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

作者： 独园居士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空空般若兄： 好。从一五一十网站上相遇，但目前就熟悉度而言，也谈不上相知，只是透过彼此不同的文字，有共识的时候，也有分歧的情形。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状态，我都无喜无悲。共识是一种对于事物的认知度的契合，非是以党朋相聚又非得攻伐不同声音；分歧也是真实的，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最终会依据你我各自不同的心理动机、个人经历对事物的认知方式以及最终我们对事物的内心期许走向，这分歧也是蛮好的。求同存异永远是沟通交流里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也正是基于一个平等对话的方式，一种可以平等对话的身份认同，使之我无悲无喜。 给你写信似乎有些套近乎的嫌疑，也不要紧。其实从许久之前我便认识到，我所说的都只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事，而阅读者将看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答案。这或许就是歌德的阅读，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次合谋。我信这句话从无虚妄而是实事求是。 很多时候内心已是波浪起伏，但要具体到文字表述的时候，总需要去进行思维梳理、行文整合，更为重要的是得进行一定量的自我疏离之后再开始讲述。自我疏离是一种保留事物核心元素，又不过量的涉及私人感情和好恶的一种技巧。填空，列一个标题，这和文章未成之前已经先写好框架结构是一样的，我依旧采用这样一个模式。 一、我的一五一十和你的一五一十 前些日子，我到一五一十的QQ群里遇到过一位也是一五一十上的网络兄长。他讲述过一个小担忧，他说：我把一五一十网站推荐给身边的人看可结果并不如意，许多人漠不关心时事。这意思自然他内心是失落的，甚至我还可以假想对于这样一个现实的不堪，他内心必然是愤怒而哀伤又无可奈何。 要讲一五一十，我们就得先从公民记者这个理念去着手。公民记者，原本我是不知道的。就像我在注册之前，也只是长时间的订阅，一个无名的看客。而现在，对公民记者的历史、渊源以及国际上是否已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直接套用，我都还是一头雾水。但我愿意把公民记者这个理念理解成一种对自由、民主的试验，考查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否具备了公民的意识以及能够使用公民的合法权利并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又不忽略自身的责任。这都是一个公民，一个自由、富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记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以发现新闻背后的新闻，提炼更精准的元素，要以一个报道者的心思去揭露这个世界的真善美，同时也要狠批这个世界的谎言、欺诈。 公民记者这样的一个理念，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要么不知道其具体的背景出处，要么和我一样只是凭借自己的理解。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一五一十或公民记者的热忱，我们需要仔细的梳理一五一十的使用群体，年轻化是她不需要详加解释的事实。这个年轻化，如果你觉得不好解读的话，我们可以参照国内的另一个网站乌有之乡来进行参照解读。我讨厌乌有之乡自然是真的，但是我偶尔还是会去转悠一趟，但是转悠之后的结果是恨不得砸烂显示器。陈腐的味道，污蔑的言词，没有经过大脑深思的成文方式，更多的是引用的典故句式根本就是偷换概念纯粹只是为了辩护自己的正确，这些真的都够烂的。但是这样的网站竟然还号称中国网民必须了解的十大网站之一，好笑吗？确实很好笑。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在往后的时间里我可以用对比的手法来和你闲聊关于乌有之乡与南方报系的区别。 我和父亲是睡在一个床上的，这个时间是去年至今年的归乡日子里的所有天数。他是一个标准的六零后，对于文革他略有经历，但是这个经历并不是相当的深，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也只是青涩的年龄。然后我和他谈论到一个具体的话题，那就是：毛润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父亲初时是不假思索直接作答说：伟人。然后我追问：伟大在哪儿？父亲的回答开始变的支吾，然后凭借他所知道的进行回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这也是很有益的一场对话。我先撇掉正确与否的前提条件下，我给你还原一点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交流。 我的答案是：毛润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我得出这个答案与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文章无关，事实上我到目前为止翻过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文章只是找来看过，细看都谈不上，只能算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我原本就喜欢这些东西，共识网有一篇赞誉朱德元帅的文章，似乎也已经成书并且只是在海外发行的版本，发到共识网是作者自己进行的共享。当然，这样的文章挨骂的也不在少数，更多的人只是纯粹捍卫一个东西那就是不能允许别人说我的偶像错，因为这样从另一个旁证处可以得出答案：我原本是如此愚蠢。这便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私心，而枉顾事实甚至可以颠倒黑白毫不负责的瞎说，还得骂人。 