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瑜是一位曾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媒体人,为了爱情,她远嫁到西部一个闭塞地区,生儿育女。养蜂养花,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曾在媒体行业内传为美谈。现实是,她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长期的家暴凌虐,甚至,为了孩子她只能选择隐忍。

如今,她逃离了危险地,并决心面对一切。以下是她的自述。

马金瑜和扎西

拉姆真好看,她那么能干,上山挖药,冰雪泥土里爬着,又是那样疼爱孩子,心疼亲人……这样的女人,本应该是世间的珍宝。

和我一起工作的藏族女工,大多是这样的,头发蓬乱着来上班,脸被扇肿了;在巷子大门口,被掐住脖子,膝盖顶住,男人的拳头,一拳头一拳头砸在脑袋上,散落的头发已经遮住了脸,背后墙上的石灰不停抖落在头发和脸上;大白天,男人冲进来,手里掂着菜刀,醉得摇摇晃晃,要把这里干活的媳妇砍死……

“嫂子,快来!”

“马姐,快来!”

我常常是那个劝架、拉架的人。

其实,藏族女工们都知道,我也是那个常常被扇得鼻青脸肿的人,每次这样的时候,我都给其中几个有电话的通知:明天放假。

休息几天,我又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通知她们来干活,我以为,也愿意相信,不会再有下一次,可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

2015年,一次酒醉之后,他半夜回来,开始找事,询问是不是和他的藏族朋友(男子)有事,暴打是突然开始的,我的眼睛登时模糊了,拳头不断砸在我的头上,头发被抓着,动不了,只听见孩子大哭着,孩子父亲喊着:“你看着你的阿妈!”头被击打的瞬间,我的小便失禁了。

一直打到早晨,我不知道衣服上哪里来的那么多血,手机还能看清,我没有报警(也许这是最糊涂的,一次也没有报警),孩子还睡着,我叫来女工周毛,只电话说,我快被打死了……她带上丈夫一起来劝孩子父亲,我带着浑身的伤,晕晕乎乎地到了西宁,青海人民医院,检查是眼球血肿,眉骨骨折。医生需要给眼珠上注射药物,同时吃含有大量激素的药物治疗眼睛,孕妇禁服,也就是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老三。

医生说,你治眼睛就不能要这个孩子了。

我说,我要孩子。

我妥协了,回家了。

仅仅不到一个月,他和一个藏族女工在一起被我撞见,我抓着他的衣服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被一脚踹在肚子上,开始流血了。

我带着血,只有手机和身份证,曾经的好朋友,作家洪峰的媳妇蒋燕,听到,只说,赶紧来。机票是她买的,飞机落地,她的农场司机开车在机场等着,连夜把我拉到了她家。

哪里还在疼,好像也不知道了,只知道一直在流血。蒋燕是祖传的彝医,她说,你的老三怕是保不住了。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回去。

作家洪峰无论到什么年纪,都是个桀骜不驯的人,蒋燕叫他“老头”。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十年前采访的时候。这一次,“老头”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问,只给厨房的姑娘说,赶紧去下一碗面。

血流了两周,青海的藏族女工们发微信问:“嫂子,你在哪儿?”

“我们一直没有活干,等你回来。”

“嫂子,你在哪儿?你回来到我家里来,我给你做面片吃。”

最放心不下的是老大,2011年,两个月的他,就在翻越雪山时和我一起出了严重的车祸,严重右脑错裂伤,医生几次劝我放弃抢救,他活下来,3岁半才开始走路, 智力发育迟缓。自己在哪里,我的电话,名字,什么都说不上,总是饿,总是迷路。

我给洪峰老师和蒋燕说,我要回家,孩子和藏族女工都在等我。

血继续流着,蒋燕说,你不要做任何事了,如果孩子留不住,就是天意,你就坐在床上不要下来,一直喝鸡汤。

于是整整一个月,我坐在床上工作,鸡汤是藏族女工们轮流在炉火上熬的,端给我喝,我慢慢好起来,血止住了。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结束。

几乎每个月,都会卷土重来,有时是因为酒,有时是因为男性,比如内地媒体同事自驾来青海,路过家里来看看我。

我总是愿意相信,相信一切会结束,相信人会改变,相信前面的路。

窥破一切真相的县文联老师说,金瑜,上天给你这一双手,是让你写字的。

我一直很少哭,唯有这一句,嚎啕大哭。

几位文联的老师都是老青海人,那一次他们抽了好多烟,说,我们这里,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我们几个男的,去管去劝,还要惹一身骚,说我们和你有事情,说不清啊……你自己要争口气,不要倒下,不要认命。

你还有三个尕娃呀!

