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18年4月，编辑室的秘书突然离职，主编让我临时兼任一段时间。接手秘书工作的第一天，他扔给我一份稿子，说已经完成了“三校”，就等着委印单下来送印厂了，“你刚接手，随便看一下吧，看完就是你的工作量了”。
天下哪有白得的奖金？我苦笑着翻看稿子，发现30多万字，并不算厚，标题却很“高大上”——《对国际环境与我国政策的研究》。再看内容，虽然读得不仔细，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翻回简介，才发现这本书居然是一群高中生写的，他们所在的学校在本地十分有名——X大附中。
我来了兴趣，赶紧找来选题单查看这书是什么情况——原来是这所附中的十几个高二学生每人结合当下社会政治环境等题材写一篇文章，然后合集出版。每篇文章不过一二万字，也就是一个期刊论文的篇幅，还分为中英两版，更有意思的是，牵头背书的居然是一个企业老总和一位大学教授。
我问主编怎么回事，他说：“还不是自主招生闹得嘛。”
那时候，很多名牌大学都有自主招生名额，其中“发表文章”或者“科创发明”就是重要的考察标准，所以很多家长会“帮”自家孩子往这方面发力。
我有点担心：“给中学生出书，咱们还是头一遭，社里领导同意啊？”
“这就是社里领导引荐来的。”
主编说，某企业的刘总找到我们一个社领导，说想给自家孩子在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社领导就把这个刘总转介绍给了他。主编人脉广，发顶级期刊不一定能办到，但联系一个普通期刊还是没问题的，双方很快就谈好了条件。可不知是那个刘总说漏了嘴，还是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吹嘘了一番，其他家长很快找到刘总，希望他能帮忙引荐，如法炮制。
“发期刊”这种事，人一多就不好办了，可这些家长都还有些背景，不能拒绝。也许换做是别人就得头疼了，可主编不一样，他反而发现了“商机”。他跟刘总商量了半天，最后说：“这样，我把你们的文章合集出一本书吧。”
在期刊上发文要排队等，还得看编辑脸色，出书就不一样了，字数多少完全由自己决定，只要资助款到位，什么都好商量。而且我们社作为老牌出版社，名气大，说出去也不丢面子。家长们很心动，愿意合伙出一笔资助费出书。
为了避免麻烦，主编对刘总说：“我们只能‘公对公’，一本书只能对应一个合同，不能跟每个家长都签协议。我建议以你的公司做背书，跟我们签合同。”
起初，刘总不答应，主编接着劝：“你想啊，以你公司担保，这些家长就欠你一个人情，谁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帮上忙呢？而且这样做，你就算是‘策划人’，书上会挂你的名，开篇就是你写的前言，你家小孩的文章我们肯定会好好处理，况且也算是给你的公司打广告吧。”
就这样，刘总动心了，双方愉快地签订了合同，至于每个家长出多少钱，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我惊叹于这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念好大学费的大劲，又觉得有些好笑。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我开始读这些高中生写的文章。方向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交通、教育、政治、外语，等等。
总体而言，文章写得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也没什么生涩感，但文风有一种刻意收敛的感觉，好几处本可以具体展开，却突然收尾，显得不顺畅。但文章里一些学术表达很精准，一些专业的英文词汇要反复检索才能查清是什么意思。
我问主编：“这真是中学生写的？”
主编笑道：“你可以看看每篇文章的指导人。”
我翻了几下，发现有好几篇文章的“作者”跟“指导人”都是同姓，很快反应过来——这些“指导人”应该都是家长。
我到小库房里把之前的样稿翻出来，果然在上面发现了线索。在初稿中，指导人的姓名后面还附带了一行职务简介，写交通的那篇，指导人是个铁路工程师；写教育的那篇，指导人是教师；写外语的那篇，是大学英文教授——为了增加知名度与可信度，主编还拉来一个大学教授写序言，当然，这个教授也指导了自家小孩。
