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谈了丰县事件之后，微信后台收到很多“问候”，那我们就继续敞开说一说。

关于此事的讨论，要么是基于女权或性别平等角度，爱憎分明，杀伐果断，要么是基于公民的监督权，掷地有声，义正词严，这当然解气，但未必能真正“解救”。

上述声讨不可或缺，但只是基于情绪的愤怒是不够的，只从法律角度问责也是不够的，这也是我坚持从残障权利视角看待的原因。

残障权利视角，可以让我们更有敬畏感，更具开放性，看到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关心旋涡中心的个人状态，尊重其个人选择，意识到他们的权利是不会自动实现的，而是需要特定支持的。

1、忽视。

残障视角让我们重视其所处的障碍状态，而其他视角往往直接忽视了这一点。

关于丰县事件的讨论，很多人将其称为“被拐女子”，尽管目前并没有拐卖的直接证据，大家还是愿意直接加上这个标签，但对其智力障碍、精神障碍的状态，却少有理会和重视。

残障群体的社会悲剧之一就是“不可见”，而现在民间关于丰县的讨论，仍在延续这一惯性。

忽视这一状态，容易造成两个问题，一是看不到智障、精障女性受害的比例之高。

就拐卖妇女案件，法律人晓焱梳理了从2014年到2021年的400多份判决书，发现涉及被害人精神疾病的判决书为81篇，几乎均为中国籍，占比约18%，确切记载有经鉴定被害人患有精神障碍、无性自我防卫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的文书为27篇。

从这一数据来看，智障、精障女性受害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群的8倍。

二是看不到解救之后的困难，找到原生家庭或送到精神病院，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

有的智障女性本就是自己走失的，或是被家人“卖”掉的，或是出身智障家庭，找到其家人并不容易。以丰县事件为例，当地公安比对过后，没有找到相应的失踪人口信息。

有的师友寄望于精神病院，拜托，一关进进去几个月，见不到其他人，确定不会受侵害吗？

公益人陈竹沁曾在《河北“光棍村”往事》中提到一个案例，魏县一已婚智障女子被婆家送到当地精神病院，封闭治疗三个月，出来时怀孕了，胎儿已经八个月，另一方还说是自愿。

很多人不相信丰县的调查通报，那就这么相信当地精神病院的能力吗？至少，我是存疑的。

对其他被拐卖的人群来说，“解救”是最关键的，但对智障精障人群来说，后续支持才是最关键的。

2、拐卖。

由丰县事件引发的讨论铺天盖地，几乎都是关于“拐卖妇女”现象的，比如《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对11名女研究生被拐骗案的沉重思考》、《盲山导演放弃版权》、徐州拐卖案例等。

这让人越发认定，丰县事件就是“拐卖妇女”，朋友评论说，“拐是铁证如山了，只是卖还需要证据。”

但其实，关于拐卖，还只是民间的怀疑和推断，目前都没看到相应的证据。

我不太清楚，之前关于拐卖是怎么认定的，只是需要证人口供，还是需要相应物证？

所谓“收留“，是从1998年开始的，20多年前的事情，怕是很难取证了，只能凭借当事人的记忆，而该女子的智力、精神状态堪忧，其回忆和说法到了法庭上能被采信几分是存疑的。

拐卖妇女的现象的确严重，但就丰县个案来说未必符合，也未必能被认定。情绪能够理解，但如果没有相应证据，我们就在讨论中将其默认为“拐卖”，这对当事人是不负责任的。

可以讨论的一点，是涉嫌智障、精障人群的拐卖案件是否适用“举证倒置”原则。

一般来说，刑事案件有“无罪推定”的原则，民事案件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如果在人口拐卖案件中涉及智障、精障、未成年时，因为他们行为能力受限，还是潜在的受害方，所以需要可能的加害方自证无罪，拿出相应证据证明这不是拐卖、不是强奸、不是虐待。

不过，这也可能造成对智障、精障人群的过度保护和社会隔离，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权衡。

3、强奸。

很多人将丰县事件默认为强奸，直呼其“丈夫”为“强奸犯”、“老渣男”，这种称谓一是没有相应证据支撑，二是忽视和否认了智障人士的自主决策能力，反倒是对权利的伤害。

首先，并不是所有智障人士都没有行为能力，如果默认和智障人士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那就否定了他们的性自主权，进而他们也会丧失生育权。

