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和二零二零的年尾交错，伊藤诗织和弦子，女性在历史上又画下浓重的一笔。

我以此疑问为题并非要给出答案，我也无法给出答案，而是单纯抛出一个问题，并借此机会浏览庭审前后做些琐碎记录和叙述，审视和整理这一年来自己的所思所想。我反复琢磨十二月二日所见之与我的意义该如何梳理，从情绪层面讲，整个线上线下的参与令人动容，但历经又一年的折磨和洗礼，坦诚讲「感动」只是我所有思绪中非常细微的一部分，翻来覆去我对整个事件的思考就落在了这个疑问之上。

以十二月二日为中轴，二零一八年夏为起点，这中间是中国MeToo的两年，期间围绕弦子浮现了一些争议和批评，有些来自女权主义者，也有些来自爱国主义者，还有些来自自由主义者。而这其中有些人的身份和主张是重合的，由于中文互联网自由讨论空间所剩无几且不断压缩，我在整个争论过程中处于抽离和旁观的状态，一是我的微博已于年初炸号，我已离开微博近一年，二是其中充斥过多的诋毁和谩骂，参与其中耗损多于收获，三是我认为要讨论女权必然要讨论政治，如果不能触及政治，对于女权的探讨就不仅仅是失焦的问题，这样的讨论是先天残缺的。

于是在这两年，我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全由自我发力、自我消解，线上线下并未增加新的联系，这是我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虽说未有多少直接的观点交互，但在观察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和自省，其中让我产生动摇和疑惑的一次争论，是弦子和麦烧拒绝女权主义者这一身份标签。自此我看到越来越多「与女权割席」和「与极权媾和」诸如此类的字眼，对这两支主要的批评意见我也一直持疏离淡漠的态度，尽管我与批评者的观点有本质的重合，尽管我与弦子的政治观点(从当时的言论来看)存在较大分歧。我支持弦子出于本能，我不会是主动分割的一方，而我支持弦子也不只关乎她本人，事实上自她接过历史的重担，「弦子」这个名字就已经不只再代表她个人，这一切分歧都不能影响我对希望的呵护，就像许多批评者一样。

而说到政治观点的分歧与批评，昨日与朋友探讨时，我回溯了自己对女性和公民身份的重建过程，二者都十分的痛苦，对女性现状及未来的思索越多，抑郁情绪就越沉重，显然重塑不是一瞬的工程，同样，解构旧体系也不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在海淀区法院外的志愿者和在互联网表达支持的网友这个群体当中，也存在着民族主义者和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甚至还有人有意识或无意识拥趸极权。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弦子的支持者当中，它无处不在，有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有人既是维权者也是拥权者。以个体为单位形成的群体，如果把不同观点看作数据，从中提取平均值或中位数作为对群体中个体的判断锚定点，这种方法从数据分布的规律来看，也只在偏差大小而已，因此我们选择中位数作为锚定点，似乎这样一来模糊的现象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表达。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分析的是人和人性，同一个人面对不同的情境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即使面对同一情境，在不同的时间同一个人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每个人的认知都是动态的，从时间上看，有的人解构旧的体系只需要一瞬，有的人需要数年甚至一生，从方向上看，有的人会离我们越来越近，有的人会越来越远，这都是我们无法掌控和预知的。因此，我看待弦子并不以她这个人作为整体，也不以她的某个观点对她这个整体施加判断，在我眼里她是分散的，我在乎的是人性的光点。

昨日与朋友聊起自己的新视角，如何看待复杂又纠结的个体，这一年我在这个问题中反复历经折磨，想要假装麻木和冷淡些，这是自我保护防御机制的一部分，然而效果微弱。直到昨日，看到现场自媒体传来的图像和文字记录，我翻看了许多评论也观察了许多人的观点倾向，不出意外看到许多矛盾体。在此之前，我曾游离在只剩辛辣嘲讽的状态边缘，或者持续地淡漠，然而当我看到同样的矛盾与纠结时，突然远离了这种状态，当下我不明白自己为何近乎本能地做出这种选择，迅速到我一时无法解释。我们常常将人看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整体，并希望更多的整体集中更多正直和良善的力量，然而这是十分理想的状态，面对极权强大的宣传机器，这种力量被不断打散和分化，真正让权力害怕的是，这种力量不会消失，只要它不消失，它就可以形成翻覆的能量。我们要启蒙和催生的不是全方位觉醒的一个个整体，而是让更多的人拥有光点，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些散落的光点之上，那些对权利、平等的诉求和对不公的反抗。

