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婧

往年春节,人潮退去,北京这类大都市几乎停摆,成了空城。

在防疫的大背景下,就地过年成为潮流。在快手上,老铁们将“过年不回家”顶上了热门话题,相隔两地的亲人通过网络传递彼此的思念。

留守城市,其背后是比往年剧增的食、住、行需求,好在各行各业的留守者,也做好了春节工作计划。这些平日里不起眼的普通劳动者,将会维持春节期间,大城市里最细微处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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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回不去了

“姐,你代我跟妈说今年春节我不回去了。”尹晓炜编辑好这段文字,点击发送后,她关上手机,叹了口气。

51岁的尹晓炜是一名家政工,2006年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此后就一直以家政工的身份在这里打拼挣钱。

今年春节,尹晓炜本有返乡的机会。她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当地在元旦后出现了几例零散病例。家人提醒她早做回家的打算,觉得即使一家人居家隔离,也是团聚。连85岁的母亲也在电话那头嘟囔:“回来吧,一起吃饺子。”

尹晓炜不着急打算,那段时间她常常接的是短工,雇主连着换,刚熟悉就又要认识新的雇主。她想着多接点工作挣点钱,一年到了结尾总要讨些喜庆。

没成想几天后,黑龙江省本土病例数量骤然上升,呈现出小规模爆发的局势。姐姐连着发来几次消息,告知自己居住的小区开始进行半封闭式管理。

没过多久,返乡又有了新要求——“需持7天内核酸阴性证明”“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

眼看政策一步步严格,尹晓炜断了回家的念头。

在外奔波多年,尹晓炜早已对过年没有了温暖的想象,“只会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老”,她在日记里这样写。做帮工看着别人一家团聚,尹晓炜只能趁着出门倒垃圾的间隙,和母亲打个电话。“我妈妈耳背,和她视频需要很大声地说话。”尹晓炜说。

每年除夕,她隔着屏幕对着母亲咧开嘴笑,等打完这通电话,年也就过完了。

尹晓炜的许多同行,也选择留在雇主家过年。有一些家政企业专门瞄准就地过年的大市场,推出:“春节保姆”服务,让留在大城市的家政阿姨上门做饭、打扫卫生,服务时间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

家政工菊鑫,是留在雇主家中过年的家政嫂之一。不久前,她在快手更新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她在帮雇主整理冰箱里的食物的过程。“今年过年留在客户家过年,这些都是我买的年货,”菊鑫说。末了,她隔空询问,“有同样留守的姐妹么?”

有不少人在评论区回复她,“春节涨工资能翻倍多好,我就不回家。”也有已经回家的家政嫂发来问候:“已到家,同行的姐妹辛苦了。”

许多春节无法归家的人,把隐秘的思念发到了网络上。一位地铁轨道维修员在发了段视频,对着镜头说出对母亲的寄语:“为了让地铁正常运行,春节不休息,妈妈你要保重身体。”说完眼泪就要掉下来。“你在那好好上班吧,放心,我在家给你看孩子。”母亲在得知儿子不回家后如是说。年关临近,这类视频频被发布到网络上。在快手之类的短视频平台上,“过年不回家”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02. 普通又不可或缺的人们

夜降临,27岁的果贩崔浩正把一箱箱水果搬上货车,夜晚上货温度更低,这样第二天品质受损的水果就会少一些。

崔浩的流动水果摊开在北京房山区的一处城中村,村口的一条林荫马路上就是他跟过去老主顾接头的地方。

崔浩本不该出现在这里,他之前在大兴团河市场有固定摊位,不用在寒风中受冻。但去年疫情严重,菜市场关门,国家开放了流动摊位,崔浩重新开上配货的货车,走一路卖一路。

往年这个时候,崔浩已经坐在家里的炕上。他习惯跟家人嘬上一瓶用柴火暖着的二锅头,窝在被子里熏得迷糊又舒服,就这么晕上几天,再返回北京打拼。

但今年不一样,老家疫情吃紧,到底要不要回家,崔浩反反复复掂量了好几回。

去年,崔浩刚在山东老家度过了一个漫长假期。返乡照常定在腊八,结果临除夕的时候,疫情突至,他只得留在山东老家种地,一直待到劳动节后才返京开工。又因为亏损,他离开了在京打拼四年才租下来的农贸市场固定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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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在路边卖水果,一袋子20个脆甜红富士

