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谷雨 | 和她们在同一条船上哭泣,我差点也是莆田童养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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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她,从小都恐惧会重蹈上一辈女性那样的命运。

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插画 / 李茵豆
编辑 / 秦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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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阿乐”系列文章里的福建长乐,是我的家乡。它曾以“偷渡之乡”的面目广为人知。1989年,我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渔镇。我的性别很快稀释了父母迎接新生儿的喜悦。

这种失望的情绪,在我两个妹妹接连出生后越滚越大。母亲躲起来偷生,终于在第四胎生下他们想要的儿子。

2018年春节期间,我在长乐街头看到众多寻亲的“阿乐”,以及寻找女儿的父母,产生记录这个群体和她们的故事的想法。

3月初,我从长乐出发,前往莆田,去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在近半个世纪里,我的家乡有规模过万的弃女,源源不断地被送往莆田。她们出生在1960年代到新世纪初,像我和妹妹一样,在一胎男儿出生前,因为性别被视为“多余”。

因为性别偏好而被遗弃,在物质层面的遗弃,或精神层面的“遗弃”,是不少我们这样的中国女孩的共同命运。我要前往的莆田,像个收集站点,虹吸着周边地区的弃女,也张着支脉,从各地零散吸收被弃的女婴和被拐的幼女。

我在寻访中逐渐发现,莆田的弃女群体问题,呈现复杂的面向。不止有被弃群体思亲寻亲的心路,就如曾出现在公共视野里的“江南弃儿”,两个群体有类似的被弃而孤绝的情感体验;也不止可追问她们为何被弃,如“邵氏弃儿”,两者背后皆有当时政策的大背景;它还呈现为突出的女性问题——女性被弃、被辱、被伤害而无力自救的群体命运,极端而沉重。

家乡古时就有弃溺女婴的陋习,背后的轻女观念成因复杂。而莆田接收这些被弃女婴,也是因为轻女——她们多被买作童养媳,小时分担莆田母亲的重体力劳动,长大后嫁给养家哥哥,随后又重复着多子多福的生育,早年的“阿乐”又买来新的“阿乐”,给好不容易生出来的儿子做童养媳。

半个世纪里,她们就这样陷入宿命式的循环往复。她们命途沉重,没有受教育机会,婚嫁不自由,又背着世俗观念,缺少改写命运的抓力。

我坐在不同年龄段的“阿乐”面前,听她们讲述成长中隐秘的酸涩和苦楚。如果是“阿乐”聚集的场合,常是一个人在说,边说边掉眼泪,其他女人也陪着抹眼泪。我也跟着哭了几场。

“幸存者”的愧疚

 
第一场哭是在曹小芹家里。她生于1985年,住在莆田的山区小镇上,盘山公路伸向高处,拐过一个接一个弯后,集镇出现在敞阔的山顶。

三个小时的讲述里,我多次递上纸巾,舒缓她激烈的抽泣。她最触动我的,是她小时对读书的渴望。

她流浪时,曾穿着脏破,走进村小,站在一年级教室的窗外,张嘴学拼音。校长把她当乞丐赶了出去。小时候在田里干活,见有小朋友背着书包路过,她都躲起来,害怕被同龄人问,“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如果如实回答,话可能在村庄流传,她又会挨养母一顿打。

那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我的家乡已经少有女孩失学的情况。长乐算是文教之乡,贫家女孩擅苦读,包括我在内的女孩考上县城最好的高中,再考入名牌大学的情况已不鲜见。我们多被称赞争气,父母辛疲供学,升学被视为一种回报。

莆田古来是福建盛产科举状元的地方,文教亦昌明。但好几个80后“阿乐”告诉我,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她们是外来弃女,被视为“丫环”和“童养媳”,上学会助长见识,增加逃跑的可能性。

写作过程中,我曾在朋友圈晒了自己整理的书架照片。曹小芹留言:“有文化真好”。她外出打工后,才跟工友学会普通话和认字写字。她有着天然的生动表达,把自己苦痛的经历用纸笔写出,再用手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发在寻亲平台的微信公号上,看哭了很多姐妹。

也有80后“阿乐”和我说,小时候自己不能上学,只能在家看着弟弟做数学作业,弟弟掰着手指数不清楚,她一看就会。

曹小芹大哭,像她这样的极端案例,从小在繁重的农活和频繁的虐打中长大,连争取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都没有。我也跟着哭,想起来时的山路边,遍地茅草,随风起伏,“阿乐”们就像野地里粗韧的被任意砍割的荒草,命不由主。

后来,我把感受和一位专注女性权益的女律师交流。她说,女人的命啊,就是风吹油菜籽,有人落在肥地,有人掉在薄田。

寻亲志愿者王姐也和我交流了类似感受。她1980年出生,要找1989年后出生的三个妹妹。她母亲为了生儿子,连生了九个女儿。她家因为养着六个女孩,曾被嘲笑是开尼姑庵的。她心想,为什么父母不把她送出去,这样就可以不用忍受嘲笑。

