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张爱玲你好： 那天又想到你，是和人谈起胡兰成。       话头并不是从胡兰成而起，而是从一本叫做《在德黑兰读 》的书开始。伊朗女学者阿扎西从海外归来，回到自己的祖国伊朗教授西方文学，她因为不愿意戴着面纱上课，辞掉了在德黑兰大学的教职，邀请了七名女学生，每周四到她家里贪婪地阅读英文经典。她为女孩子们选定的阅读教材有《一千零一夜》《洛丽塔》《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这本书的主题，是讲在个人自由受到强烈桎梏的大环境下，如何通过启蒙自身，来改变所处的世界。而书里最让我感兴趣的细节，却是当这些秘密阅读小组的妙龄少女们读到亨伯特，忍不住震颤和心动，“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仿佛亨伯特在舌尖所含的是她们的名字。 忽然就想起了胡兰成，像所有的张爱玲迷一样，我也很讨厌胡兰成，不解你对他的深情。亨伯特和胡兰成一样，其实是非常丑恶肮脏的人，内心有永远也见不得人的一面。 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种奇异的，能操纵女人的能力。魅，祛不了的魅。比如台湾的朱天文、朱天心两姐妹，就是很明显地在胡兰成语言的操控之中。 不同的是，在对女人永不停息的追求上，亨伯特有种自知的病态，胡兰成却视其为天下最正当、最美的事业。 胡兰成在给人的信里写： “……乃至在路上见跛足的或乞丐的妇人，我都设想我可以娶她为妻……此是年轻人的感情，如大海水，愿意填补地上的不平。因由此感情，故山川草木以及女学生，皆映辉成鲜润的了。” 我看了，觉得比旧文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毛病还要令人憎恶。因为除了风流，还有一种临幸天下的滥爱，自视为上帝、“文人中心主义”——我生气，也是因为对他有先入为主的意见，知道他和你的故事，所以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脑海里总有他顾盼生姿的样子。 如果我事先没有这种心理防御，恐怕也很难抗拒胡兰成的魅。 因为你无法把违背社会常理和道德的职责施加给他，他自己有一套标准和与之匹配的语言。比如他在《今生今世》里写：“前一晌我看了电影沛丽，沛丽是一只小栗鼠，洪荒世界里雷火焚林，山洪暴发，大雪封山，生命只是个残酷。它随时随地会遇上敌人，被貂追逐，佯死得遁，而於春花春水春枝下，雌雄相向立起，以前脚相戏击为对舞，万死余生中得此一刻思无邪的恋爱，仍四面都是危险，叫人看着真要伤心泪下。众生无明，纵有好处，越见得它是委屈。文明是先要没有委屈。” 他把整个文明的概念，落在一只惊惶的老鼠上。把那些庞大的词汇，都浓缩成一个楚楚的“委屈”。虽然我们明知道文明是个庞大复杂的概念，绝不是轻巧的“不委屈”几个字，但是却不知不觉接受了胡兰成的说法。他有自己解释世界的语言，以及评价万物的体系。你永远不能指责他错了，因为标准是他定的。当你去评价胡兰成时，就不得不进入他的世界，参照他的标准，使用他的语言。 胡兰成的这套标准柔情而委婉，所以让人容易沉迷不能醒。 阿城也把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借给陈丹青，他在胡的文章中看出了杀气。杀气是藏在一团圆融温柔的香气中吧。连阿城也只找出了一处破绽，说他“兵家写散文：细节虽丰惟关键处语焉不详”。 最喜欢的你的书，并不是你二十几岁才华横溢期写的小说。而是一本没写完的《异乡记》。这本书只有三万多字，记录了1946年你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的见闻。 看得人心惊肉跳，尤其是看你平淡地叙述出自己不那么体面的经历：“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围城》里也写到过知识分子逃难的狼狈，但是下笔要克制保留很多，钱钟书嘴角总有一抹嘲弄的笑，要与这乡间的生活拉开距离。不像你诚实得近乎残忍，几乎漫不经心地横刀对自己剖腹，露出惨淡与不堪来。 你流产（抑或是堕胎）过，《小团圆》里写自己直视着抽水马桶里男胎儿，肌肉上一层淡淡血水，大大的双眼突出。这一幕简直恐怖到了极点，如同排泄物一样的胎儿被冲入排水道。性、虐杀、暴力拥挤在一段让人心碎的记忆中，你却有耐心细细地回忆和描摹这画面。 你对自己狠，也不饶过别人。《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的故事。傅雷爱上了学生的妹妹，一个美貌的女高音歌唱家。而妻子朱梅馥善良浩荡如菩萨，包容怜惜丈夫一切的暴戾乖张。傅雷和女学生相恋过，最后没能在一起。女学生把故事告诉了你，大概也期待你能写成个如泣如诉的悲歌，岂料在你眼里，他们的爱情并不是唐传奇，甚至不算是一段世说新语，而不过又是一段自欺欺人。