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世外桃源呢?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名气大了,我们的蜂场被一伙人盯上,正是采蜜的季节,“蜜蜂搬走,不然现在就点掉!”他们要把一百多箱蜜蜂用汽油活活烧死。另一个荒摊上,一个村支书掂来了一桶汽油,对我们看守蜂场的工人说,两万,现在拿来!

村里人说,那个马金瑜,坐在屋子里咋样能挣钱呢?除了念经的活佛和喇嘛,谁能坐在屋子里挣钱呢?我们青海的土豆也在网上卖着(大雪之前,我曾经把村里积压的土豆全都帮村民卖掉了),肯定挣得都是黑心钱。

和孩子父亲一起的村民说,借五千块,你都拿不出来,你媳妇把钱管着,你算个啥男人?把一个女人家管不下?治不服?

孩子父亲的亲戚给他说,这个啥电商生意,你一个男人做不了吗?非要让一个女人骑到头上?你把她治不服吗?

我可以保护蜜蜂,可以保护女工,却不能保护孩子和我自己。半夜醉酒,翻墙进来,从房顶上跳下来,把我叫醒开始找事打架,孩子醒来,他让孩子在旁边看着。

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要网店的密码。

他开始下手打得越来越重。

县电视台的记者同行哭了,她看着我脸上的紫色印子,那是孩子父亲坐在身上用手不停扇的。

我那时还在说,不要打我的眼睛。

总想着,有眼睛,我还可以写字,养活孩子。

2017年元月春节,他半夜溜出去和一个藏族女大学生开了房,也是之前来这里工作的女孩。

他只说,我喝酒了。

我问女孩,如果怀孕了,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我生下来。

我又问,你是那么虔诚的一个人,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磕头的绿度母,白度母,在哪里?

她说,金瑜姐,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我说,离婚吧,生意我也没法支撑了,孩子的父亲说,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做不了这些事,我一个人也养不活三个孩子。

艰难痛苦的日子里,女工和男工没有走,还在坚持发货,春节前,我请大家吃他们都爱吃的火锅,谢谢你们,刚刚开口,我已经说不下去了。

我们勉强熬着,我不知道前路在何方,每一次挨打受气,我出门后,女工都到黄河边去找我,这个县城离黄河很近,每年都有跳河寻短见的媳妇。

一直到为了安排女工的工作,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他说的意见,我说不行,不知道哪里来的怒火,他突然把我掐住脖子摁在床上,只在那几秒,他的眼睛红红地狠狠地直视着我,他动了杀机。

没有呼吸,我很快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是黑的,也许已经昏过去了。

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在床边坐着,我看不清表情,我闻到了臭味,我已经被掐得大小便失禁了。那是一个中午,阳光还很好。孩子都被藏族阿姨秀措带出去转了。

2017年6月初,我的母亲心梗在新疆病危,我返回新疆,凑钱救治,6月底,母亲走了。她看着我,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说。

10月底,我的二弟被神经母细胞瘤带走了,在昏迷中。

我是回族,母亲和弟弟都是土葬,送他们的时候,很大很冷的雨水,我也很想走了。

我半年没有回青海,从春节开始,每个月回去看一下孩子,但还是在撑着网店,借钱进货,给还在坚持的工人发工资,交库房房租,交孩子学费,交顺丰运费……2018年六一,我第一次带着老父亲和大弟回青海看孩子,从西宁回贵德的路,有一段是没有树木和绿草的,全都是红色的土坡,雨水多年冲刷的痕迹沟沟坎坎,没有一棵树,老父亲开始哭,一直流淌着眼泪,不停说一句,谁让你嫁到这里来的……

我始终没有能力带走孩子,孩子的父亲也多次威胁,在微信上写:“让我们一起死吧。”“把孩子全部吊死吧,让我们一起死在草原上吧!”

