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国际机场充斥著道别的哭喊和拥抱，当中也有咏欣和朋友的身影。八月初，咏欣离开香港，重回自由的台湾，续写人生下一章。不过，这次别离，她没有输了的感觉，倒是松了一口气。
自从 2019 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台港关系每下愈况，台湾驻港办的台籍人员也在近期全数撤离。
面对社会和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近两年不少在港台人均决定放弃辛苦建立的事业回台。早咏欣一届的港大台生，本有三十多人毕业后留港发展，到今年只走剩二人。另一方面，同样在港毕业的台湾人嘉丽（化名），却决意在最恶劣的时间留港，跟港人同呼同吸。一去一留，她俩如何抉择？
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台港官方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特别是马英九在 2008 年上场后，主张维持“台海现状”和重新强调“九二共识”，两岸对立减缓，台港政治人物也展开了较频繁的互访。港府更在 2011 年决定设立驻台湾经贸文化办事处，台湾的驻港机构“中华旅行社”亦获正名为驻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高等院校亦主动向台湾学莘打开大门。2008 年，香港各大专院校开始取录台湾学生，最初仅招收了不到 20 人。翌年，港大、中大、城大等大学首次到台湾参与大学博览会招生，并以数百万港元的奖学金吸引学测状元报读。
接下来数年，到香港升学的台生人数连年上扬，到 2014 年，就有过百位台生获香港的大学取录，咏欣就是其中之一。
她记得，那时不少台湾尖子都觉得香港大学不仅在亚洲名列前茅，而且对比台湾的大学要国际化得多，配合全英语教学，毕业后要跳出亚洲也较容易，在台的面试场地几乎挤满学生。她亦感受到港大十分欢迎台湾人：“他们特地把教授飞来台湾，帮我们面试。”半句广东话都不懂的咏欣就带著未知和期盼，在 2014 年年中来港，开展四年的薄扶林生活。
咏欣在港读书、工作已经七年，但近年社会的低气压令她无法再待下去，决定离开回台。
不过，随著两岸关系的改变，台港的蜜月期也没有太长。被中方敌视的民进党在 2016 年执政，两年后，陆委会任命卢长水出任驻港办主任，但港府一直没有发出签证，无法履新，要由高铭村代理。
其后港人陈同佳在台涉嫌杀死女友，并在犯案后回港。在移交犯人的问题上，双方政府不断互相指摘，至今仍未能成功引渡疑犯到台湾审理。港府亦借此案进行逃犯条例修订，最终引发反修例运动。
以香港人身分看反修例运动
这场史无前例的激烈反抗，牵动著每一个香港人，在港台人也难以置身事外。那时咏欣刚毕业一年，找了间以香港为基地的外资公司工作。在港生活了五年，对比初来甫到就碰上的雨伞运动，这次她感到切身得多：“已经是以‘我是香港人’，‘我在这边生活’的身分去看这件事情。比较像是说，这个地方受到了很多不公平，所以我很生气。”
加上民进党在 2018 年五都选举中出乎意料惨败，也敲醒了像咏欣一样的年轻人，除了内疚于没有回台投票，也感受到台湾的未来正受中共左右。回看香港，更觉唇亡齿寒，“就觉得必须要更关心这件事”。咏欣指，像她一样在港的九十后台湾人，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参与到运动中，“有真的去游行，有些是比较激进的……觉得是自己的事情”。
运动一直燃烧至 2020 年，但面对肺炎疫情和香港警察的强力镇压，一切阳光下的抗争最终都无以为计。随之而来的，是各方面自由的收紧，全国人大更建立《港区国安法》，规管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令民间一切反对声音逐渐消失。
在《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前，台湾推出了“援港方案”，向因政治因素而受到安全或自由紧急危害的港人提供援助。新华社和国台办随即将矛头指向台湾，批评执政民进党是“反中乱港的其中一只黑手”。直到今年五月，港府亦都跟从北京的论调，突然关闭驻台办事处，并要求台湾驻港机构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最终逼使全部驻港经贸文办的台湾人员在七月中撤离。