虽然傅雷在你动笔写这篇小说几个月前，才刚写过文章，夸赞你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可是你并没有领情，笔下的傅雷不是唐璜，而是个神经质的虐待狂。 评论家柯灵曾经写过著名的《遥寄张爱玲》来怀念你，满怀深情怀念你的才华。在《小团圆》里，你却毫不留情地写了当初是怎样被他在公车上调戏的：“真挤。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浆糊了。荀桦（原型为柯灵）乘著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 她担忧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他。她自己也不大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那住址。幸而他只笑著点点头，没跟著下车。刚才没什么，甚至于不过是再点醒她一下：汉奸妻，人人可戏。” 你总是把人想象得比真实更坏一些，或者说，你眼光毒辣，发现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猥琐心思，并且不惮写出来，不管那人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或是有恩。 对胡适先生，你却是少有地留了情面。那时你们都在美国，离开了国内被人追捧、与人热络的环境，而都非常孤独寂寞。胡适先生的处境大概比你好些，也帮了你许多。你当时住在救世军办的宿舍里，性质和待遇就和收容所差不多。 胡适先生来看你，两人往黑漆空洞的客厅里去，胡适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坐了一会儿，一路出来四面看看，仍然满口说好，分明是没话找话。 你送他到台阶外，天冷，你没穿大衣，却也和胡适先生在凉风中站了许久。那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你刻薄的笔力并没有捅破和揭穿什么，即使内心清明，最后仍然尊称胡适先生为“偶像”。 对亲人和至交，你甚至都没有那么友善。你后来和好友炎樱断交，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在后来的通信里，炎樱问你为什么莫名其妙不再理她，你说：我不喜欢一个人和我老是聊几十年前的事，好像我是个死人一样。你的弟弟张子静，你在《童言无忌》里说他“实在秀美可爱”，听到别人说他种种不成器，你则比谁都气愤。他后来向你寻求救济，你却分文不给，以至于他也写书诉述你的冷漠。 “任是无情也动人”——不相干的人恐怕会这样说你，相干的人则只觉得无情。你却说自己“所有人都同情”。我想到有人曾经问徐梵澄先生，说鲁迅为什么这么刻薄，这么好骂？徐梵澄先生说：“因为他厚道。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不能容，当然骂起来了。” 角度不同，冷暖自知吧。平常事物，你比别人更早看到更深一层的苦难，急急别过脸去，人说你无情，其实是同情至深。 你遇到胡兰成时23岁，我遇到你时7岁，如今也快23岁了。先是看你的文章，然后研究你的人生，时而背离，时而叛逃，时而万有引力一般地靠近你的人生。 你说生活像你从前的老女佣，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厮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过一遍，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你被时代推着走，只能从后往前推测人生的结局怎样才能美满些：若没有爆发战争，若留在了大陆，若没有逃到美国，若晚年回到香港……全是一堆无从选择的选择题。 如今，我的生活也成了这样一个慢吞吞的老女佣，求之不得的无奈多过踌躇满志，事与愿违的情况多于种瓜得瓜。无论自己亦或是时代，都看不清前路在哪儿，也不知道走哪步会满盘皆输地错。这时总想起你的话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读懂《红楼梦》。”这是文学仅剩的安慰，以及最后的退守。还能读懂你，我想我也是幸运的。                                                                                                             蒋方舟                                                     2011/12/22 凌晨  

