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葛剑雄日前陷身于舆论漩涡之中。有人挖出他年初在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的一场演讲《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质疑他晚节不保，成了御用学者，甚至有人说“葛剑雄侮辱了整个近代史学界”。
在公布的现场演讲幻灯片上，可以明白看到他的观点：“历史研究坚持真理，尊重事实；成果应用，国家利益至上。”他强调，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记载，一贯都是“价值观念重于事实”，因而在“历史与现实和政治”的关系上，向来都是“强调政治的合法性，为现实服务”的，“历史就是要维护当代政治和当代政权的合法性的”。
面对坊间的汹涌的质疑，葛教授看来颇感莫名，他回应说，这并不是自己突然转向，而是一直这么想、也这么说的，讲座内容与他十年前在书中写的、席间讲的，别无二致，且难道不正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所倡导、实践的吗？
他说的确实是事实，问题并不是“葛剑雄变了”，而是时代变了，大众变了。
葛剑雄，1945年生，浙江湖州人，著名历史学家。早年师从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之一的谭其骧（另两位是史念海、侯仁之），在历代人口史等方面尤其成就卓著，所著《中国人口史》、《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移民史》、《统一与分裂》、《历史学是什么》等均属教科书般的著作。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我也曾见过几次葛老，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他的史观和政治理念是偏正统的，可说是“体制内的良知”。
“求真务实”这四个字如今早被滥用，但他是真的坚持并做到了，也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运用常识判断、基本逻辑推理，再加上对人性的理解，去推求历史真相。
正因此，他也以敢于提出异议著称，以至于民间对他有个不敬的外号：“葛大炮”。诸如“一带一路”的提法中原本就提到“古代各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丝路”，但他老实不客气地说，“那实际上是外国人（胡人）开辟的，如果是中国人开的，那为什么？你说是为了和平友谊？是为了挣钱啊！”
另一路所指的“海上丝绸之路”，他也指出，那其实是日本人1980年代提出来的，1999年松浦晃一郎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后更是力推，而在此之前，泉州当地从未谈起过什么“海上丝绸之路”，现在却提出“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这不是尊重历史事实，而是在发明历史。
在他不久前出版的新著《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中，他还批评当下渲染盛唐、北宋东京如何开放或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之类的说法，根据历史事实，称之为“开而不放，传而不播”——因为唐代即便全盛时，也是只许外族人进来，但决不许本国人出去；中国文化尽管外传，但中国人自己却从未主动对外传播什么。
葛剑雄新著《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岳麓书社2021年1月版
那怎么理解他又说“历史研究服从现实政治”呢？我曾在不久前“徐瑾私塾”的一场讲座后向他当面请教过，他的答复是：
历史是“后人对前人之事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录”，因此，历史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工具，并非强调真实，而是价值观念。中国的历史从来不讲真实的，二十四史都是为了肯定当代的合法性。政治家不可能不利用历史，但怎么选择是你的事，历史学者要尽可能提供全面、真实、完整的事实，那首先你要允许我做自由的研究。
他也明确指出，这样的研究结果对政治决策也是好的，否则可能闹笑话，历史学者不能违背自己良知，要说出事实真相；但与此同时，研究完了，政治上怎么用，甚至是不是封藏起来，那么按他一贯的信条，“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这不仅是他“捅破了窗户纸”，让人看到许多看似客观公允的研究，背后都隐藏着政治考量，也表明他对历史研究的边界意识：在学术的边界之内，均可自由探讨，但越出了这个边界，可能产生什么政治后果，那就是政治家要考虑的事了，此时他认为，“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换言之，“国家利益”是大前提，而“学术自由”是小前提。既然如此，那么顺理成章地，就必须证明“学术自由”是有利于、至少无碍于“国家利益”的，否则它就难以得到容许；反过来，作为交换，系统也应当容许“学术自由”，否则它可能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平心而论，这可能是在当下逼仄的现实中“学术自由”可能为自己争取到的最大空间了，我也相信葛教授是真诚地相信这些的，因而他不厌其烦地重申过这些，可想他是真的认同这一信条。
本来，这并不是逢迎媚上，也不等同于歪曲历史来为政治服务，但在坊间流传时，人们不暇细辨其微妙之处，不免大感震惊，因为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普遍预期仍是客观独立的研究，但却发现这种这种“客观独立”都是有条件的。
对葛老来说，这是清楚而坚硬的事实，不可辩驳，但可想而知，这很容易招来抨击，因为对更具批判意识的一代来说，他说的只是“实然”（现实如此），并非“应然”（道理如此）。这已经超出了对葛剑雄本人的批评，而涉及到历史书写和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它是否应不受任何干扰，去探求真相？
实际上，葛剑雄这一立场很可能是两面不讨好的，因为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是，尽管他自认谨守历史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分寸，但他其实在无形中也对政治本身提出了新的界定和约束，那就是：“好的政治”应当容许“自由研究”。换句话说，他是“尽可能大胆说话，但不突破框架”，然而，这么做本身就需要一个弹性的框架存在。
那其实是一种依赖双方默契的微妙平衡，但难以回答出现矛盾冲突时的情形：像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研究都无意挑战教会权威，但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深远冲击，那么此时应当怎么办？如果“学术自由”的边界其实是由大前提划下的，那么根据定义，这还是“学术自由”吗？
正因为预设了这种默契的存在，他看来也隐藏着一个误判，那就是以为“只要守纪律，就能学术无禁区”，但好像没想过“即便守纪律，仍然处处是禁区”。
不过，不管怎样，他确实提出了一个以往常被回避的重要命题，那就是如何在现实政治的框架之下捍卫学术自由、寻获真相。年轻一代当然可以在他的基础之上，找到不同的道路，但也需要对前人的处境有“理解之同情”。
理想上，最好的可能既不是“得到允许的自由”，恐怕也不是不管不顾的激烈冲突，而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两者分离，现实政治也不需要从历史中寻求合法性了，从而真正解放历史研究。
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就像如今在发达国家所见到的那样，我们可能会发现，从政治人物到普通民众，对历史的兴趣也将大大淡化。说到底，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对政治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