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死亡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5)  | 标签: 毛泽东 , 历史 , 大饥荒 , 真相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提要：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文/ 沈达明 2011年9月29日，由香港大学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所撰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年-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在香港出版面市。没有发布会，没有签名售书，但这本书的悄然上市，令内地与香港学界及知识界极为关心。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大饥荒，是一场史无前列的人类浩劫，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还停留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认识里。 历史的真相总会浮出水面，短则数年，长则数十载。虽然官方的档案文献至今仍未曾全部开放，但不少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官方资料和田野调查，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深入的研究。 九十年代初，中国当代史学者丁抒在《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增长与死亡数据推算，中国大饥荒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人。 同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学术论文《合作化和1959-1961中国农业危机》（Collev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认为3000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比较可信，承认大跃进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灾难。 2008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丶历史学者杨继绳，出版了颇受好评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向读者展示了大饥荒中，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事例，并援引官方资料，全面分析了大饥荒造成的各种破坏和它的制度原因。杨继绳在书中，依据官方记载与官方记录的人口消长数字，推测出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600万人左右。 在海外，香港南华早报记者贝克（Jasper Becker），在1996年出版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是西方最早基於大饥荒当事人访谈的英文专着。在此之前，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全面分析了大跃进的起因丶经过和结果。他们都认为大饥荒受害者不少於3000万。 冯客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在中国《新档案法》公布後，他和助手一共访问了河北丶四川丶河南丶安徽丶山东丶湖南丶浙江丶广东等城市和乡县的二十多个地方档案馆，参考了一千多份档案原本，并记录了许多大饥荒幸存者的回忆。 冯客根据各地政府部门的数据，推断出大饥荒总共造成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数字，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所做的国务院内部调查数据相吻合。冯客特别指出，在这些被害人之中，6%至8%的人，也就是至少有250万人因为遭受非人道的酷刑或枪决而死，这完全是有意的屠杀。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於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冯客总结道。 本书的出版人丶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对《阳光时务》称，此书对大饥荒的历史研究颇有价值，因为冯客用大量第一手珍贵材料，分析了所谓浩劫，除了千万人头落地以外，对於中国的政治丶经济丶社会丶人口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摧毁。 例如，大跃进造成有的省份高达40%的民房片瓦无存，还有的省份森林树木甚至被砍伐过半。仓促中兴建的水坝和河运，也同样灾祸连连。毛在大跃进的巨大失败後，曾一度心灰退出日常决策，但後来又无法容忍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左倾政策的调整，遂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毛式独裁体制下，人性的丑恶一面完全被激发出来，虐待丶强奸丶滥杀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接受冯客访问的所有施暴者都表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不打，你就要被别人打」。大饥荒时代的红色恐怖，一点不亚於之前的反右和後来的文革。 与《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後》作者迈斯纳（Maurice J. Meisner）的观点不同，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冯客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特意强调，大饥荒的祸首虽然是毛泽东，但他手下的周恩来丶刘少奇丶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许多关键时刻都支持了毛，都对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毛泽东的大饥荒》受到西方出版界的好评。中文版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网络上也引起争议。面对有人对本书的客观性和学术价值的质疑，冯客以其他有关大饥荒的着作缺少关键数据和资料为例，表示学术性应该看是否拥有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冯客意借此书，揭发这一切的人间惨剧，是由从上到下进行的走向共产主义的极端实验造成。他说：「现代社会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原载《阳光时务》第4期 www.isunaffairs.com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属於我们 / 2011-10-03 19:10 / 评论数( 0 )

　　 傅国涌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每天都在赶生日。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号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我看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作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穿透历史要有眼光，要有判断，如果拘泥于某一些东西，就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完全不是人按照主观意愿就可以完全操控的，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只死了几万人，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文武，为了争夺王位，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率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救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独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一场雨就可以压垮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什么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东西。 　　 　　如果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 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讲到，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两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的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杀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就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国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权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是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虽是一世之枭雄，但他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2dt3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