估计主编怕这样做太明目张胆、被人发现，在二稿的时候就把指导人简介给删掉了。我觉得多此一举：“这个代笔太明显了，就算是X大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的学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主编纠正我：“这已经是不错了，刚开始的初稿，写的真是太专业了，根本不像是中学生写的，是我让他们改了好几遍才成现在这模样。不过也不能说是家长代笔，人家有这条件，家长指导的好呗。”
我心生疑惑，不明白主编干嘛要接这个活，虽然他以前出过很多“烂书”，但还算有基本的底线，比如只给那些有学术身份的人出书，也不是没有拒绝过领导的要求。如今他给一堆中学生出书，怎么也不像他的风格。
主编只是跟我算了一笔账：“咱们收费6万，工艺设计只用最普通的，这样成本只占1/3。而且，每个家长首批都买30本，这就是小400本被预订了；你再想啊，自己的孩子出书了，作为家长是不是要炫耀下，不得多买几本？所以啊，二印每个家长再买个50本不成问题，这样一共1000本就保底啦。”
主编把账算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事没他说得那么简单，但也不好多问。
02
按规矩，“三校”稿完成后要给作者再看一遍。我问主编要不要寄给这十几个人，主编说不用，他把我拉倒一个家长群里，让我直接把电子版发进去，让家长各自认领。
稿子是上午发过去的，很快底下就是一片点赞，都说“编辑辛苦了”之类的话。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以为工作结束了，没想到风波才刚刚开始。
晚上，一个家长在群里问道：“你们这个文章的排序是依据什么来的？”
这把我问住了，从业以来我做了那么多书，没遇到这样的提问。我赶紧翻了稿子，发现排序确实没有明显的题材、字数或拼音之类的排序逻辑。
接着，其他家长也开始发问，“排序到底是怎么排的？”我不明白他们问这事的意义何在，直到一个家长质问自家孩子的文章为什么排在后面，我才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
我赶紧联系主编，但主编的电话却怎么都打不通，群内@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只能用“美编根据排版优化、题材内容综合排序……”这种话来回敷衍。
家长肯定不满意。很快，群内开始失控，有些家长不顾情面地说：“某某文章写的不如我的孩子好，凭什么排在我孩子前面？”
火药味越来越浓，家长群里的争论焦点已经不是文章排名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互相指责。这已经超出我的处理能力范围，牵头的刘总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出版社这么搞有自己的道理，“书能出来就行，不要为了小事耽误出书进度”。
这时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刘总，说他策划这书谋私利：“因为你自己的小孩就排在书的第一篇，书的开头语也是你写的，这么大的便宜当然不想改动了。”
群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赶紧把群消息设置为免打扰，但还是挡不住手机震个不停。最终，主编在群里发声了，他说书的排序我们出版社自有标准，他明天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群终于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被拉进主编办公室。
主编黑眼圈很重，不停地按着太阳穴，估计昨晚失眠了。他说当初排序真没啥标准，“除了刘总是策划人，把他的小孩放在了首篇，其余都是随机排的”。
我下了狠心，说：“那就态度强硬点，就说我们自有一套标准，依照合同，咱们就有最终决定权。”
“这些家长都是有些背景的，不能得罪，所以一定要解决好这事。”
我说起群里有几个家长似乎对刘总很不满，主编瞅了我一眼，说当初在商量资助费的时候，他开了一个6万的总价，至于怎么出钱，让家长自己去协调，“当时也是闹得一锅粥”。
一方以刘总为代表，希望平分，这样最简单；另一方则认为要以篇幅字数算钱，毕竟有人字多有人字少。他们折腾了很久，最后还是主编出面说，再不签合同出书就要推迟了，他们才在刘总的协调下选择了平分。