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 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 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的精神处于裂变中；有人说他是海明威式的硬汉，有人说他是孤独的行者。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有人说他的音乐一钱不值。很多机构对他的态度有一种默契：“作品可以演，话不要说”。 他是作曲家王西麟，也是一个病人。 2010年，瑞士演出结束，王西麟谢幕。音乐会演奏了他的新作《黄河协奏曲》和《喜剧的对话》。以“喜剧”命名，其实有一个沉重的主题：“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告状的逻辑在中国几千年没变。 （受访者/供图） 2011年11月19日，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结束，作曲家王西麟把江南春饭馆的服务员小王送回住处。 这天下午，16岁的小王有一个特别的任务，陪着75岁的作曲家走台。他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大厅里接人、发票、合影，她替他拎包、拿大衣——王西麟没有学生，惟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江南春饭馆离他家走路不到3分钟，来北京不到半年的小王是山西长治人。《太谷秧歌交响组曲》是当晚音乐会的压轴之作，太谷和长治离得不远，也是山西的一个县。 送走小王，王西麟拖着患“退形性劳损”的双腿，爬上四楼的家，等着他的是白开水就干饼子——这是他在每场音乐会后的标准食谱。这天晚上，王西麟独坐良久，白开水之外，又喝了两杯红酒。 “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建基于欧洲的先锋派。中国的作曲家和世界隔离了数十年，而王西麟能不受限于他国家的主流乐风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他值得成为格拉维委音乐奖这样严肃奖项的得主。”十年前，当代大师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曾这样评价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 “这是大师的作品……充满火焰般的力量。”六年前俄罗斯作曲大师索菲亚·古柏多琳娜对《四重奏》和《铸剑二章》赞不绝口。 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成功路径，在王西麟身上并不起作用。 尽管国外乐团不断发出创作邀约，作品演到了罗马、巴塞尔、科隆、柏林、旧金山、福冈、台湾、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依旧是个孤独的人，“想找个人说话都难”，最寂寞的时候，他会找出《鲁滨逊漂流记》的碟片，看另外一个孤独的人怎么过活。 《云南音诗》： 引来迟到的伯乐 2010年11月6日，48岁的苏立华在苏黎世听到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奏出《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一个作曲家用生命谱写的音乐终于可以被世人听到。” 苏立华尤其喜欢《钢琴协奏曲》的第二和第三乐章。“（第二乐章）好像黑暗中有一个人，在离他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有针眼那么大的一点亮光，给他无限期待。”第三乐章清澈明亮，钢琴以歌唱的琶音飘在乐队的叹息之上。 2010年8月25日上午，写完第三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王西麟流下眼泪。四个月的创作时间，好像死过一回。 迟至2008年，在古典音乐界工作多年的苏立华才知道王西麟。德国科隆室内乐团的首席黑管演奏家弗朗茨·奥利弗告诉他：你们中国有个叫王西麟的作曲家，值得关注。 在荷兰音乐频道唱片公司（Channel Classics Records）任驻华首席代表的苏立华马上搜集王西麟的资料，最容易找到的当然是在国内外演奏过几百场的《云南音诗》。一听之下，苏立华相当惊讶：一个从没去过云南，只是听了几首云南民歌的人，却把云南味道抓得那么准确。 见到王西麟，苏立华发现，这位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唱片的作曲家创作过7部交响乐、5部交响组曲、10部交响诗、13部室内乐作品和若干声乐、器乐作品，而按他自己的标准，通俗浅显的《云南音诗》充其量只算“成名作”。