他自己找了一个汉族保姆,保姆费,孩子抚养费,廉租房的电视,油烟机,孩子感冒住院……所有的,都是我在承担。终于有一次,我没有通知他们,和朋友一起,提前到县城看孩子,智力发育迟缓的老大,在七月炎热的中午,穿着冬天的棉裤,衣服里面的大便已经干透了,成了硬壳,孩子一个脚踏拉着布鞋,一只脚穿着一个大拖鞋,身上已经很臭了,孩子手指头疼,带去诊所的时候,孩子的手指甲轻轻掉了,指甲下面都是脓水,孩子已经不知道疼了几天了。老三还小,牙还没有长起来,孩子父亲找的保姆给孩子塞了一块很硬干透的馍馍,老二的球鞋没有鞋垫,里面就是一格一格的硬塑料鞋底。

我去找在县城工地上做饭的藏族保姆秀措,给她看孩子掉下来的指甲,我说,你来照看孩子吧。她边抹眼泪边点头。

秀措照看孩子不到一个月,孩子的父亲喝了酒开着车满小区满县城乱转,三个孩子在四楼的窗户上趴着,孩子的父亲把孩子锁在家里。阳台窗户没有栅栏,没有纱窗,夜里已经很冷了,秀措和丈夫担心孩子从楼上掉下来,在楼下守了一夜,直到早晨七点看到孩子父亲回家。

这一天早上九点多,等藏族阿姨秀措重新返回,老大光着脚站在小区的土路上在大哭,进了屋子,孩子的父亲还醉着躺在卧室里,5岁的老二拿着通着电源的电钻,在墙上钻着,3岁的老三在一片狼藉中,拿着吃肉的利刃挥来挥去……秀措哭着打电话给我,小马,再干不成这个活,我看不了了。

我终于决心带孩子们离开,就是沦落到要饭,也要把他们带在身边。

我问已经转行做律师的前同事,如果分居期间,母亲带走孩子,算不算违法?

许久,他回复:不算。

我没有带任何人,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一旦和孩子父亲抢孩子,一定会出人命。

如果我死了,也没有关系。

如果我活着,我就把孩子带出来。

我找了一辆出租车,只有藏族阿姨秀措和孩子在家,老三还在睡着。

秀措不知道我要来,迷迷糊糊地从孩子旁边爬起来,问:“你回来了吗?我给你烧茶。”

我把老三抱起来,把老大老二拉过来,我们都跪在了秀措面前,我说,给秀措阿姨磕三个头。我也深深磕下去,抬起头来已经泪眼模糊,秀措也在哭,她拉我们起来,我还是跪着说,秀措,我今天要把孩子都带走,孩子在他爸爸手里,眼看就要出事。

秀措哭着光是点头。

她说,对着,这样下去孩子要出事。

又说,你们走了,我咋办?

我说,对不起,秀措。

秀措哭着,把她厚的衣服给我穿上,说下雨了冷得很,又把小毛毯给老三卷上,说,娃娃不要感冒了。

我没有再回头,把他们三个带上出租车,眼泪和外面的雨水都流淌着。

我提前写了一封长信,写孩子父亲怎么打我,和保姆一起怎么对待孩子,写我为什么带孩子们离开,三个孩子的小腿,腰上,这时已经被醉酒的父亲用皮带和皮带扣抽烂了,紫色的淤青……在路上,我把长信发给县文联和宣传部的老师,委托他们交给县妇联和公安局。

孩子们都很好奇,妈妈,我们去哪儿,去动物园吗?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孩子们在哪儿,从2017年7月开始,有段时间我们总吃挂面,被不同的房东赶出来过两次,因为他们太吵了,他们还是那么爱笑,那么调皮。