我算了一下，平摊下来每个家长也就几千块钱，即使是一般家庭也出得起，何况这些家长都是“非富即贵”。主编挠挠头，说这不是钱的事：“什么事只要人一多就难办，就扯皮。这些人知识水平都不低，算是高知、文化人吧？有句话说得好，‘文化人就是矫情啊’。”
这天上午，我跟主编合计了半天也没想出该怎么答复。没办法，主编只能硬着头皮把我之前说过的车轱辘话再讲一遍。家长们吵了半天，主编终于受不了，问道：“你们是不是都对这个排名不满？”
除了刘总和少数几个家长沉默之外，大部分人都表示不满。主编只能说：“那就重新搞，你们说该怎么排？”
有的家长说，以标题长短排；有的说，用汉字笔画排；有的说，用首字母拼音排，更有甚者，提出了用“中图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当然，无论用哪个方式，都是为了让自家孩子的文章排在前面。
群里彻底乱了套，无论采用谁的意见，总有反对的声音出来，主编头大，干脆跟我说：“我们不管了，他们自己讨论去，我们晾几天再说。”
于是我俩把群消息都设置成了“免打扰”，不再回复信息。
主编告诉我，其实这本书早就该出来了，就是中间遇到好几个家长“闹脾气”才拖延至今：“估计家长们平时就在学校里积攒了一些矛盾，拖到现在才炸锅。”
我有些生气，抱怨道：“这些家长大小也都是有身份的人，居然为了一个文章排名挣成这样。”
主编说，这个团体本就是硬凑出来的，大部分家长是看别人家的孩子发文章了，怕自己的小孩落后，才勉强加入。他叹了口气：“这些家长都是为了自主招生，目标还都是那几所学校，所以互相之间就是隐形竞争对手。到我们这儿，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名，是争一口气。”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主编说，人一旦当了父母，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孩子那儿，甚至很多人就是为了孩子而活，“别看有些人在外面耀武扬威，但是面对孩子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还是不太懂：“他们图啥呢？已经给孩子留下了厚实的家底，不上好大学一样过的舒适，何必那么累呢？”
“越是成功的人，越看重子女教育，这不仅是面子问题，也是家庭荣耀能否延续的问题。这些家长大都是高考的受益者，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但根基不稳，孩子培养不好，随时会掉回原来的阶层。我见过太多大人物，因为子女不成器，晚年很凄惨。所以啊，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跑得更远，就算折返，也能超过原先的起跑线。”
03
不出三天，家长们似乎也累了，群里渐渐没了动静。
一周后，主编才在群里问出结果了没，没一个人回复他。过了半小时，主编又说：“时间很紧张，再拖下去就耽误了出版进度，到时候别耽误孩子们申请大学。”
这时，一个陈姓家长接话：“我建议，就按照交稿时间先后排序吧。”
我们这次收稿都是用的电子邮件，时间很清晰，陈家长让大家贴出自己的发件时间，交稿时间是自己控制的，排在最后也怨不得别人。
我以为大家依然会反对，没想到刘总首先表示赞同，发了一个大大的赞。接着，其他家长也纷纷附和，很快就全体通过了这个办法。
我对这个陈家长顿时来了兴趣，翻看了聊天记录，发现他很少发言表态，说的也都是客套话。后来主编告诉我，陈家长只是个小公务员，没有多大的实权，可他老婆是附中的年级主任，“县官不如现管，再大的人物，在孩子的老师面前不还是低三分”。
很快，各位家长贴出了自己发邮件的时间，主编就让我做个表，每更新一次，就往群里贴一次，排名逐步清晰。
这样做，最高兴的还是刘总，因为他是第一个找来我们发文的，谁都没有他早。陈家长排第三，较原先的排名提升了一名。我突然纳闷起来，陈家长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他不可能掌握别人发邮件的时间啊——除非这事主编掺了一脚。
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位陈家长不是刘总介绍来的，是主编拉到这个项目中的，我隐约觉得其中有蹊跷。
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敲定了新的文章顺序，赶紧联系排版公司重新制版。三天后，我把新版本发到群里，大家反应很冷淡，只说好，之前的客套不复存在了。
