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婉君是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博士，她把博士论文的选题聚焦于坐月子。她发现，所有的访谈对象，无论月子中多么周密安排、悉心休养、严守规范，最后能无病无症的人却凤毛麟角。要么有身体上的不适，要么有情绪上的不满。
月子期间也往往成为家庭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特殊时段。当事人各执一词，按自己的情绪和逻辑来表述和回忆，真相与对错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或者说带来一种罗生门式的困境。
在李婉君看来，月子，以及有关月子经历的种种叙事，成为了解中国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代际冲突，乃至纲常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诸多嬗变的一个切口。以下摘自她的论文《生活图示与身体想象》，三段口述其实来自祖孙三代人，每个人都出现在另一个人讲述的故事中。每个人都通过对他人的褒贬，来建构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正当地位。
文 | 李婉君
赵妍：28岁，我的月子我做主
赵妍的月子是自己找月嫂伺候的，妈妈也过来帮忙，老公月子里主要负责买东西。人员配置听起来很完美。那么婆婆呢？“岁数太大了，身体不方便”。
“在我来这个家之前，我下定决心要好好把这个新家营造好，一定要孝敬公婆，让他们晚年幸福。开始相处得还挺好，看见他家缺什么东西，我心里总是惦记着给买了。虽然觉得他妈脾气大，动不动就爱急，但都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到后来就发现，他妈简直不可理喻，天生就是攻击性特别强的那种人，没什么事都能给你整出点事来，小事变大事。我从小的家庭比较和睦，哪见过一家人吵架闹翻天的架势。”
“他妈生了三个儿子，我老公是老三，哥哥们生的全是儿子，到我们这儿又是秃小子，估计也看烦了。两个嫂子和他妈相处得都不好。那时候他二嫂刚生了孩子，还喂奶呢，肯定容易饿啊，吃点东西他妈都看不上，说人家‘喝奶咕咚咕咚的跟小驴儿似的一口气喝两包，也不懂得让让自己，怎么那么馋呢’。听得我特别扭，人家还在哺乳期呢，这都什么年代了，当婆婆的还有看不惯儿媳妇吃东西呢。反正老爱跟我说他大嫂、二嫂的坏话，没一件事说的在理。当时我就想，说什么也不能让她伺候月子。我就先和婆婆说了，‘月子我打算用月嫂，您和我妈都不用管，您这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
“其实我也不想让我妈来，妈妈只有我一个孩子，还是交给外婆带大的，所以我妈的问题是不会带孩子。我和我妈也有点小矛盾，妈妈从小就是比较强势的那种家长，有什么事情都特爱夸张的数落人或是大声喊。我离开家多年，小时候还不觉得，长大了就很难再接受。我们俩人一说话就容易争吵。我从小就不太爱喝粥，尤其是小米粥，也不喜欢吃甜食。我妈居然跟我说，月子有什么难伺候的啊，每天喝点小米粥放点红糖就行了。一听这话我就上火，我不爱吃这种东西，干什么偏给我吃啊。我妈说‘行’，随后补了一句，到时候你躺床上，给你吃什么你也做不了主。我听了特别生气，心想着这哪是伺候我啊？我说你别来了，我要找月嫂，可我妈天天打电话，说‘你坐月子我不去，人家怎么看我啊？！’没办法，她要来就来吧。但那天晚上，我自己躺床上一个劲儿的流眼泪。说不清楚为什么，大概是想起小时候不开心的事情。”
“整个月子心情都不是很好，情绪挺波动的，一点小事就掉眼泪。尤其是和我妈，总是有别扭。活儿基本上都是月嫂干了，我妈就负责给几个大人做做饭，大部分时间还都是我老公做饭。我就烦我妈跟我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会儿嫌我老公买的东西不好、抠门，一会儿又说我婆婆家的人不来看我，不懂礼。她一说这话我就生气。干嘛总挑拨呀。”
