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人（左）、于璇（右）
世人瞩目的“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目前还在审理，虽然已有不少媒体跟进，但整个案子仍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人们最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像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自毁前途？按说他们生活如此美满，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杀人动机又是什么？
网上有人说，她的家庭状况和杀妻案的嫌疑人陈立人非常相似，因而大受震撼，在家里说到此事时反复念叨：“离婚总比杀人好，为什么要杀人呢？”她丈夫在旁悠悠地来了一句：“因为他从没想过离婚。”
这个答案或许令人震惊乃至惊恐，但确实极有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对那些控制欲极强的人来说，没有另类选项（alternative），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持住那种紧密粘缠的关系，得不到哪怕毁掉。
你看着觉得恐惧吗？对一个尚未真正现代化、未能摆脱原基纽带束缚的社会来说，这却正是生活中的常态，甚至是包括家庭在内的诸多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
电影《一代宗师》里，一线天因为想脱离组织，遭到追杀，杀手头领对他说得很清楚：之所以不容你离开，是因为你加入组织时立下过誓言，“如违誓言者，愿受任何严厉之制裁”。话说到这份上，就只能摊牌了：
一线天：“操，八宝街、朝天宫的东西，到香港还能用吗？”
杀手：“可是，我们的纪律还在，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一线天：“我现在出去，你能怎样？”
在此，关键点是背后的原则：一旦加入组织，就不能自由退出，要离开除非死。虽然一线天最终独力击败十余人，但反过来也正表明，要活着离开就难免硬碰硬的激烈冲突，而绝大部分普通人毕竟战斗力远没那么强，何况即便是他这样的高手，活下来后也还是只能隐姓埋名，以防不测。
你可能厌恶、反感这一套，但对捍卫它的那些人来说，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在这些人眼里，组织关系牢不可破，正如儿子永远不能反对老子，否则就是背叛。
这么一来，婚姻与其说是两个自由人的自愿结合，不如说是一旦牵手就永不分离的庄重承诺，你可以自由进入，却不能自由解除。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是自由的个体。
然而，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这还常常被赞颂为“爱”，专一、彻底而无私，很少人注意到，它的另一面如此令人窒息。
有朋友说，她逢年过节特别恐惧回家，一想到要和母亲相处就头皮发麻。一次她妈让她做饭，说要吃番茄炒蛋，但女儿却特讨厌这道菜，所以就随口说了句“我才不做这玩意儿呢”，没想到的是，她妈用一种很恐怖的眼神直勾勾盯着她说：“你现在是个陌生人了，你眼睛里都是陌生的光。”
她措手不及，没想到母亲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突然说出这么狠的话，内心受了很大创伤：“从那之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妈，即使表面上做得特別尊重女儿，但她内心深处那种‘你是我养育的附属品’的控制欲从来就没有淡化过。”
这还不算最狠的。我的另一位朋友，已在异国他乡多年，说起自己母亲时，淡淡说了一句：“她的爱就是——她可以为你去死，但是如果你不听话，她就跟你同归于尽。”
当然，在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并不都是乖孩子，有时恰是严厉的家教逼出了叛逆。很多人在青春期都经历了与父母的激烈对抗，有的甚至以决裂告终，另一些则在经历痛苦的反思之后，在自己身上克服了这些阴影并达成和解；但不必意外，也有一些人恰恰延续了那种相处模式，因为他们从小只会这个。
不幸的是，在那些品学兼优的孩子当中，反倒更有可能出现最后一种情形，因为他们在青春期不是叛逆的“坏孩子”，何况家长那种无微不至的控制欲（有时伪装成无微不至的奉献）可能确实帮助孩子通往了成功。
然而成功之后呢？在世人眼里，像陈立人、于璇这样的学霸精英可谓应有尽有，但他们幸福吗？事实上，他们极有可能过得非常累、非常焦虑，因为他们到此为止的生活，都是拼尽全力获得的，不容出一点差错——那种生活就像一个完美的花瓶，出现一道裂缝就可能瞬间破碎，需要竭尽全力才能维持。
事发后，很多人都说，这对夫妻平日很安静、温和、深居简出，料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然而，在那种极具欺骗性的平静外表之下，恐怕早就酝酿着疯狂，紧绷到窒息的压力一触即发。
他们没有什么公共生活，不能融入本地社区，这种自我封闭倾向和外部压力难免更进一步强化了紧密粘缠的关系。事前，陈立人并未被裁员，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压力从哪里来，但如果你从小在一个容错率很低的环境下长大，哪怕是一点小错、甚至怕出错的心态，都能将细小的压力成倍放大。