尽管如此，我对十二月二日及之后的庭审结果依然感到悲观。最好的结果很可能是法律层面象征性的胜利，判予朱军不痛不痒的惩罚，称不上惩戒和后果。但就连取得这样理所应当的结果也如此艰难，在极权之下，能走到这一步十分不易，我既感到愤怒也感到悲伤。这一年来，我将自己从审美对象中解放出来，第一次走在街头时感到脚步轻盈且自由，我变得更敏锐更温柔，也更悲伤。十二月二日之后，女性的境况依然糟糕，我也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再一次有人温柔地提醒，这个世界一直有一股反抗的力量。

那么以十二月二日为轴，中国女性在此案件之后会走向哪里？又或者说中国会走向哪里？我将这两个问题并行是因为在前者身上看到后者的希望。至于能否依靠女性运动推动，是未知。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女性的处境会越来越糟，但这是否意味着这股力量会下沉且按照当权者的预想路线走，显然这是两个问题。首先，要看朱军性骚扰事件中，弦子和许多女性带来了什么改变，自两年前弦子在朋友圈公开讲述曾遭到朱军性骚扰，在中国，从身体到语言思维，女性对侵犯的知觉更加敏锐，确定明晰性骚扰的边界，要求身体的自主权，更多的女性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并争取属于自己的正义，同时在司法程序之外，有一场深刻的语言和思维革命已然拉开帷幕，这是中国MeToo两年带来的深刻变化。

回到现实中去了解不同女性群体面临的困境，我要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同群体间时而相互倾轧伤害，女性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的小群体，内群体不断强化自身的概念和利益对抗其他外群体，这也是中国女权主义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常常感慨什么时候女性才能学会彼此理解和尊重，进行有效的讨论和实践，将MeToo运动推向更广泛和深入的阶段，对这样的未来能否降临在这片土地，我感到悲观。昨夜所见的公民社会是一次广泛而高效的实践，但同时它又十分脆弱。当前中国MeToo运动带来的积极改变和它所面临的困境都非常明显，中国女性平权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在东亚区域尤为深重，这也是弦子这件案子至今无果的关键原因，我们在历史中诉求的正义和进步与现实境遇的倒退同时进行，倒退在加速进行，前进却举步维艰。正因为中国MeToo运动本身的特征和它所处的政治环境，我一直对它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然而悲观不代表没有希望，我们期待希望像初升的太阳，常常光顾只偶尔失位，缘因抑郁下沉的自我需要时常的敲击与呵护，可偏偏希望稀有易碎。这一年我都在与抑郁缠斗，很幸运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我们彼此支撑，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有情绪只能独自消化，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女性，每天都要面对高浓度的厌女文化以及密集的女性非自然死亡事件，女性需要联结来抵抗父权的羞辱与压制，可是弦子案件庭审结束后我们如何再次联结？

有人将弦子作为运动代表，也有人将期待和希望投放于朱军性骚扰案件能否胜诉，还有人视弦子为领军式人物逐步权威化其观点，我想这不是她本人乐见的，从个人观察来看，见她利用自己获得的资源做着她所能做的一切十分令人敬佩，他者不该期待太多。不如说弦子是中国MeToo运动出现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历史落在她肩上，能将运动推向多远她能完成多少做到多出色，一开始我便没有这些想像：她是一名代替其他女性上场的斗士，不是可以代表每个女性诉求的票选领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姿态，不如首先信仰自己一次，这与毫不吝啬的互助并不矛盾。无论这场审判胜利与否，这次案件在形式上都将结束，历史交托的责任还会有其他人站在前沿。要每一次都形成联结，要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要凝视到最后，分化是自我消耗和慢性自杀，以上每一点关心女性平权的人都十分清楚，但现实证明只这一次勉强实现，怎样才能不分化，困难的不是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如何做到，而我认为这在中国又是难上加难的事。往往理性和深度讨论的参与对象具有同质特征，而讨论的成果投放产生影响的对象也存在明显的定向和同质特征，这种同温层效应也是我悲观的缘由之一。

弦子能否胜诉预示着中国女权运动的走向，诉讼结果尘埃落定后，我们都将面对这个问题：中国女性会走向哪里，如何继续抗争。昨夜所见会否昙花一现？未知。正如我前面提到，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一点点的权利与反抗意识之中，它们是分散的，我们要记住的也是这些人性光点带来的力量，在每一个接近死亡的夜晚，都回味这份温存，懦弱又坚定地渡过一个个难熬的夜晚。未来这股力量会否彻底消沉？我认为不会，也许不会再如此大规模集中展现在你眼前，权力会不断压制以至于你以为它消失，事实上它将永远存在，女性没有退路，这事关生存。至于这场运动的参与者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参与，能否推动它前进，它又会以什么样的角色出现在中国的未来，我不知道答案，这取决于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尚不能走上街头，就将力量融入日常细碎的抵抗，不休不止。

最后，我还是要将问题抛给每个关心和思索MeToo运动的每一个人，读到这篇文章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