两岸、港台之间的剑拔弩张，咏欣也感受到。她身边不少港大台生、毕业生，都曾在出入境香港时遇过阻滞：“有个学弟他要去深圳出差，就被警察带到小黑屋，看他为什么去游行，问了一大堆问题。”还有《国安法》实施后的十二月，两个与她同届的台生从台湾回港，在入境时却都同被关起来，扣留查问，还一度被没收香港身分证。后来咏欣入境香港，都会多带一部手机供检查之用，还幸她从未有被扣留的经验。
“没救了。”《国安法》立法后，咏欣如此看待这个城市的未来。
咏欣说，像她一样在港的九十后台湾人，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参与到运动中，“有真的去游行，有些是比较激进的……觉得是自己的事情”。
至于嘉丽，台港关系转坏以至《国安法》，对她的影响都同样重大。
记者最初以简讯邀约嘉丽访问，为怕她不熟习广东话，简讯全用书面语写成，岂料她都用广东话回复——“冇问题！”、“咁你拣地方？”、“唔系好熟𠮶头”。见面后才知道，虽略带口音，但嘉丽已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在台念大学的嘉丽，最初对香港的认知源自于董启章的小说，以及影行者的菜园村纪录片，慢慢累积对这城市的兴趣。数年前她决定只身来港攻读硕士，毕业后就在当地一间 NGO 工作，关注不同的社会议题，特别是世界各地的人权问题。广东话也是在这几年的生活中慢慢学成。
嘉丽指出，由于香港过去一直扮演连接中西的角色，而且不少国际企业总部都在香港，对于亚太地区的 NGO 有个特殊的位置，更容易做倡议或研究。因此她毕业后就决定留港发展，没想过回台。
在本地 NGO 工作的嘉丽，自觉是香港的一份子，不愿在最困难的日子离开。
摆街站见警察即走
可是，在国安法生效后，香港在这方面的特殊优势已立即失去。不少本地政团、工会或者NGO，为怕触犯含糊的法例，都决定主动解散，不再向政府表达异议。同时，《国安法》除规管分裂、颠覆国家和恐怖活动罪行，亦订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令身为台湾人的嘉丽再增添一重忧虑：“你就会谂，系咪要 politically active、系咪要冒不必要嘅风险呢？因为你有呢个 nationality，台湾同香港嘅关系又比较紧张。”
从前她偶尔会跟不同机构一起，在香港不同地方摆街站，做各种议题倡议或宣传，甚至到动荡的 2019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仍未止息，亦不觉有严重风险。
不过，《国安法》实施后，警方对一切敏感议题的街站都严阵以待，做现场录影、抄身分证已是司空见惯，甚至会以防疫限聚令为由，发出罚款告票。嘉丽知道自己不能冒这些风险：“《国安法》后都有摆过一次街站。远远见有警察嚟，其他同事可以留低，畀佢抄身分证，但我要即刻走啰…..你唔系呢度嘅人，就有被遣返嘅风险，有 visa 唔批嘅风险。”
如今非政府组织在香港面临的艰难局面，令她联想到李明哲事件，害怕同样的事将来会在香港发生。“如果其他国籍嘅人做咗（犯国安法），就多咗个勾结外国势力。佢会受政治角力影响，中国都好钟意玩人质外交嘛。咁呢个咪好唔确定嘅嘢啰，会变成唔系一件好单纯嘅案件，牵涉到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会想用呢个案件做外交表态。”
社会动荡和恶劣的政治环境，令不少在港台人惊觉，此地不宜久留。咏欣前后数届的港大台生，大约有三分之二人毕业后会选择留港发展，但近两年，不少人都已陆续离港回台。据咏欣所知，2013 年入学的一届，原本留港三十多人，现已走剩两人。她认识两个台生，毕业后原打算留港从事专业工作，但因《国安法》要求公务员宣誓拥护中国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怕终有日会延伸到他们，唯有离开。
咏欣也在今年五月辞去香港的工作，决定离港。她原本任职的外资公司，早在《国安法》实施后，决定将总部迁离香港，转到新加坡另立基地。
