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记忆：那位被公审判刑的郝同学现在可好？
应该是1978年，我上小学三年级。
夏初的一个早自习课上，正当同学们摇头晃脑、书声琅琅一片嘈杂之际，教室门被轰然推开，除了班主任薛老师外，同时还进来两位面孔生疏的中年男人。只见薛老师一改往日和蔼的表情，一脸凝重地度上了讲台，背操着手，一言不发，自顾自地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而那两个陌生的男人像猎狗一样在课桌的过道间来回穿梭，并不时地驻足在某个学生面前，用一种近乎恶毒的眼神审视着学生们的表情变化。霎时间，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惧气氛把整个教室禁锢起来。
沉寂了大约五六分钟，薛老师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低沉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学们，请大家都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放在桌上。接着薛老师拿起粉笔，一笔一画地在黑板上写下几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倒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对历史倒退”、“向雷锋同志学习”。薛老师接着说：“请同学们把这几组字写在你们的纸上，交到我这里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一幕始终没有从我脑子里抹去。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当时的压抑和恐惧。在当时幼小的心灵当中，我突然产生了一不祥的预感，所以借着不易被发觉的“有利位置”，我用左手临摹着老师的那些文字。但我的那点小聪明很快被那个猎狗一样的男人发现了，并当众把我提了出来。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我被勒令停课接受老师和校领导以及几个陌生人的讯问。讯问的内容大致是，你为何用左手写字？出于什么目的？当然我没有左手写字的习惯，但我真的无法表述清楚用左手书写的本意。
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把我当时的行为理解为“恶作剧”，但真的不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完全没有恶作剧的概念和这样的突破性思维。多年以后，我为此事的解释是“犯罪共疑”，应该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吧。也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了，但在没有被确认之前，与其同处的其他人一样会被受到怀疑，而这样的嫌疑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恐慌，完全属于正常的心理活动。而正是这样一个下意识的举动给我少年的心里打上了羞辱的烙印。在停课的三天中，我当着全体师生的面作了三次深刻的检查。
事实果然印证了我的预感。五天之后，真正的“元凶”被擒获了，他是五年级某班的14岁少年郝聪明（音）。据说，郝聪明同学上厕所的时候，在墙壁上写了诸如“打、倒、华、国、锋”之类的字样，与此同时，在厕所门口还发现了“打倒XXX”等模糊字迹。一个政治意识极度敏感的老师将这一重大发现及时报告了校领导，学校汇集众教员经过实地查证，并对上述文字经过重新组合，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又报告了公安部门。所以才有了几天前我们班主任会同公安干警进行的那一幕紧张、恐怖的笔迹比对。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幕不止出现在我们班，所有的班级，所有的师生在同一时间共同经受了那一场生命随时可能窒息的考验。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场对生命的考验，来自于几天后对郝聪明同学的公审宣判大会。公审大会的会场设在忻州一中（现在的忻州第六中学）的大操场上。初夏的阳光像一把把明晃晃的匕首投向审判会场，来自全县（当时忻州称忻县）各个学校的师生都聚集在这里听审。尽管烈日当头，但一点没有抑制全体师生的亢奋情绪，在一片“打倒郝聪明”、“华主席万岁”的呐喊声中，14岁少年郝聪明被麻绳五花大绑着押向审判台。由于罪犯身高不足，最终被勒令站到一张高凳子上示众。经过2个多小时的公审后，郝聪明同学被当众宣判有期徒刑，具体服刑年限记不清了，但现在想来应该是一个不短的年限。
记得公审大会结束后，我们的班主任薛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还好聪明呢，就一个傻蛋！” 这一事件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我重新拾起记忆，并用文字将它记录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少年的感伤和屈辱，留下的是更多的思考。历史终究归于历史，是无可改变的，但愿生命在向纵深处延展的时候，不要再有这样的经历植入记忆。（大漠鱼）