长到八九岁,她听说,长乐被送走的女孩,是到莆田用来喂蛏和养鱼的。这是谣传,早年间有贩婴“媒婆”随意将死婴扔在池塘的情况,传回了长乐,演变成一句大人吓唬孩子的话:如果你不乖,就送你去莆田。

想到被送出去的妹妹这么命苦,王姐幼时心里便打下了主意,长大后要去找妹妹。

长乐的寻亲志愿者中,不少是她这样的人。对比“阿乐”,没被送出去的人幸运得太多。我和王姐,都像一场性别偏好挑选战役里的“幸存者”。

这种女性间的共情经验随着与“阿乐”群体交往愈深而愈坚固。还有几位男性志愿者,他们要找姐妹,也想通过志愿服务舒缓心里的歉疚——正是为了他们,姐妹才被送了出去。

为了“找一个娘家”

 
另一场哭是在翁兰香家里。翁兰香、林雪琼和林美凤三姐妹,都是 “阿乐”,寻亲路上没有找到父母,却姐妹先相认了。

在莆田接触的“阿乐”群体中,她们三姐妹的境遇相对较好,都摆脱了童养媳的宿命,过上了富足安乐的生活。而林雪琼的邻居,一个水灵的姑娘,却守着傻哥哥,生了一胎又一胎孩子,还肩负着沉重的养家负担。

林美凤说,即使不是童养媳,“阿乐”在相亲时也备受歧视,她们是弃女,生家不要她们,养家也不留在家里,有人会想“我们为什么要?”在局地的婚姻市场,她们被视为贫穷的疮疤,“总比别人矮了一些”。

寻访了仙游县后,我对莆田“阿乐”群体的境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仙游现属莆田市,但两地民风迥异,早年也不在一个行政区划。仙游很多养女并不积极寻亲,也不像莆田“阿乐”一样心怀怨念。她们多和养父母感情不错,成长过程中遭虐待的只是个例。

两地相邻,为何弃女群体的境遇迥异?规模的区别是一个原因,仙游抱养弃女的村庄,分布在和莆田相邻的地带,人数少得多。

另一个原因是,仙游农村女性并不需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少有幼时艰辛劳作的记忆。而在莆田,传统上男人外出经商或读书,女人要承担重体力劳动,外来弃女既是童养媳,又是劳力,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对“阿乐”的集体偏见,成了一种当地文化。

我想,“阿乐”们现在成规模寻亲,有人是在弥补关于身世的缺憾,有人却是想寻找社会关系支持。她们作为弱势女性,从出生到成长,再至婚嫁后的生活,都难改失怙的困境。很多人说,寻亲是为了“找一个娘家”。

杨静怡提起,有一年春节,两个嫂子都回了娘家,她却没有娘家可走,也没有亲戚可串。五岁的女儿问她,“妈妈你为什么不回娘家?”她说不知道家在哪儿,女儿笑她,“妈妈真笨,找不到自己的家”。

采访前期我不理解“娘家”是什么概念,等慢慢走进她们生活的情境,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阿乐”们当童养媳,没有其他的社会关系支持,遇到了事,没有人为她们“撑腰”。

学者何定华在研究童养媳的文章中说,中国旧时代的妇女大多靠娘家的庇荫求得一点苟生的权利,但童养媳连这点起码的保护都丧失殆尽。在20世纪后半叶,将莆田的这些童养媳拘囿于家的,仍然是类似的原因。

莆田还有一些童养媳,当年是“黑婚”,没有结婚证,丈夫发了家,就抛弃了她们,她们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躲在自己的孤岛里哭泣。

结束对三姐妹的采访后,翁兰香的丈夫送我离开小区。这对夫妻半世打拼,相濡以沫。他告诉我,家里房产证只写着翁兰香的名字,因为她直到现在,心里还是没有安全感。

“阿乐”们抱团而暖

 
还有一场哭是在莆田埭头镇的花店。那是“阿乐”们平时为寻亲采集DNA血样的站点。

埭头镇位处莆田古来的“界外”,“阿乐”成群。采访过程中,我密集地被五六个姐妹的愁苦命途冲击。有人长期被丈夫家暴,采访期间,她丈夫不时走近,她只敢轻声诉说,边说边哭。采访数度中断,一个“阿乐”的痛处引着其他“阿乐”也一齐哭起来。

“阿乐”的背影。

这个花店,也是“阿乐”们平时经常聚集话闲的站点。因为同样的命,在寻亲路上相识,她们彼此亲切,有说不完的话。到了周末,她们常聚到一个人家里,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寻亲志愿者群体也愈加紧密,他们像个大家庭,互相帮扶。

比如林财金,作为年轻“阿乐”们的干妈,大家愿意和她说贴心话。话题涵盖和养母的矛盾,寻到亲后和生家的隔阂,以及童养媳婚姻的寡味等等。她常劝她们,如果有能力,最好从不幸福的婚姻中跳出来,争取自由。“但是她们多数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林财金心疼这些命苦的女人们。

“阿乐”们身上多有坚韧、宽忍、善良的品质。当志愿者的“阿乐”,摊贩、厂工、文员等职业身份都有,空闲时聚到一处,义务帮其他“阿乐”采集血样检测DNA,并安慰她们,放弃怨念,忘了曾经的苦难,向前看。

