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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一线总指挥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习近平有“县委书记情结”;1也就是说,他对中国大约3000个县级行政部门党的一把手格外挂心。在他的治理理念中,县级党委是党的“一线指挥部”,而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他们对党的忠诚度和动员群众的能力对党国政权的繁荣和生存至关重要。2
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类似于党的人事部门)为全国各地所有县委书记在北京安排了为期两个月的住校培训。3习近平亲自讲授了一部分课程,4并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书,为县委书记制定标准,5要求他们对党绝对忠诚,“做政治的明白人”。6
新疆把“一线总指挥”的说法落到了实处。县委书记直接负责许多“一把手工程”,包括在其辖区内策划反恐运动,7领导一个工作小组来监督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服务管理局(又称教培局),8签署强迫转移劳动力的“目标责任状”,9以及监督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10
ASPI的研究人员整理了新疆数百名县委正副书记的姓名和基本信息,时间范围为2014年至2021年8月。11分析发现,在过去7年里,新疆基层“一线指挥官”绝大多数是汉人(图18)。在大多数县里,维吾尔或其他少数民族官员担任没有实权的二把手——党委副书记兼县长。尽管法律上,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但当前(2021年9月)ASPI的研究人员无法找到任何一位维吾尔族的县委书记。
这些数据展示了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官员体制性的不信任,以及汉人主导的党国体制内深层的种族歧视。中共最初写入中国宪法的民族自治12不复存在,只剩一批处在依附状态、用来装点门面的维吾尔官员还顶着这样的承诺自欺欺人。
在过去七年里所有的新疆县委书记当中,有三个人最受媒体和中组部称道,有时甚至受到习近平本人的表扬。为了点出新疆地方政治的动态,本章介绍这三位官员,尤其强调他们在推行两场运动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13
“不忘初心”
2021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100周年。6月29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会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3名“优秀县委书记”。14其中最年轻是一位36岁的汉人官员,名叫药宁。15他因为不同寻常的教育背景而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与许多从地方大学或党校获得学历的干部不同,药宁在两所全世界顶尖的学府学习过——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16
2019年初,药宁被任命为巴楚县委书记。17ASPI研究人员发现,从2017年起,当局在这个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小县城18新建或扩建了九座拘留设施。19就在药宁到任前几个月,巴楚县当局计划招募320名再教育营工作人员;这些职位只对18岁到45岁的汉人男性开放。20
作为党委书记,药宁的职责理论上包括担任巴楚县再教育营运作的总负责人,21他还应当负责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这种转移导致维吾尔工人遭受强迫劳动和流离失所。22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药宁公开表达了他为促进巴楚县劳动力转移政策付出的努力,23声称在他两年任职期间,有37700人被分配了工作。24
药宁正是习近平理想中的干部:年轻、忠诚、有能力。25药宁在山西省长大并在清华大学学习工程学。在读书期间,他积极参与学生政治,担任班级共青团支书和年级党支部委员,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26
在2008年的学生会选举中,药宁就表现出非凡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抱负,表示希望能“奉献边疆”,“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大舞台、做大事业”。27同年,药宁被清华评选为“本科生优秀党员”。28
2010年到2011年期间,药宁在哈佛大学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担任访问学者,这是他在清华大学攻读公共政策博士项目的一部分。292014年,药宁博士毕业后开始在新疆喀什地区工作,先后在维吾尔人为主的疏勒县,后来在巴楚县。