“别看我妈在，没月嫂可真是弄不了。月嫂是老公的一个朋友介绍的，性格很好，也会带孩子，已经干了十来年了。其他事情大都是自己安排，比如买食品、衣物，包括怎么坐月子，也查看了不少资料。当时流行台湾月子，都说小S月子坐的最好，我就照着买了许多米酒、收腹用的棉纱布之类的。”
“整个坐月子期间，家里基本上就是月嫂、妈妈、老公，外人来的很少。公公没来过，婆婆来了两次，但来了也没什么正经话，基本就是孩子应该怎么带，全是老一套，没一点科学依据。她总觉得我弄的不好，我有点不爱听，心想，要不您就来帮个忙，要不就好好说话，用不着一来就教训我。孩子生下来就起了一身湿疹，大夫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要少穿衣服，热了起得更严重。可婆婆一来就嫌我给孩子穿的少，跟她说了多少遍大夫让少穿，可根本不听你说的，总要让我给孩子多穿点、多盖点。其实，老人说的对不对都应该理解，毕竟是好意，但我婆婆叮嘱的话特别令人反感，根本不是关心孩子，就是为了显示自己。
她来的时候还带着他二哥家的孩子，每次都是提前打招呼，然后卡着饭点来，吃完喝完抹嘴就走，总共没两三个小时。还要我妈做饭、沏茶、伺候着，我除了看着自己的孩子，还要哄着那个大孩子。记得有一次她来了，自己也不动手，用命令的口气跟我说，‘把这件厚衣服给孩子穿上。’我一听就气往上涌，没等我说话，她语气更不客气，‘赶紧给穿上啊！’我扭身就走了。估计那次她也看出我不高兴了，也就没再坚持。反正他们每来一次我都是身体、精神双重疲惫。”
陈淑玲：56岁，在娘家坐月子
陈淑玲是赵妍的妈妈，一名退休中学老师，她的月子是由她的母亲照顾的。
“在我妈家坐的月子。那时候他们老两口一个小院，两间平房，平时都住东房，我坐月子就在西屋。月子里其实心情不错，但有点生自己婆婆和丈夫的气，觉得他们没有照顾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当时都是在婆婆家坐月子，不在娘家生，因为你是嫁给人家了，是人家的人了。我这个人傻咧咧的。但当时周围的人都对我回娘家坐月子这事议论纷纷的，觉得婆家不够意思，太抠门，不出人也不出钱。”
“婆婆家对我不管不顾，怀孕的时候问都不问。孩子出生，婆婆就拎了一碗片汤，到医院看了看就走了。别说坐月子，其实结婚也没人管。我们结婚的时候婆家就送了一条单人床单，两套被褥，也不知道那条床单给谁送的（冷笑）。当时被子还是破棉花，或者说就是棉花套子用网子绷的，哪像我妈给的被子，都是新棉花一层层絮的。”
“出了院我就直接去我妈家了。我爸可伤心呢，说闺女嫁错人了，找这么个人家。其实，找对象的时候，我爸就不同意，说他长了个猪眼，就算成了龙也是尿泥捏的。”
“月子里是我爸我妈一起伺候我，我妈是主力，我爸就管做饭。当时都是在屋子里拉尿，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厕所，都是我妈给倒的。我回娘家坐月子，我二弟特不高兴，他觉得妈给姑娘伺候月子，却不给自己媳妇看孩子，觉得我妈偏心眼儿。他的孩子比我孩子小8个月，伺候我月子的时候，他那儿才怀孕。另外，我爸家长制太厉害，我二弟老跟他吵架。文革大串联时，家里穷得饭都吃不上，二弟跟我爸闹腾，你就不能给我弄点钱让我去串联吗？我爸牙缝里抠出的钱凑了11块钱，给他串联去。后来就因为我妈给我看孩子，算是和弟弟结了仇，好多年都没走动。”
“坐月子的时候也没什么外人来，大门外面挂了红布条，意思就是不让外人进，怕踩了孩子抽风，踩了产妇没奶。红布条不大，指头宽的红布条挂门头上，人们看见了就不进了，也是一种辟邪的意思。那时候什么都不怀疑，什么都听老人的，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有自己的主意。我妈说不能见风，30天我根本就没出屋。在屋里有时候还在耳朵里塞棉花，怕耳朵受风。除了大小便，基本不下地，在炕上坐也是盘腿坐，说这样能收缩骨盆。我总想，老人是为你好，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总是有益无害，所以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没有。
