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姜文华谋杀王永珍一事，关注点逐步往下流动，从非升即走的预聘制到底好不好，到“求仁得仁”的用法是不是正确，此番议题的重点一变再变，众人一事一议，热闹得像是参加了一场流水席，而血迹之外的议论，颇能显现世道人心。
知人论世，尽在喧哗中。
复旦这件事的讨论氛围、争论的品质，暗合了这些年有关大学的舆论流向。过去几年，遇到大学事件，总是往一种理想的批评上靠，大学精神的有无、多少成为丈量具体事件的标准。
总之是一齐感叹，大学不再，大学精神无所寄托。之类。
大学精神这种批评的方法，后来逐渐萎靡不振。原因总是很多的，有的跟民国热的退潮有关，从自由灵魂到无用之用，像是民国的说法，在新时代似乎不敷使用，也不必使用。
再有，更接近真相的，恐怕是论者的自觉，意识到高举大学精神的批评武器，手里捏着的其实是空气，论点尽管巍峨，却是屠龙之术，打击起来没什么实际的杀伤力，最终将天下正声弄得像念咒语一般，听的人不痛不痒，说的人很快倦了。
大学不能专注于重要的目标，人们也无法聚焦在大学不再拥有的品性上，两下明白了不必再有相互的牵挂，一别两宽了。大学获得了不羁的自由，人们赢得了不再费心的自由。
道理就是那么点道理，既然不再以讲道理的形式沟通，但凡大学以主角的社会新闻，只管骂它就好，所以也就只剩下骂。
预聘制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它的好处也许只是支撑了血案舆论早期的批判，有设计师以为舆论洪流是冲着这个制度来的，是要否定这个制度的，于是严阵以待，言之凿凿地布下修辞的阵仗，以为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想象着一场改良与民粹的大决战。
然而却是落空。
人们在预聘制的品质之争上，没有丝毫恋战的意思。这种不严肃的洪流，让严阵以待的设计师吃瘪了一次，只好草草收声，免得被引蛇出洞，落得个葛教授一样的尴尬局面——以一人之力，掀起了全民关注的合法性大讨论，实在是得不偿失。
顺带说一句，清华预聘制近期产出了一个特例，前教师吴强博士与清华要打一场用工合同的官司。饶是以预聘制设计师自居的人，最应该对这件事表态，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勇气。
却又听人说，合乎礼节的，逼人表态总是不好。对那些主动送上门的，倒是可以随意指摘。而指摘的人多了，批评就成了商榷，一场公共事件的大辩论滑向“求仁得仁”用法之争。
事关文化人的文化素质。加入混战的，都打着澄清误会、以正视听的旗号，起手式文质彬彬，开口讲话前照例客气一番，吐纳几句孔子曰，承接一点不食周黍的传说，让出处顶在阵前护体，而后呢喃着“不敢造次”之音，写下申论题：论王永珍“求仁得仁”之盖棺定论的成立。
一二三，如此依次所以。
在人们懒得涉及大学精神的时候，冷不丁，大学教授用“求仁得仁”一说，和社会力量来了一次文化的太极推手，疑义相与析。
大学围墙外已经笑倒一大片，还是有文化人赶过来给教授捧个人场，指教社会的胡说，勾兑文化的光辉。
越来越有意思的是，王永珍到底当不当得起“求仁得仁”四个字，辩护者已经脱离了语境，努力把它的解释权拉回他们的主场，仿佛姜文华不存在，斑驳的血也不存在。
现有的情况下，可能不是争论“求仁得仁”的好时机。因为核心事实缺乏，谋杀案的动机不明，姜文华在血案现场留下一两句愤恨的话，有所指却也不清楚因果关系。最早一批报道勾勒了解聘、宣读、杀人的事，但未有进一步的事实核查，也只能存疑。
脱离谋杀案来解释“求仁得仁”，都像是一种机巧的伪装。
要让“求仁得仁”在王永珍那勉强成立，姜文华就应该先成为“问题”，一个众所周知的具体问题，挡在王永珍履职道路上，成为王从事教育业的风险之一——可如果是这样，就得承认刺杀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怨恨积累的选择，王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这就存在分配责任的必要，王的形象不全是正面，“求仁得仁”是为定性，用起来就会磕磕绊绊，免较真才行。如果姜文华是激情杀人，随机选择了王永珍，王是姜的路人甲，没有明显的怨的铺垫，“求仁得仁”在王那就更不能成立。
“求仁得仁”这个四个字本不该进入这件事中，但事已至此，对方辩友只能硬着头皮强行讨论。因为与谋杀案挂钩，王永珍的“求仁得仁”能不能成立，不只是看他这个人是不是好人，对教育事业是不是全情投入，有没有冒着风险上，而是完全取决于他和姜的关系如何互动，与谋杀动机的距离。
同情王永珍的学院中人，将错就错，把争论引向基本的字词释义；而不接受这一为死者讳、实属言诡而辩的社会人士，则提醒谋杀的逻辑，他们以为能阻断那些扭曲的用法。
两下都不可能在对方辩友那获得认同，哪怕有些脸皮不能撕破，心里已经是沙比长沙比短了，这大概也是一种“求仁得仁”，并指示“之争”的分歧。
这个分歧的形成与风行，折射出涉及大学的社会新闻的讨论，往往不能保持在正经路上，哪怕衍生出文化辩题，往往也因为诚意的匮乏，暴露出相当程度的冷漠，导向无意义的热忱与纠结。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