智障人士也有结婚的权利，只要认定是他们的自主意愿就行，丰县事件中二人的婚姻关系是否有效是需要查证，不排除女子被强奸的可能，但也不排除她自愿的可能。

至于“八个孩子”，和“强奸”也不一定有关系，不是孩子多就是强奸。“孩子是谁的”也不是重点，关键是发生性关系和怀孕女方是否自愿，需要听到她本人的声音，也需要相应的查证。

其次，是否属于强奸、婚姻是否有效还和女子的年龄有关。在丰县通报中，我们没有看到她的年龄，不确定她的真实年龄有多大。

如果她怀孕时还不到十四周岁，就可以确认为强奸，如果登记婚姻时还不到二十周岁，那这段“婚姻”关系也应该宣告无效。

4、虐待。

很多人被镣铐栓人的场景激怒，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虐待。

但真正在农村地区生活过，接触过精神障碍的人士，就知道这件事不是那么黑白分明。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们村有个精神障碍人士，因为排行老三，大家都叫他“傻三”。

我们上下学，有时要从他家院旁路过，都是狂跑过去。传言他会打人，家里穷，没有院墙，家人也用绳子把他拴起来，每天送饭。

小孩子不懂事，有时还会拿东西投他，投完就跑。

现在回想，不知道是污名带来的恐惧和欺侮，还是真的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大家都知道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所以家里大人都会告诉孩子，要远远躲开。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吗？

但农村穷，有几家支付得起治疗和生活费用啊？而且精神病院大一些城市才有，送过去之后，一年到头家人还能见到几次？

昨天有朋友说到她们支持的一户家庭，女子被锁在屋里，整天光着身子，家里四个孩子，丈夫说她是“精神病”，提到就叹气。

几乎每个农村，都有这样一两家。

还有，我在昆明遇到的自闭症青年。大堂裸奔、打他父亲，如果没有专业社工在身边，有几个人能约束得住，那时只能报警，把他关起来。

他还真怕报警，知道被锁起来不好受。

回看丰县女子的事情，根据目前的材料，还很难确定这是不当约束还是故意虐待。

根据丰县官方的通报，女子是去年6月患病之后，才被锁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临时约束，不妥当，但在现实条件下，他们未必能有更好的做法，需要的是告诫、是支持。

但如果该女子一直是被镣铐锁脖，甚至精神障碍都是因此造成，那就要确定为虐待了，追究其“丈夫”及家人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应该追究当地相关人员的渎职责任。

这些还需要调查，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农村地区很多精神障碍人士和家庭需要专业支持，需要专项补贴，从而让精障人士的生活更健康、更有尊严，同时又不会对他人构成危险。

5、真相。

这两天和一些师友有过讨论，大家观点各异，最后的落脚点，又回到了“先从真相开始”。

可是，什么是真相呢？如果和大家的想法不一致，还叫不叫真相？新闻报道、官方通报叫不叫真相，或者怎样的报道和通报才叫真相？如果这些还不叫真相的话，那谁说的才是真相？

我理解的真相，分为一个函数、三个坐标：

（1）客观真相。这是所有过去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客观存在，但不一定能有办法看到。

（2）法律真相。这是有关键证据、有完整逻辑、经司法部门认可的真相，能自圆其说、被人信服，但未必能全面、准确地呈现客观真相，有时还会有方向性的出入。

（3）报道真相。这是有关键细节、有完整时间表、有相关人士说法的真相，可以从多个角度还原、追溯客观真相，但在报道中未必能全部呈现，而相关说法的真实性也很难保证。

（4）社会真相。这是有复杂因果的真相，可以看到问题的成因，可以看到解决的方案。但就个体来说，每个人看到的社会真相都是有限，被个人的经验、情绪和观点所局限、所构建。