忙活了半个月，稿子终于定了，接下来就要填写委印单。我问主编是不是还跟老印厂合作，主编却给了我一张新的营业执照，是我不认识的一家印刷厂。
按社里的规定，每个编辑室都可以自由选择印刷厂，只要资质符合，报备一下就行。为了避免麻烦，也为了省钱，我们通常都是跟周边的几家印刷厂保持长期合作，最远的一家过去也就半天的路程，哪怕出了问题，也可以立刻调整。
可主编推荐的新印厂远在广东，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哪怕便宜，运费也不低，甚至可能超出成本线。如果仅仅是想避人耳目，也不至于选那么远的厂家，这样反而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我多问了几句，主编也不瞒我：“这个印厂是一个家长推荐来的，价格上给咱很大的优惠，很多费用都给免了。而且啊，现在印厂太能拖了，这家保证一个月内印出。”
主编催我赶紧把委印单搞定，我只能奉命行事。接下来的工作按部就班，很快就到了交书的日子。
但是在交付方法上，又产生了一点波折。
一个周四的晚上，印厂把书打包好了，几个家长合计了下，为了让这本书看起来不那么水，就打算在学校里开一个新书研讨会，一起谈谈写作目的与思路。为了增加”权威性“，他们还找了几个教授、专家写评语，这样一来，自主招生写推荐语的时候也有点依据。主编负责跟家长们协商开会时间，好不容易协调好周日开研讨会，时间不能更改，就要求书能准时送达。
以前，书都是印厂派车送来的，但为了这区区几百本书，印厂从广州开车过来根本不现实。但用普通物流又嫌慢，货物损坏可能性大，主编的意思是走航空物流，但印厂不愿意，他们印刷已经免去了很多钱，空运成本太高，自己要倒贴了。主编跟印厂磨了半天的嘴皮子，印厂还是不肯让步。
后来，一个家长出面联系了铁路货运，让书及时上了车。到站后，另一位家长找了一辆小货车把书拉到我们出版社。等卸下大货，家长们再开私家车把会议用书拉到会场。
一番周折，大家都累得够呛。
周日的新书研讨会圆满结束，会后那群家长要请吃饭，我觉得别扭，就推辞了。主编去了，据说是被抬回家的。
一直到周二主编才来上班，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嘿，我又帮咱们省下一笔快递费。”
一般来说，作者自购的书都是由编辑室负责寄送，主编想省下这笔快递费，那天趁着酒劲让家长们答应自取，时间还是定在周日。我正想见见这些“神通广大”的家长们，周日一早，我就来到办公室把书都整理好了。
从上午9点开始，陆续就有人来，主编的态度很反常，并没有站在门口殷勤接待，只是坐着随口寒暄。说得差不多了，他就指指我，意思是让我把书拎出去。起初，我还帮忙搬了两次，后来主编拦住我，说：“你不用动手，让他们自己来。”
我渐渐看出端倪，来的人要么太年轻，要么气质看起来根本不像有身份的人物。我表示疑惑，主编刷着抖音，头也不抬地说：“这种小事轮不到他们亲自动手，来的不是下属就是亲戚，剩下的书你直接扔传达室，让他们来了自己去领，咱们撤。”
我离开出版社不到1小时，就接到主编的电话，他急吼吼地问我备用钥匙在哪儿：“哎呀，X局（家长之一）亲自来取书了，我把准备好的纪念品锁在办公室了，你赶紧给我联系后勤的来开门。”
我想笑又笑不出来，要知道，“X局”是主编最重视的家长之一，时常能听到主编向他汇报出书进度，书里的第二篇文章就是X局孩子的，也是唯一没有挪动过排名位置的。
04
自主招生结束后，我问主编，这些小孩考的怎么样。
主编叮嘱我：“别人不说，咱们也别问，公私要分开，不问没事，问了保不准要出事。”
“家长不是挺爱炫耀的吗，考上了怎么也得在群里说一声吧。”
以前，家长群里偶尔会有人发一些自家小孩的动向，参加什么活动啦，拿了什么奖之类的，得个小奖都恨不得在群里发三遍。刚开始其他家长会点赞，说几句客气话，慢慢的，点赞的人也没了。自从书出版了以后，这个群就彻底安静了。
主编说：“这你就不懂了，都考上了还好，万一有人没考上呢？在群里瞎炫耀，引起嫉妒怎么办？你也知道，这些家长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争破头，在重大事项面前，还是低调些好。”
我心里觉得有些别扭，感觉出这本书不仅仅是“造假”，更损害了竞争的公平。
一次午餐时，我跟同事们聊起这件事，一个老编辑突然发脾气，他痛斥现在风气不正，把教育搞得乌烟瘴气，搅乱了考试秩序，还暗讽我和主编“助纣为虐”，饭没吃完，就端着餐盘气呼呼地走了。