在2018年的一次清华校友访谈中,药宁为有机会在新疆为国家服务感到感激。校报记者引用他说:“在边疆工作,无论是反恐维稳还是脱贫攻坚,这份工作体验在内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他还表示,自己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源自于母校清华大学的教育。30
有时候药宁也会提到工作中的艰难。2019年12月,他微在博上发布消息说,认识的一位新疆官员突然去世,“是被工作累死的”。
“前几天还打电话开玩笑,一下子人就没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南疆能有今天的安定局面,是有多少干部为之付出啊,R.I.P.……” 31
药宁的妻子周凌休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来自内蒙古的蒙古人。32内蒙古也是中国的边疆地区,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正受到党国的打压。33据周凌休说,药宁在新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几次半夜他从喀什给我打电话,平日里坚强的他竟痛哭流涕。”34
根据社会学教授周雪光的研究,运动式治理往往迫使官僚放弃独立处理信息、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35药宁也承认在新疆接收到的信息存在矛盾之处。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药宁说:“我们在边疆,每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信息,有时这些信息还是互相矛盾的,如何去伪存真都是一件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他说: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做出独立的判断,对一件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是一种重要的能力。36
2019年初,药宁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为人民服务”的匾额,并配以文字:“每到特别累的时候,就把当年拍的这张照片拿出来看看,惟愿,不忘初心。”37“不忘初心”是一句习近平名言,常被用来鼓励像药宁这样的基层官员为人民服务,帮助中华民族复兴。38
“拜城经验”
在新疆的两次运动中,自治区二把手一直是党委副书记雪克来提·扎克尔,他是维吾尔人,直到2021年9月30日一直兼任新疆自治区主席。在扎克尔任内,他手下有11位副主席,其中6人是汉族,3人维吾尔族,2人其他民族。3911位副主席中级别最高、权力最大的是艾尔肯·吐尼亚孜,他曾在2012年作为“新世界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阿什中心访问学习过四个月。40吐尼亚孜目前代理自治区主席一职。41
最近刚被提拔至副主席之列,在11位中级别最低的是50岁的汉人官员杨发森。42他曾是2015年“优秀县委书记”称号的获得者,现在是新疆最年轻的省部级领导。43
在2009年七五到2014年反恐运动开始这段时间内,杨发森担任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委书记。拜城地处偏远,居民以维吾尔人为主。杨发森在那里创造了一套工作方式,后来被称为“拜城经验”。
“拜城经验”是一套宣传工作政策,目的是为党的“去极端化”工作带来创新和亮点。在拜城这样的小县城,杨发森看到这意味着集中国家媒体、政府网站和对外宣传的资源,建立一个超级宣传机构——“拜城县宣传中心”。44
宣传中心成立于2013年1月,坐拥三层楼和600平米的空间,建造成本为200万人民币(合31万4000美元)。45它负责安排媒体采访、制作内容,并将统一的信息推送到不同平台上,包括广播、电视、社交媒体和村里的广播站。中心还制作并分发“文化产品”,如宣传单、折页、戏剧、绘画和顺口溜。46
拜城县一位官员对媒体表示,宣传中心就像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宣传中心干部好比是‘菜农’,各部门宣传干事、宣传员好比‘经销商’,销售对象就是全县各族干部群众”。47
“拜城经验”的另一个特点是将普通公民变为宣传员。48在杨发森任内,“宣讲”得到了普及,各行各业的人——党员干部、律师、宗教领袖、医生、科学家、农民、企业主、妇女和年轻人都被动员起来,通过宣讲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4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交车司机,他们被要求向乘客进行宣传,同时要监视乘客是否有“极端主义”迹象。50
拜城县的经验被认为是先进而富有创意的,在反恐运动期间经常被国家媒体宣传。512014年下半年,杨发森被调往库车县任职。52他离开后,新疆各地的宣传官员纷纷前往拜城县参观宣传中心,学习拜城经验。53
在一个央视采访中,来自温宿县、 柯坪县、麦盖提县和阿合奇县的官员赞扬了拜城县“去极端化”的做法,称这些措施有创意、“接地气”、令人印象深刻。2014年10月,疏附县委宣传部长阿布里米提·玉素云对媒体表示,疏附县将复制拜城的经验,最迟在年底前建成一座宣传中心。54到2014年底,其他几个县也成立了类似的宣传中心。55
杨发森是邻省甘肃人,19岁到新疆参军。56在军队服役三年后,他成为一名办公室秘书,并慢慢获得提拔。据官方媒体报道,杨发森工作勤奋,“没有节假日,没有昼夜之分”,在反恐运动期间与警察和其他干部一起加班到深夜。57报道称他精力充沛,“曾以《数天数》歌曲开头为干部讲群众路线”。《数天数》一歌唱的是人生短暂。58
