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特別熱鬧。電影、展覽、座談、電視特輯紛至沓來，有識之士也紛紛纂文，正確的指出香港和辛亥革命的關係。這個殖民地在一百年前，曾經作為「革命基地」的事蹟，如非首次出土，也是被熱熱鬧鬧地重新解讀。
一時之間，幾十年以來香港建制辯護之士灌輸關於香港是一個非政治化城市的印象，粉碎得七零八落。香港不單止不是超然於政治爭逐，自外於百年的中國歷史，反更是當中的領航燈塔。論者認為，香港既啟發了孫中山以革命建立民國的構想，也曾在革命進程中扮演過實質的關鍵角色。在推翻千年帝制的起義當中，香港人也貢獻資源，盡心出力。
一句話，沒有香港，就沒有這些孕育民國的起義。
可是，令人納悶的是，如果香港的確曾經在這場讓帝制終結、讓民國誕生的革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為什麼這股革命的氣息，對當代的香港人來說，又是如斯隔膜？在香港社會中，這場追求民主自由，終結封建體制的革命，為什麼又好像水過無痕似的不留下半點身影？以致於，今時今日，你我還可以在街頭巷尾，隨便就可以碰到一些說者毫無愧色的論調，意謂「中國怎可以沒有皇帝？」
一百年過去了，歷史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如果說，一百年前香港不乏保守派人物，相信中國沒有皇帝是不行的話，他會在孫文的興中會（同盟會）革命之後，袁世凱復辟帝制之時，跑出來公然支持中國要恢復帝制。然而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抱着同樣信念的人，卻會公然支持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原因當然不在乎任何「共產主義」的信念和理論，只是因為今日共產黨治理它的國民和香港這個地方，已是徹頭徹尾的一如昔日的封建皇帝。
香港﹕天朝變藩屬
今日的港情國情不單是共產主義退場，讓資本主義復辟，更是共和主義變質，向天朝主義倒退。朝廷回復封建宗法，元老輩傳位予太子黨，這些都是明目張膽地進行。太子黨各擁山頭，地方日益諸候化，乃是昭昭在目的事實。所有舊禮教舊迷信都翻生再世，貪腐規模史無前例。大陸士林派系縱橫，政治與學術相互糾纏，怪論蜂起。各地民怨叢生，只欠陳勝吳廣揭杆起義。
既然要回到朝廷世代，就只能等着面對那種種朝廷時代特有的暴烈反抗。
香港這邊，從大英帝國殖民地搖身一變成為天朝的一個藩屬。你以為只是評論家生花妙筆的想像和比喻。豈料原來中聯辦真有這麼一個研究項目，把「一國兩制」視為一種「帝國的技藝」。它說﹕鄧小平治港藍圖的設計，偉大之處在於他承繼了毛澤東治西藏背後那套滿清帝國的「理藩」經驗。要命之處，還在它更超克了西方的現代性，妙處在於把「一國」拒絕視為一個以「社會契約」而立的國家，而是這種「一國」符合了傳統儒家文化的「天下」觀。（見強世功《中國香港》）
有趣的是，如此赤裸坦呈的帝國慾望，在香港並沒有激起義憤，令大多數人站起來要求「還我共和」，反而是在他脫掉了最後一塊意識形態面紗之後，卻愈發吸引這裏先天後天的奴民族群的擁護和愛戴。沒有這種在「威武君臨」底下益發血脈賁張的奴性，最近有人要「勸退」特首候選人，只因他未經「欽點」的那種話是不會說出的。
香港就是這麼一種矛盾的綜合體﹕一方面是這個城市的現代性所應許的「主體性」，另一方面是這個城市因其殖民根性而深埋的「奴性」。大體而言，從歷史觀之，「主體性」張揚的時刻雖有，但「奴性」佔上風的時候總是較多。