这也只是我愿意举的一个例，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与父亲谈论的毛润之是分两部分谈的，第一部分是建国前。建党之始随着现在的解密或重新谱传，毛的功劳还真称不上大，单纯的从建党来说其创始人从来都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先驱，而李大钊新近的报道说他竟然是苏俄的间谍且在张作霖时期供认不讳，继而被诛。一五一十的信力建先生有多篇解读共党创始之时全赖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力量，你可以找来一读。同时关于论持久战之类的看似是绝对至上的精妙理论，其实国民党内也有这样的智者。但毛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爬上来的呢？全是厚黑学的功劳啊。建国后的打压，性格的反复等等，都不能让他成为伟人。 毛为什么会成功呢？在于他的赌性。一五一十同样有何仁勇的一篇关于描写蒋公的文章，这里面的区别就我个人视野来看，纯粹只是一条他煽动了一种集体狂热，让愚昧的人为他挡枪弹，为他当屠刀。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人性恶的一条规律，只要隐身大众之中，大家都是这样做恶也没有报应，那么我其实也可以从中参与并分得一定的利益。有了利益驱动，让人才可以疯狂。 瑞金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收买民心，是真的把农民的需求当成上帝的要求一样对待的，劳动法可以细化到每天到地主家去干几个小时的活得给多少钱，地主家一个月得提供给几双草鞋，还真可谓是体贴入微。农民有什么？当时的农民还真的没有多少可以吹嘘的东西，那么当一个革命的农民有好处没有？有，可以分地主的田地、分钱、分地主的大小房妾，最重要的这种革命被赋于了合法的性质。当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这是不合法的，这是匪。那么现今这样的恶的驱动还有没有呢？照旧有，仇富就是其中的一种影子。 仇富人打的牌是什么？是共同富裕，这话谁说的？小平先生说的。小平先生伟大吗？就算他只是一个智者，可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一定会把他推上神坛，他何止伟大，简直就是神仙下凡。如果仇富也能被打开闸门，那瞬间站起来的人就又是一场雄壮的斗地主队伍了。空空般若兄，你先不要着急，似乎我这样的讲法就说仇富完全不对，又或者在替富人辩护。我需要和你说明的是，我没有这样的心愿，这里面道破了另一重文章的玄机，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那么总需要寻找许多东拉西扯的证据，最终文章就到了这样一个似乎含混不清的地步。一五一十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房客郭先生是这样的风格，就连我敬佩的知青大叔在论战方韩大战的时候也变成了这样。这确实需要读者的慧眼，一眼认出哪些是写作者自己添加的意思，哪些是真实的故事。 回到年轻化来说，参与到公民记者这样一种大氛围中来的人少，公民记者这个理念是年轻化的。那么参与到这个理念之中的人相应也是年轻化的，不信你仔细的观察，整个一五一十论坛，急于发言的人，十之三四是八零后人。八零后还算是一个年轻的群体吧？这里面也有你我。我的意思是不管过去如何，也就是清算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事，我们要面朝以后也就是未来，看看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如何。总不能把我们自己承受的这份罪也像基因遗传一样留给下一代吧？ 一五一十相对目前国内的论坛有许多优势，和普通的论坛来相比，不需要没事操心自己的帖子是否被其它垃圾信息给淹没了，起码有报童的审核这一关，而且每一页展开的是25篇文章，下方折叠的是25篇文章，首页也是25篇文章，可以很省心。这个省心的来源于不用灌水，不用没事去发一个表情把帖子顶起来，是真的省心。在言论管控方面还是相当宽松的，比起一些区域性的小网站要丰富，比起诸如共识网之类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甚至和博客中国相比我觉得一五一十还是有优势的，博客中国是林子大了鸟兽齐鸣，唉，我是待不住的。 那么一五一十有没有问题呢？有的，但是这个问题并非出在创建人的理念之上，而是消费的群体之中。路线之争，左右划分等等关于理念上无所谓的争吵让人很难静下来，更没有时间去关注具体的事物。这样，原本想借一五一十这个平台来进行某种弱势关注和区域发声的东西没人关注，也自然会打消公民记者这些潜在势力的激情。例，我写吐鲁番图书馆，吐鲁番是新疆的一个小地方与其它人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想借助这个平台是真的要替吐鲁番图书馆打一个广告吗？替吐鲁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求一份成绩表吗？就算有，那多微乎其微不值得一提？更重要的想法是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提示一下，其实在我们的身边都有图书馆，可以通过合作共进的方式让我们在花费没有代价的情形之下，更好的汲取知识的养份。为什么要合作呢？为什么要宣传呢？是因为许多人对免费资源的熟视无睹，当然像图书馆的免费事实上也是虚假，从另一个层面他们靠的就是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本身已经从我们的身上抽走了一部钱，那么我们不该用另一种不需要花费购书费的情形来夺回来吗？当然又有一个层面，要鼓励知识版权要尊重创作人，要购书。可是我也想像冉云飞一样几个月多购些书，也想像王小平先生那样当一个书虫啊，可是我没钱，我买不起，你说咋办？关键是让你一次性买三百本书，你买的起吗？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这样以我在一五一十用注册身份之后来观察到的真相就是，相当多的一批人拒绝发声，这样的沉默让一五一十的繁盛变得很遥远，寡头文章越来越多，如果文章寡头能像王小平、黄慕春等等一批极具特色又富有嚼头的人来撑着，我倒蛮喜欢。关键是还有石三生没事每天一篇腐臭的文章来批韩寒啊。