2015年7月,在获表彰的103名“优秀县委书记”当中,仅有五人在人民大会堂讲话并与习近平握手,杨发森是其中之一,59这在中国是巨大的荣誉。在演讲中,杨发森称海外恐怖分子将他的照片发到网上,扬言要报复他。60
在2017年开始的再教育运动中,许多维吾尔人因被贴上“80后、90后不放心人员”的标签而被拘留。61然而,早在2015年,来自新疆的杨发森就在给习近平作报告时说,让未受过教育的年轻维吾尔人接受劳动改造可以带来稳定:
“针对收押人员中“80后”“90后”占80%以上、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9%的特点,我们迅速启动实施“万名青年大教育大培训、促就业保稳定”计划,免费培训3万人,使那些社会闲散青年有一技之长,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点。
通过不懈努力,全县宗教氛围趋于淡化,各族群众明辨是非能力明显提高,反恐维稳的正能量正在形成。”
在获得“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后,杨发森仕途平步青云。2016年12月,他被提升为和田地区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62和田地区是新疆两场运动的前线地区之一,ASPI研究人员发现这里有52个新建或扩建的拘留所。632018年2月,杨发森成为和田地区党委书记;642021年3月,他成为新疆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65
模范少数民族
自2017年以来,几乎每个新疆的少数民族二把手都发表过至少一份书面承诺,保证“发声亮剑”。用色调鲜明、强硬、高度重复的语言,他们保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66“永远牢记党的恩情”。67他们发誓要“揪出”党的敌人——“禽兽不如”的“两面人”;68要“铲除”“粉碎”两面人和“三股势力”;69要与他们“血战到底”,进行“殊死斗争”。70
一些维吾尔官员表示,维吾尔人并非突厥人后裔,而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71一名维吾尔官员反对使用维语,称说维语就是不爱国,就是“两面人”。72
最先作出这种表态的是维吾尔官员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在再教育运动开始时,他在于田县加依乡担任副书记,因为撰写了《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而一夜成名。73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写下这封公开信是受到当年春天新疆各地举行的一系列叫做“反恐维稳誓师大会”的军事展演的“启发”。他后来对媒体表示:“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我要说话!”74
买吐送在公开信中对党的政策表达感谢,并表示维吾尔人无法取得社会的“认同”和“包容”是因为“不少维吾尔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三股势力’对民族命运会造成怎样巨大的危害”,没能“亮剑”。他写道:
“我们每一个维吾尔人都应更加旗帜鲜明地与‘三股势力’作斗争,都应更加主动地站在‘三股势力’的对立面。只有这样[……]维吾尔族的未来才会繁荣,维吾尔族才会真正地被大家认同、被大家包容。
维吾尔族同胞们,让我们觉醒吧![……]用我们的勇气和担当赢得世人的谅解和尊重、用我们的贡献来获取曾被遗失的尊严[……]只有发自内心真诚的觉醒,才能让我们获得幸福的生活……”
买吐送的汉语并不流利。75根据官方说法,他于2017年2月19日用维吾尔语写了这封信的初稿,并请人翻译成汉语。76然后他得到该乡党委书记、汉人官员李仲刚的批准后,用了三天时间在该乡下属的12个村庄进行“宣讲”,向村民朗诵这封信,直到他的嗓子说不出话。77据国家媒体报道:“有的村民边听边抹眼泪,听完一场又去邻村再听一 场,‘乡长每句话都讲到了我们心坎里。’”78
3月3日深夜,于田县官方微信账号发布了买吐送的公开信。793月25日,新疆自治区党委要求在全疆开展“学习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先进事迹”活动,并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80
2017年4月左右,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开始被投入再教育营中。4月6日,乌鲁木齐市新收犯监狱邀请买吐送进行在线“宣讲”,以消除犯人的“极端思想”。监狱在微信上宣传这一活动,称许多犯人表示要以买吐送为榜样,“学习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81
随着他的声音被放大,买吐送在事业上也见进展。5月18日,新疆两位高级官员——党委书记陈全国和时任组织部长马学军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买吐送。82陈全国高度评价买吐送“强烈的爱国热情”,并赠送了他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83
到了8月,新疆党委再次号召向买吐送学习,84新疆的每个人——从党的干部到普通公民,都被号召以他为榜样。买吐送开始成为国家媒体大力报道的对象。在访谈中,他有时把习近平的书拿在手中,发誓要“亮剑绝杀敌人”;85有时则坐在办公室里,习近平的书摆在他的桌子上。86