王西麟请苏立华听自己8年前创作的《第四交响曲》。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音符充满整个空间，苏立华发现：当年写下《云南音诗》欢快音符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 2009年，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艺术总监尤里安·库依曼请苏立华为来年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艺术节推荐一位作曲家，苏立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王西麟的名字。尤里安·库依曼听过王西麟作品录音、读过总谱之后，经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全员投票，慎重地向王西麟发出创作邀约。 王西麟决定借这个机会，写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自己的钢琴老师陆洪恩。这个梦他已经做了好多年。 《钢琴协奏曲》：被枪毙的恩师 1957年在上海军乐学校训练班，陆洪恩教过王西麟半年钢琴课。多年以来，除了谦和之外，王西麟对这位钢琴老师没有更深的印象。1971年，作为“内部专政人员”已经在山西炼狱八年的王西麟“串联”到上海。昔日的同学悄悄告诉他：陆洪恩被枪毙了，死的时候仪态从容，高喊“赫鲁晓夫万岁”。王西麟不敢接话，也不敢深想。 2008年，一个叫刘文忠的陌生人寄来一本陆洪恩传记。不久，王西麟接到陆洪恩长子陆于为的电话，问能不能写回忆父亲的文章。王西麟很为难：我跟陆先生接触不多，恐怕回忆不出太多，×××、×××和×××跟陆先生学过两三年，何不请他们写？ “×××”们都没有写文章。2010年，王西麟却在报上读到陈丹青的一篇短文，回忆15岁时跟几百个同学一起，在电视上看陆洪恩公审，然后跑到延安西路转角，等着刑车开过。刑车被钢板封闭，少年们不知道哪辆车中押着被击落下颌的陆洪恩——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而不是贝多芬向工农兵学习”，也曾直抒胸臆大骂“样板戏是破烂女人搞的破烂玩意儿”。 什么样的音乐才配得上陆洪恩强大、纯净的内心？ 2009年底和2010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个困兽，在家中反复踱步，深夜给远在德国的女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打电话，诉说创作中的焦虑、得失。 林冲是他大脑中的第一道电光石火。林冲误入白虎堂，一边被拷打一边甩着辫子唱“八十军棍打得我冲天愤恨……”他立刻跑到梅兰芳大剧院，买回一大堆京剧带子，看袁世海、李少春，看《野猪林》、《李慧娘》…… 秦腔紧跟着也来了。自幼及壮，王西麟在黄河中游的陕甘晋一带生活，看过很多秦腔老戏。年幼的他对《游龙戏凤》一类贵族戏不感兴趣，偏偏对苦戏记忆犹新。 “那些遭罪的人、被陷害的人，哭腔特别厉害。”王西麟印象最深的是《走雪山》。一家人被魏忠贤所害，就剩小姐和老仆曹福，两人爬过大雪山投奔亲戚，老仆冻死了，小姐一声“老曹福……”满腔悲愤从丹田拔入云霄。在另一出戏里，忠臣面对奸臣，步步紧逼：“你……你……你……这个奸臣”，话音未落，奸臣把忠臣杀了。 这让王西麟有了主心骨：“我常想，‘风萧萧兮易水寒’当年是用什么调子唱出来的？今天的语言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样的。” 乐队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钢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国戏曲特有的“复调”——绕弦和紧拉慢唱将两者啮合在一起。 四个月，草稿积了厚厚一叠，橡皮用掉八九块。有时他整天关机，害怕任何打搅；有时他趴在桌上睡着，被钟点工捅起来吃饭。没有钟点工的时候，十根油条、两盒凉面是他一天的伙食。 对于王西麟来讲，《钢琴协奏曲》这个毫无指向性的名字，其实有明确的靶心——创作于1970年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钢协”从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来。“创作者做了最大但仍然有限的努力，‘黄钢协’充其量是改编，不是创作。”私下表达对“黄钢协”不屑的不乏其人：原创程度太低，肖邦、柴科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的影子随处可见。