王瑶精神的一个理解与概括：我们把王瑶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都有两方面：一是“峻急”，王瑶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一是“通脱”，王瑶说他“出语多谐”，如此严酷的事实却用这样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表现了一种心态：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王瑶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王瑶又在其《自我介绍》里，为自己留下了最后一幅图像：“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直到今天，我一提起先生，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在未名湖畔衔着烟斗，骑着单车横冲直撞的王瑶。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弟子的心灵深处。这是一个瞬间永恒。 　　王瑶的“出语多谐”，也就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所有他的弟子回想起先生，常常要想起他非常锐利的目光，被他看一眼，你就会感到一种威压；另一个就是王瑶的乡音和他的笑声。先生一口山西话，讲着讲着自己就哈哈哈地笑起来。 　　王瑶式的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先生著作里的语言和他日常谈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先生著作的语言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严谨而简洁；但日常谈话确实“出语多谐”。鲁迅喜欢给人起绰号，入木三分，到了“刻毒”的地步。王瑶也是这样，假如私下讨论一个人或一类人，他会用一句话概括，也是入木三分。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这种人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政治和物质的好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就成了“学霸”。 　　王先生还把一些学者称为“二道贩子”，既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他并没有真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并无真知，深知，只是一知半解，抓住一些皮毛，就到处炫耀，糊弄，他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这话说得非常击中要害。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 　　王瑶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找到我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受到极大震撼，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死亡”在等待你，这是不可选择的；但由生到死的路途，却有“有为”（“垂死挣扎”）与“无为”（“坐以待毙”）两种选择。这背后有一个人生哲理，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如果选择“无为”，什么也不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一点光彩，就真的“坐以待毙”了。这里有很深的哲理，但王瑶用玩笑式的幽默表达出来，就具有冲击力。 　　王瑶怎么教弟子？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即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在写毕业论文时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功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061.html

钱理群：胡风、舒芜与周扬们（上） 进入专题 ： 胡风 舒芜 周扬    ● 钱理群 （ 进入专栏 ）   　　 　　建国初期胡风的困惑和痛苦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九五○年，胡风与舒芜之间有几次通信，颇值得注意。舒芜在三月的信里，兴奋地向胡风报告：自己的心情不再像解放以前“那么寂寞荒凉，而是面临着新的从未做过的实际行政工作之际，所感到的激动和担心”。胡风随即回信，对舒芜的新觉悟表示赞赏：“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这时候，胡风和舒芜之间还是以诚相待，他们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把新中国的成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由衷地拥护共产党；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思想改造，他们也都完全认同与接受。面对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胡风更有一种底气：“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如果舒芜此时得到党的信任还多少有些受宠若惊，而在胡风看来党理所应当地信任与重用自己。胡风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定位也远高于舒芜：不仅要作革命的拥护者、歌颂者，而且应该拥有对革命的“解释”权。可是一切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在党看来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权。 　　于是，新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颇为奇怪、又是必然的现象：本来与革命事业并无深刻联系的舒芜以及类似的知识分子，这时由于拥护党、歌颂党，并安于这种拥护与歌颂，就获得了党的信任和超乎他自己期待的重用。相反，“大半生追求”革命的胡风，却因为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被认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而得不到他所期待的重用。舒芜和胡风在革命胜利后的不同境遇，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不同选择、不同命运。 　　