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瑜是一位曾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媒体人，为了爱情，她远嫁到西部一个闭塞地区，生儿育女。养蜂养花，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曾在媒体行业内传为美谈。现实是，她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长期的家暴凌虐，甚至，为了孩子她只能选择隐忍。

如今，她逃离了危险地，并决心面对一切。以下是她的自述。

马金瑜和扎西

拉姆真好看，她那么能干，上山挖药，冰雪泥土里爬着，又是那样疼爱孩子，心疼亲人……这样的女人，本应该是世间的珍宝。

和我一起工作的藏族女工，大多是这样的，头发蓬乱着来上班，脸被扇肿了；在巷子大门口，被掐住脖子，膝盖顶住，男人的拳头，一拳头一拳头砸在脑袋上，散落的头发已经遮住了脸，背后墙上的石灰不停抖落在头发和脸上；大白天，男人冲进来，手里掂着菜刀，醉得摇摇晃晃，要把这里干活的媳妇砍死……

“嫂子，快来！”

“马姐，快来！”

我常常是那个劝架、拉架的人。

其实，藏族女工们都知道，我也是那个常常被扇得鼻青脸肿的人，每次这样的时候，我都给其中几个有电话的通知：明天放假。

休息几天，我又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通知她们来干活，我以为，也愿意相信，不会再有下一次，可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

2015年，一次酒醉之后，他半夜回来，开始找事，询问是不是和他的藏族朋友（男子）有事，暴打是突然开始的，我的眼睛登时模糊了，拳头不断砸在我的头上，头发被抓着，动不了，只听见孩子大哭着，孩子父亲喊着：“你看着你的阿妈！”头被击打的瞬间，我的小便失禁了。

一直打到早晨，我不知道衣服上哪里来的那么多血，手机还能看清，我没有报警（也许这是最糊涂的，一次也没有报警），孩子还睡着，我叫来女工周毛，只电话说，我快被打死了……她带上丈夫一起来劝孩子父亲，我带着浑身的伤，晕晕乎乎地到了西宁，青海人民医院，检查是眼球血肿，眉骨骨折。医生需要给眼珠上注射药物，同时吃含有大量激素的药物治疗眼睛，孕妇禁服，也就是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老三。

医生说，你治眼睛就不能要这个孩子了。

我说，我要孩子。

我妥协了，回家了。

仅仅不到一个月，他和一个藏族女工在一起被我撞见，我抓着他的衣服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被一脚踹在肚子上，开始流血了。

我带着血，只有手机和身份证，曾经的好朋友，作家洪峰的媳妇蒋燕，听到，只说，赶紧来。机票是她买的，飞机落地，她的农场司机开车在机场等着，连夜把我拉到了她家。

哪里还在疼，好像也不知道了，只知道一直在流血。蒋燕是祖传的彝医，她说，你的老三怕是保不住了。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回去。

作家洪峰无论到什么年纪，都是个桀骜不驯的人，蒋燕叫他“老头”。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十年前采访的时候。这一次，“老头”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问，只给厨房的姑娘说，赶紧去下一碗面。

血流了两周，青海的藏族女工们发微信问：“嫂子，你在哪儿？”

“我们一直没有活干，等你回来。”

“嫂子，你在哪儿？你回来到我家里来，我给你做面片吃。”

最放心不下的是老大，2011年，两个月的他，就在翻越雪山时和我一起出了严重的车祸，严重右脑错裂伤，医生几次劝我放弃抢救，他活下来，3岁半才开始走路， 智力发育迟缓。自己在哪里，我的电话，名字，什么都说不上，总是饿，总是迷路。

我给洪峰老师和蒋燕说，我要回家，孩子和藏族女工都在等我。

血继续流着，蒋燕说，你不要做任何事了，如果孩子留不住，就是天意，你就坐在床上不要下来，一直喝鸡汤。

于是整整一个月，我坐在床上工作，鸡汤是藏族女工们轮流在炉火上熬的，端给我喝，我慢慢好起来，血止住了。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结束。