2017年8月,在发表《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六个月后,买吐送被提拔为阿瓦提县党委副书记。8710月,他作为新疆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共十九大。88在成为县级官员的一年内,买吐送撰写了17份关于“发声亮剑”的新文稿,并在新疆巡回举办了约130场宣传讲座。89
尽管买吐送名气不减,但和大多数维吾尔官员一样,他的官职至今仍是二把手。2021年,他出席了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向外国记者表示在新疆“老百姓的腰包比以前越来越鼓了,脸上的幸福笑容越来越美了”。90
第七章:“没有与稳定无关的部门”
2014年8月,时任新疆自治区书记张春贤写道:“牢固树立没有与稳定无关的地方、无关的部门、无关的人的观念。”91在新疆的运动中,几乎没有哪个部门或官员能逃脱高度政治化的“维稳”职责。有时,压迫性政策是由听起来最无辜、最不起眼的政府机构执行的。例如,喀什市林业局曾在一年的时间里负责管理喀什再教育营的账目。92
本章对反恐和再教育运动的五个重要方面——宣传、再教育营、“访惠聚”、强迫劳动和人口控制——作出概述,并指出了每一方面所涉及的行政机构。作者们也将这些行政结构以交互式结构图的形式绘制在了“新疆数据项目”网站上。
宣传
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新疆的宣传工作更加密集、无处不在,并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本章节按照时间顺序概述新疆的宣传工作政策,其中包括公开的效忠宣誓、“宣讲”、祝愿习近平健康的口号,以及针对“极端分子”和“两面人”的揭批大会。如第二章所述,这些政治仪式具有毛泽东时代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特征。
2014年5月28日,在反恐运动开启四天后,北京召开了一场关于新疆工作的高层会议。习近平在会议期间指示,为了实现新疆的稳定和党的控制,一个关键措施是“要大力选拔对党忠诚、关键时刻敢于发声亮剑、有较强群众工作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干部”。93在这个时间点上,所谓“亮剑”似乎是一种修辞手法,比喻坚定地对党表达忠诚,并准备好通过斗争来捍卫党。94
“发声亮剑”这个修辞手法很快就演变成了新疆特有的政治仪式。在北京那场新疆工作会召开九天后,且末县约有一万人公开承诺对“恐怖犯罪亮剑”。95据报道,2014年7月,莎车县一群维吾尔人与大量军警人员发生暴力冲突后,96当地官员在村委会院内振臂高呼“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大约130名村级官员共同签署公开信,谴责这一暴力袭击。97此后,官员、平民、98宗教领袖、99企业家、100艺术工作者101和残疾人102都签署了类似的承诺书,来“发声亮剑”。
“发声亮剑”仪式很快变得十分普遍。参与者以站立的姿势举起拳头呈宣誓状,发声谴责“宗教极端主义”,赞扬党和党的政策。103参与者还被要求在巨大的宣传横幅上签名,并“郑重承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104一些官员声称,这些活动可以治愈“极端主义”的疾病,改善群众的心理健康。105
2014年8月26日,新疆组织部在一份公开工作报告中说,该部将提拔六名带头在公开场合或媒体上批评“三股势力”的少数民族官员,106并“对政治上不够坚强、关键时刻不敢发声亮剑的65名考察对象,取消提名资格”。107
四个月后,在时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的指示下,宣传部准备了讲课提纲并组织了“宣讲团”。108“宣讲”指的是一组讲演者用数周或数月时间在村庄和乡镇的学校或体育场巡回讲演,听众从几十到上万人不等。109演讲者通常包括党和政府官员、执法人员、宗教领袖、教师、被拘留过的人、心理咨询师,110以及被称为“草根宣讲员”的普通公民。111在再教育运动期间,司法厅和其下的“促进和谐预防犯罪宣讲办公室”在动员和组织“宣讲团”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112
2017年4月,新疆自治区统战部在乌鲁木齐举办了一系列“三爱、三反”研讨会,持续了十多天,有近千名来自新疆社会各界的代表参加。113“三爱、三反”是来自习近平名言的一句口号,全称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反分裂、反极端、反暴力”。114
“三爱、三反”很快成为新疆各地宣讲和亮剑仪式的主题,115并被扩展为“三爱、三反、三感恩、三祝愿”。在这些仪式上,常被诵读的“三感恩”和“三祝愿”内容如下:
感恩伟大祖国,感恩中国共产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健康,祝愿各族人民团结和谐。116
升旗仪式、宣讲和发声亮剑经常合并进行,随后在国家媒体上公开,媒体常报道参与者在仪式上情绪激动、不禁流泪。117
在新疆的两次运动中,当局还推广了名为“大声讨、大揭批”的批斗会。这些仪式涉及到公开谴责那些被指控为“两面人”的个人,118并呼吁公众举报身边的“两面人”。119
在基层,“访惠聚”工作队、驻村管寺管委会和居/村委会也组织规模较小的宣讲活动。120据报道,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有1.2万个“访惠聚”工作队和110万名官员在新疆南部地区深入居民家中进行“去极端化”宣讲。121政府机构(如检察院或法院)、居/村委会干部、全国妇女联合会地方分会和私营企业都组织过“发声亮剑”仪式。122
