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之间，满屏皆是“打工人”：
早安，打工人！打工累吗？累。但是我不能哭，因为骑电瓶车的时候擦眼泪不安全。 / 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打工才是。早安，打工人！/ 只要我够努力，老板一定会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早安！打工人! / 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但是多打几份工，可以让你没时间花钱。早安，打工人! / 第一百零一次不想去上班！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 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早安，打工人！/ 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但却不敢迟到，因为迟到扣钱。早安，打工人！/ 你的朋友圈好久没提及星球、银河、宇宙、梦想、文学了，怎么，是不是跟我一样去打工了？早安，打工人！/ 皮革厂会倒，小姨子会跑，只有你会打工打到老。早安，打工人！……
有人说这是一次“年轻人的苦中作乐”，也有人说这是“当代年轻人的纠结与自嘲”，还有人说“自嘲背后也有坚韧与奋斗”。在同为打工人的笔者看来，这场争相创作“打工人语录”的文字狂欢，更像是一场“打工文艺”的短暂复兴。
“打工”一词最早见于香港、台湾与新加坡等地。1980年的《北京日报》，刊发过一篇关于香港“打工者”生存境遇的文章。作者是一位中学教师，曾陪身为印尼华侨的丈夫前往香港治病，住了七个月。文章如此使用“打工”这个词：
“在香港，一个‘打工’（普通工人）的日工资为二十五到三十元（港币）……十平方米的一个房间，月租金高达五、六百元。仅此一项，就要占去一个‘打工’月工资的半数。……我去过一个‘打工’家，……还有一个‘打工’告诉我……‘打工’是生不起病的……许多‘打工’都是从小做到死……”①
其实，关于“打工”这个词，当时的港台与新加坡，更常见的用法是“我刚刚领到打工的薪水”②，“从小就出来打工”③，没人说“我是一个打工”这种话。用法差异的背后，若隐若现着一些文化上的膈膜。但很快，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打工”一词自香港北上，迅速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新词汇。与之相匹配的，是“打工仔”、“打工妹”、“打工族”与“打工者”，《北京日报》里“打工”的那种用法，成了昙花一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打工者”，基本专指奔向城市谋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随着春种秋收的节奏，在农村与城市间潮水般来回涌动，从事造桥、扛包、盖房、修鞋、收废品、守档口之类不需要太多文化知识的体力劳动。受限于文化水平，他们大多缺乏自我表达能力。《南方周末》1987年有一篇报道，如此描述广州城里的打工者：
“我居住的东湖新村，属广州一个文明住宅区之一，但有一个怪现象曾令我惊诧不巳：每晚，总有一大群一大群青年人拥在别人家窗口，‘借’看里面的电视。广州气候较热，拥在人家窗口，无疑卡断了住家透进凉风的通道，而且窗外满是陌生的眼睛，也实在有些不方便。于是有些人下逐‘眼’令了，要拉上窗帘，可窗外‘借’看的人便唏嘘、哄闹表示抗议，仿佛那电视机是他们的。起初我好纳闷！广州电视机之多也算国内之最了，怎么竟有这许多人要‘借’看别家电视呢？一打听，才知那些是从农村进城的‘打工仔’，晚上看电视没地方，只能借别家之机，凭窗引颈瞭望。”④
除了蹭电视，八十年代的打工者们，也偶尔会去租书摊上花几毛钱，看上几本金庸、古龙或者金庸新、古尤的武侠小说。1989年上海的租书摊上，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占到了七至八成的高比例，剩下的两三成，则由岑凯伦、亦舒的言情小说与其他畅销书瓜分，“青年职工是租书摊的主顾”⑤，其次是中学生，再然后才是某些识一些字的打工者。
署名“古尤”的武侠小说，最早大约出现在1988年前后
但无力表达，并不意味着没有表达的欲望。《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地方文艺期刊在九十年代爆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开设的一些栏目，契合了打工者们的表达欲，或谓“替他们在表达”。