几乎每个月，都会卷土重来，有时是因为酒，有时是因为男性，比如内地媒体同事自驾来青海，路过家里来看看我。

我总是愿意相信，相信一切会结束，相信人会改变，相信前面的路。

窥破一切真相的县文联老师说，金瑜，上天给你这一双手，是让你写字的。

我一直很少哭，唯有这一句，嚎啕大哭。

几位文联的老师都是老青海人，那一次他们抽了好多烟，说，我们这里，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我们几个男的，去管去劝，还要惹一身骚，说我们和你有事情，说不清啊……你自己要争口气，不要倒下，不要认命。

你还有三个尕娃呀！

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世外桃源呢？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名气大了，我们的蜂场被一伙人盯上，正是采蜜的季节，“蜜蜂搬走，不然现在就点掉！”他们要把一百多箱蜜蜂用汽油活活烧死。另一个荒摊上，一个村支书掂来了一桶汽油，对我们看守蜂场的工人说，两万，现在拿来！

村里人说，那个马金瑜，坐在屋子里咋样能挣钱呢？除了念经的活佛和喇嘛，谁能坐在屋子里挣钱呢？我们青海的土豆也在网上卖着（大雪之前，我曾经把村里积压的土豆全都帮村民卖掉了），肯定挣得都是黑心钱。

和孩子父亲一起的村民说，借五千块，你都拿不出来，你媳妇把钱管着，你算个啥男人？把一个女人家管不下？治不服？

孩子父亲的亲戚给他说，这个啥电商生意，你一个男人做不了吗？非要让一个女人骑到头上？你把她治不服吗？

我可以保护蜜蜂，可以保护女工，却不能保护孩子和我自己。半夜醉酒，翻墙进来，从房顶上跳下来，把我叫醒开始找事打架，孩子醒来，他让孩子在旁边看着。

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要网店的密码。

他开始下手打得越来越重。

县电视台的记者同行哭了，她看着我脸上的紫色印子，那是孩子父亲坐在身上用手不停扇的。

我那时还在说，不要打我的眼睛。

总想着，有眼睛，我还可以写字，养活孩子。

2017年元月春节，他半夜溜出去和一个藏族女大学生开了房，也是之前来这里工作的女孩。

他只说，我喝酒了。

我问女孩，如果怀孕了，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我生下来。

我又问，你是那么虔诚的一个人，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磕头的绿度母，白度母，在哪里？

她说，金瑜姐，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我说，离婚吧，生意我也没法支撑了，孩子的父亲说，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做不了这些事，我一个人也养不活三个孩子。

艰难痛苦的日子里，女工和男工没有走，还在坚持发货，春节前，我请大家吃他们都爱吃的火锅，谢谢你们，刚刚开口，我已经说不下去了。

我们勉强熬着，我不知道前路在何方，每一次挨打受气，我出门后，女工都到黄河边去找我，这个县城离黄河很近，每年都有跳河寻短见的媳妇。

一直到为了安排女工的工作，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他说的意见，我说不行，不知道哪里来的怒火，他突然把我掐住脖子摁在床上，只在那几秒，他的眼睛红红地狠狠地直视着我，他动了杀机。

没有呼吸，我很快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是黑的，也许已经昏过去了。

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在床边坐着，我看不清表情，我闻到了臭味，我已经被掐得大小便失禁了。那是一个中午，阳光还很好。孩子都被藏族阿姨秀措带出去转了。

2017年6月初，我的母亲心梗在新疆病危，我返回新疆，凑钱救治，6月底，母亲走了。她看着我，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说。

10月底，我的二弟被神经母细胞瘤带走了，在昏迷中。

我是回族，母亲和弟弟都是土葬，送他们的时候，很大很冷的雨水，我也很想走了。

我半年没有回青海，从春节开始，每个月回去看一下孩子，但还是在撑着网店，借钱进货，给还在坚持的工人发工资，交库房房租，交孩子学费，交顺丰运费……2018年六一，我第一次带着老父亲和大弟回青海看孩子，从西宁回贵德的路，有一段是没有树木和绿草的，全都是红色的土坡，雨水多年冲刷的痕迹沟沟坎坎，没有一棵树，老父亲开始哭，一直流淌着眼泪，不停说一句，谁让你嫁到这里来的……