我有些茫然，同事老李慢悠悠地说：“你别介意，他不是跟你置气，他也是为了自家小孩。他的小孩也参加了自主单招，你帮忙出书，那些中学生很有可能就是他家小孩的竞争对手。”
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毕竟理亏，我赶紧转移话题：“你家小孩不也是要参加高考了吗？你咋不着急。”
老李说：“他们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赛道的。好比一个是高尔夫比赛，一个是长跑，对普通家庭根本没影响。他们搞的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们的内部竞争。”
老李慢悠悠地喝了口汤：“人啊，要有自知之明。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编校工人，不像那些父母非富即贵，自己做不到，也不会刻意去要求自己的小孩。我孩子只要能考上一本就行，过的比我好就够了，其余的我不多想。”
说完，老李又问我：“你知道你们主编干嘛那么上心吗？”
“为了多卖书呗，挣资助费呗。”
“你还是不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老李说，过两年主编家的小孩就要升初中了，主编想把孩子送到X大附中去，“到时候，谁知道要拜托谁呢？现在搭好人脉关系，总比到时候抓瞎强。”
这下，我终于明白主编为什么要拉陈家长“入伙”了。
后来，主编听说我们中午聊天的事，想为自己找补：“其实大家都说家长如何帮忙，却没看到那些小孩自身就很优秀，这篇文章也就是锦上添花，估计还不一定用得上。他们那群人啊，目标都是国外大学或者自主招生，能参加高考的估计没几个。就算是真参加高考，他们的成绩上个985问题也不大。”
05
半年后，《对国际环境与我国政策的研究》这本书要准备加印，等我拿着审批表去找主编签字时，主编却把审批表留下，说先放他那儿。中间我催了几次，主编都说再等等，之后再无动静。
或许真如同事所言，这本书对那些优秀的中学生来说，估计算不得什么。
2019年高考结束后，我好奇地向主编打听那些出书学生的情况，据说他们当中有少数几个通过了自主招生考试或者出国留学，其余的人还是参加了高考。当然，最后的结局还不错，去的都是名校。
我不解，他们这么优秀，怎么最后还是参加高考？主编倒是不觉得奇怪：“一山更比一山高。这些学生的家庭也只是中产，上面还有更优越的，那些家庭根本不需要凑文章，孩子都能直接上名校。”
“那我们最后做了个寂寞？”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都是一个想法：‘如果我不搞，别的家长就会搞，我岂不是亏了？’最后大家都搞了，反而优势又没了，又得想新方法。之前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不能因为一本书、几千块钱，而功亏一篑。”
之后，主编又打了一个比喻：大家如同比赛抢跑一样，都想把起跑线往前挪动一些，但是大家都挪了，起跑线又一致了，就这样不停地前移与拉平。这么做，代价显而易见，那就是比赛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与规则，让竞争变得越来越难。
在父母的庇佑下，这些孩子有了稳定的上学资格，又为了上名校绞尽脑汁；有的实现了“辅导班自由”，却为了上最好的辅导班费心费力；有的孩子有条件钻研自己的兴趣，家长却妄图让自己的孩子全面发展……
一个同事说：“这哪是培养孩子，根本是父母折腾自己。拼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的权力、财力！”
后记
我离开出版社后，陆续听到一些消息，主编家的小孩没有如愿进入X大附中，去了稍次一点的附中合办的分校，不知道主编苦心经营的人脉有没有起到作用。
更有意思的是，《对国际环境与我国政策的研究》这本书还真重印了，但是在另一家出版社。如其他书一样，它发挥了最大的价值，实现了多赢。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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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诗如**作者：鹿大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