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得主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这结果，在一些中国诗人眼中不属于“爆冷”，但在普通民众看来，仍然陌生，于是奔而搜索其作品。比较跌眼镜的是，这个大诗人至今只发表过163首诗歌，而且大多都是短诗，这实在是拿不出手的成果。
我们喜欢用数量证明成就，经常听一些写作者说，自己一天能写几千字、上万字。我们的作家在介绍自己时，也往往说发表了多少万字。我们谈大师的成就，也往往用“著作等身”来衡量，当然，中国人身材比较矮，而且大师往往“头脑发达，四肢简单”，所以要等身，就更容易些了。
我深知码字是很辛苦的，尤其作为写小说的，需要码的字，要比写诗的多得多。但写作，体力虽然很重要，但本质上仍然是脑力劳动。我曾写诗，现在写小说，当教师，我曾说，根据我的经验，诗人基本是脑力劳动者，小说家是半脑力、半体力劳动者，教师基本是体力劳动者。这话当然有揶揄的成份，是写小说体力受到极限挑战时的自嘲。写小说主要还是靠脑力。所以我觉得，作家常见的姿势，不是在写，而是在想。甚至貌似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侃大山，吹大牛，甚至睡懒觉，其实都是在想问题。只要脑子没死，他就一直在想着，所以他是没有节假日的。甚至没有睡眠，即使睡着了，大脑仍然在活跃。其实任何脑力劳动的热爱者都是如此。
一般人对此不明白也就算了，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写作者也似乎不明白。也许是被世俗价值观拉着走——你说你有成就，总得给我看具体的东西吧？写作当然是要写出来，“构思癖”我也不赞成，那是近乎宗教的境界。写作不是宗教，如果一个写作者最终到了宗教境界，作为写作者的他，已经死亡，我只能祝贺他在另一个领域、更本真的境界功成名就，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这里谈的是写作。但写作，也并非完全不需要务虚。如果说，学术论文写作的量化，是出于管理者的管理方便，写作者的生计需求，那么文学写作，应该不考虑这些问题，当然前提是，不要把文学写作作为谋生手段。找一份别的工作吧，把纯粹留给写作。
当然，即使有别的谋生渠道，生存不是问题，甚至拥有比较富裕的生活了，荣誉仍然是个问题。看着人家写得多就被追捧，虽然没几个人看完，也理所当然获得“茅奖”，谁不被“厚重”所压垮？曾经听某人评某作家写了一垒砖头一样长篇小说：光拿那些“砖头”，就能砸死人！所以有地方扶植文学创作，就总鼓动作家去写“三部曲”。所以有人因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从而怀疑鲁迅的文学地位。所以我们的文学教科书特别青睐于“描写广阔社会图景”，就有学生跟我说：老师，你去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吧！我们的大学文学教育，仍然告诉学生，巴尔扎克才是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才是大师，20世纪之后的文学，往往被认为没有大师，而简单带过。我告诉学生：不只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是大师，卡夫卡也是大师，虽然他的长篇很短。
也许更因为认识上的问题。我们曾经对世界雄心勃勃，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全面把握这个世界，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不能。那么所谓全方位描写，就是可笑的了。所以“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然我们活着，总要思考，总要发言，那么我们能做的，只能从自身出发，通过有限的视角，提供切身的经验，阐述相对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能这些。
之所以对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作数量特别有话想说，毋须讳言，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惶惑。虽然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写得少一点，再少一点，但是仍然不可控制地写得太多。我虽然已经不写诗了，但是喜欢诗，我认为好的小说必须用写诗的思维来构思，而不是单纯的叙事，甚至只是讲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给特朗斯特罗默的授奖词是“以凝练而清晰透彻的文字意象给我们提供了洞悉现实的新途径”，还形容他的作品“简练、细腻，充满深刻的隐喻”。凝炼、隐喻、视角，这也是好小说的追求。这样，小说也就不会写得太长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精炼。并不准确，应该说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就好像手术，因为思路的改变，从而手术过程缩短了，从而手术更接近完美了。当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简练了吧。
只可惜，我们很难让自己做到。比如我，我认为到到了当今的时代，好长篇不应该超过20万字，但我刚完成的长篇，虽然一路紧张过来，到头来仍然超过了30万字。也许有人谁说，这只是形式问题，但形式有时就是内容。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