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问题上，东亚各国可谓是难兄难弟。
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死亡人数超过新生人数，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牛津大学的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甚至说，韩国将会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日本自2009年达到人口顶峰后，已连续11年人口负增长。截至2020年初，日本人口比上一年减少51.2万人，降幅约0.4%，减少人数和降幅均创历史新高。
而中国的人口形势同样严峻，2020全年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人，相比于2017年的1723万人，下降了30%。中国出生人口连续大幅回落，2019年自然增长率仅有0.334%，出生率为1952年以来最低水平。
不仅仅是中日韩，新加坡、台湾、香港地区等地方的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生娃了。从总和生育率来看，东亚各国和各地区基本在90年代之后都是不达标的。在此解释下，总和生育率，即每名女性在育龄期生育子女数。国际公认的达标线是2.1 。低于2.1，就意味着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的。
从上图可以看出，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是低于合格线的。并且这一指标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东亚各国各地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
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房价，实在是，太贵了！
197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住房紧张的市场中，居住在公寓中的居民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住在更宽敞的独立房屋的住户。1978年，爱荷华大学研究团队得出了结论：生育率和房间数有关。房间数越多，生育率越高。
2000年，克莱姆森大学柯蒂斯·西蒙研究显示，美国各大城市生育率和房租呈负相关。
一句话，房价越贵、房租越高，居民的生育意愿就越低。这个结论其实也符合我们的常识。
中国的房价究竟有多高呢？笔者在《鼓励生育的口号再响 在房价面前都不堪一击》一文中有过分析。数据显示，中国各大城市的薪资中位数超过6000元的只有北京和上海，而这些城市的真实房价都在六万多。折算成房价收入比，都是大概30左右。
基于以上的两个数据，我们很容易算出各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以在北上深买一套80平的房子为例，计算结果如下：
按照国际惯例，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如考虑住房贷款因素，住房消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应低于30%。而中国这几个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远远超出了合理区间。
而韩国的房价也不遑多让。韩国近年来房地产价格高涨，首尔的公寓等房产三年间的上涨幅度高达50%。2020年，首尔公寓楼平均价格首次突破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80万元），热门的江南片区超过20亿韩元。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调查数据显示，韩国家庭负债与GDP之比在主要39个国家和地区中高居第一。
至于香港，房价更是长时间傲视全球，港岛上房价每平超过10万人民币，而香港人的月薪中位数也就大约1.3万人民币。大量的香港人不得不住进仅仅10平左右的劏房、棺材房之中。极其畸形、狭窄的住房环境导致香港人的生育意愿极低，香港在2018年的生育率仅为1.072，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区之一。
在高房价的压力之下，年轻人长时间不得不租房生活，生存空间受到极大地压缩。就算到了婚育年龄，他们也很难仅仅靠自己的积蓄去买房。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在大城市里面能买个五十平的小房子就需要费尽全力——往往还要掏空六个钱包。
在这种逼仄压抑的居住环境之下，实事求是地说，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确实情有可原。更不用说催他们去生二胎三胎了。
反过来，假设国家为了鼓励生娃而奖励生娃的夫妻。对于年轻夫妻，生一个娃补贴一套房，生两个娃补贴两套，你看看医院的妇产科会不会挤爆？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在东亚之外，原苏联地区的各国也长期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住房严重不足。苏联名义上宣称国家分房子，实际上大部分人只能住在筒子楼，长期以来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六平米左右。就算居民有极强的生育意愿，但轮候住宅的时间足以让大部分人绝望。恶劣的居住环境极大地压抑了苏联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
第二个原因，东亚的育儿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这个成本分为两块，一块是金钱成本，一个是金钱之外的成本。