我并非是说韩寒不可以批啊，而是说像他那样的批法，你哪儿觉得他是在批韩寒，纯粹就是自夸我石三生多么的了不起，每次见到他的名字和他的文章我都会进去瞄一眼，瞄完之后我内心的回复是：你伟大你的，你了不起你的，你骗你的咸鸭蛋，可这一切关我屁事啊。 二、私心、私利和公众道义的搏奕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私心、私利的合法性是永远不需要争议的，我有没有私心、私利？有的。做为一个文字的喜好者之一，我也想写出能流传万世的不朽文章，可是这非一时的能力就能做到的。但我想保持自由的闲暇，富足的生活，如果用文字作为工具或媒介，难否？相当的难。怎么去理解这样的难？很容易的，投稿需要经过编辑的审核，再透过报刊杂志的发表最终获得区区稿酬。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或者似你这样的小人物，要投稿很难的，石沉大海是经常现象。那么有一个平台可以供自己展示自己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好不好？自然是好的，需要不需要珍惜这样的平台，自然是要的。 但是同时出现的难题还有一个，网站的创建者，他需要不需要在目前对网络声音进行监管的搏奕之中图谋更大的发展，需要不需要把民主的理论宣传到每一个参与进来人的心中？他们也想。那么我们的私心、私利会不会对这个网站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就是我或你的个人发展，会不会让其它怀揣着同样梦想的人丧失平台？这样的搏奕经常出现在我的内心之中，有时候是真的惶恐，在恐怕会出被删帖的时候，我直接会在文章下附上一段备注：如果需要删帖，勿须招呼，请编辑自便处置。目的就是在公道和私利之间，直接让位给公道，让位给更多的人。 这里面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我已经做过的。我说过不需要刻意关注点击率，其内心意思是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出名而不顾手段的进行，也就是文章应该树立自己的读者群体，而非给文章进行过多的自我标榜。在这一点上，我的学习之师有很多，王小平先生当仁不让的可以坐在头把交椅之上，为何？我们仔细的去研究王小平先生的文章点击率，其实会发现王先生由于文章的各种补充在原创性上十回有九回打了折扣，上首页或被编辑推荐都在少数，那么他的点击率是一种平实里的增长。春节期间有一段时间许久未见王小平先生的文章，我内心很担忧，担心他被某些部门请去喝茶吃饭了。可是见他一发文，后面的诸多仁兄先生们的跟帖，无不反映这样的焦虑，再看王小平先生的每篇点击率会发现都在三四百之间，稍稍不注意就有攀爬上千的可能性，哗，可见这固定的消费群体是多么夯实。这才是一五一十的中坚力量，我比起他们来说，真是自愧不如，又为自己的小算盘而羞耻。 那么我剩下的路是什么，尽可能的朝首页上攀爬。首页又有一个限制，25篇之内同期极少出现一位作者两篇文章，这是我研究得来的，唯一一次我享受过一回两篇同时上首页，当然有一篇已经接近末梢。可是首页不是那么好上的啊，这便提醒了我需要更有耐心，在准备资料和行文的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多，在这方面我有没有师长？有的，如兰草女士，如燕云女士，还有那位英文为昵称的女士，她们都是坚定的走的这一条路线。那么上首页有好处吗？知道首页文章或房客的点击率为什么上升的那么快吗？是因为诸如腾迅邮箱里有推荐，当初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每日消遣，读推荐而来的文章。 点击率过高有没有好处？有啊，真要写的好了，指不定哪天有出版方面的人给看中，那以后文字要集结成册的时候，岂不多了一条路啊。这只能算是个人私心的一种例证，当然我还需要说的是，每一个人内心都有私心啊。 为什么要仇富？为什么要仇官？为什么要莫名的愤怒和激昂？源于对自己生活的不满，对自己身边事物的不满意。假设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与身边的事物打交道的时候更顺畅一些，似乎这些愤怒都是不需要的了。但是这样的真实缺失，不是运用心灵鸡汤就能平复的了的，真实里的残缺必然需要真实来填补。 我讲另外的例子，或许空空般若兄从未注意到的一些现象。自去年的下半年接近年末的时候，我开始没事替别人捣鼓一些文字，写的也不好不坏吧，供人挂网用，这种挂网和水军的兴风作浪是不一样的，是人家的企业内部网，其目的是创建自己企业文化。每挂成一篇稿费人家全部给我，最重要的是人家企业还有内部奖励，以年终为总结，要是写成一定的量还可以奖励数万元钱。这个机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吗？或者我就那么没有羞耻之心，一定需要这种自己制假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对其它人有没有伤害呢？最重要我想借此来反映的是，假设我也只是一股脑的愤恨，愤恨这样的不公平，如果说他们纯粹是对外招稿，那么我或你（空空般若兄）我们都不可以挣得这个钱吗？我们都不可以利用自己的正常所得来改善生活吗？ 于此再讲一个，某国有企业下辖的内部网和内部报纸，但凡上一篇，除稿费之余，单位奖励单篇文章几百。我看过他们的内部报纸，也读过介绍我读的兄台文章，其实真的不值一提，可是这样的公平机会，为什么我们没有呢？为什么我们要充当一个作恶的帮凶呢？这也是私心与公道的一种搏奕。假如我不参与作恶，不兴风作浪，可我的生活怎么办呢？谁又会怜悯一下我呢？反推之，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抛却体制之后，是不是缺失的还有很多？ 如果关心体制的缺陷和不公平的设计有王小平等先生和前辈们的参与之后，我们是否也应该用另一种角度去撕开一道口子，去表现这个社会缺失里的另外环节？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一种妥善的保护和周全？这全然是私心吗？ 三、合作、共赢以及共创 一五一十上有顾晓军先生的招徒大帖，截止我今天在这儿发牢骚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投到他的门下。我所诟病的是顾晓军先生个人吗？我似乎还没有这么小心眼，也不值得小题大作。对于偶像的崇拜，只要有人喜欢就好，这和谈恋爱是一回事。别人爱的死去活来又没有碍着我们啥事，我们是没有资格去指责的。 但是如果细观，一五一十的发帖大军中拜服顾晓军先生的人还真是不少啊。如果用朋党集社来形容，还真是不会错的。