胡风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境与地位的尴尬。一九五○年十月，在给爱妻梅志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大关键，我们还是吊在旁边，但我们总要不愧对这个时代的。”这里传递出的三个信息，都值得注意：对于胡风这类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完全自觉地意识到，革命胜利把中国历史推到一个大转折的“大关键”时刻，因而产生了亟欲大展宏图、大显身手的主观愿望与意志。但一种自己不能掌握的力量，却把他们“吊在旁边”，被迫做历史的旁观者，这样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处境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胡风建国后的最大痛苦。但他却试图以更大的意志力量，对抗这样的历史命运。 　　作为挣扎的第一个努力，胡风要向党、向毛泽东、向新政权，表示自己的“真诚”：这就是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短短三个月间写成的四千六百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高喊：“时间开始了！祖国新生了！人民站立起来了！”他歌唱：“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他赞颂人民集合在党的“大旗下面”，“在放光的大旗下面放光！在歌唱的大旗下面歌唱！”在胡风的笔下，“祖国”和“人民”，“时间”和“历史”，“劳动”和“真理”，与“毛泽东”和“党”是融合为一体的，他这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绝对真诚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始终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爱和恨，是代表了祖国和人民的意志，符合时代的需要，就是说，自我也是和革命、时代、祖国、人民、党、真理融为一体的：他完全被这些“大词”征服并且迷恋于此。 　　当然，胡风不能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给梅志的信里又有这样无奈的表白：“但旗子是在别人手上，别人用旗子来压我打我，我除了用真诚的工作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掌握了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周扬们（在给梅志的信里，胡风具体点名的除周扬外，还有冯雪峰、丁玲、何其芳等人）；在胡风看来，他们沆瀣一气，打着党的旗子来打压自己，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国家的权威”。胡风很清楚，他是“向着一种庞大的东西作战”。问题是，胡风感到受压并非过于敏感，而有其事实依据。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里谈到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写到第二篇就不能发表，只投到地方报纸，以后《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又连续发表何其芳等人写的批判文章，指责胡风诗里有“牢骚”，“歪曲了毛主席”等等。党报一发言，印成的诗集就被限制发行。后来胡风写了歌颂工农兵的报告文学《和新人物在一起》，也受到多方刁难。最后正如胡风所说，他写的文字几乎就没有发表的可能了。这正是党管宣传（从出版到发行到批评）的文化体制的威力。 　　但胡风却并不认为这是党对他的打压，以为仅仅是文艺界的领导周扬们的宗派主义所致。而且他这样看待跟周扬们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现在的问题是：维持一两个文坛主人的权威呢，还是要解决这个伟大的人民底事业，党底事业？真理绝不在他们手上，但枪是抓在他们手上的。”胡风是怀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以至神圣感来对待和周扬们的斗争的：“现在是一个最艰难的关头，这要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们不得不作这个斗争。”胡风这里把问题提到“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这样的高度，自然大有深意。胡风晚年，对自己当时的思想有这样一个说明：“我的全部感情倾注到一个问题上面，夺取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胜利的党，会不会遭遇到从内部瓦解这个极其严肃的前途问题上面。”胡风在和周扬们的论争、博弈中表现得特别固执、坚定，不肯妥协，这或许是更内在的思想上的原因。 　　当时，胡风是把希望寄托于党的“神经中枢”，他多次表示：非得有“在党内站高位的人出来，情形是不能改变的”。经过长久的等待，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指示是：“一、要参加集体生活（工作），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和同代人合作，相互讨论，修正错误；二、对党要提出要求，要更好地发挥力量。”短短的两点指示所包含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首先，“要更好地发挥力量”，表明中共仍然把胡风视为一种可用的力量，将其作为统战对象。胡风却期待把他当作“党的人”而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有些一厢情愿了。其次，发挥力量是要有条件的。所谓“要参加工作”，“对党要提出（入党的）要求”，这意味着要纳入体制；所谓要“和同代人合作”，是让他臣服于周扬一类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胡风在给梅志的信中说：“这是要我把‘同时代人’都当作同志”，“要纠结在一起，否则，不承认你”，这个“不承认你”正是要害。所谓“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云云，则有言外之意。周恩来完全看清楚了，胡风真正想做的，是再办一个类似《七月》那样有号召力的刊物，以继续影响年轻人，他拒绝安排给他的《文艺报》工作，原因就是没有他想要的独立性，但这恰恰是绝不允许的。胡风仍在继续“注意年轻人”，这就犯了大忌。周恩来婉转的语气：“……应该，但也要……”，其实既是善意的提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警告。但胡风居然毫无感觉，置若罔闻。 　　问题更在于，周恩来要胡风和周扬等“同时代人”合作，主动权并不在胡风手里。而大权在握的周扬等则明确地提出了“合作”的条件：“只准检讨，不能解释或讨论。”