我爸特先进，没啥忌讳，除了不能吃炸馒头片、烙饼，大块的肉怕消化不了，其他的都吃。当时别人坐月子都不敢吃硬的，连包子饺子都不敢吃。我爸就说，肚子里一个疙瘩下来了，还不能吃东西，那不更是脚踩棉花套子了。咱们吃，每天就是鸡汤、挂面、包子、饺子、米饭，什么都吃。我妈让吃啥我就吃啥，猪肉、鸡肉、白菜、豆腐、金针菇、海带。其它的东西，想吃也没有。文革刚结束，经济那么差，也没有大棚，正是二三月份，大冬天什么都没有，大白菜还是菜窖里储存下来的。当时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走的后门儿弄来的那些东西，那时还是供应制呢。”
“40天后，回自己家是第一次出门。家里冷冰冰的，连炉子都没生，还是我妈现生的炉子。丈夫也不在家，上班去了，不顾家的人。”
周汝珍：87岁，在婆家坐月子
周汝珍是陈淑玲的婆婆，已经87岁了。周家奶奶出身大户，年轻时爱时髦、爱看戏，爱烫头。在娘家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逍遥生活。21岁时由家里指派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但没想到婆婆凶悍，从此以后的日子变得异常艰辛。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1952年。
“大家妇不如鸡犬，说的一点儿没错。进了夫家的门，也没人养你。每年三十，娘家得给婆家送东西，送五子、年画、杂样、糖堆儿、一年的衣着花粉，连来例假的草纸都得送来。婆家什么都不管，就结婚那套东西，说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九年你就别想添置东西。”
“我快生的时候，我娘家妹妹就把准备好的鸡蛋、大小尿布、褥子、白米、小米、挂面、红糖、孩子的衣服，斗篷什么的都送了过来。一清点东西，发现忘了准备油布，婆婆让我妹妹买去。他二婶说让成渝（丈夫）买吧。就这事儿，让婆家买了三尺油布，婆婆就骂了好几天。”
“我坐月子时，娘家送来几百个鸡蛋，我最多吃了十个。到第四天吃了几个鸡蛋，婆婆就叫唤开了‘你还吃鸡蛋，我还养病呢。别以为那是你娘家送来的？到了庙里就是和尚的。你做不得主了。’月子头几天是我娘家妹妹来伺候。早上来，晚上回去。我婆婆说话很难听‘这就是店里的臭虫——吃客’。我妹妹的性格不像我这么窝囊，她反驳说‘我来了，我可不吃您家东西，您想什么吃了，我给您买去，想好吃的才能想得着我吧。’我那婆婆也真是没脸，听了这话还要东西呢。这俩人也算对上了。到了饭点，我妹妹就说‘我下馆儿去了，活儿回来再干’。十来天后我让她回去了，怎么就不能自己干了？我自己起床干活，就跟奴隶一样。有一天我大姐来看我，看我正在院儿里做饭呢，当时眼泪儿就下来了。这让婆婆看见了，她大骂，‘这一家子的损鸟（没出息的东西）啊，要不我这身子怎么就不好了呢？要不是娶了这么个玩意儿，能成这样么？’我大姐也不敢说话，放下东西就走了。大姐嫁的更是大户人家，早晚有两个老妈子伺候着，洗脸都有人把热毛巾给拧好了递手里。但也没用，一天到晚的她也是要伺候公公婆婆，就算不用干活，也得在旁边站着伺候。我大姐成天站着，小腿肿得厉害”。
“月子里什么都吃不上，哪里能有奶？二老太太（丈夫的二婶）提议给买了代乳粉。我婆婆成天说她，‘你是受了高人传授了，从前可没这话。’那时候我成天流眼泪，也不敢让人家看见。平时还好，一吃饭就挨骂。坐月子别吃肉，怕你吃坏了肚子，吃多了说你肚子里打开里外套间儿了；吃少了说你挑三拣四了。有一天自己就是想吃面片儿，偷偷下了点，让婆婆看见，骂了我有一个礼拜。”
周奶奶总结说，“我这辈子，没结婚时什么都好，一结婚就好像咕咚掉到大泥沟里，再也爬不起来了”。似乎这一切的不幸都是由一场不幸福的婚姻、一位刻薄的婆婆造成的。
不过，这个恶毒的婆婆其实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厄运。她十五岁嫁入周家，先后生育了十三个孩子，但大都夭折，只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小儿子出生三个月时，丈夫去世。她独自把一双儿女养大，中间又遇战乱、财产公有化。女儿嫁给了国民党一个飞行员去了台湾，解放后再无音信。除了儿子和几间瓦房，她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对这个境遇坎坷的女人来说,儿媳成了宣泄愤懑的对象。