所以，雖云孫中山的民國革命理念是汲取靈感自香港，但他所感最深的並非這裏的自由民主——這在殖民統治底下是沒有的——而是英國殖民治下的治安衛生和社會秩序，有別於當時腐敗不堪的內地。當年支持孫中山的香港人，除了一些激進的讀書人之外，就是商人和與英國人及華僑有密切關係的買辦。故此，當年的民國革命，絲毫沒有觸及香港本地的權力和階級結構。
辛亥﹕一種革命
但縱使孫中山所搞的，是一場發生於香港境外的「革命」，香港人對「革命」的態度也是反覆多變的。孫中山當初在香港曾獲得不少支持，但清帝退位，袁世凱卻取孫而代之成為民國大總統之後，也的確有一大票香港商人積極表態支持擁袁，箇中還包括那些昔日也曾支持孫文革命的。
據莫世祥教授新著的《中山革命在香港》所載，當時「挺袁」港商的擁袁言行，深得袁世凱欣賞，曾通電嘉獎他們「深明大義」、「愛國熱誠殊堪嘉尚」，後來還寄贈金字牌匾予挺袁最力的華商總會，上書「弭患保安」。當孫文一黨與袁世凱公開對決，支持孫的陳炯明宣布廣東獨立，加入孫中山的「二次革命」，昔日曾稱讚陳的港商喉舌《香港華字日報》也忽然「轉軚」，聲討「陳賊」，表示對他「切齒痛恨，欲食其肉而寢其皮」。
及至袁世凱準備在1916年復辟帝制，肯堅持以當日「毁家紓難」的方式支持孫中山發動「討袁護國」，抵制復辟運動的香港商人，差不多絕無僅有。只是及至袁世凱復辟圖謀付諸現實，香港的輿論和商人才先後加入討袁行列，是時部分港商為袁世凱祝壽而懸掛的旗幟才剛落下。
上述這些場景，曾經經歷八九年那場「風波」的，自然毫不陌生。
搖擺於急變的權力形勢，既想跑在中國的前頭，領導改革，復又對帝制欲迎又拒、念念不忘。這種華籍商人左搖右擺的「政治文化」，早在一百年前已經活靈活現。正如香港史家鍾寶賢所指，香港的華籍商人一直以來都有視「政治」作為一種生意投資，一種以找尋政治力量來庇蔭其生意投資的習性。
所以，香港的資產階級無法孕育出有別於國家的公民社會，他們也不會有助於開拓社會的公共領域。一句話，因為他們只熱中於尋求和官府權力的勾結。在政治形勢大起大落的清末民初，香港商賈權貴預演了八九之後一時政治失措的窘態。
他們在極端的狀况下，或者「投資」於「革命」，甚至為那些成功了的「革命」唱頌歌。可是，他們從不會讓「革命」「革」到他們的身上。
研究辛亥革命的學者張鳴，曾在評論《讓子彈飛》這部調侃辛亥革命的電影時指出，片中「辛亥不是一個地方名而是一種革命」其實不止是一句爛gag，而是十分精辟的見解。因為的確，「辛亥」是一種只有同盟會那樣的革命黨才會策動出來的革命。推動這種「革命」的「革命黨人」要推動的正是以先知先覺的英雄來拯救愚昧的群氓的「革命」。沒有平民群眾參與，甚至禁止平民參與。革命黨人主要動員的革命力量反而是土匪和會黨，部分甚至是「革命黨人」付錢僱來參加，革命反而是把群眾變成是看客。
香港曾有參與過這場「辛亥」（一種革命）的「輝煌」歷史，自然亦不難理解，為什麼這麼多年下來，香港人還只是感覺自己不過是看客。然而問題還在於，辛亥革命之後的連番「革命」，又有多少真正的超越了，把平民群眾都最終變成是看客的「辛亥」模式？毛澤東的革命捲入群眾，但其實也不過是變成「革命戰爭」。當中人人都知道，「戰爭」的成分遠大於「革命」，把看客都變了「難民」。
魯迅筆下的阿Q，聽聞革命到來，都想造反，於是用筷子盤起辮子，招搖過市。老爺秀才們當初不知就裏，對阿Q低聲下氣。到了假洋鬼子回來，阿Q想參加就不被准許……這就是「辛亥」這種「革命」。今天，「革命」的「正典」掌在共產黨手上，其餘想革命的，共產黨一律打成「反革命」。於是，所有人都被迫成為阿Q。
這樣一來，「革命」就只得變成一種隱喻，隱喻一種狂歡，隱喻一種態度。在隱喻的世界，什麼都是革命，也就使革命什麼也不是。可是，對香港人來說，「辛亥」卻不是隱喻，而是這裏歷史的輪迴和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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