“家是能回,但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顺利回北京。”崔浩说出了他的顾虑。去年的年,崔浩过怕了。他十分谨慎,一天三次向家里打听当地的返乡隔离政策,但没人说得准。

1月份,崔浩做过回家的规划案。想着坐火车有感染病毒的风险,他打算开货车走公路回家,但中途会路过几个疫情省份,他又怕堵在高速上。几经思想斗争,崔浩咬牙给母亲打去电话:“妈,今年过年我不回家了。”

往年春节,如北京一样的大城市,菜场、外卖、餐馆等场所会产生供应真空期。

留下来的崔浩计划着大年初三就开始支起他的水果摊。

同在北京贩卖蔬果,菜农林哥主动选择留下。他计算着,反正回不去,还不如多赚点钱。

他在北京贩卖菜多年,知道每年过年北京菜市场的摊位至少会减少一半,菜价也会比平常贵。留在北京的小年轻没有养成囤菜的习惯,外卖软件上的店铺一关,吃饭就成了问题。

这几天,北京管控下,进京更为严格,运费跟着上涨。林哥忙着调动车辆,保证自己的摊位的蔬菜供应。他在快手上更新了状态,“今年过年不放假,保障蔬菜新鲜,货源肯定充足。”

24岁的外卖送餐员“六一”今年也回不去了。

对这个两年前独自来北京打拼的年轻女孩来说,这是人生头一回。阻拦“六一”回家的,是北京和她故乡黑龙江的疫情。

“六一”想留在北京:“回去之后隔离结束,年都过完了。不如留在北京反而还安全。”

知道女儿做了决定,“六一”的妈妈准备了年货想寄给她。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递点纷纷宣布暂停收寄往来黑龙江省绥化市、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的快递包裹邮件,“六一”最终没能收到妈妈的年货。

“六一”安慰妈妈说:“除夕夜,自己也会做好吃的。”她和家里约好了到时候视频通话,云过年。

“六一”春节不打算停止工作。上午的时间,她留给急需配送的人们,骑上她的电瓶车接单送餐。这对她和她服务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六一可以收获两倍于平常的报酬,而因防疫被留在大城市的北漂们,也不用担心点餐无人配送的窘境出现。

“六一”入行是无奈的选择。2019年11月,一场电瓶车车祸,在她的踝骨处留下了钢板。伤久未愈,她无法长期站立、坐着,适应不了办公室工作,因此想到了跑外卖众包,时间相对自由,还可以自己控制接单量。

夏天,她通常在上午8点到下午2点间跑单,午休后,再从下午5点工作到晚上9点。冬天,因为腿上的钢板受不得凉,她就把接单时间减少为半天。

在快手上搜寻外卖骑士,“六一”是极具辨识度的一个。她生着一张娃娃脸,主页上传的视频无关劳作,往往是工作间隙拍下的一段段唱歌视频。

工作使然,她的视频背景,永远是北京那些她所服务的街道映出的车水马龙。但在现实世界里,穿上亮黄色的工作服、戴上工作头盔,很少有人会认为她和其他骑手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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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在快手上录制的视频

“六一”穿梭在城市中,常常觉得自己像个野孩子:“做外卖众包就像没人管的野孩子,接一单算一单,没有同事,全是自己一人。”