在金钱成本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能告诉大家究竟养孩子要花多少钱。网上流传一个分析显示，培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北京，276万元，上海247万元，深圳216万元，广州201万元……最低的长春，也在122万元。
这个数字大家看看而已，不用太当真。然而，真实的数字可能会更高。从笔者（人在帝都）身边来看，幼儿园阶段，如果把孩子送入水平还算可以的私立幼儿园，一月收费七八千属于很普通的了，好一点的一月收费就要过万元。
一旦小孩正式上学，基本上就逃离不开各种类型的培训课补习班，一个月花费一两万基本属于平均线，条件好一些的花个三四万的也有。一旦别人家孩子上了补习班，那么中国家长咬碎牙也得供孩子上啊。
笔者身边的已婚人士，既有普通的打工人和上班族，也有收入较高的公司高管，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慨就是养娃实在是太贵了。就笔者所能看到的，第一，现在丁克家庭逐渐增多；第二，大部分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就已经费尽全力了，根本无力养育二孩。
金钱之外的成本难以衡量，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排在首位的是照顾和陪伴孩子的时间成本。孩子幼年之时，基本上需要24小时随叫随到；进入幼儿园之后，陪护与接送依旧必不可少；正式上学之后，除了日常的接送，还需要在课后、周末、节假日陪同上数不清的补习班。就笔者身边所见的，孩子上六七个课外班是很常见的事儿，多的上10个班的也有。而这些课外班，很多都要求家长全程陪护。
一旦有了孩子，现在的都市夫妻基本上就不存在多少自己的时间了。除此之外，孩子生病、孩子各种生理问题心理问题等都是没准的，一旦发生就会让家长疲于奔命。
中国之外，东亚各国各地区情况也差不多。日本1993年的《厚生白皮书》指出，在孩子走进大学的时期，养育成本将达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5%~70%。基本上家庭一半以上的花销都花在孩子身上了。
据韩国劳动研究院数据，2011年，韩国将子女养到18岁所需的费用达到4亿至4.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30万元)。平均每年13万人民币。
而根据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数据，2014年韩国工薪族的年薪中位数为246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夫妻都是上班族的话，一年收入也就27万。这就意味着夫妻的一半收入都要用于养育孩子，如果是单亲家庭，基本就意味着大人的一切收入都是为了养孩子了。
此外，升学压力越大、教育竞争越激烈的地方，孩子的教育支出往往就越高。东亚各国大多都采取的是严格的考试选拔模式，每一轮考试都要筛掉一批成绩不够好的孩子，而只有少数在这个考试游戏里面胜出的孩子能够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这就逼得家长不得不投入巨资参与到这个零和游戏之中。
以新加坡为例，他们在中小学就对学生进行分流，将成绩优异者和落后者区别对待。从1980年开始，新加坡学生会在三年级末和小升初时通过考试进行分流。
学生们会根据成绩被分配到直通、特快、快速、普通学术、普通技术等几条通道。这使得这些学生在很小的年龄里，就被分配好了未来在社会中的角色。
1984年，新加坡政府又启动了天才教育计划，只有约1%的学生才能进入天才班，接受更高阶的教育。
在这种激烈的教育竞争之下，谁也不敢对孩子的教育掉以轻心，因为一不留神自己家孩子就可能会分流到社会中下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学业竞争往往就转化为家长的投入竞争，进而变成了家庭之间的财力和资源的大比拼。
在东亚的这种高强度的育儿军备竞赛压力下面，育儿成本能减得下来吗？东亚的家长敢减少对于孩子身上的资源投入吗？
第三个原因，东亚社会对于现代女性普遍不够友好。
东亚地区在大踏步迈入现代社会的同时，依旧保留了大量传统的家庭与社会分工的理念，导致职场女性左右为难乃至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进而打压了现代女性的生育积极性。
一方面，高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东亚社会鼓励女性进入职场成就自己，各种理论和商业公司都在鼓吹女性解放。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家庭分工模式却保留了下来。
这导致女性一方面需要忙于自己的事业，力图在事业上成就自我。另一方面不得不接受传统和外界强加给自己的一系列要求，比如照顾丈夫乃至全家、做各种家务活、充当孩子的全职保姆等等。
因此，东亚的女性一旦结婚或者生娃之后，往往需要在“相夫教子”以及事业上进行二选一。而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东亚女性不甘心成为家庭的附庸，她们更希望自己能有所成就，而非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丈夫和孩子身上。
2016年，一本叫《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轰动韩国，随后在其他东亚国家也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本书的女主角金智英，因自己是女儿身而受到不公平对待：
小时候被奶奶歧视、职场上同工不同酬、生了孩子后被迫辞职、承担全部育儿责任……
该书一出，迅速引发了女性的热议，韩国女性并不希望自己成为书中的样子。因此，很多女性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把主要精力用来追求自己的事业和自由。