王西麟却把这话大声说出来。 创作“黄钢协”时，《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冼星海、光未然已经被打成“文艺黑线”。协奏曲既要借鉴《大合唱》的音乐素材，又要跟原作者拉开距离，在第二乐章加入《信天游》的引子，在第四乐章加入《东方红》、《国际歌》的音乐主题。海外媒体或直说它是“可怕的音乐作品”，或揶揄是《华沙协奏曲》的“表兄”。 “‘文革’已经过去34年了，和‘语录歌’一样代表‘文革’文化的‘黄钢协’至今仍在演奏。中国音乐界40年拿不出一个新作品？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羞耻。”面对不同的听众，王西麟曾大声疾呼。人们要么沉默，要么微笑。 王西麟在下放山西雁北文工团时的留影。身后这间屋子，后来成为夜晚拷打他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 起点“匪窝”：找上门来的音乐 1949年，王西麟跟音乐结缘完全是个偶然。 那年7月，西北野战军向新疆进军，路过甘肃平凉，就地吸收“新鲜血液”。放学回家的平凉中学学生，看见传达室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男人，一个拉提琴，一个拉手风琴，很快围了一圈。王西麟去拨动乐器，他在教会小学玩过手风琴，也识五线谱，格外显眼。两位军人把他带回了兵营。 父亲王缄三当过岐山县县长、胡宗南保安处的处长。1945年，失业的王缄三流落到甘肃平凉。西北赋闲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多聚集此地——这是王西麟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知道的，人们挖掘他的反动根子时经常会说“平凉是匪窝”。 “匪窝”有些小书店，王西麟经常去站读契诃夫、高尔基、巴金、胡风、碧野……哥哥是他的第一位文学老师。 在“匪窝”，父亲的营生是贩卖布匹。生意不好，傅作义的堂兄傅静斋从旁指点：何不投奔我堂弟？大家都是山西人，你又做过官……王缄三辗转到了张家口，1948年底终于找到了傅作义。有人说父亲做了县长，但王西麟认为父亲充其量是一名勤杂人员，他寄金圆券回家的信封上印着“张家口敌伪财产管理委员会”。 不久，张家口吃紧，被傅作义派去支援的嫡系35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全歼，后勤人员王缄三死在乱枪里。丧父的打击加上失恋，哥哥试图自杀，出院后沉默寡言，后来慢慢痴呆。因为家贫，王西麟也一度失学。 上过一年初中，在部队文工团算高学历，王西麟被委以拉手风琴的重任。1952年，解放军要成立军乐团。西北野战军第11师从冯玉祥旧部里招揽了一批军乐教官。很多军乐是从西方古典乐曲里来的，品质相当纯正。王西麟很快脱颖而出，当上小教员教战友乐理。1955年，解放军在北京成立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选一个人入学，19岁的王西麟成为当然的人选。 每有空暇，他就钻进学校资料室，听贝多芬、德沃夏克、格里格……他觉得学校的水平太低。校方一边批评他“个人主义”，一边秉承“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把他送进了水平高一些的上海军乐学校。在那里，王西麟碰到了陆洪恩。 上海军乐学校只上了半年，学校解散，学员各回旧部。王西麟心有不甘：音乐学院的门槛有多高呢？开夜车写出一首《青年战士进行曲》，去投考上海音乐学院，一考即中。 1958年，王西麟是“上音”有名的积极分子。谁都知道作曲系有个穿黄军装的大个儿，劳动卖力，对学校里受旧式教育，穿高跟鞋、抹口红、上台演奏一摆一扭的教员一千个看不惯。 1960年，王西麟的姐姐被打成右派，遣送到新疆劳改，来信里字写得非常潦草，跟弟弟要红糖要草纸。 暑假，学院的两个尖子留下来学琴，不久从国外拿奖回来。王西麟自觉矮了一大截。 王西麟爱上一个钢琴系姑娘，去表白，却被对方一把推开。王西麟在公园淋了一夜雨，进校之后一直膨胀的政治优越感第一次被业务上的自卑感击败——一向被认为技术最强的钢琴系才是“上音之花”。“一定要学技术，没有技术寸步难行！”冷雨钻进脖领的时候，王西麟对自己说。 要写交响乐，先要写一部四重奏。大四下半学期，王西麟用三个月研究四重奏的技术，用25天写出三个乐章的《弦乐四重奏》，虽然水平不比因“梁祝”而名声大噪的何占豪的同类作品低，但何的作品能在全校演出，《弦乐四重奏》却只在系内做了两次讲座。 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王西麟迷上了作曲，他相信只有个人奋斗才能自己救自己。“四重奏”证明，在创作前先独立解剖大师的作品是切实可行的。王西麟一生的苦修从此开始。 落难山西：管不住的嘴 四支竹竿立起，破布周遭一围，几盏汽灯在风中摇曳。