03. 城市过客

结束一天的工作时,“六一”喜欢坐在电瓶车上,将镜头对准自己,在街头忘我地歌唱。她宣称这是她的爱好,也是发泄情绪的方式。

那些需要被发泄掉的情绪是什么,“六一”没有明说,只有她拍下的短视频透露过一些端倪。

她曾在快手上发过一些视频。夜晚的街道旁,她蹲在人行道上,喃喃地诉说着“北京有什么好,又都不是我的”之类的话。

有时,她也会讲一些送餐超时引发的委屈。这件事有时不在她控制范围内,遇到餐馆老板做饭慢、红绿灯太多,超时总会发生。“今天送餐又超时了,这一单白干,”一则视频中,她对着镜头撅起嘴,觉得委屈,“我也不想超时呀,你们坐办公室,我送外卖风吹日晒的。”

这些视频在她的主页停留一段时间后,最后都会被她删除,留下的只有她唱歌的视频。看起来,那些愁绪也随着视频一起被删除了,第二天,又是开着电瓶车打拼的一天。

尹晓炜也常生出局外人的感觉。15年来,尹晓炜在北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落脚处。她没有租房子,疫情前她照料的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有小孩的家庭,家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人,所以她辗转居住在不同雇主家中。偶尔有换工间隙,就在家政公司的办公室住几天。

多年来,尹晓炜少有真正停下来休息的时刻。近期休息得最安心的一次,还是前几日一次意外。那天她泡方便面,水倒猛了,一下倒过了头,滚烫的热水洒在了脚上,烫起了一片水泡。脚完全走不了路,自然也就无法干活。

“活是干不完的,只有吃饭的一小会,我才能坐下来算是休息。”尹晓炜说。每天早上6点在雇主全家人之前起床是她的职责。打扫公共区域后,要给全家人做早饭。雇主用过早饭后出门,她买菜做饭,照顾小孩和老人直到夜晚才歇下。有时客户会提出额外要求,让她一周清洗一次孩子的玩具,或者要先手洗一遍衣服才能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她也会照做。

她知道许多雇主只是把她当服务者,而不是家庭成员。她没有什么奢望,只是曾经因此受过一些委屈。

2017年,她在北京照料一位患尿毒症老太太。老人处于半自理状态,正接受定期透析治疗,子女雇了尹晓炜照顾她。尹晓炜被安排睡在阳台,夏天那里又闷又热,冬天阳台没有暖气,寒气不断从窗户缝隙处往屋里灌。尹晓炜冻得受不了,向客户提出要一条电热毯,雇主立即拒绝了。他们对尹晓炜说:宁可挨点冻,也不能用电热毯,万一着火危害会很大。

尹晓炜哑口无言,只能每个晚上用被子把自己紧紧裹起来,哆哆嗦嗦,冻得睡不着。尹晓炜说,做这份工作,就像在用后半生的健康做赌注。繁重的工作,让尹晓炜身体落下了病根,只要稍稍一受凉,她后背、腰、腿都凉飕飕地疼。

她坦承也会遇到好雇主。一个住在大房子里的女主人,家境很好,人没有半点架子。在她家过年的时候,女主人给她发了红包,还为她买了身新衣服。尹晓炜很感动,至今念着那个女人的好。“不是她给了多少,她认为我是来帮助她的。”尹晓炜在意的不是物质上的馈赠,而是觉得在大城市里,这些尊重自己付出的人应该被自己珍视。

对一座城市来说,尹晓炜和“六一”都是毫不起眼的角色,但他们才真正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细节。集体留守的春节,她们更不可或缺。

04. 落下脚来

就地过年,也让许多有出行计划的家庭留在了故乡。

开青年旅社的辛红亮今年很忙。石家庄疫情爆发后,一些在济南读书或打工的石家庄人无法按计划归乡。辛红亮想要为收留异乡人出一份力。

1月17日,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在济南读书的,石家庄籍贯的,无法回家的学生,或者在济南打工的石家庄籍贯的人。济南某青年旅社,免费提供住宿,如果必要,可以在这里过年。