但他们这样的朋党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利益呢？这个利益比如他们集体来回复，通过投票就否决了我们的全部观点，最后似乎只留下一种标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臆断和猜测甚至是恐惧，目前没有发生，也不能给顾晓军先生或他的徒弟们扣一顶脏帽子。 这样的事情还会在一五一十之外，一五一十成了小团体，好吧，这是合适的，凭什么我们就可以说乌有之乡的小团体、强国社区的小团体是不合适的呢？好吧，又成了站队，又成了党同伐异，又成了对垒叫嚷。有意思吗？我们上当了吗？好像是真上了，不过这当不是他们非要我们上的而是来自于中国的道德传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为了给自己顾忌一点君子的面子，唉，伤害不少哟。 最重要的是革命或改良之间的争，站队其实很没有意思。我不喜欢革命，我不认为我自己真的能完全为了公道而奋斗。如果我的媳妇再好一些再温柔一些再勤快一些，我就可以相应的懒散一些。可是她如果不这样，就得我也温柔一些勤快一些。和政府之间是合作还是对抗？ 胳膊拧不过大腿，个人对战整个集体，丝毫无胜算。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们所谓的集体只是某些人从中作梗，可是我们还没有把这话说完，我们已经到拘留所、监狱里去发牢骚了，他们依旧还在喝茶、打牌、唱K、吃火锅……我们的身后遗憾事，谁来做呢？谁来替我们抱不平呢？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誓死勇气，个个都怀揣着让他人去冲锋吧，我们坐收渔利，这事就只能不了了之，该在监狱的还是乖乖听牢头的话吧。 合作和对抗，我一向的观点认为要看具体事，有利的，对私人和公道两者之间能兼顾的，就合作。这种合作要彻头彻尾的进行下去，如果有人骂我，我也得这样干。但是对我个人有利的，对公道有害的，这个目前我还不敢打保票自己一定就能抵制。更重要的是政府目前也看不上我这样的小鱼小虾，我也不具备这个能力，假如我真到了那个时候，还是请空空般若兄一定要坚决的打击我，一定不能让我得逞。 从当下来说，改良也遇到了问题。这也是我一向反对章文先生对朝鲜的推测，他把个期间预测的无限时长，谁受的了这个啊？这就是典型的忽悠。如果你问我：“我（空空般若）会活到一百岁吗？”我只需要笑着回答：“看天意吧！”这和街头摆摊算命的有什么区别。这也是我对余以为先生的改革论点的补充，改革要进行下去，这是对的，我也能迫切的感受到，可是从哪儿入手呢？政府里的一些头头脑脑或社会既得利益的占有者们允许我们改革下去吗？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陷井，因为从不具备可以执行的可能。这也就是胡适先生说：多谈些问题，少谈点主义，这也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但是我反对以上例举的二位先生，并非要证明自己多么高明或清醒，没这个必要。关键是具体之后，是恐慌还是别的？我曾在政府里帮闲过一段时间，结果撞破一件事，这件事我这么喜欢没事爆料的人都从不吱声。为什么？事太大，一旦爆了料，且不论是否涉及私人利益，就以我这样的身板，他们会随时收了我啊。这也是我对公民记者的喜欢，事情发生之时连同新华社的记者都在场，他们都不吱声，他们都替政府粉饰那你叫我一个小人物能干什么？屈辱吗？正儿八经的屈辱。这是人人自危的时代吗？有时候还真是。我反对例举的二位先生，所以后来我也懒的吱声了，害怕久了，哆嗦是一种惯性啊。 再讲另外的一件事，你和我都在深圳打过工。就这些天的新闻里有一个深圳的河南藉的打工妹为了得到全勤奖600元而丧命，试问你和我都曾在深圳呆过，应该是完全了解全勤奖或600元钱意味着什么吧？截止我写到这儿的时候，一五一十有呼喊的声音吗？你呼喊了吗？准备呼喊了吗？我是准备呼喊还没有喊了。 我们的尴尬在于，不可以代表谁，也不喜欢自己的声音被其它人给代表了。但是我们又忽略了另一层，被代表是生活里的常见现象。关键的还在于，哪些房客会没事替我们这样的群体呼喊？我倒是想他们代表一下我。这也并非攻击一五一十的房客模式，请报童兄审核的时候明鉴。这个尴尬有没有延续？有的，就是我们替自己所处的这个群体呼喊——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可看到这篇文章的农民工有几人？或者说农民工压根就不关心我们的群体状态是什么？能挣上600元钱，即便手段再黑一些，即便对同类造成的伤害更大一些也无关紧要的。这是最大的尴尬，这个尴尬的危险在于如果我们全心全意的扑在私心上，我们随时都可能是孤独的生命，悲惨的生活。 综合这些散乱的想法而言，我觉得合作的态度还是需要有的，与政府的合作也还是需要有的，但是这个合作应该是有条件的，最终应该朝一个共同进步的方向走去，一点一点的改变现状。但是这个现状要改变起来最简单的需要是耐心，像我给你写这么一点破烂又臭如裹脚布的文字已经花费了我两个多小时，假如我还再考虑一下有没有错别字的话，就需要更久了。 期待你的回信，我承认我自己做的不够好，但是起码还是应该交流。这便是我喜欢在回复的时候用疑问句问你：悲自何来？愤又何出？总需要弄个清楚明白，此清楚明白是对家国天下事的要求，也是对自身情况了若指掌包括灵魂里的沟坎清楚的方向。 独园居士 于新疆吐鲁番家中的问候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进入专题 ： 中国历史 大趋势    ● 张曙光（北师大）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i、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 A.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大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刘少奇是被谁打倒的？ 作者：杨学武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6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6 10:34:08 阅读量：37次 　　笔者乃“50后”，亲身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不知道刘少奇是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打倒的？