我始终没有能力带走孩子，孩子的父亲也多次威胁，在微信上写：“让我们一起死吧。”“把孩子全部吊死吧，让我们一起死在草原上吧！”

他自己找了一个汉族保姆，保姆费，孩子抚养费，廉租房的电视，油烟机，孩子感冒住院……所有的，都是我在承担。终于有一次，我没有通知他们，和朋友一起，提前到县城看孩子，智力发育迟缓的老大，在七月炎热的中午，穿着冬天的棉裤，衣服里面的大便已经干透了，成了硬壳，孩子一个脚踏拉着布鞋，一只脚穿着一个大拖鞋，身上已经很臭了，孩子手指头疼，带去诊所的时候，孩子的手指甲轻轻掉了，指甲下面都是脓水，孩子已经不知道疼了几天了。老三还小，牙还没有长起来，孩子父亲找的保姆给孩子塞了一块很硬干透的馍馍，老二的球鞋没有鞋垫，里面就是一格一格的硬塑料鞋底。

我去找在县城工地上做饭的藏族保姆秀措，给她看孩子掉下来的指甲，我说，你来照看孩子吧。她边抹眼泪边点头。

秀措照看孩子不到一个月，孩子的父亲喝了酒开着车满小区满县城乱转，三个孩子在四楼的窗户上趴着，孩子的父亲把孩子锁在家里。阳台窗户没有栅栏，没有纱窗，夜里已经很冷了，秀措和丈夫担心孩子从楼上掉下来，在楼下守了一夜，直到早晨七点看到孩子父亲回家。

这一天早上九点多，等藏族阿姨秀措重新返回，老大光着脚站在小区的土路上在大哭，进了屋子，孩子的父亲还醉着躺在卧室里，5岁的老二拿着通着电源的电钻，在墙上钻着，3岁的老三在一片狼藉中，拿着吃肉的利刃挥来挥去……秀措哭着打电话给我，小马，再干不成这个活，我看不了了。

我终于决心带孩子们离开，就是沦落到要饭，也要把他们带在身边。

我问已经转行做律师的前同事，如果分居期间，母亲带走孩子，算不算违法？

许久，他回复：不算。

我没有带任何人，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一旦和孩子父亲抢孩子，一定会出人命。

如果我死了，也没有关系。

如果我活着，我就把孩子带出来。

我找了一辆出租车，只有藏族阿姨秀措和孩子在家，老三还在睡着。

秀措不知道我要来，迷迷糊糊地从孩子旁边爬起来，问：“你回来了吗？我给你烧茶。”

我把老三抱起来，把老大老二拉过来，我们都跪在了秀措面前，我说，给秀措阿姨磕三个头。我也深深磕下去，抬起头来已经泪眼模糊，秀措也在哭，她拉我们起来，我还是跪着说，秀措，我今天要把孩子都带走，孩子在他爸爸手里，眼看就要出事。

秀措哭着光是点头。

她说，对着，这样下去孩子要出事。

又说，你们走了，我咋办？

我说，对不起，秀措。

秀措哭着，把她厚的衣服给我穿上，说下雨了冷得很，又把小毛毯给老三卷上，说，娃娃不要感冒了。

我没有再回头，把他们三个带上出租车，眼泪和外面的雨水都流淌着。

我提前写了一封长信，写孩子父亲怎么打我，和保姆一起怎么对待孩子，写我为什么带孩子们离开，三个孩子的小腿，腰上，这时已经被醉酒的父亲用皮带和皮带扣抽烂了，紫色的淤青……在路上，我把长信发给县文联和宣传部的老师，委托他们交给县妇联和公安局。

孩子们都很好奇，妈妈，我们去哪儿，去动物园吗？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孩子们在哪儿，从2017年7月开始，有段时间我们总吃挂面，被不同的房东赶出来过两次，因为他们太吵了，他们还是那么爱笑，那么调皮。