辛红亮很快发现,需要帮助的不仅是石家庄人。一位山东泰安的小伙子拨打电话求助,1月初他从河北来济南出差,疫情爆发后,他回不去河北的公司,也难以返回泰安老家。辛红亮为他办理了免费入住。

有朋友把辛红亮提供免费住宿的事发到了快手上。本打算扩散消息,结果,引来了一些称赞。有人夸他古道热肠,也有人说,从他身上看到了“人间处处有真情”。

虽是行义举,辛红亮没有因此有所松懈。他采购了大量的口罩、体温计、酒精等物资,并要求旅客入住时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消息在圈内传开,许多人想办法支持辛红亮的行动。他接到了不少“异常”订单,有的网友在预定酒店的网站上找到辛红亮的店,下单交钱,通过订单留言表明心意:“免费入住旅舍的钱我来出”。辛红亮很受感动,但把钱退了回去:“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赚钱。”

前几天一位25岁的济南姑娘骑电瓶车运来了8箱牛奶,只留下一张纸条:我也是生活在这里的济南人,我也要向您学习,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提供点牛奶,给那些滞留在济南的兄弟姐妹送去一点温暖。

辛红亮没有想到,自己做的一点小事,吸引大众形成了一股更大、更暖心的力量。

这几天,他和家人计划着与住店的人们一起吃年夜饭。“妈妈包饺子,爸爸烧菜,还有我的女儿也愿意当我的小帮手,和留在旅店的朋友们一起过年。”

对异乡人来说,正是这群“不归人”的默默付出,用温情替换了他们本该独自在外过年的冷清。而城市的异乡人,也在等待疫情过去,春暖花开,补一张回乡的车票。

干了一天的活,晚上尹晓炜在自己的小床上伏笔写作。临近年关,她回忆起儿时过年的快乐,就此创作了一些文段:“东北最传统的年货有:冻梨、冻柿子、粘豆包。春联、花灯也是必不可少的。父亲是最喜欢置办年货的,每天都穿着他的羊皮袄去市场购物。鸡,鱼,还有冻货。猪肉是提前跟农村的亲戚预订的。农村家家养猪,每到过年都杀年猪,也是东北过年农村的传统习俗。”

工作之余,尹晓炜有限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大部分用于动笔写作,“在孤独寂寞时,我通过写作自己和自己对话,抒发毫无寄托的情感。”

她给自己取名“尘埃”,她说自己就像人生沧海一栗的尘埃,但也希望因此留下自己的足迹。所有在大都市打拼的人们,其实都和她心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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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晓炜在写作 受访者提供

来北京15年,尹晓炜仅有两次返乡过年的经历。去年临近除夕时,雇主提出给她放两天假。事发突然,尹晓炜买不到返乡的火车票,只能独留京自过年。但这也是一个珍贵的春节,因为她得以不再劳作。

她借住在一位朋友的出租屋里。那是一处城中村,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桌,一个简易衣柜,和一个小小的独立卫生间,没有厨房锅灶。不能做饭,春节期间饭馆和许多小商铺都休息歇业了,尹晓炜走了几公里,寻得一家小超市,在那里买了一大袋方便面、面包、饼干之类的干粮,餐食问题才算解决。

一个人待着无事,吃完饭,尹晓炜戴上口罩出去转了一圈。她第一次像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用一个闲适的角度打量她打拼了15年的城市。

当时年关下,北漂们已经从城中村散去,村子里静悄悄的,绕村的铁路上相继开过去两列绿皮车,车厢里空无一人。地铁里也空空荡荡,比平日的末班地铁还更寂寥。尹晓炜呆呆站立着,心想在春运的高峰时期,这种状况实在罕见。

当然,今年的北京一定不会寂寞了。和那么多人一块过年,这座城市才终于有了些完整的烟火味道。

就像尹晓炜在另一首诗里写的:除夕的年夜饭,家家都包饺子,里面放一枚硬币。而我还能吃到糖,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只有过春节才是甜的。年就是这样,在我记忆的回味中,在我的忙碌中,一年又一年地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