《佛山文艺》原本以刊登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来吸引读者，维持得相当艰难。1989年刊物改革，将读者重新定位为“打工仔”，专讲打工者群体的生活、工作与情感问题，且刊登打工者撰写的作品，遂绝处逢生，发行量猛增至四五十万册；该刊趁热打铁于1993年创办的《外来工》，也有每月超过10万册的发行量；1994年，《佛山文艺》改为半月刊，月发行量一度常年维持在百万量级。《江门文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⑥
《佛山文艺》1995年8月刊下
1995年的广东有超过1000万外来打工者，仅珠三角地区就多达650万。其中深圳150多万，东莞120多万，广州、佛山也过了100万。与八十年代的打工人不同，九十年代的打工人规模更大，文化水平也要更高一些，表达的能力与欲望，自然也要更强烈一点。
下图这本1994年出版的诗集《漂流花季》，作者汪雪英，16岁初中毕业后便自家乡江西来到东莞打工。汪雪英最早发表文字的地方，正是《佛山文艺》《外来工》这些九十年代盛极一时的“打工文艺期刊”。为了出版这本诗集，汪雪英花了7000块钱的开印费。然后“在街边一遍抱着小孩哺乳，一边卖自己的诗集，想收回出书的成本”⑦。
不过，有表达的欲望是一回事，能否准确表达自己的心流，又是另一回事。九十年代的打工人，似乎普遍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发表在“打工文艺期刊”里的那些文章，多数仍是“阳光总在风雨后”式的程序化励志作品；他们鲜少有能力写出自己具体的生存境况和具体的喜怒悲欢。但这些东西，却可以在生于八十年代，二000年之后成为“东莞打工人”的郑小琼的文字里见到。
那篇著名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是这样描述“打工”和“打工人”的：
“打工不可能成为躯体的全部。这个词永远充满剥削的味道，就像许岗，她写下一个白领丽人的自叙，也不可能改变自己是浮萍一样的身份。打工是一张标签，它让你在市场中出售，在别人的槽中喂养。打工，你必须终年流浪，打工，你必须像张守刚一样深刻地了解一些与它有关的词语和事件，比如工卡、打卡、工号、炒鱿鱼、停工待料……你还必须用三百斤稻子换来出乡的车费，四百斤麦子办理暂住证、健康证、计生证、未婚证、流动人口证、工作证、边防证……让它们压得你衰老而憔悴。……再一次写到打工这个词，泪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干净的诗意大地，也不可能让我们沉静地恬静地寂静地写着诗歌。在这个词中生活，你必须承受失业、求救、奔波、驱逐、失眠，还有‘查房了查房了’三更的尖叫和一些耻辱的疼痛。”⑧
《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最早发表在2003年的《散文诗》第14期里。诗里提到的许岗与张守刚，与郑小琼一样，都是擅长用文字来表达真实心流的“打工人”。
再后来，“打工仔”与“打工妹”变成了“农民工”，与打工相关的心流表达也日趋少见，直到“早安，打工人！”之梗在2020年10月爆红中文社交媒体。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打工才是。早安，打工人！”、“第一百零一次不想去上班！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在这场以自嘲为核心的接梗狂欢中，几代“打工人”的喜怒哀乐、彷徨迷失与努力前行，正悄然发生着共鸣。这一代“打工人”，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着自我，也表达着前几代“打工人”想要表达却又无力表达的东西。词语的回归里，有着心流的变与不变。
这世界的美与好，都出自打工人之手。所以，早安，打工人！
注释
①吕芳：《我在香港的七个月》，北京日报1980年5月8日。
②林佩芬：《台北风情》，（台北）希代文丛1980年版，第156页。
③殷东：《和青年朋友谈谈精神生活》，（新加坡）上海书局1976年版，第352页。
④乐迪：《不要忘了“打工仔”》，南方周末1987年10月16日。
⑤《上海街头的租书摊》，中国青年报1989年5月21日。
⑥《大潮中的骚动——打工潮与打工文学及打工作家》，《潮声》1995年第5期。
⑦《一位初中毕业生和她的打工诗集》，《涉世之初》1995年第3期。方舟：《承担之镜：东莞青年诗人散论》，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页。
⑧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收录于《东莞当代文学艺术精品选：文学卷（下）》，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39-4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