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可能是最关心香港的外国政治人物，没有之一。2019 年反送中以来，他不下数十次在英语媒体撰文，接受世界各地报章杂志访问。也发起联署，去年 5 月联合世界各地近千名政界人物反对《国安法》立法，上周又联同众英国国会议员，致函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制裁打压民主运动的香港官员。
过去几年，香港每有“大事”发生，彭定康几乎都会站出来回应。大概也是因为，香港实在有太多“大事”发生，一些网友对彭定康的说辞也渐渐见怪不怪 — 都是谴责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之类。大家都明。
只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
2019 年的 8.18 维园集会案，9 人被裁定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罪罪成，昨日（16 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黎智英、李柱铭、吴霭仪、李卓人等 9 人，最终被判囚 8 至 18 个月不等，当中只有吴霭仪、何俊仁、梁耀忠和李柱铭 4 人获准缓刑，其余被告即时监禁。
当大多反送中案件均涉及年轻人，今次被判刑的却主要是所谓“老泛民”，也就是，彭定康的旧识。
彭定康怎样看 8.18 审判？
电话访问中，彭定康首先作为一个英国政治人物评述此事。他认为事件是对香港温和、和平派系代表的攻击。他说，许多被控者是受国际社会认可的一群，例如李柱铭和吴霭仪，他们为法治与自由作出的贡献，都受到国际律师工会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及其他组织认可。彭定康认为，李柱铭等民主派人士，在 2019 年与 170 万港人和平集会后，竟受到如此对待，著实令人发指 (outrageous)。
“我不知道法官有否读过《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这一公约是写在《基本法》的，它清楚表明人们有和平集会自由，亦说明政府有责任保护和平示威者。而今次案件正正就是这样的事（和平集会）。”
然而彭定康亦有另一角度谈论众被告﹕作为他的旧识，他的朋友，他的对手，他所尊敬的人。
这次受审的大多是老泛民，他们大多曾在 1997 年前与彭定康交过手。
“我记得他们每一个，我与他们每一个都有关系。”
以吴霭仪为例，1997 前在香港是少数用英文撰写时评的知识份子，她曾是四代港督的座上客，当中也包括彭定康；她亦于 1995 年当选香港立法局法律界议员。李柱铭更不用说，作为“民主之父”的他，早在 1985 年已成为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彭定康上任后，在政治与立法局选举改革的议题上，李柱铭是主要的周旋对手。
彭定康回想与这些老泛民交手的日子，坦言他们老认为英国为香港做得不够多。特别是在 1980 年代《中英联合声明》谈判的时候，彭定康说，许多老泛民曾提出《中英联合声明》应该要有义务条款，亦即说明其中一方若违背承诺，该当如何处理。
“然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却说没有必要，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必定会信守承诺。”他说。“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假话。他们总是违背诺言。”
彭定康说，在主权移交后，他仍然关注李柱铭等许多老朋友的动向。读他们写的文章，听他们的发言，并对他们由衷敬佩。“我十分佩服他们的勇气，尤其是在 1997 年后，他们继续为香港曾获应允、但又终被中共政权夺去的东西奋斗。”他认为，李柱铭和吴霭仪等人反映的是一种“中国－香港”爱国主义。
“而（现在中国）说爱国只能爱党，这实在是可耻的事。”
彭定康也特别记得李卓人。
“我跟他挺熟的。”他说。李卓人于 1990 年参与成立职工盟，1995 年首次当选立法局议员。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李卓人在立法局积极推动工人权益，包括提交《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被视为是彭定康任期内通过的最重要法例之一（虽然后来立法局变成临时立法会后，此法例便被废除）。
彭定康记得自己在离开香港前，曾经与李卓人和一些工会人士共晋晚餐，“我印象应是第一次有港督这样做”。
然而更让彭定康记得他的，却是宗教。彭定康说，他在香港时曾数次去林柏栋神父 (1939-2006) 的教区。林柏栋是来自意大利的神职人员，多年来在香港为弱势社群出力，在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成立之初更曾担任主席，与李卓人及其妻娥姐（邓燕娥）份属好友。彭定康就是因为这重关系，对李卓人特别欣赏。
“我很欣赏他为工人争取权益。”彭定康说。“他是基督徒社会主义者的好例子。”
还有黎智英。黎智英从未从政，因此不像李柱铭等人曾在立法局与彭定康有接触，但彭定康对黎智英的事情仍十分熟悉。去年年底，彭定康已曾撰文，指捍卫人权的黎智英是他心目中的“年度人物”。