我有许多事不能做了,或者说中断了,原来主打的商品青海蜂蜜我很久没有发,微店管理方(北京口袋科技公司)支持的在当地牧区帮助留守妇女的藏鸡养殖项目中断了,牦牛藏羊肉、枸杞、黄菇……所有的供应链全部都中断了(大多是青海海南州贵德县和周边的贵南县、泽库县、河南县、湟中县)。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凑钱借钱,一点一点重新寻找供应链,同时面对着我和三个孩子的房租,我们的生活费,幼儿园学费,老大的特殊教育学费(自闭症和智力发育迟缓)……

有多艰难呢?比起和我曾经一起工作的藏族女工,我已经太容易太幸运,我识字,上过学,虽然我没有详细说过为什么如此落魄,许多同事和朋友,依然默默地十分信任地帮助我,在最艰难的至暗时刻,给我最珍贵的光亮,借钱给我,找渠道给我,推荐工作给我……用他们和她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

最崩溃的,来自心,来自信念的崩塌。而这一切,需要把心的一个一个碎片沾起来。我相信人,相信人性,但人性的黑暗与邪恶,始终是我始料未及的,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关于我的风言风语,比如我是跟人跑了,比如我是卷钱跑了——即使是曾经生死与共的藏族女工,没有一个女工敢站出来作证我经历的家暴,“我们的老人和娃娃也在这里呀,出点事情咋办呢……”,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外乡人,我都理解。

孩子的父亲曾经经常说,哪一家有女人当家的道理?女人当家驴犁地!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你把娃娃管好,我来做这个生意不行吗?哪个男人没有几个“联手(情人)”?

在孩子父亲和他生活的世界里,我改变不了什么,我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尽力保护妇女和蜜蜂,我想,我是失败了,我自己也伤痕累累,眼睛几次被打伤,视力已经越来越差了,不断的尿失禁让我随时带着尿不湿。

后来,拉姆的事件发生,作家洪峰老师没有提我的名字,只是在微博上这样写:

“她是被她丈夫打的。

真往死里打。

然后她逃出来了。

珞妮妈妈气不过,警告了朋友的丈夫。那男的就是道歉和保证。我没有参与过什么意见,原因是我不相信道歉和保证,更不清楚我们的这位朋友为什么可以忍受。她不是愚昧的人,名牌大学毕业,就职过中国最有思想的媒体,还是主力记者……她对人性有超出一般人的认知水准,但她依旧忍受着三番五次的家暴。

忘记说了,她还给那个男人生了两个孩子。

她辞掉了在无数人眼中非常好、让人无比羡慕的工作,去了那个男人所在的青海:只是为了她追求的爱情。我相信她找到了自己认定的爱情,否则她完全有能力离开青藏高原。

如今,她还在那里。我们有好几年没联系了,准确说是她有好几年没有和珞妮妈妈联系了。

我如今害怕珞妮妈妈说:小X已经到了昆明,明天来我们家。我害怕她出现在我面前时,满身伤痕。那感觉太不好了,让我怀疑人生的意义。”

今天,写这一切出来,不是要博得同情,只想原原本本地,把我曾经离开青海那个县城的谜底揭开。

深深感恩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没有你们照亮我,搀扶我,也许我就是每年跳下黄河寻短见的当地媳妇其中一个……绝不可能走到今天,我和孩子,都会好好活着。

依然想对许多询问我爱情问题的朋友说,爱情,它是上天给予世间的我们最美丽的礼物之一。我依然相信它,相信美好的一切。

非常想念散落在各处的藏族女工们,因为拉姆的故事,藏族姑娘打卤卤写:“她的笑容和歌声离我太近太近了……神佛如果真的存在,请保佑你的女儿们。”这段话,好像刻在心上。我深深祈愿她们平安幸福。

我没有再怨恨什么了,记得有个青海的朋友,手工打造了一把四面开刃的刀,他把这把刀捐献给玉树的古老寺院,喇嘛师傅问他:“你的初心是什么?”朋友说,他想造一把握紧时只能伤害自己,而无法伤害别人的刀。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