毛泽东的“倒刘”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曾几何时成为我们学生必须“天天读”的课文，文中那些“一言九鼎”的“警句”，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毛泽东号召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红卫兵大造刘少奇的反，把他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最后给他定的罪名一大串：“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被打倒后，惨遭迫害致死，死时不仅在京城没有“葬身之地”，而且在外地火化时连真实姓名也没有。一个堂堂国家主席竟然如此被“打倒在地”——九泉之地，可谓也是史无前例。 　　我既然明明知道刘少奇是被毛泽东打倒的，为何还要“明知故问”呢？我的“故问”之意是想说：刘少奇也是被他自己打倒的。我认为，毛泽东之所以那样“癞子打伞——无法无天”——不经过国家法律程序，甚至不经过党内组织程序，竟然一个人说了算，就随心所欲地轻而易举地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不正是因为刘少奇当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个人威信，极力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成为超然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神而造成的“恶报”么？恕我说句不敬之言，刘少奇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块“石头”，就是他曾经热烈鼓吹和极力制造的个人崇拜。 　　刘少奇曾经也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为了瓦解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集团”的统治，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力，形成以他为首的领导核心，特将本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排名靠后（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一举提拔为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取代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他们在延安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刘少奇从此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不仅全力以赴地协助毛泽东清算和瓦解了“教条宗派集团”，而且为强化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因为受王明、博古等人所组成的“亲苏派”的排挤，未能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他郁郁不得志，积聚了对“亲苏派”的很大不满。遵义会议之后，虽然借助与张闻天的结合而逐步取得了党和军队的实际最高领导权，但由于当时的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很大程度上受苏共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毛泽东的领导权还不大稳固，时不时受到手持苏共尚方宝剑的王明等人的挑战，尤其是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内还没有形成统治地位，仍然被“张口马列，闭口斯大林”的王明等人垄断着市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与毛泽东开始了紧密合作。刘少奇本来也是老资格的“亲苏派”，他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还受到过列宁的接见。但他不仅没有和王明、博古等人“同流合污”，反而与他们“背道而驰”。当时刘少奇与还是总书记的张闻天就白区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引起毛泽东的密切关注。高华在《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中写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10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10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引自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刘少奇和毛泽东结合之后，深知毛泽东对王明“教条宗派集团”不仅要从组织上解决问题，更重要的还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于是刘少奇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理论水平，把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了头等大事，他倒是没有把马列主义当教条，而是把列宁、斯大林对苏共实行思想高度统一的那一套理论和方法，“活学活用”到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实际上，最早提出了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阐述，极力主张把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谁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中共党史学界曾发生过争议。