再教育营
研究人员发现,在再教育运动期间,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理由非常广泛,包括宗教表达(斋戒、祈祷、戴头巾或留胡子)、123境外联系(过去曾去过海外、与国外的人有联系或申请护照)、124触碰到未经批准的信息(使用“快牙”或WhatsApp)或生育太多孩子。125如本报告第四章所述,有时候,拘留一个人并不一定需要理由。
2015年,新疆的一些党政机关开始起草“去极端化”规定,涉及的部门包括政法委、公安厅、司法厅等等。126经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于2017年3月29日颁布。2018年10月,当局修订了该条例,追溯性地为再教育拘留设施提供合法性。127
如本报告第三章所述,“三位一体”机制直接负责把维吾尔人移交给再教育营。自2018年起,新疆县级和地级的再教育营由教培局正式管理。128监督教培局的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领导小组”,该小组由当地党委书记领导,由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和卫健委的官员组成。129
在喀什市,ASPI的研究人员发现,至少有五个再教育营是2017年后建造或扩建的。1302017年喀什新建拘留设施的预算是975万人民币(300万美元)。在教培局成立之前,这笔预算由林业局负责。131
被拘留者必须学习各种课程并通过考试,包括政治思想和汉语。当地教育局负责出考题、评分。132理论上,被拘留者的考试成绩是释放他们的主要标准之一。133
克拉玛依市的一份官方文件显示,被拘留者从再教育营释放时的手续工作由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处理。134在南疆的鄯善县,被拘留者的食物和生活费用由司法局承担。135
“访惠聚”
如本报告第三章所述,“访惠聚”是一项持续的政策,它将官员们(多为汉人,也有平民)下放到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家进行家访或居住,期间对这些家庭进行监视和思想灌输。136“访惠聚”的中文全称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2014年2月,新疆党委宣布了首轮“访惠聚”活动,并计划在三年中派出20万名干部到基层的社区和村庄去。137后来,“访惠聚”与一个名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类似项目合并,138截至本文撰写时,项目仍在继续。
“访惠聚”项目由各级组织部下的访惠聚办公室负责领导和组织。1392015年,新疆组织部出版了几本“访惠聚”手册,告诉参与者如何处理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当一个家庭拒绝官员进入其家中时该怎么办,或者如何与被拘留者的家人互动。140除了短期内提高党国在新疆的能见度外,“访惠聚”项目的意图也在于通过重组基层的政治格局来巩固党在基层的长期控制。141
截至2016年,新疆访惠聚办公室由组织部长马学军领导,142成员包括统战部、宣传部、党校、妇联、新疆政法委等部门的官员。143
2016年10月陈全国上任后,新疆党委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倡议,144要求所有新疆的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融入维吾尔人或其他少数民族家庭的生活,成为他们虚构的“亲戚”。145
2017年12月,新疆党委启动了第二轮“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派出超过112万名干部和平民进入原住民家庭,每两个月居住五天。146从日常工作上来看,“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是“访惠聚”的延伸,并与“访惠聚”合并,147尽管“民族团结一家亲”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隶属于统战部,而非组织部。148
自2017年以来,管理自治区访惠聚办公室的“自治区访惠聚领导小组”由陈全国亲自领导。149同年,新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发了一套信息管理系统,以提高“访惠聚”的效率。150
新疆几乎每个部门和办公室都会派干部参加“访惠聚”项目,包括那些通常与监视或民族政策无关的部门,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151以及农牧业机械管理局。152
强迫劳动
在再教育运动期间,来自南疆农村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称为“富余劳动力”或“贫困劳动力”,并被送往新疆其他地区或其他省份的工厂工作。153据国家媒体报道,当局打算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培训60万名来自南疆的“富余劳动力”,并把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工作。154
ASPI之前的报告《待售的维吾尔人》 (Uyghurs for sale)指出,在远离家乡的工厂里,维吾尔工人通常和其他工人分开住,并在工作时间之外接受有组织的汉语和意识形态培训。他们受到持续监视,宗教信仰被禁止。155中国媒体2017年报道说,在党的干部到偏远的皮山县的各家各户施压以前,没有一位村民自愿报名加入劳动力转移计划、前往4000公里外的安徽省工作。156
