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公开问世，由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出版发行。该数据库也是迄今为止反右研究最大规模的资料库。

选自：《凤凰周刊》

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却在国外。类似的尴尬不仅限于“文革”研究领域。关于反右运动的研究，据旅美学者宋永毅使用美国全球图书馆藏书网络（OCLCWorldCat）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在英文和其他外语世界，自1957年以来已经有 10种研究这一课题的专着问世。在中文世界，包括回忆录在内，这类着作的数量已经达到221种之多。可惜的是，它们中很大一部分还只能在港澳台和海外出版。

近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公开问世，由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出版发行。该数据库也是迄今为止反右研究最大规模的资料库。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为之作序：“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收集有关反右派斗争的资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近年来一再大声疾呼的就是三件事情：把中外历史搞清楚，把理论（主义）搞清楚，把我们这个党搞清楚，从而正确认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我相信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对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是件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

四成史料未公开发行

关于1957年毛泽东在大陆发动的反右派斗争，迄今官方的正式定论，见于1981年6月中共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发动这场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不过，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许多知识分子、部分右派人士和历史学者的认同。“为保存中国当代史的历史真相和健全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宋永毅、丁抒、周原、沈志佳、郭建、周泽浩与谢泳、董国强、冉云飞等大陆学者一道，在2007年组成《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编辑部，耗时三年编纂完成。数据库的总字数达2500万字，文献约12000篇，浓缩于一张光盘之内，内容包括官方档案、指示、公报、领袖讲话、重要报刊社论等，另外还收录了近 5000篇当年的右派言论文章和原始的右派档案。

主编宋永毅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技术发展部负责人、副教授，从事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文革史研究。

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座谈会在洛杉矶举行，宋永毅看到许多当年的右派都已垂老，对往事的记忆逐渐模糊，更增加了汇编这段历史的迫切性。

让宋永毅颇为感动的是，很多素不相识的右派老人及其后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从世界各地给他寄来材料，一些人提供了从未面世的检讨和内部材料。据宋永毅统计，各类未公开的史料在数据库中占到近四成。

一位当年厦门大学右派老人在写给宋永毅的信中说：“我愿以风烛残年之身寄上当年包括了我自己右派言论的《厦门大学右派言论集》，为你们的数据库砌一砖一瓦。”

在大陆，一些右派老人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一直利用各种机会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维权群体，内部信息流通也较为快捷。因此，反右数据库的消息不胫而走，宋永毅甚至收到一些非常偏僻地区的右派老人托人从香港转寄的材料。

反右运动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印制过大量各种形式的“右派言论集”，用来批判右派、教育群众。一般图书馆多有收藏的是公开出版的知名右派和重大事件的材料，比较少见和一般图书馆难以收藏的是大量无名右派的“言论集”，当时许多单位和组织都编印过这种内部资料。

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谢泳曾撰文认为，就史料稀缺性判断，越是无名右派的材料越有价值：“因为就中国右派总人数而言，知名右派毕竟是少数，在国家无意统计右派真实数目的情况下，这些‘右派言论集’是将来统计右派人数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撰写过那些批判和揭发右派文章的那些作者，后来的人生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通过对此类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对于深刻认识那些知识分子的行为也有帮助。”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董国强说：“目前国内对于反右历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讲到那段历史就是宏大叙事，就谈到高层和精英人物，这次汇编了很多普通人的史料，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我们进行深入的微观实证研究，这些小人物更有助于我们考察当时的人性。”

另类反右

编纂过程中一些新发现的史料令宋永毅等人“唏嘘不已”，对反右运动史有了新的体会。“一部中国反右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纳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耻辱史，这在那些大名如雷贯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陈叔通、李济深等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这些另类的党（民主党派）政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级首长还远要疾言厉色、极左激烈。”

谈到在反右运动中被整的一方—右派分子们，宋永毅说，右派分子中非但“五十步笑一百步”成风，竟还出现了不少大右派“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话，比如“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

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章伯钧在1957年6月13日题名为《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中说，他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宋永毅有些意外：“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因为在毛泽东眼里，章才是‘利用’了所有人、包括右派分子们的‘主帅’。”

宋永毅很清楚，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后人实在不应当对当年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可言的个体多加苛求。“不过，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应当直面耻辱，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

董国强也认为，数据库中收录的材料使历史人物更加立体化：“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当时的很多右派很先进、勇敢，当然，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个群体，也确实很有勇气，但是你接触到多方材料之后，你会更加清楚历史的复杂，以及人的复杂。”

民间的努力

由于关于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始档案还没有解密，特别是中共上层关于此次运动决策的原始档案，在所有关于反右运动研究的文献中还看不到。在此情况之下，四川学者冉云飞认为：“民间必须先行做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右派研究在资料挖掘和细节核实上还要做许多工作，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比如，右派分子的数量到底是不是55万？民间可以进行研究调查，为将来官方档案开放后的研究工作铺好路。”

宋永毅说：“编者们找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当然，最珍贵的材料在国家档案馆，那个我们是拿不到的，我们只能在民间收集。但单是这些民间的材料，就已经能发现很多东西了。”

冉云飞多年来收集了大量四川当地的反右史料，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一般认为宗教界是方外之地、化外之所，但在五六十年代很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年代，也未能幸免。

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城山大事记》，1958年6月，四川灌县集中全县道士94人在天师洞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鸣放辩论，在道士中划右派分子5名。成都佛教界也划了一些右派，冉云飞甚至得到一张“各寺庙的右派分子”名单。

学者钱理群认为，195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近年来学术界不断有加强对1957年这段历史研究的要求，甚至有建立“1957年学”的呼吁。而反右数据库的建立，就是一个极重要的基本建设。

宋永毅等学者在着手反右运动数据库之前，已经完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档案馆合编的《中共党史资料（89辑）》对文革数据库进行了介绍，文章引述西方学者的评论称，“数据库所选材料的质量和价值甚高，总体上普遍持赞赏态度”，同时也指出“因收录文件数量庞大，数据库中文件名张冠李戴、发表时间前后颠倒的情况也不少”。

挂靠中共中央党校下的中国现代史学会也在2009年的第14期通讯中刊发了《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即出版的消息。

宋永毅介绍，他们接下来将编纂《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4）》和《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运动数据库（1949—1955）》。宋永毅希望以这四个数据库涵盖中国从1949年到1980年风起云涌的时期，形成一个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的大型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