而周家奶奶却不一样，她认为自己会尽力给后代尽可能多的空间和体贴，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好婆婆。“我现在对儿媳可不那样，她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尽自己的能力帮忙。我结婚的时候，婆婆不让挂玻帘（窗帘），我难受了多少年。婆婆1957年没了，我出去就买了个玻帘，那时候还发布票。我5个孩子，哪个不穿衣穿鞋啊，根本不够用，就那样我也使劲省。有一次合作社里进了大红的玻帘，我一气儿买了俩，留着给两个儿子结婚用。儿媳妇生孩子，我给孩子做的全套小衣服，小棉袄，都是缎子面、盘扣的。可不能像过去婆婆那样儿了。”
坐月子：中国家庭道德的试金石
“孝道”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母慈子孝的美好场景一旦因婆媳关系紧张化而有所改变，自然将演变成“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批判剧。“孝敬公婆”无论从“社会公德”还是“家庭私德”来看，都是女性不可推却的义务，这个义务往往绵延几十年。儿媳在人生的关键节点如果没有得到婆家的支援，那么对这种尽义务的心气儿也就荡然无存。坐月子，从某种程度来讲，也成了儿媳考验婆家的试金石，也是家庭中各方讲述自己正义与否的关键事件。
以上三代人的经历不一定是每个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但也能从她们身上找到同时代妇女际遇和观念的缩影。
周家奶奶形容自己的婚姻如同掉进一个再也爬不起来的泥坑，月子里遭受到的不公正甚至不人道的待遇，不过是她在这个家庭里所有不幸的浓缩版。陈淑玲的诉求是责任和重视，婆家人对自己的不闻不问，不仅是不负责任，更是心理上不重视自己的表现。陈淑玲全然不提周家奶奶的付出，一句“什么都不管”就下了完整的定义。她对自己女儿的感情，又表现得那么真挚与热烈，而这一切在赵妍看来，只能感到被控制的压抑。年轻的赵妍根本不希望婆婆或妈妈插手自己的月子。在她心里，婆婆和妈妈的问题在于，总想左右她建立好的家庭平衡状态，在没有精力和能力平息这一切时，她宁愿选择远离。
试着解读上述三个案例，可以提炼出如下几个意义：
一，当事人试图通过对自己月子情节和背景的讲述，通过对家庭其他人员的赞扬和不满，建构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正义地位。
二、不同时代的女性，不满情绪的表达方式完全不同。周家奶奶一味忍受，陈淑玲怨声载道，赵妍则自己安排一切，试图远离纷争。这些行为表达，体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关系中自身存在方式的转变。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女性对生活的自主能力越来越强，但不满情绪却不可随意张扬，仍然依靠简单的“我对你错”的模式来表达。
三、对自身的描述与上、下代际的理解之间，错位严重。原以为对方会心领神会的一切，往往裹挟着满腔幽怨或忿忿不平。怎样才是合理且得体的行为，在“礼”观念混乱的背景中，彼此的理解也处于混乱中。
口述中难以比对的事实真相，更展现出中国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但深究这种复杂性的根源不外乎两点，一是因为家庭内部缺少统一价值与行为标准。在各行其事、各取所需的独立状态中，彼此间的不满或直接或悄然的出现了。代际断裂严重。每个人都渴望有一种秩序，要么是礼，要么是情，礼性思维一旦失去了活着的场境，甚至变得面目全非。二是因为在家庭情景中，各种细节片段冗杂，每个人都能“断章取义”出自己想要的论据，但无论怎样取舍剪裁，主诉的论点却不会轻易改变。再加上传统文化中对“面子”“讳言”“和为贵”的推崇， 加剧了家庭成员间彼此沟通的难度，似乎也更能让人理解为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完——
作者李婉君，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