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前不久官方下令将余先生的著述下架，引来一波对他书籍的购买狂潮，我在不此列，因为他不少书籍，我早就读过。官方成了余先生著述的义务宣传员，倒是件极好的事，因为余先生的著述，值得大家认真学习。余先生是将公共知识人与专业知识人结合得很好的典范（用知识人代替知识分子的提法，也是余先生的一项“发明”，在此谨遵并同意），在这个时代的华人学界，实在是凤毛麟角了。七年前就写了这则小文，对余先生著述加以介绍，今天再贴敝博，以表达对余先生的敬意。2014年10月24日于成都
余英时是学问大家，这是世所公认的。但他也是专制政权的著名批评者，或许不少人并不知晓。像他这样既在自己专业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又不忘在社会公共领域发表自己深思熟虑之见解，促进中国民主自由的学人，可谓当下罕有。正是因为如此，自从1980年到中国大陆访问后，余英时先生无法也绝意不再回到大陆，因为他的许多时政言论，对中共这样的独裁政权是理性批评的致命之言。
与余英时先生相比，拿独裁政权封口费的许多知识分子，不作丝毫之抗议，而学问又做得一团糟，可谓一无是处。不特如此，还有许多人专以粉饰极权政权为能事，如三个代表出来，便去解释三个代表；如八荣作耻一出来，便去编有关八荣八耻的“三字经”，以助独裁之声焰，以愚百姓。这样的人就算读过大学，甚至拿了博士，也只不过是浆糊脑袋支撑的木偶，只不过没有任何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应声虫，不配真正叫做知识分子。士之无耻，谓之国耻，意谓着士都没有做人底线，没有学问底线，那么这个社会及国家的腐烂可谓到了极点。从这一点来看，今之中国，可堪忧虑已极。
去年一拨人大谈国学，我接受传媒采访时说，配谈国学的人在中国大陆都死光了。四九年后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人，成为大师的概率无限趋近于零。现在只有电视闻人，只有传媒宠儿，没有大师。在我眼中，有资格又有能力谈国学，只能是余英时先生这样既深谙中国学问，又通晓西方文化理路的人，只有这样的中西均衡配谈中国文化之好与坏。因为按照物理学常识，参照物是我们判断一种物事在运动的方法。即深谙西方文明，洞悉民主自由的实质，又浸淫吾国学术的人，才配谈国学，舍余英时先生这样的人，其谁为能？而像余先生这样的人，其所受基础教育，多是在中国文化未受破坏之港台。而大陆虽然开放所谓二十年，出国留学者可谓不少，但受奴才教育起家的人，很难摆脱这种教育的桎酷，所以这样的人很少有能力配谈国学。何况那些对西方文明根本没有了解，只读过几本“子曰诗云”、“三百千千”，便来大谈特谈国学如何优异、儒家思想如何领跑二十一世纪的人呢？
近几年余英时先生的书籍陆续在大陆出版，这是大陆读书人的幸事。但余先生的书中除了学问之外，其关涉民主自由理念的论述也不少。如《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由广西师大引进出版，但以我对大陆出版情况之了解，余英时先生的一些言论是要被删削才能得以出版的（我没有看过广西师大版，但我是通过生活经验来判定，如果此说不实，我愿意向广西师大出版社道歉，并致以我之敬意）。我常说过，选择是自由之本，信息是民主之源。了解更多的信息，对于我们判断一件事，有百利而无一害。胡适先生1947年在国共内战方殷，苏联、中共这样的极权势力声煊势赫的时候，特别是1958年中国民主自由的声音已被铁幕遮掩的时候，他回忆1947年所说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集团是历史上的一股“小小的逆流”的判断，他在写给陈之藩的信中更说：“我观察了这十年（1947—1958）的世界形势，我还不悲观，我还是乐观的。”（1958年1月11日）这样的判断，没有一定的远见卓识，是绝对办不到的。下面的一段是我认为大陆版会所有删削的（不是整体删汰，而是涉及敏感的部分删削），如果有人将这些删削情况汇集在一起，一定可以做出有关书籍出版之特别研究。现特抄录给无缘读到台湾联经版的朋友一看（见台湾联经版P258至259页）。2007年2月11日9：30分于成都
他的“乐观”并不是盲目的或一厢情愿。1957年的“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大陆上“右派”的言论是使他再度“乐观”的主要根据。但是在1958年的美国，他的观点比在1947年的中国还有要孤立。当时美国的“中国专家”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他的判断。
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更加上中国天安门的民主运动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这篇讲词因此也就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具有极不寻常的文献价值了。
但胡适并不是“先知”，他自己也绝不会承认他是“先知”。他之所以能“谈言微中”主要是凭藉着两点：第一是他对民主的无比信心，第二是他抓住了民主的基本要点。而这两点则都建立在他对近代历史动态的大体认识上面。这种认识其实又是很平常、很浅显的。在人文学的领域内，胡适可以说是以均衡的通识见长，一涉及专业——任何一方面的专业——许多专家都胜过他。这是为什么以专门绝业自负的人拜（此字似多余——冉注）都对他不服气，但又似乎不便彻底否定他的整体贡献，也许开风气的启蒙人物正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