胡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你屈服，听话，然后，做一个奴才，如此而已”。他只能拒绝。 　　胡风之所以断然拒绝，还因为他虽然看透了周扬们的意图，但还有一点没有看透：他依然不认为这是党的意图，尽管周恩来代表“神经中枢”发出了如上明确信息，但胡风却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加以理解，强化了“更好地发挥力量”这类鼓励的话，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暗含的警告。 　　这样，胡风就不能不陷入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在这一时期给梅志的家书里有集中的倾诉，今天读来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他感叹道：“这一代的有点善良的知识分子，实在可怜得很。做一个诚实的战士既无力量，做一个骗子又不甘心，终于只好过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了。熬到得意，坏的就‘十年媳妇十年婆’，好的就变成好好的官僚，顶好的也不过是一个称职的事务官而已。我是指我们这一线说的。还有更坏的，抓到了权就想在文字上歪曲真理，‘留名后代’。”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全面而深刻的观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各种类型，各种命运，都概括其中了，而且延续至今。 　　当然，胡风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即“做一个诚实的战士”的困境与命运。对此，他同样有许多深刻的观察与分析。诸如，当我们“倾注着一点真情，希望对人民有一点欢喜的时候，那些狐狸们正在想着喝血，撕着嘴想笑而又做贼心虚地惴惴不安呢”！胡风看到的，是鲁迅说的“人肉的筵宴”在新时代的延续，打着各类堂而皇之的旗帜。“我是突入了重围之中，不晓得还有多久才能够击破这个无物之阵。”—胡风遇到的是新时代的“无物之阵”。胡风既认为自己是代表工农大众而战斗，却要时时面对“愚众”对自己的不理解、反对，甚至迫害，在新时代落入鲁迅笔下“夏瑜”的命运，这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世界，应该有几根硬骨头，但也决不为保留个人的什么东西向人民顽抗的。”—这正是在新时代要做鲁迅式的“硬骨头”的困难或困惑所在。因为要反抗的对象，如新的官僚是打着“人民”旗号的，要做反抗现实的硬骨头，就要背上“向人民顽抗”的罪名，毛泽东的《讲话》就是这么说的。问题是这已经形成舆论，有时候连自己也要产生怀疑，这是极苦的。类似的苦闷还有：“只要是真理，哪怕是一点点，牺牲自己去保卫它，也是值得的。但如果不是真理，又怎样不认错呢？现在难就难在这个区别上。”左翼知识分子当年反抗旧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因为真理在手而理直气壮，但现在要反抗的是新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而自己又是总体上肯定新中国的真理性的，这样，究竟真理在谁手里，就成了问题。 　　尽管胡风还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却难以做到绝对的理直气壮，在强大的“真理的化身”的压力下，有时候就会自我怀疑，产生这里所说的“区别”的问题。他跟梅志谈到，“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要工作有意义，人就非保持纯真不可，但为了有能够工作的‘条件’，人就非虚伪不可，这样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是无法可想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料到，新社会也会有“逼人虚伪”的一面，想要工作就必须不断说谎，做违心的事，而胡风们又恰恰有着极强的工作欲望，他们不能忍受做时代的旁观者，这样，就必然陷入“纯真”或“虚伪”的两难选择之中。在痛苦中胡风终于发出感慨：“这几年来，我们当作一个争‘真理’的问题看，那是基本的错误，我们太不懂这个社会了。”胡风觉察自己“太不懂”新社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觉醒。 　　在新时代，做“真诚的战士”既然如此之难，胡风也曾考虑过是否有其他选择。这是他给梅志的信里一再讨论的：“如果用之得当，我当献出一切，否则，只好做一个小民终身。”退下来做一个普通小民，“至于事业，有掌权的人负责，用不着也犯不着再做出什么不‘服从’的事了。”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太平犬”的命运吧。胡风因此发出感慨：“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根棍子，那时候，见怪不怪也就是了。”在最痛苦的时候，胡风就想到最后的归宿，是回到家里，回到梅志的身边：“我们真是像‘涸泽之鱼’，彼此用口涎互相润湿一下，打发这卑劣的日子。”剩下的一切，只好“听历史的裁决了”。胡风的这些犹豫、退缩之想，都非常感人，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更丰富复杂，而非一味往前直冲的胡风，这或许是更真实的。 　　 　　舒芜的转变与检讨 　　 　　胡风不止一次地想过妥协，甚至表示要“学做孙子”。胡风确实准备“写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的检讨，主要是二十年来没有尊重领导的几件事”。但胡风自有一条原则：“我是决心委屈自己的，但却不能委屈真理。”因此，他只愿意检讨“个人对组织的关系”，至于“理论问题，这是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东西，不是什么个人受‘屈’的问题，我只有实事求是，一寸也不能马虎的”。但周扬们，却是要让胡风彻底投降，全面缴械，周扬他们自己，以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这样做了。从周扬所代表的立场看，胡风的这种保留与坚守不啻是负隅顽抗。双方就这样顶着，谁也不可能让步。于是，周恩来决定，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会，对胡风做最后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摊牌。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于六月八日在《人民日报》转载。而同时胡风所写的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表态文章《学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胡风 舒芜 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