台下两堆火，看戏的人坐在土疙瘩上，前心烟熏火燎，后心被山风吹得冰凉。1970年代的山西，白天只能唱样板戏，老百姓不爱听。土剧团要吃饭，只能钻到山沟里，半夜搭台；只要有戏听，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 “一颗明珠土内藏，千年未曾放豪光，我是南朝一员将，大破幽州落番邦。”《乾坤带》里杨八郎的唱腔让王西麟悲从中来。他钻出人群，裹紧破大衣，爬到附近的山包上。向下看，铿锵的锣歌被风吹得走了样，鬼火一样的汽灯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台上的悲欢离合让台下看得发痴。 “陈子昂就是这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关汉卿大概也这样吧。”那一刻，王西麟觉得一千年的悲怆都在自己身上。转眼已是下放山西的第十个年头，自己刚过而立之年，牙已经掉了一颗，希望尚不知在几千几万里以外的地方。 1962年，王西麟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到岗即失望，乐团以伴奏和为广播节目配乐为主，根本不搞交响乐。1964年，“给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社教运动”进入尾声。经领导一再启发，年轻的创作员终于没忍住，自以为有理有据地批评中央广播局“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文艺方针。 厥词一出，先是开除共青团，下放郊区劳动一个月，继而被定性为“内部专政人员”。28岁的王西麟吓得瑟瑟发抖，自觉自愿地深挖“阴暗心理”：看到红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梦中父亲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床头……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门工作，下放山西。 “三千个农民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我太糟糕了！”带着洗心革面的决心，王西麟来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团。没有钢琴，没人识五线谱，王西麟重新拉起手风琴，无非《十二把镰刀》、《大海航行靠舵手》。 王西麟实心实意要把每个人当作好人，给他们讲课、打饭、打洗脚水、扫地、扫厕所，扛最沉的道具箱子，爬上浮土寸许的土礼堂横梁挂幕，争当“五好”队员……白天干苦活赎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复调习题。“业务千万不能丢。”王西麟告诉自己。 批评交响乐“民族化”的王西麟，此时认真学起民间音乐，用以歌颂“三面红旗”和当地先进。《藏寨大合唱》共七个乐章，有前奏、有尾声，配器讲究，旋律雄浑，在当地传唱一时，它的作者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1965年冬天，下放已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却没人提，王西麟开始整宿说胡话，大喊大叫，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住进医院。 住院第六个月，“文革”开始，王西麟的档案公布。人们很快知道他攻击过党的文艺方针，是被北京的单位开除的。一队人马冲到医院，戴高帽、挂黑牌、大会小会、文斗武斗，折腾半年，大串联开始，王西麟被革命群众暂时遗忘。他趁乱坐火车跑到太原，土黄色的大街小巷满是国家副主席被极度丑化的长脸漫画。 省歌舞团的革命群众发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大个子，会拉手风琴，能指挥，会作曲，在派系争斗中为本派说话，拉他入了伙。王西麟风光了好一阵，他甚至调出了自己的档案。1955年“肃反”的结论写道：王西麟同志1949年9月参加我军，工作积极肯干，对他的父亲的历史并不清楚，是逐渐了解，逐渐交代的…… 档案在手，隐瞒成分的说法不攻自破，王西麟拿着这份法宝回到北京要求平反。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时开始了，王西麟又被卷回大同。 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文工团，大字报再一次铺天盖地：王西麟写的《藏寨大合唱》是毒草，把劳动人民愉快的劳动写得沉重不堪；王西麟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让我对着空虚的茫茫大海歌唱…… 1968年10月28日，夜里11点左右，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王西麟出来！ 