因为围聚,抱团而暖,独立自强的女性意识也在这个群体间逐渐晕染。

“阿乐”的背影。

1985年生的陈树芬,这个经历了被生父贩卖、被养父强迫和养家哥哥结婚的女人,说出了自己对“阿乐”群体命运的观察:“从被送出去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们是物品”。她如今的社交网络签名写着:“女人要像男人一样高傲,不要活得自卑自谦”。

翁兰香也是一个要强的女性。因为从小被歧视,她做任何事,都要比别人努力几分。她现在希望女儿可以一路升学,“只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女人才能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资本和底气”。这个弃女身份的母亲认为,男女永远不可能平等,“不管在哪方面,吃亏的永远是女孩子”。

我离开时,陈树芬和其他“阿乐”把我送到花店门口,站着目送我离开,她们对我说,“这些事我们平时都不说了,你来了,我们才说给你听”。陈树芬还开玩笑,以前贩婴的“媒婆”家是弃女的“批发站”,现在活下来、长大了的“阿乐”聚集在花店,这里也像个“批发站”。

她已经和自己的不幸和解了。现在的家庭幸福,很好地宽慰了她,和前夫生的大儿子也在理解她。2018年春节游神,成年儿子在乡间要骑马巡游,选了她帮他牵马绳。前夫和她恢复了养家兄妹的关系,养家从婆家变成了娘家,时间冲刷着他们曾经的尴尬。

沉疴仍难消散

 
第四场哭,是在第一篇文章发布后的深夜。我在美国生活的小妹妹,在我分享的《莆田弃女》报道的链接下留言,说自己小时候如果不被送回来,可能也和曹小芹一样尝试自杀了。

她是我母亲的第三胎女儿,曾被送给本镇一户人家养。听闻养母虐待她,我父母在她六岁时接回了她。

我和她,从小都恐惧会重蹈上一辈女性那样的命运。她高中毕业后,像家乡不少年轻人那样,选择去美国打工。我则打定主意去北京上大学。

我安慰小妹妹,我们都长大了,尝试和解吧。她回复,即使是现在,她仍然没有办法理解父母为了生男孩而把她送走。因为小时没养在身边,她和我母亲始终亲近不起来。

我理解她的感受。我现在谋得文职,耕字为生,母亲常为我骄傲。但聊起过往,她仍会说,如果你是男的就好了。她指的是,她若运气好,第一胎就生得男儿,完成了任务,就不会沉陷在那些压着她喘不过气的艰辛中,她的生命可以轻松许多。

在一路的成长中,这种性别身份的刺痛始终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和家乡其他女儿的肩头,我们在努力顽抗着轻女的偏见。

作者家乡梅花古镇。

小时候,我总觉得我的家庭是不正常的,同学家都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的家庭才是对的,是符合政策的。在邻居口中,我们也没有名字,我因为排行被称为“老大”,直到我考了大学,争了气,他们才渐渐以我的名字呼唤我。

2018年,因为寻访这段旧事的缘故,母亲才告诉我,原来一些同学的“正常”家庭,是把“多余”的女儿送走了。

长乐和莆田都在改革开放后积累了不少财富,但一些沉疴式的民风民仪没跟上改革发展的脚步。这些古老的幽灵,罩在如流的豪车、高企的楼盘、繁荣的商圈上空,不易消散。

即使现在家乡女性的境遇改善了很多,新生女婴也不会再被任意弃溺,轻女的逻辑还是顽强地活在乡人的观念中。我在外地受了高等教育后返乡生活的女同学,还有人因为没生出男孩被婆家轻视。

我听闻有“阿乐”寻到亲后,生家并没有回应以热情的拥抱。她们陷入情感落差,怒而断绝了联系。

贫富的隔阂也在阻碍寻亲。长乐人听闻“阿乐”在莆田多数过得凄惨,认亲后为了纾解歉疚,常会给弃女一些经济补偿。这个款项在乡间也演变成类似彩礼丧费的攀比事项,由此让一些送出弃女的贫家父母忧虑认亲成本。

蔡淑萍后来寻到了亲,遭遇的却是生母的冷脸。她们语言不通,生母一再躲避她的交流尝试。

蔡淑萍没有放弃修补裂隙的努力。因为生父告诉她,她还有四个妹妹也被送出去了。她怕妹妹们回家时因为冷遇而心寒。

其他“阿乐”们也在努力,她们从网上下载了学家乡方言的教程。这样,和不会说普通话的生父母和长辈们,他们可以有共通的语言,更亲近些。

而我,不需要太费力气,和“阿乐”们已经有太多共同的感受。作为一个渔镇姑娘,我只是侥幸跳下了那条孤苦飘摇的命运之船,上了岸。

她们中有人也如愿找到了回家的路,家人团聚后,有些像我的家庭一样,因为曾遗弃了女儿,仍有裂隙待修补。而尽力理解与和解,可能是我们与父母们,在此后的人生中,最为明亮的那条路。

2018年6月14日, 12:10 上午
分类: 网事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