新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接负责这些大规模的工作分配。该部门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免费培训”,157并为参与企业提供补贴。158
2018年底,自治区成立“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地区有组织转移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劳动力转移工作,由自治区组织部长领导。159该小组的地方分支机构通常由各地党政领导牵头,由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调。1602017年,哈密市伊州区的一份政府文件指出,该地劳动力转移工作小组向其成员部门分配转移名额。161另一份政府新闻稿称,尼勒克县的每位官员都被分配了转移名额。162
多份各级政府文件表明,转移就业人员有人负责看守,行动自由受限。163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雇用双语看守来监督少数民族工人,并运行一个名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管理系统”的监控体系,实时追踪工人。164
焉耆回族自治县的一份政府文件显示,未经县级和地市级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转移来的工人不得离开工作岗位或回家。165任何与工人行为有关的“异常情况”都会被报备给县级政法委、公安局和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166《华盛顿邮报》记者2020年访问青岛的一家耐克代工厂时,也发现维吾尔工人不被允许回家,并且工厂的外观好似一座监狱。167
作为劳动力转移计划的一部分,新疆内外的多个部门被要求负责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特定行业“落实岗位”。168这些“创造就业”的行为并非提供福利,而是迫使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离开他们的家园,打散社区和家庭。169被转移的工人通常在18岁至40岁之间,170其中许多人留下了孩子、老人和牲畜。171例如,在实施劳动力转移计划后,叶城县(维吾尔人占93%172)有2428名老年居民、1941名儿童和约33.69万头牲畜被留给国家照顾。173
新疆发改委将工人转移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国有项目。1742017年至2019年期间,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1.6万名“贫困劳动力”向国有企业转移。17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工人转移到公益性岗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工人转移到纺织、服装、农业和电子制造业。176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工人转移到建筑行业。177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协调,将民营企业引入南疆,为转移就业做准备。178
其他理论上劳务无关的党政机关也参与了劳动力转移。例如在2019年,于田县妇联将50名妇女送到山东青岛的一家电子厂工作,另将500名妇女送到乌鲁木齐从事家政和餐饮服务工作。179
“访惠聚”工作队还走访了一些家庭,并进行了“调查”(具体调查内容未写明),试图说服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接受被分配的工作。180
人口控制
在再教育运动期间,新疆当局对“违法生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以压低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率。181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少数民族妇女,一经发现则面临高额罚款、纪律处分、拘留和强制绝育等。182甚至早在1992年发生的“违法生育”都受到追溯性地惩罚。183
因此,在2017年到2019年的两年间,新疆政府公布的生育率下降了近一半(48.74%)。184在原住民比例较高的南疆,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加剧烈。185这些“计划生育”措施专门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群体,而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党国为了提高出生率,正在试图阻碍汉人妇女进行非医疗必须的堕胎。186
一份泄露出来的墨玉县拘留名单显示,187484名被拘留者中有149人是因为子女过多而被拘留的。1882017年,维族水果商人阿卜杜舒库尔·尤玛(Abdushukur Umar)被关进再教育营,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他的亲属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当局告诉他们尤玛有七个孩子,每个孩子多判一年,所以被判了七年刑。189