王西麟穿上裤子趿拉着鞋，刚走到门口，就被黑布蒙上眼睛，毛巾塞进嘴里，麻绳反绑双手。三五个人推搡着王西麟走进一个房间。“脱裤子，脸贴墙站好！”一声大喝，审讯开始：王西麟！最近团里丢了一个箱子，里头有你的档案，是不是你偷的？ 王西麟反而不怕了：偷箱子纯属子虚乌有。对方使出杀手锏：“为什么你听《东方红》、看见毛主席像和红色就害怕？”王西麟百口莫辩，只能挨打，两个小时后，下肢皮开肉绽。 大同呆不住了。王西麟把从北京带来的四个喇叭的收音机60块钱卖给一个罪状略轻的“牛鬼蛇神”，穿上最结实的一双破皮靴，准备伺机而逃。逃到哪里去？十几岁当兵归了组织，一想到要当盲流，王西麟心惊肉跳。 从1968年底到1969年底，整整一年，“地富反坏右”们胸前挂着黑牌，一根绳子牵着，从一村跋涉到另一村。天还没亮，大地一片肃杀，方圆几公里只有一列蝼蚁一样的人在冰封的河流上徐行。每到一处，先关进一间小屋，在满屋臭屁味中等待凌辱。批斗时的经典站姿是“喷气式”。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汗水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冷不防后面人踢膝盖窝，坏分子一下子趴在地上。 没过多久，跟王西麟一起被揪出的一个人精神失常。王西麟的门牙被打掉，左耳丧失了30%的高频听力。 王西麟（左上）与哥哥、姐姐、妈妈在一起。姐姐后来到新疆劳改，哥哥精神失常。这是全家人为数不多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长治方舟：千重万重的门 1970年底，命运的手翻云覆雨，晋东南地区的司令员要跟着大形势搞样板戏。但晋东南歌舞团没一个人会看谱，有人点拨：大同有个能人……司令员手一挥：这个人我们要了！ 临近年关，雁北文工团去平陆县办学习班的卡车即将出发，连人带行李已经装车完毕。突然有人面无表情地在车下喊：王西麟！下车！ 王西麟的调令在最后一分钟来了。他被压在一层层的岩石底下，不知道怎样才能透一口气，有人却一句话就把千重万重的门打开。从大同到长治，要坐一天火车、一天汽车。到站时，王西麟蹲在路边失声痛哭。 王西麟成了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乐队指挥。经他一阵点拨，过去发不出声音的乐队很快就吹出响亮的曲子。灰头土脸了7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严。 1970年前后，一批有音乐才能的“破落子弟飘零户”汇集到长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侄孙，阎锡山大老婆的外孙，各地乐团的下放子弟，能拉提琴、五线谱看得很溜的知青……王西麟是他们的头。 排练小型歌舞演出，排练样板戏，创作若干后来看是“说假话的音乐”，王西麟忙得不亦乐乎。他又能搞业务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去看样板戏，甚至有权把会拉大提琴的“反革命分子”后代调进歌舞团。 丁玲也在长治，崇拜者去看她，带回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旧唱片。王西麟已经是“自由民”了，丁玲还是反党分子。听着原本属于丁玲的“贝九”，王西麟心头一阵热一阵冷。 很快，团里一位上海姑娘对王西麟表示出明显的好感。但王西麟不想谈婚论嫁，拖拖拉拉三四年，有人来通风报信：王老师，她和别人往大街上去了。王西麟急了，找姑娘谈话，“一说，她马上就过来了。” 这时中央广播乐团的指挥聂中民介绍王西麟认识了李德伦。李德伦读了王西麟在六七年前创作的《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有意把他调到太原或西安大一些的歌舞团去。 1972年到1977年，王西麟的档案在西安、太原的文艺团体转了好几圈，没人愿意接收一个“内专分子”。 王西麟彻底绝望：“算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不让我搞交响乐就算了，我就在长治当中学教师好了。” 在心如死灰的38岁，王西麟结婚了。几天后，夫妻俩就开始吵架，丈夫还是想走，妻子却觉得：长治不错，自己已经是舞蹈队的小头目，丈夫在团里也受尊重，何必折腾？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人独坐，背着庄子的《逍遥游》，王西麟经常流下又咸又凉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