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动人心的“弦子诉朱军”案，日前已宣判，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弦子败诉。
两天来，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评论，都在指责她撒谎，诬陷了好人。我一个女性朋友看到后，跟我说：“朱军胜诉了。又一个玷污女权的案例。”我说：“但我觉得他还是失败了。”
让我意外的是，她说：“是的。晚节不保。这个弦子我到现在为止都搞不懂她的动机。怎么可以平白无故的编出这么大的谎言？这跟霍尊的前女友一个路子的，或者说后者跟前者一个路子的。她们是怎么可以做到昧着良心去做这样的事？我实在无法理解。”
这是很多人都很容易误解的关键点：弦子败诉，并不能证明她撒谎。从法律上说，“驳回诉讼请求”只是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证实她所提出的控诉。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人们普遍相信他极有可能就是凶手，但证据不能充分支持、样本还遭到了污染，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只能将他无罪释放。
即便我们明明记得有一件事，但如何证明它发生过，其实是极为困难的。历史学家葛剑雄曾举过一个例子：某地某年冬天曾下了一场大雪，但如果没有历史记载、事后记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后人几乎就没有办法证明曾经有过这么一场大雪。
刘强东一案，电梯里的监控场景
像性骚扰这样的案子，由于其本身的界定就模糊暧昧，又常常发生在非公开场合，举证更为困难：有时是缺乏证据，又或有了证据也各有解读（例如刘强东案，女方在电梯里挽着他手臂，究竟是暧昧自愿还是出于礼貌？），更棘手的是，难以证明双方究竟是你情我愿，还是不情不愿。
近年日本的一起著名性侵案中，受害者伊藤诗织最终虽然获胜，但她在庭审中也被要求再三详细加以证明，自己在失去意志、被拖进酒店遭性侵之际，并未表示“情愿”。因为检察官将这种发生在私密空间里、没有第三方知情的情况称作“黑箱”。
在那样的紧张、慌乱中，当事人的记忆往往是“情感记忆”而非“事实记忆”。沟口雄三曾讲过一个故事：两国发生战争，B国的一位少女控诉自己遭A国一名身高2米的士兵强暴，但A国的法院予以驳回，理由是本国军队中没有任何一个士兵身高2米的。这位少女被强暴其实是事实，但她遭受创伤、恐惧之余，将加害者夸大为巨人，这是她的“情感记忆”，但法院却认定这不符合事实，忽视了她的感受。实际上，这正是日本右翼最钟爱的手法之一。
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判定当事人内心不可见的意愿，但不可避免地，这在实践中往往就意味着对弱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明清时代，由于国家对妇女贞节的标准越来越严苛，加上取证困难，女性在非法性行为中的表现，从主动参与到因恐惧而默许、忍受，都一概被视为“和奸”，只有非常激烈地反抗侵犯者，才能被认可为是遭到了强奸。
问题是：现代司法判决必须依赖有效的证据链，这样，调查取证的过程就成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在本案中，弦子一方在败诉后说，他们曾多次要求调取当时的走廊监控录像、化妆室内两人的合影等证据，但都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与性骚扰核心事实没有直接关联，不予调取”。
换言之，这个案子给所有潜在的受害者敲响了警钟：如果要提出诉讼，那就必须事先留意掌握对方不可抵赖的核心证据，否则不论事实如何，控诉将在法律上难以成立，最终会以“证据不足”为由遭驳回。
弦子（左）与朱军（右）
尽管弦子败诉，但如果她在意的并不只是个人的荣辱胜败，而是推动国内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性骚扰案的程序正义，那么在这一点她并没有输，甚至在开庭之前就已经获胜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她争取的是性别平等的权利，那在另一方那里，这个案件的意义却迥然不同——那事关“名誉”。这一点，在去年冬第一次开庭时朱军的声明中明白可见：
这两年多我承受了巨大耻辱，一直未发声，因我坚信清者自清，相信法律。我负责任的对所有观众说，我从未触碰过那位女士一分一毫。我希望，毫无证据的就给人处以私刑，到我为止，不会成为社会惯例。
在此，他以道德人品起誓自己的清白，并将之视为一场名誉之战。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如出一辙：这类案子在帝制时代之所以要被法律追究，“不是因为当事者的人身权利遭到了侵犯，而是因为这种行为与‘污染’（pollution）观念有关——它玷污了家族血缘、阶层差异以及女性的贞洁”（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只不过，如今是翻转了过来：那个以受害人身份出现的女性不顾自己可能遭受的人格形象玷污，而男性倒处于为自己的“清白”防守的位置。但如果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就更应该坚持程序正义，在此基础上捍卫自己的权利——如果一切都讲证据，那在水落石出之前，按说他也不应被打入冷宫，这难道不也侵犯了他的权利吗？
这也是中国社会需要上的一课。本案刚爆出时，赵忠祥曾表态支持朱军，理由是不该这样毁了一个“民族培养起来的人”。这其中隐含的意味是，如果是一个好不容易功成名就的人物，就不该去毁了他，他应该受到特殊保护，跟普通人不一样。
如果是这样，那美国人当初因为莱文斯基事件，把总统弄得灰头土脸，岂不更是“民族的闹剧”了。事实上，莱文斯基一案在1998年爆出时，我周围很多人的反应都是：问题不在于克林顿有没有做，而是就算他真的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这样“小题大做”——用现在的话说，占用司法资源。
这也是在国内语境下性骚扰案的困难之处。因为这类案子中的双方往往在权力地位上不平等乃至悬殊。此前还有人推断朱军在公共场所猥亵不合理，然而，很多猥亵就是发生在人员混杂的公共场所，诸如地铁、公交上。所以，不要以为公共场合他们就不敢，制约他们的并不是他人的眼光，而是对方的反抗能力。
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已经苏醒，不论这一案子的结果如何，这注定将成为一个里程碑。在第一次开庭时就有很多庭外的年轻人一声声高呼“向历史要答案”，确实，这样的进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样，一个新的篇章毕竟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