新疆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由新疆卫健委负责。仅在2020年一年,新疆卫健委就花费1.4亿人民币(合2200万美元)用于降低出生率和打击南疆的“违法生育”。190继2017年和2018年新疆卫健委出台计划生育工作指示后,191新疆各地区、192县、193乡以及政府部门和公司内部都成立了“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194
该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设在卫健委内,其成员包括来自各种党政机关的官员,如公安局、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妇联、纪律检查委员会、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司法局等。195于2017年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也将上述大部分机构列为帮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部门。196
在基层,居/村委会书记、“访惠聚”工作队、计生工作人员和网格员负责对实施与违法生育整治行动相关的日常工作。197惩治违法生育是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业绩指标,198而官员们本人如果一旦被发现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就可能立即被降职或解职。199
在减少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生育的行动开始之前,习近平曾在2014年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优化人口资源”。201兵团是以汉人为主的准军事组织,它将该指令理解为优先人口扩张,特别是在维吾尔人为主的南疆。202
第八章: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中共党国的治理方法,阐明了新疆的人权侵犯是如何进行、由谁来执行的。以实现政治调整为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运动并非是旧时代的产物,相反,它们正发生在中国社会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当下的时代。而且,新疆的运动沿着种族和宗教两条线展开,产生了十分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也是众多民主国家第一次近距离经历中国的大规模运动,同时有意或无意地消费其产出,如强迫劳动的产品。203
新疆官僚机构的内部运作和中国更大范围的威权统治模式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事实上,新疆两次运动期间使用的许多治理手段是在其他地方构思出来的,如2004年北京率先启用的网格化管理制度,204以及2015年在西藏先行的十户联防制度。205
新疆的一些治理手段也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推广。2017年,新疆政法委接待了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省份的22个考察团。2062018年,宁夏政法委书记张韵声在视察了新疆的维稳指挥部和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后,表示要“学习借鉴”新疆的经验。207同年,香港政府的反恐专责组也高调访问新疆。208
研究人员应该进一步分析中国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心理驱动因素、其产生的集体创伤以及社会影响。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过个人创伤的高级官员都在近年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帮助策划了新疆的镇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两个例子是朱海仑和习近平。两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接受过再教育——朱海仑在新疆,209习近平在陕西农村。210他们两人后来后声称艰苦劳动的经历磨练、转变了他们的心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近平的家庭受到迫害。分析人士认为,当年为了度过难关,习近平变得“比红更红”。211如今借用毛泽东的手段,他调动了中国官僚系统的大量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稳定和服从,维吾尔和其他原住民社区首当其冲。本文探讨的两项运动已经导致新疆汉人和原住民社区之间越来越难以互信、彼此怨恨。212
没有在党国系统内进行的根本的清算,没有在整个中国社会上对种族关系和定居殖民主义更广泛的反思,新疆运动式的政策难以被撤回,两次运动中产生的无数冤案也不会得到平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