我有许多事不能做了，或者说中断了，原来主打的商品青海蜂蜜我很久没有发，微店管理方（北京口袋科技公司）支持的在当地牧区帮助留守妇女的藏鸡养殖项目中断了，牦牛藏羊肉、枸杞、黄菇……所有的供应链全部都中断了（大多是青海海南州贵德县和周边的贵南县、泽库县、河南县、湟中县）。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凑钱借钱，一点一点重新寻找供应链，同时面对着我和三个孩子的房租，我们的生活费，幼儿园学费，老大的特殊教育学费（自闭症和智力发育迟缓）……

有多艰难呢？比起和我曾经一起工作的藏族女工，我已经太容易太幸运，我识字，上过学，虽然我没有详细说过为什么如此落魄，许多同事和朋友，依然默默地十分信任地帮助我，在最艰难的至暗时刻，给我最珍贵的光亮，借钱给我，找渠道给我，推荐工作给我……用他们和她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

最崩溃的，来自心，来自信念的崩塌。而这一切，需要把心的一个一个碎片沾起来。我相信人，相信人性，但人性的黑暗与邪恶，始终是我始料未及的，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关于我的风言风语，比如我是跟人跑了，比如我是卷钱跑了——即使是曾经生死与共的藏族女工，没有一个女工敢站出来作证我经历的家暴，“我们的老人和娃娃也在这里呀，出点事情咋办呢……”，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外乡人，我都理解。

孩子的父亲曾经经常说，哪一家有女人当家的道理？女人当家驴犁地！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你把娃娃管好，我来做这个生意不行吗？哪个男人没有几个“联手（情人）”？

在孩子父亲和他生活的世界里，我改变不了什么，我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尽力保护妇女和蜜蜂，我想，我是失败了，我自己也伤痕累累，眼睛几次被打伤，视力已经越来越差了，不断的尿失禁让我随时带着尿不湿。

后来，拉姆的事件发生，作家洪峰老师没有提我的名字，只是在微博上这样写：

“她是被她丈夫打的。

真往死里打。

然后她逃出来了。

珞妮妈妈气不过，警告了朋友的丈夫。那男的就是道歉和保证。我没有参与过什么意见，原因是我不相信道歉和保证，更不清楚我们的这位朋友为什么可以忍受。她不是愚昧的人，名牌大学毕业，就职过中国最有思想的媒体，还是主力记者……她对人性有超出一般人的认知水准，但她依旧忍受着三番五次的家暴。

忘记说了，她还给那个男人生了两个孩子。

她辞掉了在无数人眼中非常好、让人无比羡慕的工作，去了那个男人所在的青海：只是为了她追求的爱情。我相信她找到了自己认定的爱情，否则她完全有能力离开青藏高原。

如今，她还在那里。我们有好几年没联系了，准确说是她有好几年没有和珞妮妈妈联系了。

我如今害怕珞妮妈妈说：小X已经到了昆明，明天来我们家。我害怕她出现在我面前时，满身伤痕。那感觉太不好了，让我怀疑人生的意义。”

今天，写这一切出来，不是要博得同情，只想原原本本地，把我曾经离开青海那个县城的谜底揭开。

深深感恩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没有你们照亮我，搀扶我，也许我就是每年跳下黄河寻短见的当地媳妇其中一个……绝不可能走到今天，我和孩子，都会好好活着。

依然想对许多询问我爱情问题的朋友说，爱情，它是上天给予世间的我们最美丽的礼物之一。我依然相信它，相信美好的一切。

非常想念散落在各处的藏族女工们，因为拉姆的故事，藏族姑娘打卤卤写：“她的笑容和歌声离我太近太近了……神佛如果真的存在，请保佑你的女儿们。”这段话，好像刻在心上。我深深祈愿她们平安幸福。

我没有再怨恨什么了，记得有个青海的朋友，手工打造了一把四面开刃的刀，他把这把刀捐献给玉树的古老寺院，喇嘛师傅问他：“你的初心是什么？”朋友说，他想造一把握紧时只能伤害自己，而无法伤害别人的刀。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