对于这位“年度人物”身陷囹圄，彭定康慨叹，其实“过去几年他（黎智英）可以随时离开香港，移居台湾或美国之类。然而他选择留在香港，这是因为他真的很爱香港，并要为他所相信的事情发声。”
这些人士如今全被判有罪，部份人更要承受牢狱之灾，彭定康说是始料未及。
“这些是我欣赏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这些是我曾经切身看到他们争取人权、在公共生活中争取正直的人。他们也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清楚了解法律应该服务人民，而不是人民应该服务法律。他们都是重要而勇敢的个体。我为他们受到这样对待，深深感到难过。”
彭定康﹕中共害怕香港象征的价值
在 1997 年彭定康告别香港时发表的演说中，他最后一句话是“港人治港是一个承诺，也是不容撼动的命运”。
只是没想到这个“承诺”，76 岁的彭定康仍然要日复日、年复年地重提。
“我总是尝试确保中国讲得出做得到。然而不幸地，经过那么多事情后，我们知道中共政权只对继续掌权感兴趣。它会不断地违背诺言。”
彭定康说，中国现在认定必须扼杀香港自由，“将她变成一个警察国家 (police state)”，“中共的情绪是被深层而挥之不去的复仇心驱使”。彭定康认为，中国在害怕——害怕香港所象征的“对自由与民主的热切信念。”他认为，对中国来说，香港的“信念”是“威胁”。
“因为中国共产党十分担心他们会失去权力。全球化、城市化，连同互联网的影响让它变得紧张兮兮。它怕自己没办法牢牢操控一切，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应该要强硬对待所有异见、攻击所有批评他们的国家、违背在南中国海的承诺，恐吓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而它们要求的只是独立调查新冠肺炎 (coronavirus) 的源头。”
不应为做生意放弃批评中国
到底该如何应对一个“不断违背诺言”的国家？这是国际社会不少成员面对的难题。英国也不例外。
早前该国发布《保安、国防、外交政策发展综合检讨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被视为英国“冷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文件。文件表示，英国一方面要继续与中国保持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尝试在人权和基本价值观上抵制。这取态被不少人士批评“天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锐生就对《立场新闻》直言这份文件“不太有智慧”。曾锐生认为，英国尝试将经济利益与价值观一分为二，这正是约翰逊一贯的 Cakeism 取态，也就是说，在一件事情上尽揽所有好处，却不愿承担坏处。
彭定康亦认为约翰逊一贯风格是 Cakeism，但他更想指出，这份文件的“含混 (muddle)”之处在于贸易问题。彭定康说，1980 年代以降，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实际上只增加了 3%，反而中国对英国的出口增加了 9%。换句话说，这 40 年间，在中英贸易关系中，中国比英国获得更好结果。
“与中国贸易是重要的，但（在对华政策上）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彭定康认为，英国应当更讲价值判断，正视中国最近的种种行为﹕迫使 BBC 记者离开北京、隐瞒新疆的侵犯人权事件、制裁英国国会议员、攻击英国律师。“会做这些行为的并不是朋友，而是一个坚决只跟愿意叩头的人做生意的国家。”
“我们不应该为了做生意，放弃批评中国的所作所为。”
就在数天前（13 日），彭定康联同英国民间团体“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与英国 103 位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署，去信英国首相约翰逊。信中提到中国政府制裁英国官员，“对一众西方世界民意代表的攻击前所未见”，要求英国政府对侵犯维吾尔人人权及打压香港民主运动的官员及实体落实相应制裁。
有人叹制裁港官也没甚么用，彭定康表示不认同。“我觉得制裁会令那些破坏香港自由社会的人今后数十年声名狼藉。”
“既然中共已经指名道姓地制裁一些英国议员、欧盟议员和法律界人士，它（中国）真的不能怪（英国）国会也用同样方式回应。”
深爱香港 深信香港必会重生
彭定康发起联署信的消息发布后，大批网民在网上表示感谢与怀念。“感谢督爷，希望女皇和督爷身体安康。”“不愧是香港人民的老朋友。”“我们欣赏你，是因为你退休后为港做什么事都没有额外利益。”
1997 年前，彭定康在香港也有一定人望，他当年才嘴吃的泰昌蛋挞，后来获得了“香港第一蛋挞”的称号。问到他怎样看自己今日仍然人气不减，彭定康说，因为香港人知道他深爱香港。
“我爱香港所象征的价值。那是对法治、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信念。我想念我在香港时写在日记的每样东西。我发现，当我每次翻页，我都会再次意识到我有多爱香港。那五年的服务在我生命中是多么荣幸。我只希望我有更多时间留在那里。”
他仍然相信，假以时日，“香港所代表的、所爱惜的、所争取的一切价值必能活下去；我们必会见证香港重生，成为世上相信自由的人的指路明灯。”只是，“这也许不是未来两三年的事”，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