对于咏欣自己，离开更是为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在港大台生的圈子中，咏欣总是扮演著“大家姐”的角色，即使毕业了，还是会关心新来港的师弟妹。香港的社会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咏欣家住西环，附近就是中联办，虽然警察总重兵驻守该区，但相对而言区内较平静。每逢有示威、抗争，她和其他在港工作的台湾人，会在港大台生的群组中表示，可以向有需要的学弟妹提供庇护的空间。
咏欣还记得前年11月，中大和理大被围攻时，她家常挤满关心社会运动的学弟妹或同事。大伙儿呆在电视前，看著新闻直播，吃不下饭，也睡不了觉，不知过了多少次这样的夜晚，抑郁的感觉慢慢萌芽。
到 2020 年，香港的自由空气越见稀薄，咏欣更是觉得窒息。特别是《国安法》生效之后，咏欣几乎不敢再在网上公开谈论 2019 年的抗争：“以前你很生气，大家可以谈、可以愤怒、大家可以走上街头。现在是我们不能讲，也不能发甚么东西。那个 depress 积在心里面，会更糟。”
后来，公司在疫情期间决定全体员工在家工作，她见台湾似乎防疫控制做得不错，于是决定回老家隔岸工作。她记得一到台北车站，碰上一大堆警察在做宣传活动，瞬间恐惧感来袭，想逃，定一定神才对自己说：“没有没有，这里是台湾。”
在香港学会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隔岸生活，咏欣慢慢就觉得放松很多：“回香港好累喔，要花很多钱，又不能出去，大家也都很 down。在台湾好像可以躲避这些事情。”原来的回程票，每个月一改再改。结果在老家一躲就躲了五个月，才重回香港。回港后，咏欣思前想后多时，决定不再逗留在这个抑郁之城。她最终找到了一份台湾龙头企业的工作，八月回台隔离后就开始工作。
虽然她可以说走就走，但这绝非容易的决定。在香港生活了近七年的咏欣，曾跟其他港大台生讨论过：到底家在哪里？“我们那时有个很 cliche （老生常谈）的讲法：我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觉得香港是我真的开始有生活的地方，因为其实以前我在（台）读书时，生活很固定，早上去读书，回家后可能去补习、吃个饭，然后就睡觉，没有太多的自由去说我要甚么样的生活。我第一次意识到说：OK，我要怎样去安排我的生活，我喜欢做甚么运动，我跟谁出去，这些东西都是在香港塑造的。”
她面对的处境，其实跟机场中赶著移民的香港人没有想像中相差的远：“我这阵子在想，回台湾，不是说害怕，是有担心 —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把我在香港的生活模式搬到台湾去。因为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在香港生活，但我不确定我要怎样在台湾生活。”
嘉丽承认对于是否留在香港有少许挣扎，但仍抱着见证历史的心态，不忍心在这个时候离开。
至于嘉丽，过去她全情投入的社会倡议工作，在今天的香港已几近无出路。在《国安法》生效后，她的父母都劝说她辞工回家：“香港已经失去以前的优势，没有自由。香港真的很惨，快要大陆化，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不过她却决定留下来，更希望申请做永久居民。她说，比起台湾，她对香港更有归属感：“我会觉得（归属感）系同你生活经验有关，（中大副教授） 马岳有本书叫做《反抗的共同体》——你喺一个反抗或者抗争过程中，你先会 identify 到呢群人、或者呢个地方（系属于自己）。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难得……我从来都唔觉得我系一个外人。”
由去年起，香港各方面倒退得很快，不少港人急著离开，嘉丽却很珍惜这段时间：“呢两年系好重要嘅时段，你见到空间不断收窄，会好剧烈咁变化。我更加觉得，呢两年如果可以做啲嘢，留低有少少挣扎，咪去试下啰，因为呢个空间以后唔会再有。如果我而家离开香港去第二度，我再返嚟香港就唔同晒架喇，我宁愿留低睇佢点死都好啦。我唔想呢个时候离开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