当他压力极大时，很自然地又会反过来依靠自己唯一的生活支点，那就是自己妻子。这也是在中国家庭生活中常见的一幕：控制欲极强的人，看似强势，其实对极少数亲人抱有高度依赖。然而，对那个被依赖的人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
悲剧发生后，网上有人怀疑，这可能只是一直顺风顺水的学霸没遇到过什么真正的挫折，揣测女方的可能出轨，深深刺激了他。不过，女方出轨的说法只是未经证实的网传谣言，并且极有可能是倒果为因的：她或许是想逃离，但这不是悲剧的原因，而是结果。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强烈的孤独感折磨着他，无法忍受又难以排遣，而他纾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向自己迷恋的瓦尼夏·斯坦利小姐倾诉，几乎天天跟她通信，以此逃避现实。开战不到一个月，在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刻，他最伤心的是太忙而未能和她见面，过她27岁生日。
斯坦利小姐充满智慧和活力，也对他所倾诉的机密始终守口如瓶，但久而久之，她也无法承受首相过度的关注和依赖，毕竟她也有她的压力，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令人窒息的情感索取，当另一个追求者出现时，她转而在此人那里逃避压力。当她最终向首相说出自己要订婚消息时，他受了沉重打击，当然他是体面人，既未狂怒，更不至于杀她，但他改变了吗？并没有。他又转向斯坦利小姐的妹妹倾诉，让她替代了姐姐原先的位置。
不妨设想一下：陈立人很可能也是这样的相处模式，以往他在成长过程中或许单一依赖父母，但在异国他乡，深陷孤独、重负又无法自我纾解时，就将自身的压力完全转嫁到妻子于璇身上，因为他没有其它渠道来释放或缓解这种压力。
这当然是不堪承受的，当她感到窒息想要逃离（不一定是出轨，也许只是提分手乃至分居）时，悲剧发生了，因为妻子的离开等于拆毁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而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他不可能认识到，让妻子选择离开的，并不是妻子本身背叛，恰是他给对方带来了无法忍受的那种重负和窒息感，还不断发出矛盾的信号——既极度需要她，所作所为却又在把她驱离。如果他能稍具共情能力，意识到对方所处的困境，完全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走向极端。
这样的亲密关系已成了牢笼，“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失去你”的甜蜜爱情言语，如果没有自由，瞬间就会转变为恐怖的束缚。身处这个局中的女性承受着双重折磨：既要承受对方的依赖所施加的全部重负，又被限制着无法脱身。但恐怕也正因此，她才更要坚决逃离，否则这简直要让人发疯。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女性总是被刻画为依赖男性，但在这样的现实中，倒是女性更具有独立性，也更坚强，她离开了他能活，他却觉得自己离开了妻子不能活——固然，那其实也只是一种幻觉，否则杀妻之后为什么还活着？
如果我的推断成立，那么这一悲剧的根源其实早已埋下，那样的相处模式和心态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家庭生活中普遍存在。说到底，这源于一种对“爱”的深刻误解，但正如经历了黑暗时代的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的，那其实不是“爱”，而只是一种共生关系：
如果一个人爱的只是另一个人，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的爱就不是爱，而只是一种共生性依恋，或是一种放大了的自我主义。然而大多数人认为，爱是由对象而不是由能力组成的。
在《为自己的人》中，他再度反思了这种有毒的亲密关系：
共生关系的积极形式是虐待狂，吞没他人的冲动以各种合理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爱、过分保护、“正当的”统治、“正当的”报复等等；它也表现出与性冲动混杂在一起的性虐待狂。虐待狂所驱使的所有形式都可追溯到这样一种冲动，即完全控制他人、吞没他人、使他人成为一个任我们意志所摆布的无依无靠的对象。对一个无力者实行完全的统治是积极的共生关系的本质。
他更进一步指出，还有一类“仁慈的虐待狂”，他们“力图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来防止一件事的发生，即他的对象获得了自由、独立，因此就不再属于他了”。
可悲的是，这正是许多中国父母一直在做的，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又可能不自觉地继续锻造亲密关系的牢笼。需要我们警醒并记取的正在于此：爱，首先应当尊重对方的独立自主，必要时放手，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恋，这种相爱不是榨取哪一方，而是在相互给予、相互支撑，由此从对方那里汲取力量，最终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爱不是牢笼。真正的爱必将使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