韩国媒体将这种行为形容为女性的“生育罢工”，是对传统父权制的抗议。
在中国，职场对于女性来说同样存在性别不够平等的问题。根据宝宝树联合智联招聘做的调查报告，58.25%的职场女性遭遇过“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27%的职场女性遭遇了“求职时，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
女性在职场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另外，报告显示多数职场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照顾家庭，职场精力分散”、“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性别歧视”等婚育和性别因素，给女性在职场晋升带来的阻碍比男性更加明显。
当生育问题对于女性的个人发展造成了明显阻碍之时，很自然会有一部分事业型女性选择不婚或不育。她们选择了自我成就，而非把主要精力放在育儿上面。从事实上看，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女强人是没有生育后代或者很晚才要孩子的。对于这一选择，谁又能苛责呢？
最后，在东亚的现代社会中，养育一个孩子的收益是未知的、不可控的。
假设养育孩子的收益是肉眼可见的正向，就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个人赚一份工分一样，民众还是愿意要小孩的。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养育一个孩子的收益完全是个未知数。
在东亚的社会里面，一个小孩从降生开始，就必然要进入残酷的各层次的选拔性考试和竞争中去。而选拔性考试从基本规则上来说，就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从这个考核系统中胜出。就算从这个考核系统中胜出，在这个阶层日益固化的社会中，这个小孩能否顺利地往上爬、挤过狭窄的上升通道依旧是个未知数。
此外，一旦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必然面临着买房的问题。而凭借手头那么点工资，无论是去上海、东京、首尔还是香港买房，都无异于天方夜谭。幸运的是，中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早就给年轻人指出了一条明路：“比如你要结婚，六个钱包都一块的时候能够给你付首付，那我说你还是买房好。”所谓的六个钱包，就是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的全部积蓄。
这样，按照樊老师的指导，一套房子就要把祖孙三代的积蓄掏空，那还提什么养育孩子的正向收益？父母那一辈不被地产怪兽吃干榨尽就要谢天谢地了，还痴心妄想以后孩子能给自己大量回报？
从这个意义来看，辛辛苦苦养儿防老，可能远不如买个养老基金或者做一些长线投资来得划算。一方面有自己的养老金，另一方面通过投资有一些稳定收入，再加上多年积累的资产，完全可以够老两口舒舒服服养老了。
此外，以80后90后这一代人为例，他们身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被时代潮流裹挟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去打拼，而他们的父母往往还留在老家。一旦他们的父母出现病痛乃至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能怎么办？周末请个假去看望一下？还是辞职去陪护父母？如果辞职看护父母，家里的孩子谁来照顾？孩子的开销谁来负担？房贷、车贷谁来还？如果把父母接来大城市，那也会面临着看护问题以及财力问题。
从这儿意义上来说，养儿防老在现代社会基本是个伪命题。80后90后连自己、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好，怎样才能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就算是天大的孝子，也要面临分身乏术的难题啊。
对于80后90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的60后70后父母大多数不仅没有落得他们的好，反而要给他们巨额的资助——这样，80后90后才能在大城市里面立足、买房、生娃。很多80后90后并不愿意啃老，但是，没有老人的资助，有几个人靠自己能在毕业没几年就买得起房？
笔者一位朋友说：父母把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结果每个月给父母的钱远远低于自己交的税。一句话，道出了现在打工人的辛酸和对父母的歉疚。实事求是的说，现在的都市年轻人，真的很难给老家的父母尽到孝道，不论是物质资助还是守护与陪伴。
80后90后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的父母大多愿意给他们默默付出。但是当他们成家之时，眼看着自己和父母所经历的各种生活暴击，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不愿意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了。
后记：
对国家来说，年轻人愿意多生娃，这个国家才有活力，才会有税收，才会有供养老人的养老金、才会有巨大的消费群体、才会有创新、才会有各种资产的接盘侠。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生娃养娃的成本如此之大，而收益完全不可控，到底为什么要生娃？
生娃养娃孩子可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让年轻的夫妻牺牲那么多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