原来一直把王稼祥当作“第一个”，新版《辞海》在“王稼祥”条目中就作了定论：他“1943年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翻阅史料，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经过是，1943年7月8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文中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胡长水所著的《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刘少奇之路（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认为“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非刘少奇莫属。早在王稼祥发表那篇文章的前两天即7月6日，刘少奇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的文章，文中写道：“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来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胡长水据此认为：“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王稼祥‘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纯粹就文字而言，此论当然可以成立。然而，如果不是拘泥于文字的表述，而是就其实质意义而言，刘少奇关于‘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党员、干部的观点，表明他实际上是全党最早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到‘毛泽东思想’，只是这一概念在文字表述上的简练而已。” 　　后来还有人研究考证说“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应该是张如心，他早在1941年3月，就在一篇文章中使用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尽管这个说法见诸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算得上是权威意见，可笔者以为这种研究考证似有偏离主题之嫌。其实，弄清谁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让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使之登上“顶峰”成为“绝对真理”。即使刘少奇在毛泽东思想的文字表述上不算“第一个”，但他为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所做的一系列重要工作和重大贡献，已白纸黑字载入史册，是怎么也抹杀不了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特别是中共七大前后，刘少奇“日理千机”（毛泽东“日理万机”）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部署如何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在党的七大筹备工作中负责党章的修改，“在领导这一工作中，他紧紧抓住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一主线。”“刘少奇强调指出：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经过刘少奇精心策划、亲笔定稿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可谓是他为确立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报告最显著的特点，或者说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刘少奇在七大会议上做这个报告时，满怀激情地说道：“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就历史影响来说，似乎比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还要“最大、最深远”。因此，似乎可以说，没有刘少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正如胡长水所总结的：“历史已经说明，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思想做出完整概括和系统论述的第一人！” 　　胡长水极力歌颂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他声称：“一些研究刘少奇的学者曾把刘少奇在这里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同几十年后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作了一番比较，指出两者基本思路的一致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内著名学者、理论工作者龚育之由此指出：‘新的历史决议论毛泽东思想，遵循着七大修改党章报告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路、科学态度，有力地说明了刘少奇的政治智慧和理论遗产在今天对于我们的启示和指导。’”笔者认为，两位论者在这里回避了论述毛泽东思想的不同之处，即邓小平所论述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或共同创造，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财富”；而刘少奇和王稼祥当年表述的毛泽东思想，却完完全全是毛泽东“个人所有”。