客观真相我们无法企及，但可以去追求法律真相、报道真相和社会真相，以期无限接近。

就丰县事件来说，因为缺少法律真相、报道真相，所以我们目前只能看到被群体经验、情绪和观点构建的社会真相，而社会真相，往往是有局限的。

一是多维度容易变成单维度，我们看到女性的伤害，但没看到残障的存在。

二是将现象真相默认为事件真相，未经调查，很多人就已认定拐卖、强奸、虐待、渎职等。

三是没有认识到，事件真相可能永远无法查清，比如，该女子的原生家庭。

四是追求事件真相时，没有意识到真和善的张力，没必要的求真，反倒可能带来伤害。

不少人呼吁调查“八个孩子的父亲”是谁，怀疑另有他人，但首先该调查的是，该女子的性行为和怀孕生子是否自愿，是否被他人强迫，要想办法听听她本人的声音。

如果她自己愿意，外界根本不用操心孩子父亲到底是谁。如果她不愿意，再去调查追究。

该女子在一则视频中说，“这一屋子的人都是强奸犯”，相比“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这句更值得重视，更需要专业人士介入，询问查证她具体指的什么。

6、换位。

前天文稿下边，很多人主张换位思考，比如：

“说一千道一万，如果是自己的妈妈、姐妹、女儿，试试看。”

“关键是8个孩子的妈是天生智障，还是被打成智障的。如果是你的姐妹被打成智障，满口牙被拔掉，跟个老畜牲生了8个孩子，你还会如此清醒吗？”

其实，的确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自己是当事人呢，是这家的孩子呢？

换位思考，需要代人当事人的视角、经历和感受，而不只是换个位置，用的还是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作文《我的傻娘》、电影《海洋天堂》等，看哭了很多人，这就是智障、精障家庭的缩影。

其次，智障基本是先天的，但精障不少后天造成的。该女子精障的具体成因，还要深入查证。

将她置于我们的生活条件中，不管谁的亲属受此待遇，都会握紧拳头。但如果将我们置于她的生活环境中，真要作为她的家人，不排除冷漠、纵容的可能性，甚至未必意识到这是伤害。

这才是换位思考的意义。看到事件本身的复杂性，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

7、尊重。

先是称谓。很多讨论中将该女子称为“疯女”，看上去是为其声讨正义，但对她本人又缺少尊重。

这一称谓，和“傻子”、“瘸子”、“瞎子”、“聋子”是一类的，是涉嫌歧视、要被摒弃的词语，尤其是在公共讨论中。

“疯女”的称谓，还会带来污名化，从而忽视她本人的声音和意愿。

再是描述。镣铐锁着脖子，“像条狗一样”，的确，这符合事实，但要不要这样说值得商榷的。

她本人愿意不愿意被这样描述，她的孩子长大后看到这样的描述会怎样想，是有些纠结的。

还有影像。初期的影像，客观上有助于事件的传播，但后期仍采用她本人的照片，不加任何处理，这是对隐私权的侵害。

她的长子反感，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尽管人身权更重要，但在不影像保护其人身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稍加注意，这也算是我本人的自省吧。

真正的尊重，是需要耐心、需要倾听的，倾听她的回忆和感受，尊重她的意愿和选择。

这不仅有助于还原事件真相，也有助于她以后的权利保护。

比如，她在视频中说过，“这一屋子的人都是强奸犯”，这就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还有她对家乡、家庭的描述，也可以作为寻找其家庭的线索。

再如，她愿意呆在精神病院，还是回到那个“家”中，或者去到什么地方，想跟哪些人在一起，应该由她自主决定的，是否对社会有潜在危害，也是需要鉴定的，没鉴定，就不该强迫住院。

出于对她本人的保护，这些询问应该是由专业人士在场、现场直播的。

结语

公民权利天赋法定，但并不是必然能够落实的。有时需要社群争取，有时需要外界支持。

残障权利视角，讲究支持性自主决策和合理便利，就是因为看到部分人群在实现权利时是存在障碍的，是需要外界的专业化、个性化支持的，支持的同时，还要尊重当事人本人的决策。

在人口拐卖案件中，智障、精障人群受害的概率是其他人群的8倍，有不少是多次受害，不就是因为他们得到外界专业支持不够，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又不受尊重吗？

丰县事件也是如此。问题解决的起点，要从倾听当事人的声音、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开始。

期待丰县的现场直播，有外界专业人士在场，给关心这一事件的所有人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