王稼祥在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刘少奇则统统使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这一概念在文字表述上的简练而已”，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刘少奇提出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目的就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强化毛泽东的最高地位和绝对权力。刘少奇在那篇文章中首先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22年的严格考验，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与历史事变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有着极其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还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党内各派机会主义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的历史。”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其调子之高虽然不能与后来林彪的“顶峰论”和“四个伟大”相比，但在当时也堪称最高水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最后发出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几十年后林彪所题写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两相对照，除了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其精神实质有什么区别？ 　　刘少奇精心确立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旨在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强化毛泽东的最高地位和绝对权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如果说刘少奇是否“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尚有争议，那么他是“第一个”提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概念，则似乎毫无异议。1943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刘少奇在讨论时郑重提议：在宣言的最后一段，加上“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一句。胡长水认为：“这个提议，在党内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问题。”看来，我们今天仍然在高呼的“为首”、“核心”之类，其首创者是刘少奇，他的这些“政治遗产”，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刘少奇当初是否预料到他把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权威提高到如此高度，会造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后果？胡长水对此作了辩解：“读这些文字，确实让人感到，刘少奇对毛泽东作了极高的评价，这种评价也是代表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认识。也有论者据此批评刘少奇对毛泽东有过誉之嫌，并联系到后来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危害。是耶，非耶？尚待人们去认识。只是这种认识确是苦涩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刘少奇当初把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权威提得那样高，虽然主观上没有搞个人崇拜的“故意”，但客观上为后来产生个人崇拜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奠定了“必然”的基础。随着中共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毛泽东的威望更加如日中天，刘少奇当年提出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随之“扩大化”到武装全国人民，以至于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十亿人的大脑只有一个人的思想。于是，毛泽东成为万万不可不可冒犯的神，毛泽东思想成为万万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于是，谁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谁就是“反革命”，谁就要被“打倒在地”——轻则批判，重则坐牢甚至杀头。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王实味等人，到建国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胡风等人、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的彭德怀等人、反右运动中的几十万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无以计数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因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获罪而“罪该万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到这种地步，刘少奇应该负有间接和直接的重大责任，这是“是耶”，并非“非耶”。 　　刘少奇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在延安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建国以后很长时期内继续“再立新功”。据李锐在《庐山会议真面目》（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中披露，毛泽东利用个人绝对权威把讲真话上“万言书”的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刘少奇在会议结束时专门发表讲话，严厉批判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极力主张“积极地搞个人崇拜”。李锐回忆道：“刘少奇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为了证明自己“积极搞‘个人崇拜’”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刘少奇还引用了恩格斯《论权威》的几句话：“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刘少奇最后强调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的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把他“积极搞‘个人崇拜’”的历史毫无保留地公布于世，永久载入了史册。而且，他讲这个话，完全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自居、以“积极搞‘个人崇拜’”而自豪的口气，根本没有一点反省、愧疚、不安的表示……李锐不无伤感地评论道：“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因此，也可以说，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一次新的贡献。刘少奇后来的遭遇，使我不禁想起两句杜牧的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张化在《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一文（载《回首“文‘和’革”》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中写道：“在长期的斗争中，刘少奇曾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过重要贡献。以后，又在历次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包括对党内正在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加以某种肯定。”“作为对党的建设有过许多贡献的重要领导人，在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中才意识到个人崇拜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严重危害，……这是刘少奇的悲剧之一。”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罗列了那么多罪名其实都是子乌须有，真正可以落到实处的无非就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刘少奇充其量就是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存在“大同小异”，似乎还谈不上是所谓的反对。一是在如何评价“大跃进”的问题上，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毛泽东“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稍有不同；二是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刘少奇坚持给北大、清华等学校派了工作组，与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略有出入。毛泽东为何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必有自己的理由，历史终将会真相大白。一个差不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毛泽东思想、一向主张对毛泽东“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人，怎么会一下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呢？刘少奇的被打倒之所以称之为“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不就是说明刘少奇并未真正地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么？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所产生的恶果，而刘少奇批判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主张“积极地搞个人崇拜”，却被毛泽东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是无情的，刘少奇的悲剧，根源在于个人崇拜导致的集权专制，因此笔者“无情”地说刘少奇是被他自己打倒的，并非“感情用事”。诚然对于刘少奇的悲剧，我等后人足可“哀之”，然而我们是否既要“哀”其“不幸”，又要“哀”其“不争”？更重要的是还要“鉴之”，以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 　　2012年2月20日改定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